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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史诗《格萨尔》在外在形式上的特点

添加时间:2020/06/15

  摘    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探讨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独特外在形式,是"格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充分反映和体现青藏高原游牧文化特征的《格萨尔王传》作为一部伟大的民间口传史诗,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学宝库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其卷帙浩繁、篇幅超长、内容丰富、结构奇伟,堪称"世界史诗之王",而且是"世界上第一活形态史诗"和人间罕见"韵散合体"说唱艺术巨著;尤其是其神奇多样的传承艺人和"有动有静"的流布形式更令人叹绝.把握好其外在形式特点,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格萨尔王传》所处地位的认识,更好地致力于这一伟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与保护继承事业.

  关键词:藏族史诗; 外在形式;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寇双义(1962-),男,青海玉树人.玉树州委组织部干部.研究方向:格学.;


  《格萨尔王传》作为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联合国人类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伟大英雄史诗,是藏族人民用集体智慧创作的杰出史诗巨著,它在中国西部莽莽草原上已经传唱了千百年.这部受到全世界瞩目和珍视的藏族民间文学瑰宝,被学界称作是一幅描绘雪域高原壮阔浩荡风情的历史画卷,一部展现古代藏族社会瑰丽斑斓人文的大百科全书.史诗中着力塑造的神勇贤明、为百姓带来福祉好运的世界雄师大王格萨尔,被草原人民尊奉为保护神而世代受到敬仰与传颂.当人们接触和了解《格萨尔王传》时,往往首先会问到它是一部怎样的文学作品、有什么特点等问题.显然,探讨史诗《格萨尔》的特点,是"格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课题.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它所传达的思想内容都是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法及其蕴含的外在形式来展现的.目前,"格学"界对《格萨尔王传》的思想内涵及其艺术特色多有论述,而对其外在形式上的主要特点则论及不多.基于此,学浅寡闻的笔者冒昧地就史诗外在形式方面之特点(关于史诗的艺术特色多有研究文章散见于报刊,本文不再赘述),做如下粗陋探讨,谈谈管见,以就教于学者方家.

  众所周知,关于史诗的类别,学界从史诗的内容表现上,通常分为创世史诗(如汉族的《黑暗传》)和英雄史诗(如苗族《亚鲁王》)两种.而就其形式载体上划分,一般也有两种,即一种称作文人书面史诗,如古罗马的维吉尔所著《埃涅阿斯记》(又称《伊尼德》)、意大利的阿利盖利·但丁所著《神曲》等;另一种则是民间口传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又名《奥德修记》)两部史诗的合称)和中世纪欧洲"四大英雄史诗"(即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等.《格萨尔王传》既是藏族英雄史诗,又属民间口传史诗.它不仅是一部卷帙浩繁、结构宏大、内容丰富、场景壮阔、人物众多、流传广泛、影响极大的民间文学珍品,还是一部"世界上第一活态史诗"和国内外罕见的"韵散合体"说唱艺术巨著,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学宝库中闪耀着夺目光彩.这部伟大作品,充分反映和体现了世居青藏高原的藏族的游牧部落文化(即草原游牧文化),正如著名"格学"学者杨恩洪先生所言:"它是在藏族古老神话、传说、歌谣和谚语等民间文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了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1]那么,将《格萨尔王传》与我国的《江格尔》《玛纳斯》《黑暗传》《亚鲁王》等民族史诗及世界上的著名史诗进行比较,笔者以为,其外在形式上主要显现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篇幅浩大,结构宏伟,不愧为"世界史诗之王"

  《格萨尔王传》又简称《格萨尔》,素有"东方荷马史诗"之美誉,它同我国的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并称为"中国三大英雄史诗",且位列这三大史诗之首,被视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名扬全球.的确,一部完整的《格萨尔王传》究竟有多少部目前还说不清楚,而且每部的名称、内容在雪域藏区各地也有所不同,各地方说唱艺人的说法也不尽一样.但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它是世界上截止目前卷帙最为浩繁、结构最为宏大的史诗.据《中国新闻网》2017年7月7日公布的史诗普查不完全统计数字,目前已收集到全国各地不同说唱版本目录为180多部,约3000余万字,现正式出版的藏文版50余部、汉译版16部,其中木刻本、手抄本40多种100余部.又据《中国新闻网》2019年1月25日讯:根据研究人员不完全统计,史诗《格萨尔》至少有226部,累计170多万诗行,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另据《新华网》成都2018年7月12日电载:《格萨尔全集》藏文版300卷校样首次在四川成都展出.这套由喜马拉雅文库整理的《全集》,包含370部本(为各种藏文版本,笔者注),达8000多万字,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为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编排、出版《格萨尔王传》的文化工程,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藏文版最完整的版本.它既包括历史上的手抄本、伏藏本、木刻本、铅印本、内部资料本和新近民间整理的说唱本,还包括近60年来正式出版的各种版本.由此可见,从鸿篇巨制的《格萨尔王传》史诗篇幅来看,其规模之庞大,实属世界最长的史诗.它无论在诗行数或是字数上都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五大史诗"和"中世纪欧洲四大史诗"的总和."世界五大史诗",即古代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全书有3000诗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共有48卷、27803诗行;印度的《摩柯婆罗多》全书分18篇,有10万余颂,按每颂两行计有20多万诗行,《罗摩衍那》全书分7篇,有2.4万颂,共4.8万诗行.而"中世纪欧洲四大英雄史诗",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全诗长402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全诗共9516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全诗长3730行;俄国的《伊戈尔远征记》,全诗分5部分,不足1000诗行.显而易见,《格萨尔王传》完全能够称为世界文学中的"史诗之最".若再将它同我国国内比较著名的史诗相比较,同样居于"国内史诗之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只有10万多诗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也只有23万诗行,而苗族史诗《亚鲁王》则仅有2.6万诗行.

  那么,从《格萨尔王传》的谋篇布局来看,其结构之宏大奇伟,同样为世界史诗之最.大家知道,《格萨尔王传》通过讲述天神之子格萨尔从天界降生人间后,历经艰辛和磨难,率领岭国众将士征战四方、降妖除魔、抑强扶弱、造福万民的百余个故事片段,充分表达和集中反映了当时饱受战乱离苦的广大草原民众期盼一位能外御强敌、内善理政、爱护百姓、除暴安良的大英雄拯救他们脱离困苦,渴望过上和平安稳生活的美好心愿和社会理想,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的全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神子降生篇",属整部史诗的开头部分,主要交代天神之子格萨尔降生人间前后的情况;第二部分为"降魔征战篇",是整部史诗的主体部分(核心),全面讲述格萨尔率领岭国众英雄南征北战、降妖伏魔、安抚四方百姓的一生征战历程;第三部分则是"返回天界篇",为整部史诗的结束部分,主要叙述格萨尔到地狱救母救妻、安定三界和回归天界的过程.这三大部分本身的篇幅内容就非常巨大,而其中的第二部分"除魔征战"内容又最为丰富,容量也最大,除了著名的降魔四大战--《北方降魔》《霍岭大战》《保卫盐海》《门岭大战》外,还有征战18大宗、18中宗和许多小宗的故事篇章,且每个重要故事和每场战争均能构成一部独立的史诗.这种谋篇布章的大手笔、大构思,不仅在我国诸多史诗里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因此,我们怎能不慨叹《格萨尔王传》的这种大篇幅、大框架、大制作,称其为"世界史诗之王"可谓名符其实,丝毫也不过分.

  二、广泛流布,世代相传,堪称"世界第一活态史诗"

  藏族有句古谚语云:"岭国的每个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王传》."这句谚语虽然只有短短十几个字,但却简洁地说明了史诗《格萨尔》历史久、流传广、影响深,生动地反映出它所具有的鲜明群众性和活态性特征.首先,格萨尔王传说故事在雪山草原民众中老幼皆知,其知晓率至少达90%以上.是的,从巍峨的冈底斯山下到旖旎的青海湖畔,从秀丽的西双版纳竹林到苍茫的鄂尔多斯牧野,甚至远到国境外辽阔无边的西伯利亚旷野和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都无处不在吟诵着格萨(斯)尔王的英名.《格萨尔》作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诞生于藏族人聚居的青藏高原,并且在上千年春秋更迭、雨雪交替的漫长岁月里,流传于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内蒙古等中国西部、北部的广袤地区,被这些地区的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族群民众一直传唱至今而经久不衰.它在多民族中的传播,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而且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增进理解的生动见证.同时,《格萨尔》还跨越中国国界,在毗邻的蒙古国、巴基斯坦、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不丹等国和地区,以及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卡尔梅克等地区也有流布.这说明,格萨尔王征战一生、统一部落、为民除害、匡扶正义的故事,超越了民族和国别,不仅在雪域藏地是家喻户晓的,被藏族人民代代传诵,而且受到周围邻近地区的其他族群的欢迎和喜爱,被这些地区的民众所接纳和传唱.《格萨尔王传》这种跨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实在是异常罕见,令人侧目.以上事实和情况充分显示出,史诗《格萨尔》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特质.这种特质,也是我国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史诗所共有的属性,即"人民性".的确,让人不胜感慨的是:在雪域高原的每一座山岭里,在蒙古草原的每一片草地上,都在传唱着英雄格萨(斯)尔的故事,这里的山川大地到处能见到格萨(斯)尔的故事遗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深深浸润在《格萨(斯)尔》史诗的文化氛围之中.波澜壮阔的格萨尔王征战四方、除暴安良的传奇故事,在一辈又一辈草原人民口耳相传中汇聚成波涛汹涌的文化之河,穿越千年历史的烟尘,奔腾不息地流淌到了沐浴着工业文明光芒的21世纪中国西部大地.千百年来它在雪山草原的山水之间,被崇敬英雄、热爱生活的人们世代传唱着、吟诵着.

  史诗《格萨尔王传》不仅富有人民性特点,而且还是活形态传承,有着显著的活态性.所谓活态传承,据"百度百科"解释:"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成和发展的环境当中进行保护和传承,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当中进行承继和发展的传承方式.它能够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终极目的,是区别于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用文字、音像、视频等方式,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就史诗来说,笔者理解此话就是用人们说唱演述这种非物质状态的动态形式(即口传)进行传播和承袭.藏族有句俗语说得好,"一把六弦琴,一段格萨尔王的故事."《格萨尔王传》之所以能够从千年前流传到今天,主要靠的是草原民众的世代口耳相传.就像杨恩洪所分析的:"如此宏大的《格萨尔王传》,绝非用百年时间所能够制成的,也不可能凭借几个人就可以完成其创作的."[2]一代代游吟在青藏高原这片高天厚土上的说唱艺人,是格萨尔史诗故事无人不知、无处不在、广为传唱、永无止息的最好证明.《格萨尔王传》正是在民间艺人的代代传唱中,才能够以其动态文本(即口传文化)的形式存活到现在,而且"还在不断地生长和发展".这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在此有个情况值得注意:史诗《格萨尔》的篇幅和卷帙在藏区各地有所不一样,这主要是由于说唱艺人的口头加工创作在不断增大增多,造成说唱的细节内容也愈加丰富,从而出现了一些演变和差异.《格萨尔王传》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其原初的统一部本,后来产生了不同异文本,比如叙述格萨尔称王故事的书面文本现至少有两部以上,青海版书面的《赛马称王》,西藏版则称《赛马登位》,两本书的内容情节发展虽然基本一样,但有些地方的具体言辞表述则有出入.这种《格萨尔》同一部本存在的异文本差异,恰好证实了它是活形态的史诗.确如杨恩洪指出的:"《格萨尔》到底有多少部作为活形态的史诗传统,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是难以计数的,尤其是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故事远比我们现在已搜集和整理的部本要多得多."[1]若我们再拿《格萨尔王传》与国内外其他史诗相比,我国国内尽管尚有著名的苗族《亚鲁王》等史诗还在人们口头唱诵,但远不及《格萨尔》长.而西方的史诗,如浙江嘉兴学院博士研究生蔡熙所说:"从'荷马史诗'到《贝奥武甫》《尼伯龙根之歌》《罗兰之歌》及古印度的《摩柯婆罗多》《罗摩衍那》等,由于较早地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现在已不在民众中口头展演了."[4]是的,西方古代行吟艺人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所吟唱的史诗早已变成了静态文本.也就是说,西方著名史诗的说唱形态早已消失,而且均已被书面形式所替代.但是,在21世纪人类工业化、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当下,东方的《格萨尔王传》却仍然在我国西部地区民间以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播方式、以口头演唱为主要生存形态,通过当地艺人接续不断的说唱而到处传唱着.毋庸置疑,史诗《格萨尔》的说唱传统,使它成为了一部世界上活着的第一史诗,活态性是其最显著的基本特征.

  事实也是如此,《格萨尔王传》这部被人们称作藏族古代文化"活化石"的史诗,至今还在影响着雪域藏地人民的生活.在苍茫无垠的青藏高原,不同地域的人们依然在用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史诗文化,使千年绵延不绝的史诗传统承继到了现在.比如,玉树、果洛等地区"写不完格萨尔故事的人",三江源区一些保留着史诗传统生活方式的"格萨尔文化村",以及那些呼吸着现代文明空气在乡间授课、在佛寺绘彩的唐卡画师和举行婚嫁、丧葬煨桑仪式的人家,还有珠姆故里牦牛帐篷里的吟诵声,古城拉萨街巷茶馆里的演唱声,果洛、玉树草原盛会上列队的马背表演,藏区百姓每年对神山圣湖进行的祭拜,等等.这些真真切切的"如故、依然",无不在向世人讲述着、描摹着史诗传统是如何的在延续、在扩展、在演进.正是由于《格萨尔王传》这些听得到、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非物质"传承(即活态传承),所以人们才把它称为"世界第一活态史诗",它也才能够从国内外众多文化瑰宝中脱颖而出,无需争辩地于2006年顺利列入"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纳进《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韵散兼用",声情并茂,真乃人间说唱艺术奇葩

  《格萨尔王传》和世界上诸多史诗一样,是以说唱艺术形式来反映草原英雄格萨尔降魔征战、造福百姓的传奇故事内容的.这就是说,史诗《格萨尔》是采用说唱艺术这种传统方式和手段来叙述和展现其整部故事情节内容,描摹和刻画史诗中人物性格及其形象的.而且,其说唱方式是吟唱与道白兼有、韵文和散文结合的"韵散合体"形式.这种形式为藏族特有的古老文学艺术表现手法,它常见于藏族的叙事诗、民歌、传说故事及藏戏中.也就是说,《格萨尔》说唱艺人们进行说唱时,是以"诗句配曲调的吟唱"为主,以"散文叙事语的讲述"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者有机结合的讲唱方式,韵散合用,词曲搭配,以声情并茂的表现形式来增强史诗艺术感染力的.据说,《格萨尔》史诗有上百种唱词曲调,而且不同的人物要唱不同的曲调,同一人物在不同场景中也分不同的唱调.谈到格萨尔史诗的说唱形式,杨恩洪有段精辟论述:"民间艺人大多采用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仲玛'(即韵散兼用的说唱本)进行口头演述.换言之,史诗叙事由散体讲述和韵体歌唱两部分交替进行,回环往复.《格萨尔王传》散体部分以道白叙事方法介绍故事内容、铺陈情节发展,叙述时抑扬顿挫,轻重缓急之间也传达出动听的节奏;韵体部分则主要表述故事里的人物对话和抒情言志,唱词一般采用民间广泛流行的鲁体民歌或自由体民歌,但并不拘泥于这两种体式,其比重往往大于散体部分."[1]

  这里所说的"韵",是指民间文学中说唱文本里的韵文,"散"则是相对于"韵"而言的,指的是说唱文本中韵文之外的叙述语部分.而史诗《格萨尔》在故事情节陈述中,人物之间的对话常常采用唱词韵文的手法进行表现,这是藏族民间文艺的习惯表现方式和固有传统文学样式,即在藏族说唱文本叙事当中往往会穿插许多唱词韵文.换句话说,"韵散"相互结合、交替使用的方式,作为藏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说唱艺术重要文体特征,尤其在表现和承载《格萨尔》故事内容中得到了完美体现.然而,我国其他民族乃至世界各国的史诗,它们大多为单一的韵体文本(诗歌唱词形式),有的则纯属散体文本(无韵叙事文体),而像《格萨尔王传》这样将韵体和散体结合起来兼用的却极为少见.因此,放眼缤纷斗艳的世界史诗艺术花园,我们不能不为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这种世所罕见的"韵散合体"说唱文本而称奇和赞叹.它真不愧为世界史诗花苑中一朵绚丽无比的奇葩.

  四、神奇多样的说唱艺人举世无双

  在《格萨尔》史诗千百年的流传发展中,辛勤的民间说唱艺人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传播者和继承者[2].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拥有这部让世人惊叹的不朽史诗,正是由于民间艺人一代接一代不间断传唱的结果.《格萨尔》说唱艺人,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光明日报》记者万玛加在其2017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目前仅青海省先后发现并认定的《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多达120多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有3名,省级传承人有16名."[7]如此的艺人规模,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特别是多种多样的说唱艺人,更是国内外独一无二的,令人啧啧称奇.尤其是其中依靠机缘巧合学会说唱格萨尔故事的托梦艺人、圆光艺人和掘藏艺人更为神奇,可谓举世无双.史诗说唱艺人在藏语中称为"仲堪(肯)"或"仲巴",他们大多数属文盲或半文盲,但却有着超常的记忆力和惊人的叙事才能."格学"专家通常把《格萨尔》说唱艺人划分为五种[8].即:托梦艺人,又称"神授艺人",藏语称"巴仲",意为在梦中获得神灵所授说唱格萨尔故事能力的艺人,这种艺人在藏区比较多,像西藏的扎巴、次仁占堆、玉梅、曲扎、斯塔多杰等,青海海西的才让旺堆、玉树的才仁索南、达哇扎巴和果洛的协热坚措、昂仁等;圆光艺人,藏语称"扎仲",即借助铜镜、纸张等物就能够说唱格萨尔故事的艺人,这种艺人为数不多,如西藏类乌齐县卡察扎巴和青海的才治活佛;掘藏艺人,藏语称"德仲",意为依靠机缘挖寻出先哲伏藏的格萨尔故事文本的艺人,这种艺人比较少见;闻知艺人,藏语称"蜕仲",即"闻而知之"的艺人,就是听别人演唱格萨尔故事而学会说唱的艺人,像著名的四川德格县女艺人卓玛拉错便是一个;吟诵艺人,藏语称"通仲",即"照本说唱"的艺人,就是看着格萨尔故事文本能够说唱的艺人.上述五种艺人中的后两种人数相对较多,占比超过一半.此外,还有一种从事抄写格萨尔故事抄本的人,藏语称"智堪",意即"抄录艺人",如青海玉树结古镇的布特尕和秋君扎西父子等.然而,无论托梦艺人还是圆光艺人,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牧民子女,大多数没有上过学,目不识丁,只因年幼时某种机缘巧合得以开启智门,从而获得了说唱格萨尔故事的超常能力.尽管这两种艺人让人难以置信,但现实中却是客观存在.还有将前辈大师藏匿于深山岩洞中的格萨尔故事文本挖寻出来的掘藏艺人,在雪域藏地也确有其事,像被全国"格办"授予"写不完《格萨尔》故事的人"称号、现青海果洛州龙恩寺能抄写百部格萨尔故事的格日坚参活佛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位.雪域高原《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中这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实在是不可思议之事,在我国其他地区或国外尚未听说有此类情况.而且,藏区《格萨尔王传》的多种说唱艺人现象早已有之,而非20世纪开始才有的,这实乃《格萨尔》史诗不同于国内外其他史诗的又一显著特点.

  五、"有动有静"的流传方式独一无二

  传唱千百年的《格萨尔王传》,它的流传主要是靠民间艺人口头说唱形式而在民众中代代口耳相传的,同时辅以藏文抄写或木刻印制方式得以传播."格学"界将前者称作"口头说唱文本"(又称动态文本),后者被称为"文人书写文本"(又称静态文本).史诗的这种"口头说唱"与"文人书写"并举,既有"动态"又有"静态"的传世文本,在国内外文坛艺苑可谓"一枝独秀",冠压群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西方史诗均为文人书写文本,如"荷马史诗"、《熙德之歌》等,它们起初都是靠行吟艺人游唱而得以流传的,后来因行吟艺人无后人口耳相承,只能通过后人所整理的书面文本传世.而在我们国内,20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汉族创世史诗《黑暗传》仅为传世的手抄本(即文人书写文本),苗族的英雄史诗《亚鲁王》则是单靠口头吟唱世代相传的.但是,如上所述,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却兼有动态文本和静态文本两种流传形式,这既体现出它的传播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也是其形式上不同于国内外其他民族史诗的又一明显区别之处.而且,民间艺人口头说唱部本在《格萨尔》史诗全书中所占比重高达80%左右[9],这又证明它的流布形式是以民间艺人的口头说唱为主的,即主要为"口头说唱文本";同时,又说明《格萨尔王传》还未完成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的转化,是一部仍然活着的史诗.事实也是这样,如前所述,《格萨尔王传》主要就是通过像当代著名的西藏地区桑珠、扎巴、玉梅,青海海西的才让旺堆、玉树的才仁索南、达哇扎巴和果洛的协热坚措、昂仁等一批批藏族民间艺人的世代口头说唱,而从千年前一直传唱到了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一代代众多说唱艺人口头的故事创作,就不会有如今《格萨尔王传》这部鸿篇巨制史诗的流传,也就不会有现在同一内容的史诗部本之异文本.《格萨尔》说唱艺人既是史诗动态存留的重要承载者,又是史诗活态生存的主要传承人.闻名全球的《格萨尔王传》,正是通过草原上无数民间艺人的世代说唱吟诵,才使它享有了今日的世界声誉.

  《格萨尔王传》除了上述独特的流传形式外,史诗艺人还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说唱方式,积极借鉴藏戏这种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演唱形式,在藏族聚居地区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演唱格萨尔故事的团队表演形式,为史诗在新的环境与条件下的传播拓展了新空间,开辟了新途径.比如,已传承数百年的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竹庆寺的《格萨尔》传统舞台藏戏,还有上世纪末在青海果洛州甘德县、久治县兴起的《格萨尔》马背藏戏团常年演出;另外,四川的色达县、西藏的乃东县(泽当)和巴青县,以及青海的果洛州班玛县和达日县、玉树州囊谦县和称多县、海南州贵德县、海北州刚察县等地,也都有表演《格萨尔》藏戏的习俗.这种《格萨尔》藏戏,是一种借助舞台表演在内容上单纯展现格萨尔英雄故事的演唱形式,它在史诗长期流传过程中由简单实用的口头说唱方式而逐渐演化为比较复杂的艺术化曲艺表演形式.藏戏表演的这种传承方式,不仅使《格萨尔王传》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在史诗传承中犹如古树又发新枝,绽放出鲜艳的新花叶,为史诗的进一步流传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综上所述,传唱千年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其不同于国内外其他民族史诗的独特外在形式,是"格学"研究中值得探讨的一个基本问题.《格萨尔》既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也是世界上第一活形态史诗.它不仅卷帙浩繁、篇幅超长、内容丰富、结构奇伟,而且流传形式也有别于国内外其他民族史诗,尤其是藏族特有的"韵散合体"传统说唱艺术及神奇多样的传承艺人,更令人叹绝.史诗《格萨尔》不愧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无愧为"世界史诗之王"的称誉.注意把握好这部举世无双的藏族民间文学巨著之外在形式上的鲜明特点,有助于人们深化对《格萨尔王传》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学史上所处地位的认识,更好地致力于对我国这一伟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整理与保护继承事业.
  参考文献
  [1] [3][5]杨恩洪.传唱千年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J].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0(1).
  [2] [6]杨恩洪著.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
  [4] 蔡熙.《亚鲁王》是"英雄史诗"还是"活态史诗"[J].贵州文史丛刊,2014(4).
  [7] 万玛加.光明网·世界唯一活着的史诗[Z].2017-04-07.
  [8] 降边嘉措主编.格萨尔大辞典[Z].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9] 角巴东主.格萨尔神授艺人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