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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史研究之探析

添加时间:2017/03/08
  摘要:时至今日,“时代背景-作者生平-作品分析”式的小说史写法几成各种文学史中论及小说的不易之法则,读者亦早已习以为常。但或许当我们回首上世纪初期的文学史家,观照他们所处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所肩负着的特殊使命时,我们才能发现其对小说史所作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也才能从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得以管窥那个时代的文化与学术风貌,从而进一步挖掘出对今人的小说史研究有所裨益的地方。鲁迅就是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位。本文的宗旨,意在通过鲁迅的主要思想和治学方法,探求其小说史研究的独特学理风格,同时对他以《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经典为代表的小说史研究的典范性价值,本文也力求加以发掘。
  
  关键词:鲁迅;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经典模式
  
  一、鲁迅治学方法
  
  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学术正处在萌芽发轫之际,故彼时学人之探索,方法论意义时或大于其实践。鲁迅在这方面也有其代表性。
  
  1.充分掌握史料
  
  对于史料的充分掌握,是鲁迅撰写小说史的显着特点,他曾自称,在基本的小说史料方面,都有其“独立的准备”.应该说鲁迅所言非虚:他的《古小说钩沉》中,收录了从周朝至魏晋南北朝,即整个唐代以前的小说佚闻36部,从而为《小说史略》这部分的撰写打下了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唐宋传奇集》则前后历十余载,且“唐文从宽,宋制则加以抉择”的标准体现出鲁迅独到的筛选眼光;《小说旧闻钞》则以宋元至晚清小说史料为主要搜集对象,它收录了从《大宋宣和遗事》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共四十余部小说相关史料,且兼及不少这一时期有价值的小说评点史料。可以看出,上述三部资料准备,在时间上基本囊括了中国上下数千年各个朝代,保证了鲁迅《小说史略》的每一篇都列举充分,引证详实,言之有物。此种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文献整理态度是值得今日治小说者学习的。
  
  2.将传统朴学方法、西方实证主义和理论思辨有机结合在保证史料的前提下,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背景、士人主导心态、社会文化风气等因素往往成为鲁迅入手的角度,他善于透视影响这一时期小说最重要的因素,进而剖析总结其细致入微的特色。如从秦汉之际神鬼巫术之风的盛行和佛教的传入分析六朝志怪小说的成因,从汉末士人重品目语言的风尚分析《世说新语》的时代背景,往往三言两语即能切中肯紊。鲁迅的这一研究思路,既受到彼时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又与中国清代朴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治学风格上的朴实严谨,对资料搜集、证据罗列的重视,是朴学的基本精神,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朴学的主张概括为十点,其中“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几点,在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中不难看到清晰的影响痕迹。但正如王瑶先生所说,鲁迅能从一个复杂时代中找出最具本质意义的典型形象,还能从这些形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阐述中,去找到和把握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许寿裳记载的鲁迅未完成的《中国文学史》的几篇题目来看,鲁迅确是把握住了每个时代的典型形象,如以“酒、药、女、佛”为六朝篇的命名,以“廊庙和山林”作为唐朝篇的命名。也就是说,鲁迅不仅有史料的考证,也有具体的分析和阐述,这是他相对于朴学式的纯实证研究所作出的现代性超越。而同时,鲁迅又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中国传统的重主观思辨、体悟式的如吉光片羽般的文学批评方式同鲁迅自己的小说功底相结合,使他常能精准表述出古代小说的鲜明特色,这些表述多成为后人治文学史时所引用的不刊之论,类似者不一而足。晚清以降,以京师大学堂为首,有讲师自主编写讲义的传统,这些精心编撰的讲义后来多成为民国学术的代表性经典,如梁启超在天津南开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使用的《国史讲话》。鲁迅的《小说史略》亦不例外,但从最初的17篇到定稿的28篇,其间多次再版,每次再版均经过作者的修订,由此可看出鲁迅对自己着作的重视程度和高度的学术期待。
  
  二、鲁迅所受思想对其作品的影响
  
  1.国民性---在学术作品中对世态人心的论述
  
  众所周知,对“国民性”的关照与剖析是鲁迅始终关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并不始于鲁迅。20世纪初,随着西方种种思潮的涌入,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曾相当重视这一问题,严复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变法维新的根本,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以未能唤民众的觉醒、刷新民众的精神为戊戌变法失败之总结,而邹容更是呐喊“拔出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鲁迅同样对国民性保持了长期的关注,据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早在留学日本时鲁迅就已经开始探究这一问题,彼时二人经常探讨三个问题:1,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2,中国国民性中最缺的是什么;3,它的病根何在?尤其是在经历了着名的“电影画片”事件之后,鲁迅更下定了毕生以文艺改变国人精神的志向,所以,和社会活动家不同的是,作为作家和学者的鲁迅,他主要是将他对国民性的思考注入到他的笔下,其作品中固然以诸多杂文和小说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但学术着作中亦可看出。如果说,留学欧美的胡适更重视以西方先进制度改变中国社会,则留学日本的鲁迅更加重视以西方先进思想改变中国世态人心,可以说,在鲁迅精神世界中,核心之一始终有“立人”一项,并以之为学术研究的立场。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不仅更加深入国民性,而且常有新见,如在《小说史略》中常常以一个时期的整体的文人心态入手,去关照其与作品千丝万缕的联系;由《红楼梦》种种续书的拙劣庸俗,进而对传统国民重“大团圆”之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剖析;《魏晋风度》一文中一反过去士人认为嵇康阮籍是反礼教的看法,而是认为嵇、阮二人之反礼教,恰恰是因为太爱礼教,看到彼时以崇礼教为名、毁礼教为实的虚伪行为,遂义愤而至此。综上,对于国民性的关注和研究,使鲁迅的文学史研究在保证了学术着作严谨的同时,同时不乏强烈的人文关怀,彼之“文学史”更似一部“人史”,我们往往可以由其小说史着作中觇见或隐或显的时代气息。
  
  2.文艺思想和对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
  
  1925年,鲁迅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可谓是鲁迅对中国文学遗产之态度的代表性言论,他此说的理由是“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段曾引起过极大争议的话,其实必须放在特定的语境下去看待,后来鲁迅在与施蛰存就“《庄子》与《文选》”的论争中强调不要“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那段话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做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也即是告诫青年们不要因读古书而抹杀了对于现实的关注。事实上,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瞿秋白语)者,鲁迅对于中国文学遗产始终有着明确的继承意识,他曾说“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从天而降,大抵是发于对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于旧文化也仍有所择取”.他的《摩罗诗力说》谈及介绍的诸诗人的共同特点为“发为雄声,以起国人之新生”,因此推崇屈原、嵇康的反抗精神;对旧小说某些优点的推崇,如赞许《水浒传》中林冲风雪山神庙一节“那雪正下得紧”一句,虽然接近口语,但那神韵却比“大雪纷飞”等好得远了,亦是采颉旧小说中对于新文艺有所裨益的部分。综上,可看出鲁迅对于文学遗产的态度不仅是清醒的,而且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的。郑振铎以“气吞全牛”评价《中国小说史略》,说该作可谓是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总方向。可见,鲁迅之研究文学史、小说史的目的,主要在于整理继承民族的文学遗产,以指导后人文学实践的方向。
  
  三、开创意义
  
  显然对向来为中国正统文人所不齿的小说作专门史,开创了小说史这一文学学科。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研究更加具有学理意义和专业性质。鲁迅以前的晚清学术界,虽已有梁启超等人在提出了诸如“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但其功能意义更显着,即重视小说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力,对于小说的文体概念缺乏透彻的认识,更不用说“小说界革命”还包括了戏曲的革新。而鲁迅的小说研究则有所不同,他从小说的文学本质出发,廓清了相关的杂芜,确立了比较科学的、现代的小说概念。同样,和同期学人出于世俗性的考虑而偏重白话小说相比,鲁迅同样研究文言小说,给予其同样的重视。此外,鲁迅虽然借鉴西方理念,但并未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充分以研究对象的特色为虑,如有研究者从西方理论出发,将唐传奇视为中国小说的初始形态。显然,若如此则唐以前具有强烈小说意味的诸子寓言、志怪志人皆被排除在外,显然是不合理的。
  
  四、鲁迅的小说史写作模式之外的学术空间
  
  在今天,当人们提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时,更多是赞赏鲁迅在文学史书写模式上的开创之功,相关的着作或论文也多持此论。但笔者以为,在这种以社会文艺学为指导的文学史模式之外,有没有其他新鲜的、更能给人以启发的思路?鲁迅所开创的道路,对于后人又是否会有某种程度上的限制和禁锢?从下面几部文学史,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例如,由宇文所安教授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重视经典的重构和文学史的流变,比如我们今日所接受的《老子》,乃是经过河上公、王弼等人校注过的《老子》,而《庄子》亦经过了西晋郭象的加工,因此,首先在分期上该书不同于传统的以朝代划分,例如强调了先秦与西汉时代的关联性,标示了唐代文学进程中武则天时代的转折意义。换句话说,该书更多地从接受角度去看待文学史的形成与演变,这无疑是一种更为贴近文学史事实的研究理路;其次,那种具体分析作家作品的传统文学史写法被打破,给人的感觉是罗列多,概括少,有资料,无结论,更多的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关于文学演变更多、更丰富的种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它更像一张导游图,使读者自行徜徉其中,如入宝库,自行拣择,而不是如教科书一样“满堂灌”.再如北京大学林庚教授所着的《中国文学史》,全以诗人的眼光去考察文学史,以诗一般的语言写就此书,遂成为二十世纪最有个性色彩的中国文学史着作之一,朱自清先生谓之“写的是史,也是文学;既是着作,也是创作”.再如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对新鲜材料的发掘、系统性和中西结合的追求这些彼时大家共同追求的写作理念一概不顾,只是重视历代文人“兴会所到、真情流出的批评”,使读者更能以阅读欣赏的从容心态进入文学批评的世界中去。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式的社会文艺学的文学史模式之外,还有着更多的可能性,它们共同作为文学史撰写史上的范例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着方向。我们一方面应该继承以鲁迅先生为主要代表所开创的经典小说史书写模式之优点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应不忘先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努力发掘更新、更好、更符合实际的新方式。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2]钟其鹏。试论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9(4)。
  [3]房向东。鲁迅与胡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