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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代科幻中危机意识的内涵与启示

添加时间:2021/08/02

  摘    要:科幻文学是人根据历史经验对未来创新性预构的文学类型,带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是破坏性力量对生命价值的瓦解、贬值和毁灭。危机意识是人对危机引发灾难性事件的反思和超越。日本当代科幻中的危机意识有三重内涵:民族生存危机与体制改良想象,世界毁灭危机与科技悖谬超越,人的存在危机与回归精神家园。危机意识不仅具有警世意义,而且弘扬了生命意识与创新精神,指引人们在实践中不断丰富、转化、超越自我。危机是科幻先导,人的精神家园是科幻核心。日本当代科幻危机意识隐喻对构建稳定发展型社会的期盼,为世界贡献了日本智慧,与中国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契合,足资中国科幻借鉴。

  关键词:日本当代科幻;危机意识;三重内涵;

  Abstract:Science fiction is a kind of literature that people construct the future innovatvely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experience,having a strong sense of crisis. Crisis is the disintegration,devalu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the value of life by destructive forces. Crisis consciousness is people' s refl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n the disastrous events caused by the crisis. The crisi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 has three connotations,namely,national survival crisis and system reform imagination,world destruction crisis and technological paradox transcendence,human existence crisis and spiritual home return. Crisis consciousness not only has the role of warning the world,but also carries forward the life consciousness and innovation spirit,guiding people to continuously enrich,transform and surpass themselves in practice. Crisis is the forerunner of science fiction,and people' s spiritual home is the core of science fiction. The expectation of metaphor of Japanese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crisis consciousness on the building a stable and developing society has contributed Japanese wisdom to the world,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oncept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n the post-epidemic situation era in China,being worthy of references b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Keyword:Japanese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 crisis consciousness; three connotations;

  一、危机意识与日本科幻

  危机,是破坏性力量对生命价值的瓦解、贬值和毁灭。危机的特征是突发性、暴力性和紧迫性。危机直接压制人的本质力量并摧毁人的文明成果,正如马克思所言:"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己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1]危机具有物质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双重内涵。面对危机,人类形成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人对危机引发的灾难性事件的反思和超越。人不会在危机中坐以待毙,而是深刻反思并奋起抗击。危机意识不仅是对风险的预测,也展示了人克服灾难的能力,孕育着生命意识和创新精神。因此,危机意识是危亡与生机、困惑和回归、毁灭与重生的辩证统一。

  危机意识与人类发展如影随形,是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和人深层心理多层面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关乎人的生死存亡,必须辩证地加以认识,寻求解脱之道。科幻文学是人根据历史经验对未来进行创新性预构的文学类型,科幻以历史经验与现实之思预测未来,旨在趋利避害,为人类社会谋划希望,并尤为关注给人类带来的危机,所以,科幻作品的情节总是危难重重,凶机毕露。可以说,危机是科幻的先导,"无危机不科幻".科幻文学因而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倾向的警世意义,并体现出以"危机-解脱"为常规模式的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过程。人回归精神家园是解决危机的最终途径。不同国家的科幻有不同的危机意识,这与其所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

  19世纪中叶,刚刚诞生的日本科幻文学就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既有对民族危亡的忧惧,也有对世界走向的焦灼。1857年,在严垣坦月的《西征快心篇》中,主人公沪侯弘道率领西征舰队,援助清朝和印度,击败英国侵略者,并攻入英国本土,迫使英国女王臣服。这部作品是对1853年日本遭遇"黑船事件"的反映。东海散士的《羽川六郎》预测了未来的国际危机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日本科幻鼻祖"押川春浪的"海底军舰系列",更是预警了异国敌对势力的潜在威胁。从危机意识追踪日本战前科幻,一方面,科幻作品中的危机越严峻,超越危机的欲望越强烈,对科技发明的功效也越倚重。科幻文学呼唤科学精神,日本科幻促进了社会变革和民族振兴。另一方面,日本战前科幻面对的危机是复杂的,作为明治维新之后崛起的岛国,日本不仅要面对国内外的政治威胁,同时也要时刻防备各种自然灾害。中川霞城的《世界毁灭》和松居松叶的《亡国星》描写彗星对地球的影响,营造恐慌动荡、瘟疫流行的末日景象,这不是日本科幻对自然灾害的夸张,而是对危机中人们绝望和虚无心态的写照和警示。

  二战结束后,盟军的占领使日本受到大量欧美科幻的冲击,日本科幻文学的气质和内涵也发生变化,但这不足以割断其战后与战前科幻的联系。民主制的日本要解决社会发展的新矛盾,政体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国民对科学精神的追求,经济复苏进一步推动科技进步,核能技术、生物工程、宇宙空间探测与开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更新换代,有力地促使日本社会向前发展。然而,快速发展伴随社会危机,居安思危,思索解脱途径,日本当代科幻在战前基础上求新求变,在比较参照中,其危机意识显示出自身独特的内涵。

  二、日本当代科幻中危机意识的三重内涵

  (一)民族生存危机与体制改良想象

  在山田宗树的《百年法》中,人因注射了"人体不老化病毒"而长生不老,但日本政府颁布《百年法》,要求注射者一百年后接受安乐死,让出生存空间,现在第一个百年已经临近,国民处于生死矛盾的挣扎中。由注射"人体不老化病毒"引发了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冲突以及生存焦虑,公民个人有追求永生的权利,但有生无死的状态导致社会丧失进步活力,威胁社会个体的生存,又势必造成人们更疯狂地追求永生。这一无法终止的怪圈演化为整个民族的生存危机,"其特点是不断增长的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普遍逻辑,它要求当前的社会结构、制度和联系向一种包含更多复杂性、偶然性和断裂性的形态转变"[2].小说中的"百年法"是社会体制为根除民族生存危机而进行"形态转变"的尝试,隐喻了作者对政治改良的诉求。从政治学观念看,社会体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制度总和,具有演进性和自洽性。"百"隐喻十全十美,"法"的背后是国家力量,"百年法"意味着以一部分人的死亡换取另一部分人的生存,形成周而复始的完美循环,也预示一种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的残酷理想。"百年法"既有社会体制对生命欲望的限制,又是对更高层生命理想的追求。个体永生让位给民族永存,体现出日本当代科幻醒悟到社会要发展必须向群体观念复归,这对当代世界具有警世意义。

  然而,体制为打破危机怪圈生成的"百年法"却造成国家更严重的分裂,使民族生存危机完全爆发出来,人们分成两派相互斗争。从趋利避害、喜生恶死的人类本性出发,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死去,所以"百年法"的实施受到多数国民强烈抵制。作品围绕"百年法"引发的生死冲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百年法"所折射出的人物命运,体现了作家对生命与死亡的辩证思考。一方面,从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到现代社会思想意识,永生一直是人类的梦想,但生命的意义又恰在其有限性。费尔巴哈的"死亡哲学"、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列维纳斯的"转向他者",小说《百年法》堪称这一系列现代生死观的文学翻版。另一方面,作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日本民族的现状与未来,不仅表现了当代日本现实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社会防灾控疫能力不足、经济发展模式陈旧、思想意识和政治格局困厄,而且鞭挞了日本政坛的混乱和政客的自私,揭示了对社会停滞与衰落的隐忧。

  由此可见,日本当代科幻在接受欧美思想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创造性地提炼出当代日本政治文化主题,具有很强的普遍意义。正如詹姆斯·冈恩所言:"既能看到美国的影响,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就是国际科幻小说这一硬币的两面。日本是这一现象的最佳观测点。"[3]危机与法令对峙,民族的发展受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人体不老化病毒发生变异,导致注射者罹患多发性脏器癌症,并将在16年内杀死所有注射者。不得已,小说中的政治精英施行独裁,取消议会,在执政期间致力于增加人口,培养未成年人,传承技术、文化和知识,保证16年后由青少年接替已经消亡的成年人并建立新的民主制度,扞卫日本民族的生存。"百年法"掀起的体制改良,由独裁专制最终定型,但结果是开启了民主制度的新生。小说把"民主-专制-新民主"的体制改良作为解脱民族生存危机的途径,这种想象平衡了社会多元利益格局,折射出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日本科幻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方面,它是对《西征快心篇》的当代回应,也是对日本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畅想;另一方面,体制改良想象是日本当代科幻文学对本国政治不确性焦虑的结果,体现了对民主政体与行政效能关系的反思与创造。这种反思与创造在田中芳树的《银河英雄传说》中也有表现,帝国战胜了旧共和国,但皇帝莱因哈特在银河的一隅为民主势力保存生存空间,待帝国腐朽之际,这颗民主之星将成为延续人类发展的希望。所以,体制改良想象不仅消弭了殉职的统帅杨威利和英年早逝的皇帝莱因哈特的对立,而且预构出宇宙开发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条新路径。

  科幻文学作品中的体制改良想象,与其所在的历史文化有紧密联系。从神话传说看,存在"长子成功"与"幼子成功"主题的对立,这是对早期人类社会嫡长子继承制及相关政治矛盾的反映,可以看作是科幻文学中体制改良想象的文本起源。二战结束后,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让心理史学家战胜银河帝国,创造了人类新的繁荣,表现出对美国民主体制的赞美以及对科学家治国的期待。将日本当代科幻置于科幻文学坐标系中进行纵横比较:与战前日本科幻中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态势相比,日本当代科幻是以法律为核心符号,试图实现体制内部的转换与改良,以缓解制度积弊,推动社会发展;与欧美科幻作品中对极权专制摧毁民主制度的极端痛恨相比,日本当代科幻文学推崇强权专制,作为日本社会在经济疲软之际从政治领域寻找解脱的良方。由此可见,日本科幻带有较强的政治性征,同时也从文学角度显露出日本当代社会的体制理想,只有"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种时代"[4].日本当代科幻文学预构未来社会的体制危机,并积极寻找解脱方案,体现出鲜明的乌托邦色彩。

  但不是所有日本当代科幻作品都对未来进行"民主-专制-新民主"式的体制改良想象。在伊藤计划的《理想国》中,人类建立了名为"生府"的医疗福利共同体,利用watch-me医疗系统监视人类遗传状态和免疫系统,最终连人类的意识也受到监控,"生府"成为世界的主宰。而在伊坂幸太郎的《不然你搬去火星啊》中,和平警察监控人们的一举一动,稍有反抗即被公开斩首。石川达三的《最后的共和国》则幻想第四次世界大战之后,机器人发动起义,并将残存的人类放逐到澳大利亚,小说在"机器人大公国万岁"的欢呼中落下帷幕。矢野彻的《地球元年》与《卡姆依之剑》讲述了未来日本在超级大国的核战争中幸存下来,却造成严重的分裂,难以复原。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一直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侍女的故事》、多丽丝·莱辛的《玛拉和丹恩历险记》、詹姆斯·卡梅隆的"终结者系列",科幻艺术似乎更盛产反乌托邦倾向的作品。然而,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其殊途同归,都表现了人对现行社会体制的不满,同时对民族的未来生存也不同程度地感到忧虑或悲观。但不同的是,前者仍然对政治改良抱有一丝希望,而后者却将光明寄托在制度之外的领域。面对民族生存危机,日本当代科幻中具有反乌托邦倾向的作品,不仅是体制改良想象的参照系,也为这种解脱危机的途径提供警醒和矫正,而"民主-专制-新民主"作为民族未来的一种政治文化预测,也相应地突破了反乌托邦作品单纯解构的局限。

  (二)世界毁灭危机与科技悖谬超越

  相对于民族生存危机的局部性,世界毁灭是整个社会与自然在终级灾难中的完全灭绝,是人类文明生存发展的最极端对立面。科幻文学中的世界毁灭题材有深厚的宗教和哲学渊源,在吸收神话传说文本的基础上,演化为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末日情结。由于日本多火山、地震、海啸的自然环境,日本战前科幻作品中造成人类巨大损失的危机司空见惯,但世界毁灭级别的危机却相对少有,而日本当代科幻则加大了这方面的表现,其社会原因是二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不同领域结出丰硕成果,成为世界级的科技强国,不仅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而且为世界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科技越发达,人对科技的反思越强烈。科幻文学从诞生之日即关注科学技术给社会带来的科技悖谬。所谓科技悖谬,指原本承诺给人类进步与幸福的科学技术反而造成不幸和矛盾,或因其无法引导人类摆脱自然灾难与社会危机而使人陷入困境。由此看,"科技悖谬既是人面对的客观现实,又是其内心的主观体验,因此,科技悖谬的本质是现代人的异化表征"[5].一般而言,科幻文学经典聚焦科技悖谬下人的生命意识,尤其将科技悖谬演绎为世界末日的根本缘由,展现出对人文精神的追求,这是当代世界科幻主流的特点之一。日本当代科幻对世界毁灭危机的叙述基底同样是科技悖谬。

  星新一是日本当代科幻"御三家"之首,在他的超短篇小说作品中批判了科技悖谬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揭示单纯将科学技术作为工具以满足生存欲望的悲剧结局。在《完美的生活》中,未来人类的科学技术达到较高水平,主人公泰勒清晨就受到智能房屋无微不至的照顾,起床提醒、洗浴吹干、早餐服务、信息送达、恭送出门,一直到泰勒通过传送带进入公司,可是同事们惊讶地发现,泰勒早已在昨晚因心脏病突发死去了。作品表现出科技悖谬对科学理性的反动,作家警醒人们应该理性地用科学技术为自己服务,这里的科学理性指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认知世界真理、体现人本质力量的思想观念。科技悖谬的张狂、科学理性的隐遁,导致利益分配不均与和平遭受威胁。比如在《难缠的装置》里,一个巨大的圆球降临到地球,不断发出噪音、排出臭气,人们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赶走它,后来发现不断向它的管道里投入黄金,就可以相安无事,于是地球人将黄金投入圆球,谁知这个球体是更先进的外星人征收税金的装置。在《提建议》中,外星军火商分别向地球上的各个交战国贩卖武器,联系当下战乱频仍的实际,这样的情节批判肆虐全球的军火交易和武装侵略已经超越了时代。《喂---出来》更是进入了中国语文教科书,人们发现了巨型无底洞,便向里面倾倒核废料,最终自食恶果,突出了对人类走向灭亡的警示。

  科技悖谬的实质是科技被极端工具化,其目的是满足人的私欲,开启了世界毁灭的"潘多拉魔盒".沿着星新一的科幻创作路线,古川日出男的《鲸鱼、东京、三千修罗》展示了福岛核电站爆炸十五年后的末日图景,东日本已被彻底摧毁,日本无法处理核污染向世界各地的蔓延,被迫将领土置于国际社会的监管之下,日本民族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濑濑敬久的《感染列岛》渲染了病毒对日本侵袭所造成的社会恐慌,城市封闭、军队戒严、居民隔离,人们抢购包括卫生纸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具有极强的写实性和预见性。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表现了在灾难面前日本社会的众生相,最终日本列岛沉没,其原因不仅由于地质灾害空前绝后,更在于各个阶层一盘散沙,科技成为利己工具,难以凝心聚力共克时艰。在《日本沉没》中,作家在《空中都市008》表现出的科技乐观倾向已荡然无存,小说结尾处,日本国民分散到其他国家避难,主人公小野寺俊夫身负重伤,随火车驶入沉沉的黑夜,在浓厚的绝望氛围中,日本沉没隐喻人类覆灭危机隐隐闪现。

  在全球化已成定局的今天,牵一发动全身,一国有难,世界有忧。2003年,在日本科幻界崭露头角的上田早夕里,用《华龙之宫》将岛国灾难演化为真正的天地大毁灭,作品以类似《日本沉没》的地质灾难开场,太平洋底因地幔运动而大幅度升起,人类世界面临沉入海底的绝境。即使如此,残余人类还是分成若干政治联盟相互厮杀。最后,海底地幔柱隆起,造成如同红龙一样的金伯利岩浆喷发,飘散的灰烬在平流层形成粉尘雾霾,像黑龙一般遮住阳光,人间世界成为龙之宫殿,世界最终毁灭。而藤崎慎吾的《水晶沉默》更是进一步描绘了在遭受外星生命的入侵后,人类社会分崩离析,直至濒于消亡。

  世界毁灭危机是科幻文学由于现实恐惧而对未来的绝望描绘,日本当代科幻解脱危机的方案不是建基于欧美科幻的基督教启示录思想,而是从人的生命意识出发,实现对科技悖谬的超越。这意味着超越人自身的私欲,摆脱种族、身份、时空/星际等种种局限,走向和谐状态,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出日本当代科幻的世界视野和时空观念,共有四条实现路径。

  其一,超越自身利益,与自然达成和谐。藤崎慎吾的《萤女》以生态环保为主题,从建造假日酒店破坏自然环境的危机出发,通过传说中作为灵媒的萤女阿澄揭示生态畸变现象的原因,告知主人公池泽亮大自然将用天狗报复人类。在人类和萤女的共同努力下,酒店大多数人员平安获救,萤女阿澄与自然融为一体,而池泽亮等环保人士也更深切地意识到保护人与大自然和谐的重要性。

  其二,超越社会身份,与他人达成和谐。伊藤润二的《地狱星》将外星力量的神秘不可捉摸推向了极致,大黑博士发现了太阳系周边有一颗新行星,以自己的女儿丽美奈的名字命名。娇生惯养的丽美奈怯懦自闭,与他人有很强的隔阂。不久,这颗行星突然向地球移动,并不断吞食沿路遇到的其他星球,成为地狱灾星。人类社会引发骚动,暴民将大黑父女当成罪魁祸首,大黑博士惨遭火刑,丽美奈被追杀,幸亏得到好心的流浪汉和歌迷的救助,在被暴民围攻的紧要关头,地狱星用触手搅动世界,地球被其吞噬咬碎,而丽美奈和流浪汉乘坐救生飞艇逃脱,他们相依为命,成为地球最后的幸存者。

  其三,超越时空限制,与历史达成和谐。在小川一水的《时砂之王》里,地球遭到外星人入侵,未来人类组成时间军,返回到以前的各个历史时空阻击外星人。时间军的战将"知性体"奥威尔溯时间而上,来到古代日本邪马台国和1943年的地球,分别协助卑弥呼与美国军队击败外星人,自己也献出了生命。虽然外星人对人类采取了全时空打击,人类在部分历史维度取得胜利并不能完全摆脱世界毁灭危机,但超越时空的爱使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抗击外星人的威胁,走向最终的胜利。

  其四,超越种族界线,与外星生命达成和谐。野尻抱介的《太阳篡夺者》是以人性之爱超越科技悖谬的最佳代表。在小说中,太阳周边出现了一个由外星人建造的圆环,很快会将太阳完全包住,造成人类灭绝。以白石亚纪为首的人类科学家驾驶法朗克斯号飞船,对圆环进行了探测和攻击,但圆环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伸出菌丝弥合了破损裂口,还感染了在圆环附近的法朗克斯号。勇敢的轮机员马克清除了感染飞船的菌丝却遭到核辐射无法回归,便毅然降落到圆环上进行实地接触和观察,最后被菌丝包围吸收,化作"茧蛹".亚纪等科学家判断圆环吸收太阳光,是为数十光年外的外星光帆飞船提供能量。亚纪力主保留圆环,并与外星人接触,但地球联合政府却自认为人类的科技力量所向无敌,于是建造了宇航舰队,迎击从太阳系外赶来的外星人,结果遭到失败。亚纪冒险进入外星飞船内部,见到了外表像埃及法老的大型外星生物。外星生物告知人类,他们要以太阳为圆心建造裹住太阳系的超级茧蛹,满足自身的扩展欲,但是在亚纪真诚的交流面前,外星生物通过超能力感知到亚纪的内心世界,并且惊奇于她对马克的爱,因此外星人吸收圆环后离开了太阳系,而本已被包裹成茧蛹的马克也在另一个时空复活。

  (三)人的存在危机与回归精神家园

  日本当代科幻与世界科幻主流思想保持同步,从英国新浪潮科幻开始,欧美古典科幻作家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人对世界乐观的预期急剧褪色,作品中对英雄传奇的崇尚转变为对人内心迷惘的表现。而从整个后现代文化语境看,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断加剧贫富极化,造成人私欲的泛滥和人际关系的断裂;现代科层化体系又在很大程度上滞化了阶层结构,并使社会日益成为"全景监狱";娱乐工业资本抽调了意义的多元共生性,倡导娱乐至死,造成单向平面化的生存困境,使人进一步丧失了言说和把握世界的能力。可以说,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瓦解了人的本质内涵,由此产生了人的存在危机。

  当代科幻越来越多地回答心灵领域的危机。日本当代科幻文学界面对和表现人的存在危机,思索如何为人的生命重新注入活力。在上田早夕里的《梦幻芦笛》中,人被芦笛形生物的歌声迷惑,甘愿改变自身的形体。而在她的另一篇小说《功能"十全"的大脑》中,主人公试图超越人类,夺取了10个生物脑组合在自己体内。然而,变成芦笛和夺取生物脑是人性恶的肆意张扬,人的生命意识最终没有升华或走向完整,反而使自己人格分裂、良知沦丧。石黑达昌的《冬至草》和小松左京的《征兵令》,其实是用科幻的方式对人性异化进行的批判,而筒井康隆的《家族八景》与《爱的左边》则在嘲讽人心阴暗沦丧之余,虚构了两个具有超能力的少女,以表达自己对美好人性的追求。

  实际上,日本科幻文学一直以来延续着批判现实、警醒世人的传统。活跃在战前与战后的着名科幻作家海野十三的作品,既有悬疑推理的特征,也有科学幻想的特质,在他的小说《电浴池怪死事件》和《省线电车上的射击手》中,技术成为杀人的工具;而《浮囚》明显受到《弗兰克斯坦》的影响,鱼子与青年松永有染,妄图杀死作为解剖学家的丈夫室户,但室户已经把自己改造成肢体能随意伸缩的"整理体",在逃脱妻子的陷阱后残忍地肢解了松永和鱼子。男女主人公分别执迷于科研和性爱,丧失了道德之心,因此海野十三的作品不仅有警示心灵危机的作用,更探索了生命的真谛。

  被称为"日本硬科幻新御三家"的小林泰三,他在《看海的人》中塑造了主人公"我"与心爱的女孩卡慕萝米。他们分别住在山之村与海滨村,两地分属两个时空系统,因而存在巨大的时间差,当"我"已经渐渐长大,而卡慕萝米依旧是少女,隔绝他们的不仅有时空距离,还有人们的顽固观念。不久以后,卡慕萝米坠海而亡,"我"守望大海,成了向别人讲述这个凄美故事的老人。人性的孤立、分化和崩溃,又进一步造成了人类社会美好愿景的崩塌。

  在川上弘美的小说《遗物》中,人类掌握了利用动物干细胞制造自身的技术,可这样造出的人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来自于哪种动物。以往,人可以通过族谱和历史与祖先建立联系,然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人连自己的"动物本源"都无法确认。而在圆城塔的《可印制》中,可以用3D打印技术打印人,甚至还可以打造出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一来,打印的人与打印的世界,原生的人和本来的世界混合在一起,难辨真假,唯一真实的是打印本身,人类社会没有因科技而进步,反而在打印中迷失自我、在分裂中深陷灾难。

  人的存在危机是人被隔膜孤立和全面受控的结果。在神林长平具有较强寓言色彩的科幻小说《棱镜》中,漂浮在人类城市上空的超级计算机"控制体"监控了人类全部日常生活,人类却听凭"控制体"的支配。超越"控制体"之上的还有"神"---沃兹丽芙和埃斯克里特鲁,前者具有创想能力,后者具有创言能力,两位神相互依存,又彼此斗争,实际上,他们是思想和语言的化身。在人类世界突然出现了一位无法被"控制体"监控、长着一双五芒星瞳孔的少年,他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神,这意味着他将人类世界、"控制体"和神连成一体,形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图像。这就是说,人自身的价值必须在视域融合的图像关系中才能界定。最终,少年摆脱了监控世界的"控制体",回到了人类的本源故乡,这其实隐喻少年向"言"与"思"合一的精神家园的回归。

  图像从属于语言文化。广义的语言包括图像、话语、数字和结构、规范、原则,文化不仅指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更包含人为化解危机得到精神超脱而形成的思想观念集合。因此,语言文化是以知觉理性或直觉灵性的方式对人类远大理想和精神境界的反映。语言文化的核心是语言和思想、表象和意蕴、想象和理智的多重融合。在语言文化的场域中,历史与当下交融,人在现实与祖源的脐连中,动态生成存在的意义。因此,人不断回归到语言文化的母体,破除了固化思维,排解掉极端私欲,消弭了人际壁垒,扞卫了精神完整。语言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回归精神家园可以解脱人的存在危机。伊藤计划的《无形的武器》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克拉维斯·谢泼德是特种部队杀手,负责为美国除掉其他国家残忍嗜杀的军阀。在行动中,他发现一个叫约翰·保罗的神秘语言学家在世界各地游荡,只要他出现,当地就会陷入战乱。谢泼德来到布拉格,伪装身份接近保罗的情人露西娅以刺探保罗的想法和行踪。布拉格是卡夫卡的故乡,作品大量引入卡夫卡的作品《城堡》和《美国》等,以及他的传闻轶事、捷克语言文化、异国的风情;此外还用其他文学艺术和思想观念形成的语言文化符号,相互激荡融合,配合情节递进或发表议论,生成语言文化磁场,为人的言行注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无形的武器》主要语言文化符号如表1所列。

  一方面,语言文化符号是对人的邪恶行为和死亡结局的前置解说,比如德彪西温柔朴质的《月光》,改编自诗人吉罗的长篇叙事诗《月光比埃罗》,主人公是意大利贝加摩青年比埃罗,他赞美象征理想的月光,将月亮作为神明敬拜,后来比埃罗在物质享乐中沉沦,被月光杀死。崇拜月亮,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是亵渎上帝的行为,比埃罗之死隐喻人的信仰迷失,间接指向《无形的武器》中保罗的结局。但另一方面,语言文化符号又蕴含重生意味,还以德彪西的《月光》为例,比埃罗被月亮杀死后,他的灵魂真诚忏悔,得到月亮宽恕,最后如同耶稣般复活并重返人间,隐含着谢泼德对重获信仰、得到新生的信念。精神家园关乎人类命运,在沉沦与忏悔、死亡和永生的辩证运动中,人踏上自我救赎的语言文化之路。

  谢泼德与约翰·保罗是一正一反两个形象。保罗的妻儿在萨拉热窝核爆炸中遇难,而当时他正与露西娅幽会,因此他满怀愧疚、痛恨社会,后来,保罗在研究中认识到,在人的大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系统,它来自进化中形成的"为己杀戮"本能,一切阻挡主体生存的外在事物都是主体消灭的对象。因此,这套思维系统遵循"屠杀语法".于是,保罗加入跨国公司并进入许多贫困国家,利用演讲、援助、收买等方式对该国的宣传部门进行影响,开启人思想中的"屠杀语法",并进一步通过广播、电视、国家元首演说和各级官员的宣讲,散播流言、制造矛盾,造成国家分裂,直至爆发内战、生灵涂炭。约翰·保罗的名字也极具反讽意味。在基督教文化史上,圣徒约翰是耶稣的表哥,为耶稣洗礼,后被反耶稣的希律王杀害;圣徒保罗原名扫罗,早年敌视耶稣的思想,后来皈依,成为历史上最着名的传教士,为基督教的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作品中反派人物约翰·保罗开启的是仇恨与杀戮,传播的是危机和灾难,表面温文尔雅的他是恶魔中的恶魔。联系当代世界频繁爆发的地区冲突,《无形的武器》是对人性恶的警示和批判。

  而谢泼德并没有受到保罗的蛊惑。他的母亲艾丽莎因车祸去世,当时他正在外面执行任务,享受杀戮快感,这与保罗幽会情人本质上是相同的,他们都忙于满足自我欲望而忽略了亲人。但母亲经常出现在谢泼德的幻觉中,质疑他杀戮行为的合法性。母亲是人类语言文化中最深沉温暖的形象,是对精神家园的拟人化浓缩,是对语言文化的形象化反映,是对人类的情感化训诫。在小说中,作为谢泼德心中未泯的良知,母亲不断警醒儿子暴力杀戮的邪恶,最终让谢泼德实现了灵魂拯救。

  对精神家园的回归,其他作家也展开不同形式的探索。在山田正纪的《艾达》中,小说的主人公清水嘉彦在超大型超导粒子加速器的作用下进入了《一千零一夜》《福尔摩斯》《小熊维尼》《弗兰肯斯坦》的文本世界。在那须正干的《时间漂流记》和恒川光太郎的《金色机械》中,主人公都回到了日本近世展开冒险,日本的古代历史文化与当下被缝合在一起。在筒井康隆的《穿越时空的少女》里,女中学生芳山和子在打扫教室时被一种神秘药剂迷晕,由此她具备了穿越时空的能力,同班男生深町一夫告诉她真相,原来一夫本名肯·索高鲁,是未来的少年发明家,他研制出可以时空跳跃的药剂,这就是和子可以穿越时空的原因。和子与一夫相爱,却因为一夫要回到未来而必须把和子的记忆擦去,最终失去一夫的和子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但时空穿越药剂的香气却永远留在她的记忆中。可见,人通过建立现实与语言文化母体的连接,始终在精神家园的呵护下,无论他身处什么样的时空,无论他自身变成什么样的形态,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都不会改变。

  三、日本当代科幻危机意识的启示

  探索日本当代科幻的危机意识,促使我们思考三个问题:科幻是什么?民族特色科幻如何建构?如何从科幻透视当代文学的责任?

  第一,科幻是工业社会产生的一种文学类型,具有跨界生长的特质,而在同一时期,奇幻、玄幻、魔幻等文学类型也与科幻文学交相辉映,难分彼此。此外,涉及科幻文学与纯文学的关系,科幻文学的边界就更显模糊。从日本科幻文学及其中的危机意识来看,科幻文学的功能是以科学为基础,根据历史经验预测并解脱未来危机。科幻表现和超越危机的核心是人的精神家园。由此,我们得以更深刻地认识科幻的内涵。比较中凸显本质。一方面,在"危机-解脱"模式下,科幻的结构基底是精神家园与科学理性,奇幻的结构基底是魔法情结和历史比附,玄幻的结构基底是时空重塑和解说空白,魔幻的结构基底是荒诞意识与历史变形。另一方面,纯文学作品可以不涉及到危机,但科幻作品必有危机,而一旦某部作品融合人的精神家园与科学理性,实现了对危机的超越,这样的纯文学作品就具备了成为科幻文学的资质。

  第二,无论对于日本还是中国,科幻文学都是舶来品,这意味着发展科幻文学的话语权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被迫很长时间亦步亦趋,但日本当代科幻以鲜明的危机意识显示了自身独特的民族特质。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处于核阴云密布不散、高增长后经济萎靡社会丧失活力、内阁更迭频繁、社会上下普遍厌倦美军占领、国际政治经贸风云动荡的当代境况中,由此,日本科幻以符号化的方式从民族生存、社会发展、存在意义的危机里,追求建立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为基础的稳定发展型社会理想。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日本当代科幻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世界科幻文学文化的坐标中不断创新,归根结底是要回答人类文明变化的规律和意义。从世界科幻主流看,威尔斯的许多科幻作品感叹人类文明终将毁灭,海因莱因的不少科幻小说又深深地执迷循环往生。相比而言,日本当代科幻文学推崇在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化场域中重塑人的完整性,这是日本科幻从本民族实际出发贡献的日本智慧,不仅消融了《时间机器》中的毁灭基调,而且积极地解脱了《"你们这些回魂尸---"》中恶性循环的危机,使人在精神家园的呵护中充满生命活力。

  第三,日本当代科幻对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欧美式的,但其表现功能是为解决本民族和世界发展的难题,因此,日本当代科幻是多元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本当代科幻文学的危机意识中,解脱危机的路径是体制改良想象、超越科技悖谬、回归精神家园,从民族到世界,从外部到内在,危机在加剧,解脱危机的方式也随之而变,但都从不同方面体现出在危机绝望中对人的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使人在丰富、转化中超越自我。因此,日本当代科幻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大部分堪称经典的作品都有较浓厚的危机意识。多难兴邦,危机兴国。坚韧不拔的民族在危机中愈战愈强,日本在近代以来的崛起和强大正是由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这一历程也在不断被日本当代科幻文学所书写,尤为值得中国科幻界学习借鉴。

  从科幻出发,透视后新冠时代的文学责任,文学必须在文明演进中聚焦民族危机,彰显自身的警世作用,为社会进步预构方案与选项,转危为机,超越人类发展的困境。由此看,文学的本质要求是创造性地展现历史经验与未来理想的超时空融合,文学的发展路径是跨学科分析与综合的平衡,文学的整个历史表现的是人类在危机中的论争演进史,文学的未来使命是构建以各民族文化为场域的普世精神,文学扞卫并发展人类理想,彰显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宗旨与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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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丁卓。科技悖谬与悖谬超越[C]∥孟庆枢,刘研。中日科幻文学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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