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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

添加时间:2017/03/16
  我们先来看一下司马迁写《史记》的编导手法,在他的笔下如何描写孟老夫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来写传记,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应该分开来,单独地写。但是司马迁往往会把一两个人的列传合起来写,或者连带几个人写成一堆。难道他是为了节省稿纸,节省笔墨吗?不是的,他是把历史上同一类型的人和事,或者类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来写成一篇。我们读了,可以作一强烈的对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启发,从历史经验的镜子中,反映出立身处世的准则。
  
  因此,司马迁写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类型的荀子写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传》。在这一篇里,他又举了很多与孟子、荀卿类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辉映。
  
  看来他好像偷懒省事,或者是认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传记似的。其实不然,一个文人笔下的传记文章,如果有意乱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话,小题大作,大可洋洋洒洒,各自构成专篇。可是司马迁的风格,是有他的哲学的、学术的中心思想,他绝不愿意乱来。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带出了战国当时一大堆的有名诸子,并非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我们读《史记》,几乎和《春秋》三传一样,任何一字一句,绝不可以轻易放过。甚至《史记》中任何一个表,都不是随便绘制的。
  
  他写孟子、荀子,同时又连带写出与孟子相同时代中的风云人物,如商君(鞅)、吴起、孙子、田忌。又说“齐有三驺子”,当然极力描写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谈天文、说地理、讲五行之学,大受当时人们所重视、尊敬,不像对孟子那样的冷落、凄凉的--驺衍。
  
  从驺衍以次,又说:“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骄、驺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当然,也包含了同一时代性的人物关系。
  
  再以后便写荀子(卿),由荀卿而连带说到庄子、墨子、公孙龙、剧子、李俚、尸子、长庐、吁子等等。不过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我们要注意他这句“不论其传”一词的涵义,很有深度,也颇有味道。
  
  最后,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节关于墨子的事,这是对墨子时代还待考证的附带说明。如说:“盖墨子,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我们读《史记》,随处可以看到司马先生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启发性,与睿智存疑等等的编导手法。所以说好好地仔细读它,可以启发慧思。
  
  我们读《孟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一开始,便可以看到孟子当时一种受尽冷漠歧视的味道。同样地,司马迁写孟子,首先也引用了这一段,然后才说到孟子的籍贯、出身、学历,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至于说孟子并非子思的学生,则是另一考据的问题。司马迁很可能弄错了)。《史记》上的这篇也和《伯夷列传》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只说孟子阐述孔子的学说思想,作了七篇书,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孟子》。
  
  古今中外,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多么伟大,能影响干秋万世的人物,在当时,大多数都是那么凄凉寂寞的。就因为他在生前不重视短见的唯利是图,对自己个人,对国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样的人,如果当时稍微将就一点,自己降格以求,迁就一点现实,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
  
  驺衍和孟子的强烈对比
  
  在孟子见齐宣王、梁惠王,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们慢慢且看《孟子》的文本,便可知道。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是以驺衍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撤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我们读了这段历史资料,便可以看到与孟子同一时代的驺衍,也同孟子一样去见过齐宣王、梁惠王。甚至还到过燕赵两国,受到燕昭王无比的崇敬。他当时的声望之高,所受各国诸侯们的欢迎款待,那种威风,那种排场,假如从重视现实虚荣的社会眼光来看,驺衍当时的威风架子实在摆足了。哪里像梁惠王对待孟子那样,毫不客气地称呼一声“叟!不远千里而来。”满不在乎的味道。至于齐宣王,对孟子也并不表示太大的欢迎。
  
  可是驺衍呢?“重于齐”,他在齐国极受尊重,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也连带地受他影响,都受到齐王的敬重、优待。
  
  驺衍到了魏国(梁),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等于现代,一个国家的领袖,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他一样隆重。而且梁惠王以国宾的大礼接待驺衍,所谓  “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就是当时现场实况的纪录。
  
  驺衍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行撇席”,赵国有名的权贵豪门平原君,不敢和驺先生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比礼宾司的大礼官还要恭顺。到了行馆以后,请驺先生坐下,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把那个座位打扫清洁一下,表示恭敬。
  
  可是这种情形,在古代文字的艺术上,司马迁只用了四个字,便描述得淋漓尽致,他只用“侧行撇席”就够了。由此看来,今古文学写作的技巧艺术有如此的差别,所以现在从白话新教育入手的青年同学们,便要特别细心地去读,去研究,不可以马马虎虎。
  
  驺衍到了燕国,那更神气了。当时鼎鼎有名的燕昭王,“拥彗先驱”,亲自到国境边界去接他,而且手里还拿着清道用的扫把,表示作他学生一样的为他开道。接到了王宫以后,“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请求作他的学生,愿意和驺先生门下那些弟子同样的受业。因此特别为了驺衍新建一座碣石宫来供养他,常常亲自到驺先生所住的地方来听课,和一般学生对待驺老师同样的恭敬。
  
  我们读了司马迁这几句书,可以看到他用简短的文字,就把战国时期享有盛名的学者之光荣事迹,扎扎实实地记述下来,而且特别只附带写在孟子和荀子的传记里,这岂不是一种极高明的编导手法?拿当时极受尊敬的驺衍,和备受冷落的孟子作强烈的对比,给大家看。这是历史时代的悲剧?还是人生的悲剧?抑或闹剧?或者是现实荣华和千古盛名的对照呢?这就要大家自己去深思,去自我启发了。
  
  现在许多人都在感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太重现实。其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人活在世间,就要生存;渐渐地,慢慢地,不知不觉就会重视现实。感叹别人重视现实的我们,在基本的生活和生存条件上,老实说,有时又何尝超越现实?何尝不重视现实呢?只是角度不同,观点不同,程度不同而已。
  
  可是却有极少数的人,他始终漠视现实,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为千秋万代着眼。因此,也就受到人们一种超越的崇敬,称他为“圣人”了。
  
  这个道理,其实不用我们来说,司马迁在《孟子》这篇传记里,已经很巧妙地透了消息。他在本篇里评述驺衍说: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在全文里,他说驺衍先用阴阳玄妙的学术谈天说地,讲宇宙人生与物理世界因果交错的事,玄之又玄,妙之又妙,听的人各个为他倾倒。其实驺衍这套学术,就是中国上古理论物理科学的内涵,也是上古科学的哲学内涵,如未深入研究,也不要随便轻视。
  
  不过,以司马先生的观点看来,驺衍他的本意,也和孟子一样,深深感慨人类文化的危机,尤其当时国际间政治道德的衰落,社会风气的奢侈糜烂,他为了要有所贡献,希望改变时代,只好先推一套容易受人欢迎、接受的学术出来,玩弄一下。其实,他的本意,还是归乎人伦道义,所谓“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他那些谈阴阳、说玄妙的学术,只是建立声望的方法而已。所谓“始其滥耳”.
  
  当时那些王公大人们,一开始接触到驺先生的学术思想,惊奇得不得了,都愿意来接受他的教化。等到驺衍真正要他们以人伦道德来作基础的时候,他们便又做不到了。
  
  这种现象,你只要看看秦始皇、汉武帝他们的求仙求道、求长生不老的历史故事,以及当代一般学各种宗教神秘学人们的作为,便可了解“千古皆然,于今尤烈”.
  
  再从轻松一点的角度来讲,也正如清人赵翼的感慨,一个人若是要求文学艺术的成就,往往和现实生活发生冲突,产生矛盾不安的心理。因此,他的《论诗》中说:“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处世的哲学问题
  
  司马迁的论述观点还没有完,他又说:
  
  “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代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面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柯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柏欲内圆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缨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倘亦有牛鼎之意乎?”
  
  这里劈头第一句话,就说驺衍在那个时代,“其游说诸侯见尊礼如此”,受到国际间尊重的情形,有上面所说的种种荣宠。跟着便说驺衍当时的情形,哪里像孔子周游列国时,还在陈蔡之间,受到饿肚子的遭遇;又哪里像当时的孟子,始终在齐梁之间受到穷困的苦恼。
  
  但是,话又说回来,世界上的人和事都很难说,有的人一味重视现实,有的人却轻视现实。例如周武王以仁义作号召,结果讨伐纣王以后,自己做起皇帝来了。所以像伯夷、叔齐他们,觉得这种假仁假义是很可耻的事,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也不下山来吃他周朝的饭。
  
  接着,司马迁又以孔子为例:卫灵公有一次问他军事方面的事情,孔子闭口不答。孔子并不是不懂军事,只是不愿意再加重他们军国思想的野心而已。
  
  同样地,梁惠王在出兵侵略赵国之前,也向孟子请教过,结果,孟子避开正面的问题,只告诉他周代的先祖--大王(古公亶父)的一段故事。古公亶父原本定居在豳(又作邠),由于政治清明,人民生活非常安乐。后来受到戎狄的侵犯,国人愤慨,要起而对抗。但是古公亶父却不忍心战场上的杀戮,于是忍痛离开自己的乡土、国业,改迁到歧山山下。大多数的豳人,由于爱戴他的德政,也都随他迁居。而后经由季历、文王的发扬光大,各地人民自动前来归附,竟拥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到武王时,很轻易就取代了残暴的纣王,而改国号为周。
  
  司马迁接着说,孔子、孟子他们,并不是不懂得怎样去“阿世苟合”,向时代风气妥协,为了自己本身的现实利益,随便去迎合别人的意见。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肯为也。所以宁可为真理正义穷困受苦,也不愿苟且现实,追求那些功名富贵。因此,他们所讲的那些天理人伦、政治道德的理想,对于现实社会,就好比拿一个方形的塞子,要把它放进一个圆形的孔中一样,彼此都是格格不入的,哪里能够达到救世济人的目的呢?“持方枘而内圆凿,其能入乎?”
  
  随后司马先生又举例:商汤时代,伊尹不得志的时候,为了实现他的理想,想尽办法,去作商汤的厨师。因此受到商汤的赏识,请他当辅相,发展了他的抱负,使商汤成为历史上的名王,他自己也达到实现理想的目的,而名留千古。
  
  又像春秋末期的百里奚一样,在他穷困的时候,只帮着那些赶牛车的人喂牛,混口饭吃。但结果他利用了喂牛的机会,而受到秦缪公的重视,请他当辅相,因此使秦始皇的上代富强起来。
  
  这些过去历史上的人物也不错啊!为什么呢?有理想,有抱负,尚未得志时,不妨将就别人一点,先取得别人的信任,肯与你合作以后,才慢慢地引导他们走上大道。“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那也是一种处世的办法啊!
  
  比如像驺衍,他当时的学术、言论、思想,虽然看起来很怪,不合于学问的大道,好像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是他因此受到国际间的重视。所以,这也许是他一种入世处世的方法。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当时那些执政者,慢慢地走上仁义道德的政治路线。那么,他的用心,也便同伊尹的拿菜铲和百里奚的喂牛一样,都是别有苦心的了!
  
  至于说,究竟是孔子、孟子那种严正的作人处世的态度对呢?还是驺衍他们那种立身处世的方式对呢?碰到这种问题,司马迁往往不下一个肯定的结论,这是很有趣味、也很高深的人生哲学的问题。有矛盾,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是与非,由读者自己去作答案。司马先生的手法,往往就是如此的高明。把一切正反两面的资料,都放进孟子的传记里,陈列摆设在你的眼前,而且也加上说明。你买了票,参观了这些资料以后,你要的是哪一样,但各取所需,各凭所好了。不过,此中含有真意,不可随便,不可马虎。
  
  附带地再说明一下,他在这篇《孟子荀卿列传》里,最后说到荀子,他有同孟子一样的理想,但是作人处世的方向又同中有异。荀子的晚年,就到了南方的楚国,当了楚国的属地兰陵(山东)地方的首长--兰陵令。后世发展成为世家大族。
  
  人生遭遇,有幸与不幸,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司马迁又不作肯定的评语,这等于你坐上公共汽车,或在公共场所,往往看到“银钱行李,各自小心”的警语一样有味道。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