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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河套文学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添加时间:2017/03/22
  摘要:自古以来,河套地区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所以河套文学基本上都取材于农田、水利、草原、动物(包括家畜和野生动物)以及与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从生态视角分析新时期以来河套文学中的生态美学思想,从而看出,在一个工业化不断推进的时代,只有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生态平衡意识,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关键词:新时期;河套文学;生态美学
  
  河套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脍炙人口的《敕勒歌》便是经典之作,新时期以来,河套文学更是获得了喜人的成就。纵观这一时期,我们发现河套文学中的生态意识逐渐从朦胧走向清晰,从无意识走向自觉。关注自然及如何构建新型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已成为不可规避的文学话题,有人认为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关于生态文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已然成为研究的焦点之一。
  
  河套地区的工业化建设相对于沿海城市及内地城市而言是后发性的,所以新时期以前生态危机的范围和程度相对较弱。但是,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日益明显,草原沙化、物种减少、旱灾雪灾等问题频发。河套地区作家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创作了一系列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并以表现生态问题为主题的作品。河套地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并行发展,农牧业的地界不时摆动。中原王朝强大时就竭力把农业区的极限扩展到这里,反之,游牧民族不断积蓄力量,一有机会便南进,同时农作区线后退。因此这里便成了汉族农业文化与蒙族草原文化交汇地带。因此。河套地区的文学基本上都取材于农田、水利、草原、动物(包括家畜和野生动物)以及与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关系。本文以生态为视角,结合当下的生态现状,解读新时期以来河套地区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思想,呼吁人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关注生态文明,重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和谐画卷。
  
  一、无处不在的生态危机
  
  面对不可阻挡的工业文明,人们开始以惊奇欣喜的态度面对这种改变,随着土地危机、水危机、森林危机、空气危机、草原危机、动植物危机等各种危机浮出水面,人们开始对工业文明进行质疑。乡村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优势加剧了乡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衰落。实际上,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互为表里,为了占有更多的耕地,机器化耕种提高了种植效率,所以人们对耕地面积的贪婪占有与日俱增,无节制烧荒、肆意开垦耕地的现象层出不穷,刘福东在《河套情怀》中描述了这一现象:“就在乌兰布和沙漠中的道路两旁,郁郁葱葱的绿色也不时被黑黢黢的死树打断”.“如果把河套美景比作美女,那烧死的一片片树林就是美女身上的块块伤疤。”乔纳森·莱文指出:“在研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所以,令人堪忧的不仅是已被破坏的生态平衡,还有人类无止境的贪欲和强制的理性主义。
  
  质朴的人性被工业文明侵蚀,斯科特反复强调的“米提斯”概念便是阐释人与环境之间的实践性知识。他认为,理性的秩序与自然的无秩序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在极端现代性的思维结构中,固执地认为随着科学不断发展,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设计社会秩序。其结果却是这些强制性逻辑不免沾染了教条主义的色彩,无视自然的多样性,所以斯科特深入分析了如何保持农业、林业的生态平衡,比如模仿植物的共生系统、推广轮作制度等等。
  
  面对一系列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河套地区的作家们在不断思考寻找,例如谢鹤仁诗中体现出的对土地情节的自然迷恋,布仁特古斯在《大地》中重新思考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向春在《河套平原》中所追求的自然生态与人性生态和谐共存。
  
  二、生态意识与土地情结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对峙和融合中长期共存。农民对田地的眷恋和牧民对草原的热爱归根到底都是深厚的土地情节。《狼图腾》中描写的现代工业及现代生活方式对传统价值观的摧毁,从而引发生态灾难,在草原上并不是特例。拖拉机、挖掘机、割草机等一系列的工业文明的产物陆续走进河套地区,它们傲视着农田和草原,冰冷的利爪夜以继日地撕裂着大地的肌肤,这一切作家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不断缅怀和寻找《敕勒歌》中所描绘的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纯然美景。
  
  作为河套农民诗人的谢鹤仁写道:“长满草的农渠是我的,水流向哪里我的心跟在哪里,俯下肩膀的小路是我的,路伸向哪里我的思想就追随到哪里,飞来飞去的麻雀是我的,我只允许它吃打下的粮食,不允许它祸害青苗,布谷鸟走了可以再来,桃花谢了再开,唯有骨肉相连的村庄,一步也不敢离开,要是有一天突然被工厂抢走,我死了,该往哪埋。”海德格尔在《筑·居·思》中描述:“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拯救’一词在这里取得莱辛还识得的那种古老意义。拯救不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拯救的真正意思是把某物释放到他本己的本质中。拯救大地远非利用大地,甚或耗尽大地。对大地的拯救并不控制大地,并不征服大地---这还只是无限制的掠夺的一个步骤而已。”谢鹤仁作为一位农民,他见证了工业文明对农村土地的冲击,当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如何提高开发自然的效率,抑或从大自然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就成为首要问题。天鹰在《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中写道:“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歌,在表现内容上又恢复到与自然界的斗争上去,因为社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人压迫人的斗争已经过去,当前人们的任务,是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征服大自然,是在全副现代化武装的条件下去与自然界作战。”新时期以来,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机械、化肥、农药蚕食着土地的灵魂,加上“剪刀差”的方针,通过牺牲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土地被过度开垦,草原不断沙化,小作坊的烟囱日益增多,乡村生态环境备受现代工业文明之苦,农民与土地最为亲近,谢鹤仁在他的很多诗歌中都表达出的这种忧患之情代表了是广大农民的心声。
  
  三、生态伦理与动物形象
  
  河套地区文学作品中动物形象比比皆是,包括家畜和野生动物,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包括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基本是人类主义中心论的观点,动物拟人化或者用人的伦理价值去判断动物的行为。新时期以来,对动物的描写逐渐脱离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视角,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动物真实的生存现状,正视动物的生存法则,并从动物的角度审视人性的虚伪。
  
  出生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的蒙古族作家布仁特古斯的作品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他是用蒙文创作长篇小说最多的作家,至今为止,已经有《大地的恩泽》《黑骏马》《地罅》等八部长篇小说问世。在他的作品里体现出万物皆平等的意识,无论是被驯服的马还是野生的狼都有清晰的思维,以及传承下来的族群观念等等。从动物视角出发,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类行为,狼、野驴、山鸡等各种动物本来在自己的动物王国里过着各取所需、自得其乐的生活,可是,一些“没尾巴的”人闯进它们的生活,为了金钱和利益,肆意的破坏山林、草原,屠杀动物。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动物被赋予新的生命主体地位,在传统书写中,马是人类简单的服务工具,狼是狡猾凶残的代表,动物小说的审美价值源自“物性真实”,同时也对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行为进行批判,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每一种动物都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存在,都是自然的精灵。姚文放曾这样评价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作品以白虎的坎坷流离,几经生死的曲折经历为主线,以鄂西山区粗犷苍茫的林莽生态为背景,展示了充满野性和生机的动物世界和善恶并存的人世风情,唱出了一曲悲壮的生命赞歌,表现了作者对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科学与愚昧、文明与野蛮的矛盾斗争的深层的哲学思考。”在布仁特古斯的作品里亦是通过不同地点的不同动物传达了相同的意蕴。
  
  生态文学的价值不仅引导我们关注生态,还启发我们思考生态问题。在生态伦理中,关于人类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如何协调有限的自然资源和无限的欲望,如何正确认识动物生存法则进行探讨等等,在保护生态的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不能只做门外汉。
  
  参考文献:
  
  [1]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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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李长中。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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