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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性转变

添加时间:2020/06/12

  摘    要: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开始从"以西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使中国社会变革方式开始从伦理觉悟转向政治革命,使中国国民意识开始从家庭本位转向民族国家,使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开始从知识精英转向工农大众.五四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开端,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关键词:五四运动; 社会发展道路; 历史选择; 民族复兴;

  作者简介: 袁银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19ZDA004);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爆发的近80年时间里,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这一双重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先后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总体上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些斗争和探索表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压迫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并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拯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遗憾的是,这些斗争和探索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都先后遭受失败,新文化运动也因"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与受辱而宣告破产.然而,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及其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经过30年的艰苦卓绝奋斗,最终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从此屹立在世界东方.如果对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革命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和社会现代化的转折意义,对于先进中国人破除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迷信,选择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曾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就这种"转折"谈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

  一、社会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从"向西方学习"到"以俄为师"

  道路决定命运,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意义.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中国,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和国际地位日益恶化,民族危机和灾难不断加深,先进的中国人的救亡图存压力与日俱增.同时,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使先进的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理性认识到封建中国的落后及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扩大的差距.随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从晚清开明士大夫如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洪仁玕的带有强烈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编》,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英国、日本君主立宪制的效仿,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憧憬,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人无论来自哪一阶级、哪一派别都是在向西方寻找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真理,几乎都是"以西为师","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2]但是,这些"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道路探索,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粉墨登场闹剧之后,只剩躯壳的民国也被笑称为"挂羊头卖狗肉"而惨淡收场.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上的失败和受辱,标志着"向西方学习"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彻底破产,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先进中国人的指路明灯,"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诚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2]

  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由"以西为师"向"以俄为师"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2]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不是为了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把中国变为它们的资本输出市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以暂时缓解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转嫁国内经济危机.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与国家地位最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使得中国丧失了独立的主权,无法保护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而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只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使得列强更容易扶植"在华代理人",甚至是节省了在华的管理成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自鸦片战争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至沓来,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一旦中国国内发生致力于独立的革命运动或反抗呼声,西方列强就会横加干涉,严重的就会出现"先生老是侵略学生"[2]的惨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2]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2]由于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先进的中国人只能另辟蹊径寻找救亡图存的新方案.正当先进的中国人陷入极度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中国的民族解放之路带来了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十月革命以前,在先进的中国人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是唯一的救国方案,十月革命改变了他们的"一厢情愿".由于俄国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政治制度与传统中国较为类似,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刚刚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即在莫斯科发表《对华宣言》,承诺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领土和庚子赔款,这给当时知识界和爱国青年带来了极大鼓舞.

  十月革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越来越多的先进的中国人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形成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在先进的中国人之间形成共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与受辱为导火索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使大多数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动实质和强盗逻辑,同时也看到了工人阶级所蕴含的巨大潜能,它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特性使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先进的中国人逐步将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2]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不断扩大,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通过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三次大论战,即1919年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进行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20年同以张东荪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1921年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论战,社会主义的救国方案逐渐成为主流,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10]

  二、社会变革方式的重新转换:从伦理觉悟到政治革命

  自近代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以来,西方的发达与中国的落后逐步成为大多数统治者、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广大民众的集体性共识,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不断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挑战.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部开始了国民性问题的讨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为了给维新变法开辟道路,开始抨击中国的儒家纲常伦理和法家的专制主义.但总体而言,其社会影响非常有限.

  袁世凯在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在政治上以各种名目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独裁、复辟帝制,在思想上则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这种公开的倒行逆施的做法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同时,辛亥革命的失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名存实亡,也促使知识分子逐步意识到,单纯的政治革命只能推翻旧的统治者,如果人们的思想意识没有革新,国民性没有改变,新建的政治制度只会是一个躯壳,只能是"新瓶装旧酒".为了捍卫辛亥革命的果实,为了给新社会奠定思想文化根基,从1915年起,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也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总部也从上海迁往北京,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也随即加入.在《新青年》的带动下,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新文化运动也掀起了燎原之势.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大旗,对中国当时封建军阀的专制独裁制度和封建纲常伦理进行了激烈批判.胡适也认为,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1]

  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思想主张及其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纲常伦理所作的批判来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思想上的延续,但也仅仅只是思想上的延续,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倡导者,他们大多采取的是一种政治冷漠主义,对政治革命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直接拒斥,主张以文化、伦理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似乎只要人民思想观念转变了,旧的社会制度就会自动退却,新的社会制度就能自动生成.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扭转了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思想倾向,唤起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希望,点燃了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革命为核心手段来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热情.以新文化运动创始人为例,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陈独秀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根本,政治只是枝节问题,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单纯的政治革命所引发的变革最终也会被旧的制度所取代.在其思想启蒙的宣言性文献--《吾人最后之觉悟》中,他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12]他甚至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2]然而,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在《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中明确指出:"我们正要站在社会的基础上,造成新的政治,新的政治理想."[14]在随后的《谈政治》一文中他又谈道:"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14]并明确表示,"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4]从作为"最后觉悟"的"伦理觉悟"转向了作为"第一需要"的"政治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开始出现了一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会、团体、组织的相继建立,最终在1921年7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受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人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孙中山改组了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并且提倡和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纲领.总的来说,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先进的中国人逐步放弃了以"伦理觉悟"的文化革命来改造中国的路径,转向了"政治革命"的轨道,并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提升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高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10]

  三、国民意识的重新建构:从家庭本位到民族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只存在"家庭"观念、"王朝"观念和"天下"观念,并不存在"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交锋甚至是战争中,通常使用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与"野蛮"来区分彼此.应该说,这是与中华文明形成、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关的.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环境状况是,东面临海,西部是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南部是山地丘陵,多灌木和丛林,北部是草原和荒漠.中华民族所生活的地区大多是适宜农耕的冲积平原,东部海洋的天然屏障和西部的高山大川天然地隔开了东西两方向的强敌,稳定的农耕生活使得中华民族很早就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熟人社会"长幼尊卑"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

  中国家族群体文化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国民性的影响是深刻的.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老话有国之本在家及积家而成国之说."[18]他还举出卢作孚先生对此观点的精深阐述:"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等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的社会生活.这两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其社会的道德条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人每责备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中国人除了家庭,没有社会."[18]

  在中华民族内部,虽然也存在着"精忠报国"的思想,但这种"国家"观念其实是由"家庭"观念衍生出来的,君臣关系如同父子关系,这样的"国"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截然不同的,形成的是所谓的"王朝"观念.由此,在中国人心中又产生出一种独有的超越特定部落和地域的"天下"观念.

  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交通运输方式的革新,海洋的天然屏障被消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了,面对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民族危机感,最早的是具有切身体会的开明士大夫,但是在普通民众心中仍然将其视为同过去一样的野蛮民族入侵,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这一点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显露无遗.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化的时候,"亡国灭种"的危机才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警觉,"民族国家"观念才在大多数知识分子中间得以形成,"救亡图存"成为知识分子的集体性共识,但是"民族国家"意识并没有成为普通民众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集体性自觉.

  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面对"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与受辱,青年学生发起了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挽救民族于危亡,他们要求阻止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侵犯.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最后发展为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的大规模运动,"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1]这也是中国社会各界第一次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10]"民族国家"观念成为社会各阶级的集体性观念和价值共识.

  五四运动之后,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旗帜指引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

  四、社会发展主体力量的重新塑造:从知识精英到工农大众

  在五四运动之前,变革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主要是农民阶级、传统士大夫和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军是农民阶级,洋务运动的主导力量是清政府的地方实力派,维新变法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知识分子,辛亥革命以及作为其思想上的延续的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骨干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知识分子.无论是传统士大夫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看不起广大的工农大众,因此缺乏广泛的群众参与和社会力量的支持,难以真正撼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的坚固同盟.虽然太平天国起义从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一缺陷,但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加之缺乏先进组织的领导和先进理论的指导,最终只能重复过去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王朝更替政治.中国革命的艰巨性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身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同时革命的艰巨性又决定了只有具备先进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以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组织领导,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五四运动的爆发,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北京大学的学生是这个运动的发起者,随即蔓延到其他学校.学生的爱国行动,迅速影响了商界,商人决定停止贩运日货.学生的斗争也受到了工人的同情和支持,由学生发起的"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示威游行最后发展为全国性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正是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尽管五四运动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但是它的三个重要特征却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一是五四运动是一场群众广泛参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1]二是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工农大众的巨大力量,开始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形成民众大联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1]三是这场运动也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从此克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无产阶级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先进性的经济前提;无产阶级又是社会结构中受苦受难的弱势群体,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性的社会基础;无产阶级分布相对集中,在大生产流水线下长期熏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组织条件;更重要的是,"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5]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事业,具有道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因而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1]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革命运动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也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超越了以往所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10]

  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改变了过去精英阶层轻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不依靠不发动人民群众的看法和做法,开始正确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从此,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走上了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一方面从中国国情和工农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将自己的所掌握的先进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和工农群众的核心利益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另一方面,在与中国实际和工农群众结合的过程中,总结和提升革命的理论,形成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既有了先进理论的指导,克服了过去农民运动的阶级局限性;又具备了中国革命所必需的工农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克服了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和软弱性,因此五四运动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起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模式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向人民民主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改变了过去民主革命只为少数资产阶级服务的目标,而转向为全体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五四运动已过去百年,但由五四运动开启的中国道路和形成的五四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1] [20][23][24][2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8,700,558,559-560,565-566.
  [2] [3][4][5][6][7][8][9]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9,1470,1470,1470,1471,1471,1471,1471.
  [10] [17][21][22][27]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
  [11] 胡适文集(文明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4.
  [12] [13]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40,140.
  [14] [15][16]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29,39-40.
  [18] [1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1,12.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