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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黎朝使者对山东运河、社会自然及地区形象的记述

添加时间:2020/10/13

  摘    要:越南后黎朝自与明朝确立藩属关系起,一直同中国保持着使臣往来.后黎朝使者出使中国留下了丰富的使行记录,其出使路线多为水路,途经山东地区.虽然行使记录中记述山东地区的篇幅并不算多,但涉及到自然风光、市井风貌、名胜古迹、人情风俗等各个方面.这些来自异域之眼的一手记录弥足珍贵,反映了明清时期朝贡制度下藩属国的行使活动,对研究越南后黎朝使者北使相关问题和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社会文化具有很大价值.

  关键词:越南; 后黎朝; 燕行; 山东;

  作者简介: 姬芳序(1996-),女,山东济南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越南后黎朝跨越中国明清两个朝代,自1428年黎利在安南建立后黎朝,到1789年后黎朝灭亡,其一直与中国的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宣德六年(1431年),明宣宗派遣章敞、徐琦任命黎利为"权署安南国事",黎利遣使到明朝谢恩并"乞依洪武三年贡例","自后常贡不绝".[1]后黎朝使者行使中国的任务一般为岁贡、告哀、求封、谢恩、奏事等,这些使者在出使时多会以日记或诗歌的形式记录下行程安排、交友游历和沿途所见所闻等,留下了丰富的使行记录.

  国内学界对于越南后黎朝使者北使文献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其研究视角大致分为对文献本身进行解读考释1和对文献所涉内容的探析2,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越南汉文文献的价值、中越关系和古代越南人对中国之看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其中,在越南使者所见之中国形象的研究领域,目前尚无对山东地区的专门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编纂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收录了十三位后黎朝使者的十八种作品,其中涉及到山东地区的有十一种,除去阮辉亻莹的《北舆辑览》为节抄中国府州县地名、山川名胜的志书和黎亻冏《北行丛记》仅提及到山东地区以外,其余九种均对山东地区有着或多或少的记载.本文即依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所收录使行着述,结合其他相关文献,对越南后黎朝使者笔下的山东形象进行全方位的探析.

  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所收录的越南后黎朝使者的使行着述来看,其出使路线多为水路,通常在过镇南关行一段陆路之后,登舟由水路经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直隶等地进入北京,或在山东境内舍舟,沿陆路到达北京.此外也有特例,如1718年,越南使臣阮公沆,取道河南一路进京,[2]这条使行路线则不经过山东地区.

  越南后黎朝使者从东京(今河内)到北京的使行路途几乎纵贯整个中国,但他们的着述中有关山东地区的记述明显少于广西、两湖等地区,笔者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经济上,明清时期山东地区没有长江流域富庶繁华;二是交通上,越南使者在广西境内所行的路途相对较长,其在两湖和江南地区所见到的风景名胜较之山东也更为众多、有名和具有代表性;三是心境上,越南使者刚进入中国时可能会存有更多的探求心态,同时中国南方与越南地理气候条件更为相似,而行至北方如遇冬天则会令越南使者感到不适,或许会影响到其沿途作诗记事的心境.

  尽管从越南使者使行着述的整体篇幅来看,有关山东地区的记述并不算多,但记述内容仍涉及到自然风光、市井风貌、名胜古迹、人情风俗等方方面面.

  一、后黎朝使者笔下的山东地区运河形象

  由于越南北使人员经过山东地区多是沿水路,因此在他们的着述之中,有关山东地区的记录就同运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运河沿岸城镇

  明清时期,鲁运河从南旺分水枢纽南北分流,其中临清州与济宁州为鲁运区域最大的两座工商业重镇.[3]越南使臣阮宗窐《使程诗集》中便记有"山东古有鲁城山川秀丽,地广人稠,高原平沙,四无涯岸,自济宁至临清三百余里凿河以通溍运"[4]的字句.

  在后黎朝使者有关山东地区的诗文中,以对济宁的记载最为丰富.济宁自古便处于交通要道,"元人开会通河,而州之形势益重"[5]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运河沿岸的济宁已经形成了一个交通转输和贸易的中心.越南使者在前往北京的路途中,从江苏沿水路进入山东,首先经过的大市镇就是济宁,因此留下了丰富的记述.运河带来的大量人口流动使得济宁工商业发达,显而易见的就是城市内部繁华忙碌的景象,越南使者所见到的济宁正是如此,"城在运河侧,两边廛肆联络,舟舫鳞集,是都会处"[6],"河两岸延袤千余里,古槐桐柳阴交通,商廛栉比,百货大聚,裘茸毳珗山积,乃东山大去处"[4],而"是处大马头夹岸烟火十余里,会通河亘其中"[4]更是直言了济宁运河码头的繁荣,可见运河为济宁带来的工商业利益之巨大,乾隆年间出使清朝的越南使者武辉珽便盛赞济宁"满城廛肆满津舟,名盛山东第一州"[6].

  除了对于济宁城市繁华的观感,越南使者最为关注的还是当地名胜,见诸其着述最频繁的当属李白楼.李白楼即李白酒楼、太白楼,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区,李白《寄东鲁二稚子》有"我家寄东鲁"句,唐代沈光《李白酒楼记》中"吴兴沈光过任城,题李白酒楼"证明了李白酒楼位于任城,自唐代以来李白酒楼屡次重修均有记载,历代文士也在此留下诗篇,越南使臣则写下了"树上楼台俯碧漪,堆青叠翠水之湄,会通河柳围官道,太白流风飐酒旗"[4]、"雪意不侵裘业子,霜威难犯酒家扃,谪仙何处觞任令,秪有楼前客醉醒"[4]的诗句.关于李白楼的由来,普遍有三种说法,一是指贺兰氏酒楼,因李白在此饮酒,故名;二是酒楼为李白所建;三是此楼为李白在东鲁时的家.而从越南使者笔下的"济宁有古任城,城中有李白楼,即任城县令有贺知章觞李白于此"[7]、"马头岸有李白楼,系任城令贺知章觞李白于此,因名"[4]等字句可以看出,与上述说法都不相同,越南使者认为李白楼是由于贺知章与李白在此饮酒,因而得名,但这却与《大清一统志》中"唐李白游任城,县令贺知章觞白于此,后人因建楼焉"[8]的记述有相吻合之处.

  在李白楼旁还有古南池,"古南池在城南三里许",其风景优美,"夏日荷花盛开时,清香袭人,而白莲尤盛",常有游人聚集于此.[9]池边"旧有唐杜文贞公祠,祀李白、杜甫、贺知章三人"[9],越南使者武辉珽笔下"秋兴客游诗史庙,月留人醉酒仙楼"[6]便是写的李白楼和古南池边的杜少陵祠,武辉珽另有一诗云"亭台一簇傍杨堤,恍讶桃源别有溪,一水界分亭内外,双桥径远路东西,祠留诗史隆山斗,碑揭宸章焕壁奎,自古班门谁弄斧,吟成未敢笔轻题.(鲍参军之清逸,笔底藏神,白乐天之浓丽,纸中刺绣,读之以为诗范)"[6],其中的"宸章焕壁奎"出自宋黄公度《御赐阁额二首其一》,而"鲍参军之清逸"应来源于杜甫《春日忆李白》中赞美李白诗文的"俊逸鲍参军"句,足见越南使者对中国文籍典故的熟知,其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对李杜等诗家的仰慕和赞誉.阮宗窐在《济宁旅次读吟》中提到"南池多产荷芰,杜甫有诗刻石,今名南旺湖"[4],显然作者将"南池"和"南旺湖"指为一处,那么它们是否为一处呢.古南池边确实有杜甫诗碑,刻诗《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云: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而南旺湖位于济宁到东平段的运河济州河段,由《禹贡》中的大野泽演变而来,自明朝永乐年间进行工程管理后,"济宁抵于临清上下数百里""舟楫不通"的河道,成为"贡道之要会也".[10]可以看出,杜甫笔下"通沟洫"、"蒲荒",并且位于济宁城附近的"南池",显然不是南旺湖.至于杜甫所游是否为今古南池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所见"有诗刻石"的应为古南池.

  运河山东段的另一重镇临清地处会通河咽喉,会通河疏浚后,临清因漕运而商贸兴旺,于明弘治二年(1489 年)由县升格为州.然而这一沿河重镇在越南使者笔下却没有过多的记述,许是因为此处并没有能够过多吸引越南使者注意的名胜,但从仅有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窥见越南使者来华时所见到的临清州的繁荣景象.阮宗窐在停留临清时记道,"此城亦大去处,舟车凑合,岸有巡关,旗揭裕国通商四大字,秀丽绝伦"[4],从巡关的旗子上标识的"裕国通商"大字足可见运河给临清带来的商贸地位以及临清作为商业城市的兴盛.

  (二)船闸

  由于运河山东段最高点在南旺湖,因此需要一系列闸坝工程来确保运河畅通,而越南使者沿水路行使就必然经过这些闸口.对于山东运河沿岸船闸的记述详见于阮宗窐的《使程诗集》,在他有关船闸诗作的序文中,描写了船过闸口的种种情状,有在"邓家、丁家、琉璃诸闸"所见"河道窄狭,岸高水浅,闸如兴安之陡,但高大胜耳,开时水高数尺,湍流太急,拽扶至百余人,鼓噪甚力,徐又转上,至有断巨缆者"[4]的情形;也有在临清道中面临"多置石闸,水道曲折……又值秋深水浅,守闸者先期封水,舟至然后放行,夜则系缆闸旁以待"[4]的搁浅情况.而阮辉亻莹到达枣林闸时,"河水坚凝,厚已一尺,闸关官先下木栅二重,岸积柳条苇荻,刻期封闭,乃湾船于此"[6],因此一行人也由水路改为陆路继续向北行进,可以看到,后黎朝使者的水陆行程选择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很大.

  后黎朝使者有关船闸的诗文,皆兼吟咏该处风景,如荆门闸"朝霞舒卷当空上,晚笛低回隔树间"[4],枣林闸"朱堤染出江湖色,白玉妆来世界中"[6].其对于船闸和河水的描述也极具文学意味,"霜匀狼尾村容淡,水漝羊肠岸势斜"[4]生动而富有意境地勾勒出秋日清晨的村庄与河岸之貌,"岸压滩低天未雨,闸将流束水如梭.寻源仙舸知非易,跨浪龙门更若何.舍彶转高程转上,忽逢浣女讶天河"[4]则充满了如豪放派诗人一般天马行空的想象,将船经闸口随河面上升的情状以极为磅礴的词句记录了下来.

  二、后黎朝使者笔下的山东地区社会自然风貌

  (一)社会风貌

  越南使者由中国广西一路北上,路程几乎纵贯中国,其在途中所见到的中国各地社会风俗各不相同.当越南使者行经山东时,自然也会感受到齐鲁地区独特的社会风气和人情风俗.

  1.地理条件

  越南使者进入山东,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山东的旷野平原,山东的地貌主要为平原和丘陵,而越南使者所经的运河流域则正是一马平川的原野,因此记述之中多有"入山东界,村烟豁远,一望平原,四无涯际"[4]、"山东古有鲁城山川秀丽,地广人稠,高原平沙,四无涯岸"[4],"鲁东四望尽平洋,地旷天低树影长,野邑更无山隔别,村中多是雪装潢"[6]等描写.此外,越南使者还记下了山东地区的物产植被"谷惟面麦麻豆,树惟槐柳樟栢而已"[4].

  在气候方面,尽管越南使者对山东冬日留有如"雪重酒楼皆砌玉,雾轻古柏树笼纱"[6]的美妙吟咏,但山东地区冬春之交的天气状况仍令越南使者颇有不适,阮辉亻莹行至高唐"一路飞尘蔽天,使轿行装或至盈斗,衣服器用,包封稍不谨者,悉皆糜烂"[6],至苦水庯"一路天气盛寒,手不可露,唾津成冻,鼻涕流须,俄顷成珠,累累如串"[6],北方初春的大风沙尘和寒冷天气都是常年生活在南方的越南使者无法适应的,因此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士栋行至山东境内时"感风寒,胸肋刺痛"[11],他在病中感叹"壮岁形神元自旺,他乡水土莫相撩"[11],"萧萧朔吹侵裘冷,滚滚车尘朴面冠"[11]的北方天气或许也着实让使者们无暇再关注路途中的其他景观.

  2.民居

  在山东运河沿岸,由于"石、木、土、砖建筑材料比较缺乏,取之不尽的黄土则广泛地作为建筑材料来建造房屋",这些民居的形态"一是山东运河南段的茅草土屋;二是中北段的囤顶土屋".[12]阮宗窐在《山东秋望》中写道,"……人家多积土为矮屋,无起脊,如穹庐形.有势力者为砖楼,高四五丈,四周及上面并砌砖,平头望之如方塔者,地寒故也"[4],这不仅描述了民居的建筑风格,同时还指出此种建筑风格形成的原因和不同建筑所反映出的百姓贫富差距,阮辉亻莹路过台儿庄所见到的民居"自此人家多砌砖,台高可二丈,平头无起脊"[6]也证实了阮宗窐描述的这种建筑风格.但据其描述来看,这些位于山东运河南段的"无起脊"的民居更为接近囤顶土屋的形态,而阮宗窐在路过山东运河北段沿岸的临清时,看到两岸乡村中"多以狼尾豆根覆屋,厚涂以土"[4]的人家,却更为接近茅草土屋的形态.

  3.民风民俗

  山东地处孔孟之乡,饱受儒学熏陶,尚文尚礼,而越南使者经过的位于交通线上的城镇在山东地区相对富庶,呈现出一种士农两业相辅相成、繁荣兴旺的民风."民歌乐在农桑业,士习薰为道义风"[7]、"井庐皇帝今人物,风范春秋古圣贤"[4]都是越南使者所见所闻的山东地区的民风.

  阮宗窐在东昌府停驻时正值端午节,"人家汤饼馈送,宴笑歌呼,江间龙舟二三只,竞渡于津头","聊从俗态蒲三爵,剩有心符采五丝"[4],此地民俗端午节饮酒、缠五彩线、吃汤饼、赛龙舟,热闹非凡.诗题"客里端阳"显然是阮宗窐在表明正值节日却客居异乡的状况,可见越南习俗亦过端午.

  此外,乾隆三十年出使中国的阮辉亻莹因在济宁舍舟陆行,并宿于当地人家中,得以见闻许多当地情状.如华山墩"山多花石",当地民众会把它们"制为玩器"并出售给客人,这是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表现;如东阿县"去城西五十里是阿井处,昔有虎居西山抓地得泉饮之,久化为人,令取以煮胶,按制胶法,春拣黑驴,饲以狮耳山草,至冬取皮以狼溪水浸一月,刮毛,汲河井水煮"[6],这是对于阿胶制法的记述;再如荏平县"城南涯外胡松家驻……街后声妓可二十余店"[6],则是清代山东地区娱乐业的真实写照.

  (二)风景名胜

  后黎朝时期儒学已经在越南居于正统地位,其"崇尚和仿行中国文物制度,科举取士成为黎朝选拔人才和官僚队伍的重要工具,也是当时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汉文化修养和科举中格亦成为黎朝选拔北使使臣的重要标准"[13],因而这些越南使臣在中国史书典籍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同时,虽然越南科举体系中汉文经史占据重要地位,但学习中国典籍的士人几乎都未曾亲身到过中国,所以他们对典籍所记载的内容应会有着渴望探求的心理,而中国的山水名胜也是他们认识中国最为直观的载体.正因如此,北使路途中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风景名胜得到了越南使者的特别关注.

  1.自然名胜

  泰山作为山东地区的自然名胜,后黎朝使者的行使着述中不乏对其的描写.越南使者是在行使的路途中遥望泰山,但却写下"见说登临天下小"[6]、"登处定知天下小,望中谁觉日轮高"[11]的诗句,恰恰证明了泰山五岳之首的形象和杜甫"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对他们的影响之深.而"玉女峰攒云路表,仙人桥驾斗星边"[6]则是极富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越南使者以深厚的汉文功底,用中国诗文常见的意象对现实所见进行文学加工,将泰山苍松巨石置于云烟之中的雄浑明丽景象生动地记述了下来.

  2.人文名胜

  相较于自然景观,人文名胜显然得到了越南使者更多的关注,见诸其着述的有仲夫子庙、亚圣庙、鲁仲连台、龙山书院、倾盖亭、西楚霸王墓等.可以看出,越南使者笔下的人文景观都蕴含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其中以对仲夫子庙的记载最为丰富.

  仲夫子,即仲由、仲子路,孔子的弟子之一.汉代因避赤眉起义,仲由后裔由卞邑迁至延就亭(今仲浅村),唐天宝年间任城县令建仲庙于此.康熙年间仲庙大规模重修,越南使者所见的"门楼三层,正宇基高丈余,屋盖黄碧之瓦,钦赐额曰圣道干城,神像丰硕,眼长纵射,貌雄而有和容,衮冕执笏,凛然可畏"[4]便是重修后规模宏大的仲子庙.越南使者题咏仲子庙的诗作大多先盛赞仲子品格、铺叙典故,而后表达自己谒庙的景仰之情.如"秀分岳岱挺英姿,景行高山百世规"、"义勇精诚日月知,道墙数仞立平规"、"绎凫耸翠泗连漪,毓出高贤不世姿"[4]、"平世泽同悠久,万古高山仰哲谟"[6],其对仲子的高山仰止之情溢于言表,足见在明清时期的汉字文化圈中,儒学对越南文士的影响之巨大,即便是作为七十二贤之一的仲子在越南使臣心目中的地位也是十分高的.而如"藜藿事亲思不匮,马裘共友矢无私.学施有政蒲三善,孝达为忠费一堕"[4]、"负米于亲隆孝慕,乘桴与子契行藏"[6]、"黎霍事亲贤者乐,干城御侮圣之昌"[6],"三年军赋为邦政,千古干城卫道功"[11]等诗句中对于仲由"为亲负米"、"蒲邑三善"、"圣道干城"等典故的运用,亦足以体现出越南使臣的汉文造诣之深.

  三、后黎朝使者对山东地区形象记述之特点

  越南后黎朝使者北使大致途径中国境内八省,沿途纪闻风格体裁具有连续性,其对山东地区的记述亦不例外.概以观之,大致具有如下特点:

  (一)多着墨于沿途所见而少有交游记录

  后黎朝使者对山东地区的记述大篇幅被沿途景观所占据,这其中既有"远远烟村横碧落,茫茫麦陇匝平沙"[4]的村野、"江帆挂日风千叶,野渡披霜月一泓"[4]的运河,又包括济宁、临清、德州等市镇,更重点着眼在了各处人文名胜上.相反,越南使者同山东士民的交游却是极少见诸记录的,这或许与他们没有机会同当地士民作过多交流有关.乾隆三十年北使的阮辉亻莹一行在济宁下船登陆后,履被安置在士民家中,由州官或县官供饭,但其着作中亦未有同中国人交流的记录.今所见的唱酬记录仅有冯克宽《与滕尹赵侯相见》《题赵侯画像图》和武辉珽《答赠济宁诗客姚迈德》.在《与滕尹赵侯相见》中,冯克宽以欣喜的心情写道"今天下一轨文同,万里寅缘快此逢"[7],后又记道"赵见诗曰,安南国使冯毅斋,学问深远,字画神妙的第一才品"[7],这样的称赞直接表现出了汉文化在朝贡体系内的影响力之巨大,藩国之人莫不以汉文优秀为荣耀,也一定程度体现了明中后期汉字文化圈内文化交流之盛.

  (二)关注景观文化内涵,擅用文史典故

  越南使者们在记录北使途中所见的景观时,无一不在探求这些景观背后的文化内涵.担负北使任务的越南使臣通悉汉文、熟知典故,他们在未亲身见到中国的山水人文景观之前,就已通过经史典籍、志书小说等中国书籍和越南历代北使使臣的着述了解中国,形成了对中国的印象.当这些使臣踏上北使路途,通过自己的眼睛看见中国时,这些印象便与实景交织,赋予了他们的使行记述极大的文化内涵,也使各类文化景观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他们的着述之中."春回海岱文峰秀,暖入洙沂道派香.院以龙争知变化,千秋长为作津梁"[6],这几句由阮辉亻莹题于东平州龙山书院的诗句很能够说明越南使者对海岱齐鲁、汶泗洙沂之地文化传统深厚的印象.与关注文化内涵相伴的则是越南使者诗文中对典故纯熟的剖析与运用.在德州城三义庙前,阮宗窐感叹"故郡桃园春已老,此间柳坞荫还清"[4];在三月暖融的卫河边,黎贵惇畅想"兰亭少长欢无限,沂水童冠兴不穷"[14].凡此种种,被这些异域来客以宛如中国文士的笔法咏赋而出,更进一步地填充了他们所见景观的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使者在山东境内所见的崇祀行为也是极具特色的.山东地处孔孟之乡,儒家先贤崇祀是该地区崇祀行为的一大特点.由于儒学对后黎朝的影响,越南使者对这些儒家先贤祠庙并非仅仅留题诗文,而是参与其中亲自拜谒.除前文所述记载最为丰富的仲夫子庙,还有倾盖亭、亚圣庙.倾盖亭为孔子与程子倾盖如故之地,亭边有崇祀孔子、程子和子路的古庙,路过这样一处与儒家先贤事迹有关的祠庙,越南使者欣然"登望目占拜","宛然封域古之郯,贤圣当年会兴酣","南乘有缘经胜迹,拜目占不觉久停骖"[6].亚圣庙即孟庙,始建于北宋,为历代祭祀孟子之所."南徼鲰生幼服邹鲁大训,高山景行,徒殷企仰,叼克奉璋介使,观光上国,道经是邑,乃得亲瞻桧柏,祗谒宫墙,实为万幸,谨赋俚言,聊抒希慕之至"[14],这一段谒庙诗文的序言十分清晰地道出了越南文人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对儒家先贤极为崇敬的情状.由是观之,儒学在越南的地位之高与中国几乎无异,而越南使者得以千里迢迢来至上国观瞻圣贤遗迹的心情比之中国文士或许更甚.

  四、结语

  在宗藩关系的框架之内,后黎朝向中国明清两朝派遣朝贡使者成为中越两国交往的基本形态.仅从越南使者对于山东地区的记述中就不难看出后黎朝受中国文化浸润之深,这同古代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文化地位及由此带来的周边国家对中国典章制度、经史典籍的效仿和学习是密不可分的.越南后黎朝使者笔下的山东形象来源于他们对沿途风景、市镇、名胜、民风的观感,他们以异域来客的眼光记录着这片陌生土地上的每一个细节,但同时,同在汉字文化圈内的越南人又对这一切是如此熟悉的,熟知儒家经史的越南使者对每一处景观背后的文化意蕴的关注极大地丰满了他们笔下的山东形象.这些以亲身经历记录的明清时期朝贡制度下藩属国的行使活动,为我们打开了观察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形象的新视域,对研究越南后黎朝文人对山东之印象和北使使者对山东之观感具有重要价值,也是映照明清时期山东社会和中越政治文化关系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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