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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猎人》中的他者想象与帝国叙事

添加时间:2019/05/29
  摘要:2016年度斩获多项大奖的《荒野猎人》无论从视觉上还是从故事角度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感, 虽然该片对印第安人表现出悲悯的情怀, 但如果仅据此就将该片看作是印第安题材影片的一个突破也显然十分草率。事实上, 影片更多是通过硬汉形象的塑造凸显早期定居者在恶劣环境下以及在面对“野蛮”印第安人时表现出的不屈品格, 该片终究是因循对印第安人妖魔化、类型化的他者想象, 完成了对美国“命定扩张”基础上的帝国神话的书写。
  
  关键词:电影; 《荒野猎人》; 他者想象; 帝国叙事;
 

 
  
  2016年1月16日, 《荒野猎人》 (The Revenant) 获得了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影片奖。一周后, 第69届英国电影学院奖揭晓, 该片又斩获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摄影以及最佳音响奖5项大奖。而在紧随其后的第88届奥斯卡评奖中, 《荒野猎人》又一举拿下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奖。电影讲述19世纪美国皮草商人格拉斯带领狩猎队伍深入印第安领地狩猎时被大灰熊所伤, 之后又遭到同伴遗弃、儿子被杀, 后来历经磨难而奇迹般生还并复仇的故事。
  
  影片视觉震撼, 摄影师通过高超的摄影技术充分展现出人物在参天大树、冲天绝壁面前的强烈反差, 实现了地理景观与人物之间的巨大张力, 极易引起观众的情感波动。科林·科夫特 (Colin Covert) 曾对此评论道:“通过利用一种早已被美国电影所抛弃的大胆冒险、反传统的制作方法, 摒弃数字技术, 完全依赖自然光而创作完成的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巨作。”他还高度赞扬该片“当之无愧为十年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1].同时, 科夫特指出影片中一个了不起的细节, 即演员中有许多非白人演员, 虽然没有太多台词, 但他们的出现本身就将该片与其他传统西部片区分开来, 因为传统的西部片只是突出西部牛仔与印第安人之间的互相争斗。但是, 如果据此就将该片看作是印第安题材影片的一个突破也显得异常唐突。事实上, 影片更多的是通过硬汉形象的塑造凸显早期定居者在恶劣的环境下以及在面对野蛮印第安人时表现出的不屈品格, 该片终究是因循对印第安人妖魔化、类型化的他者想象, 完成了对美国“命定扩张”基础上的帝国神话的书写。
  
  一、他者想象:行将消失的印第安人
  
  当代美国印第安裔电影导演、剧作家汉纳·吉奥珈玛 (Hanay Geiogamah) 在分析现代传媒再现印第安人时表示:“数十年来, 电影及电视对印第安人的刻画是以极其贬损的方式展开的, 这严重威胁到了最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人群的文化以及心理健康。在这个世界上, 谁又能对自己的族群被描述成残忍的野蛮人、他们唯一的沟通方式是令人毛骨悚人的嚎叫而熟视无睹呢?”[2]影片《荒野猎人》中的印第安人便是一群挥舞战斧、不停呐喊的“野蛮人”, 他们尚未受到现代文明的普照而生活于贫困与野蛮的状态下。
  
  根深蒂固的种族观使得白人将印第安民族刻画成本性野蛮凶狠、人民蒙昧、缺乏理性和教化的他者而极尽排斥与打压。在影片中主人公格拉斯娶了印第安妻子, 生下了混血的儿子, 民族间的通婚本可以化解冲突、增进彼此的了解。然而事实却是, 格拉斯的土着妻子和族人一起被白人队伍残忍杀害, 幸存的小儿子虽然能和父亲一起担任狩猎队伍的向导, 但是却受到百般侮辱, 最终也被强烈的种族偏见所害。对此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格拉斯却无力加以保护。片中那个为格拉斯疗伤的波尼族人也未能逃脱和波尼族村落一样被洗劫的命运, 当看到被吊挂在树上的尸体与他吹雪花时的可爱情形都会让观众无限惋惜。这些情景都让人联想起另外一部关于印第安人的电影--《最后的莫西干人》。印第安人似乎成了一个行将消失的种群。
  
  在人类中心主义, 确切地讲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驱动下, 白人开始在北美大陆进行资源开发。虽然在17世纪初, 第一批欧洲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曾受到印第安人的热情帮助, 开启了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第一次对话。但随着殖民者的不断涌入, 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越来越贪婪, 他们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加剧。双方本来互通有无的贸易也非公平交易, 相反却被看成是文明人对“劣等民族”的施舍。影片中那个失魂落魄的印第安老人和族人一起追寻被白人掠走的女儿, 为了加快追踪步伐欲与法国人换取马匹时, 法国人的态度直截了当:没有马匹!这一幕似乎成了印第安人与白人对话的缩影。作为弱者的印第安人, 根本没有和白人讨价还价的机会。
  
  然而, 也有评论者犀利地指出影片中存在一个明显不足, 即对那个时代的印第安人的刻画是一种歪曲的呈现。该片像所有西部片一样, 将印第安人类型化了, 所以并未对大家所熟知的“文明的受害者”以及“野蛮的敌人”的模式化刻画造成任何突破。美国军队袭击印第安部落的场景历史上也没记载, 而在19世纪20年代, 印第安人在该地区的势力还是比较强盛。“影片中传达了印第安人的遭际是命中注定的”[3].审视史料让人无比震惊地发现, 印第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冰河世纪末期, 从亚洲经由白令海峡的冰块上抵达北美大陆。他们分属于不同语系、生活于广袤的北美大陆, 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 坚守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习俗。印第安民族的多样性仅因哥伦布的一个错误命名而在历史中失去自身的真实性。当下许多印第安学者用“Indigenous peoples”以及“aboriginal peoples”来指称印第安人, 即“原住民”或“土着居民”.
  
  此外, 针对“前接触”时期生活在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人口数量存在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分歧。赫伯特·斯宾登 (Herbert Spinden) 提出的是5 000万到7 500万人, 而同时期的人类学家詹姆斯·莫尼 (James Mooney) 却在1920年代提出一个超低的数字:1 152 590, 可见两者之间相差甚远。不同提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作为文化学者的克里斯蒂·斯坦雷克 (Christy Stanlake) 分析认为:“首先, 庞大的数字会威胁到美国人在北美定居的神话。一到二百万的土着居民会证明这是一片广阔的、无人居住的处女地。人口数量低同时也能证明土着居民是一群毫无秩序、四处游荡的游牧者, 他们的社会组织很难实现社会的稳固发展。此外, 人口数量低也缓解了欧洲殖民者入侵北美土地的负罪感:如果只有一到二百万人居住在美洲土地上, 那么北美大陆的天花病、百日咳、麻疹、猩红热在消减人口方面的效果也是微弱的。”[4]
  
  本片虽然在内容上对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悲惨境遇有所刻画, 同时在影片宣传, 尤其是获奖环节对印第安人表示的敬意, 但均不能改变印第安人作为弱者、作为一个人口不断消亡的现实, 这又何尝不是在好莱坞的视觉盛宴上继续消费、享用一个不断走向没落的民族呢?
  
  二、帝国叙事:拓疆精神的延续
  
  影片的话语模式明显存在想象的两极:在对印第安人进行他者化想象的同时, 也对自我进行了神化。该片得益于由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曼弗雷德 (Frederick Manfred) 在195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大灰熊》 (Lord Grizzly) 的书, 该书入围该年度的全国图书奖, 也成为选择乡土文学和区域历史课的学生的必读书目。曼弗雷德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说:“我阅读过希腊文学, 在我们美国的历史上也有过一个阿喀琉斯。格拉斯是我们的阿喀琉斯。不, 比阿喀琉斯更伟大。阿喀琉斯不会原谅别人, 但是格拉斯原谅了背叛他的人。这一行为使得格拉斯比阿喀琉斯伟大。事实上, 格拉斯的英勇行为是独自完成的, 而阿喀琉斯周围却是希腊的勇士们。”[5]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接受中, 该作品都在构建出一个顽强的英雄形象。而美国作为一个强大帝国正是建立在一个个坚韧不屈的英雄基础上。当美国早期移民踏上美国这片土地的时候, 他们望着尚未开发的森林和土地, 以及在他们四周无限延展的荒野, 他们意识到一定是上帝赋予了他们一种神圣的使命, 作为“上帝的选民”, 他们要在《圣经》教义的指引下重建一个共和国, 重建那个失去的伊甸园, 将这片荒野建成新的伊甸园。因此, 他们认为任何阻碍他们重建上帝之城之伟业的力量, 都是无法容忍的。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 美国早期移民以顽强的意志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将边疆不断地往西推进。《荒野猎人》正是以19世纪美国拓疆运动为历史背景, 凸显出其中的艰辛以及以格拉斯为代表的美国白人在“天赋论”的鼓舞下, 在极端环境中展开的生存斗争, 其中有明显的《鲁滨逊漂流记》的影子。而导演对菲茨杰拉德这个反派角色并没有责怪的意思, 而将他看成是时代的产物, 甚至对他表示同情。“他是一个险些被印第安人杀死 (已经被削了头皮) , 所以非常惧怕印第安人。他生活艰难, 他有活下去的权利”[6], 导演如是说。
  
  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 影片《荒野猎人》的拍摄却完全基于另外一本于2002年出版的小说《荒野猎人》 (The Revenant:A Novel of Revenge) , 该书作者是美国作家、现任美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迈克尔·庞克 (Michael Punke) .1954年版小说《大灰熊》的作者是有印第安血统的, 而2002年版的小说作者却是美国贸易副代表以及美国驻世贸组织的大使。电影导演在两本小说中做出这样的选择进行拍摄,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该书作者的“大使”身份, 总会让人想到全球化语境中, 美国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的存在。历时11个月的拍摄过程也是本片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 尤其是在加拿大落基山脉零下40摄氏度的环境中, 所有剧组人员都面临着极寒天气, 思考在没有电、没有水的环境下人会怎么样。导演说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持续的欲望, 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剧组所有人都寻求最好的自己, 如果别人能完成, 那么你也能完成。”[1]
  
  导演的一席话, 会让人们由此认为:影片中格拉斯在蛮荒环境中表现出的不屈品质, 不仅是美国精神的彰显, 同时更像是血液流淌在美利坚民族的血脉中得以世代传承。正是基于一种“帝国叙事”, 影片中印第安人所遭受的悲惨命运完全被格拉斯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力与寻仇之决心所遮蔽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还魂者:现代启示录
  
  该片导演表示, 这是个美国边疆故事。展现了早期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不仅是在自然界中生存, 而且还要征服大自然。这代表工业革命前对自然的理解。这是一片没有法律约束的土地, 是经受首次通过动物的屠杀, 并把皮毛送往欧洲的方式获取资源。这是资本主义首次涉足美国西部。这个影片的潜文本是生活在那里的印第安人, 讲述他们如何遭到驱赶, 他们的文化如何灭绝以及在那个时期种族灭绝是如何发生的[1].
  
  1823年的蛮荒西部, 比西部牛仔、地图与法律上宣称完全控制了印第安的土地和印第安人要早很久的时期, 白人还是大平原地区的少数人群。大多数是和格拉斯一样的猎手, 冒着生命危险获取皮毛卖给欧洲商人。由亨利队长带领的捕猎队伍在密苏里河上游遭到了印第安阿里卡拉人的袭击, 此时信仰文明的亨利队长似乎与周围恶劣的环境和血腥的袭击格格不入。如今, 我们放眼四望, 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 从石油到矿藏, 到水电站的大坝以及森林的砍伐, 我们是否能聆听到大地的哭泣声?
  
  影片英文名中的“Revenant”, 本来意为“还魂者”, 但是中文片名翻译成了“荒野猎人”, 更凸显出故事是围绕狩猎展开的。但白人的狩猎行为与本土印第安人的狩猎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无节制的、粗暴的, 是想将原来主人杀光, 或至少驱赶出去而占有其全部资源;后者是作为主人身份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里, 即便狩猎, 也是心怀神圣的感激之情。印第安人的宇宙观是万物有灵, 宇宙万物都平等存在。其动物崇拜传统使印第安人在狩猎之后会善待动物的尸骨, 甚至把自身与动物之间建立起某种亲缘关系。影片中也闪过一幕, 即垒成墙一样的骨头, 可以大体推断为白人所为。堆垒城墙的尸骨显示了白人在猎杀动物方面的勇敢与成就, 然而在印第安人看来, 白人的行为却是异常贪婪与冷血的表现。
  
  联系该片对印第安题材处理上的褒贬不一,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今人对历史与现状的思考。正如李剑鸣在《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一文中所表示的:“各种形态的人类文化, 就所处环境和所具备的功能而言, 原本没有优劣高下之分;只有在平等和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文化的接触, 便能有益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正常发展;否则只会酿成灾难和悲剧, 这就是美国印、白文化关系所揭示的一种基本的历史教训。”[7]观众在影片中获得视觉震撼的同时, 是否也能从印第安人“万物有灵”中获得启示, 用敬畏心看待我们本已经伤痕累累的大地呢?
  
  参考文献
  
  [1]COVERT C.“The Revenant”boldly explores a whole new frontier[N].Star Tribune (Minneapolis, MN) .01/07/2016.
  [2]GEIOGAMAH H.The New American Indian Theater:An Introduction[M]//GEIOGAMAH H, DARBY J TPerformance and Representation.Los Angeles:UCLA American Indian Studies Center, 2000:160.  
  [3]HOYLE B.Revenant doesn't bear scrutiny, say historians[N]Times, The (United Kingdom) , 01/18/2016.  
  [4]STANLAKE C.Native American Drama:A Critical Perspectiv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33.
  [5]RICKERS B.A grizzly tale:Manfred book offers regional account of Hugh Glass story[N].Worthington Daily Globe (MN) , 01/16/2016.  
  [6]LOWMAN R.“The Revenant”director talks the cold, hard beauty of the frontier[N].Daily News (Los Angeles, CA) , 01/08/2016.  
  [7] 李剑鸣。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 1994 (3) :157-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