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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议与分歧

添加时间:2020/05/15

  摘    要: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故事情节幻异曲折,跌宕多变,文笔简练,叙次井然,被誉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集,在国内外文坛均享有崇高的地位。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逐渐出现一些分歧和争议。文章围绕研究中的争鸣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提高其研究的有效性,进一步挖掘《聊斋志异》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聊斋志异》; 文言文; 艺术价值; 文学价值; 争鸣问题;

  作者简介: 王娟(1980—),女,山西临汾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The Academic Controversies in the Study of “Strange Stories”

  Abstract:Pu Songling,a novelist in the Qing Dynasty,created the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Strange Stories”,in classical Chinese,which inherits and develop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 and expression techniques of Chinese legend literature. The story has different plots,twists and turns,ups and downs,concise writing and well-organized narration. It is known as the collection of works with the highest achievements in ancient Chinese short stories,and enjoys a high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world at home and abroad. With the deepening of its research,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nd disput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ademic controversies in the research,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research,and further tap the literary value of “Strange Stories”.

  Keyword:“Strange Stories”; classical Chinese; artistic value; literary value; controversial problems;

  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所著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其影响贯穿古今,闻名于海内外,很多作家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赞誉。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此书为“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经说过:“想象是伟大的潜水者。”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小说家,要写出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作出能够激发人阅读兴趣的作品,虽然要具备一定的生活基础,但其想象力更为重要和关键,而《聊斋志异》就是一个集作家天才的想象才能与艺术才能于大成的小说作品集。这篇小说集具有独特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总结和高峰。[1]古典文言文的写作形式使该作品摆脱了一般白话小说的通俗,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内容的丰富度上都远超文学史上的同期同类文学作品,屹立于志怪类群书之巅。基于此,清代著名思想家陈延机称其为“空前绝后之作”。即便它的语言描述为文言文,但它的读者受众却不断增多,后世不断有根据《聊斋志异》改编的影视作品出现,并且几乎都受到广大电影爱好者的追捧。能做到流行不衰数百年,除了人们本身就对书中描述的神奇未知的志怪情节和异于常人的人物形象感到好奇之外,更多的是被它的艺术特色所打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该作品的研究,虽未达到“红学”的盛况,但它蕴含的艺术、社会文学价值却早已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2]

  一、《聊斋志异》作品简介

  (一)《聊斋志异》的成书及问世历程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称《鬼狐传》,是蒲松龄的代表作。该小说集是蒲松龄穷尽一辈子心血写成的“孤奋之书”,在40岁时几近大成,后来又经过了增补和修改,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全书共分16卷,有短篇小说491篇,全书体裁复杂,以短篇小说为主,还兼有杂记、寓言等多种文学体裁,题材广泛,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和流传于下层知识分子中的轶闻,虽然也有出自于前代的文献,但较有名的作品都是经过蒲松龄润色和再创作的。《聊斋志异》书成后,清乾隆三十一年方刊刻行世,后多家竞相翻印,国内外各种版本达30余种,其中,较为著名的版本有青柯亭本、铸雪斋本等,近20个国家有译本出版。全国《聊斋》出版物有100多种,以《聊斋》故事内容为蓝本编写的戏剧、电影、电视剧达160多出(部)。[3]

  (二)《聊斋志异》故事的分类

  《聊斋志异》故事从性质上来看,大致可分两类:第一,篇幅短小精悍没有故事情节,只是单纯的记录各类奇闻轶事;第二,篇幅短小但有曲折的故事情节,这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如《胭脂》《促织》《婴宁》《辛十四娘》等。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着重于抨击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第二,着重批判科举制的发展弊病和带来的罪恶;第三,着重宣扬婚姻自由,主张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第四,着重阐述作者自己心中的伦理道德观。该作品的艺术成就极高,它将古代小说中的“志怪”“传奇”以及“人情”完美的融合为一体,既采用了文言叙述的方式,也吸取了古代白话小说的优点,形成了独特而简洁的新的文言风格,艺术造诣远高于历代文言小说。全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故事新奇,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寓意深刻,对人们有很好的启发教育意义。[4]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语言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二、《聊斋志异》研究中的争鸣问题

  (一)《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问题

  《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继承中国笔记小说传统的文言写作方式创作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奇异的描写手法和展现出的文采造就了该书极高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些价值决定了其在文坛中的地位,其影响作用深远。随着对该作品的研究,中日研究者们对作者的创作态度存在争议,分析各家之说,其中最为普遍的说法是作者是在某种动机的指导下开始创作本书的,大部分研究者也都倾向于其真实动机是为了惩恶扬善。[5]桔朴氏在其著作《聊斋志异之研究》中表明,促使蒲松龄创作的原因有二:其一,当时的百姓期盼安居乐业,但这样渺小的期盼却因为社会的黑暗和官员的腐败而无法实现,作者对此极为愤慨而提笔创作,希望通过文字起到鞭策和警示的作用;其二,对于当时的百姓既渴望改变悲惨的生活现状,又因为自身的愚昧无知和自私自利,只追求眼前可见的身体感官上的满足,未能意识到思想转变的重要性,作者对此感到既悲哀又无奈,于是决定借助志怪灵异的力量来反映这一社会现实。实际上,这种认知是有代表性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由于《聊斋志异》的各类短篇故事,还不如说是因为故事末尾所附的“异史氏曰”中作者的议论,还有的是建立在对《聊斋自志》(《聊斋志异》的序言,简称《自志》)的认知基础上的。在很多情况下,之所以接受这种说法是源于张元所撰写的《蒲松龄墓表》、蒲松龄之孙的记述以及《聊斋志异》的最初刻印者赵启呆在《刻聊斋志异例言》中的表述。而实际上,这些人的观点和说法也是受各篇故事末尾所附的“异史氏曰”中作者对于惩劝的倾向和官员不作为的愤懑之情的影响,抑或是直接接受了未经任何研究证实的中国历来的对本书创作态度的传统看法。但事实上,“异史氏曰”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愤懑与创作此书的态度没有直接关联。而所谓的历来传统观念,也不过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文人对小说持有的态度,他们对于小说的起源产生了某种共性的认知,并让这种认知世代流传。[6]表面看来,他们对于小说无甚大的兴趣,但实际上不然,他们私下里也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评述,但这些评述大多来自他们的主观臆断,严格来说没有切实可考的依据。因此,要想真正了解《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以上说法仅可供参考,不必偏听偏信,只有对作品中的各篇故事进行分析,了解其含义,并结合蒲松龄的为人和性格特征,再加上他创作的其他文学作品的态度,进行多方面的考察,才能弄清《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

  (二)《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问题

  在《聊斋志异》研究中出现的争鸣问题除了以上提及的创作态度之外,还有写作年代的问题。根据蒲松龄之子在《祭父文》中的描述:“我父……暮年著《聊斋志异》”,所谓暮年,最早也应在六十岁上下,但实际上根据史料记载,蒲松龄的一生也就七十岁上下。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蒲松龄……其《志异》……年五十始写定”,在这里鲁迅先生实际上错认了蒲松龄的生年为1630年,比实际的提前了十年,因此,鲁迅先生才认为《聊斋》成书于康熙十八年,也就是在蒲松龄四十岁时。鲁迅先生的这个说法其实是根据《聊斋》书前的“序”和蒲松龄的《自志》手稿本为依据推断出来的。鲁迅先生是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个推断,此后人们便依照了此推断。后来,杨柳所著《聊斋志异研究》,游国恩编写《中国文学史》以及路大荒编撰的《蒲松龄年谱》等都接受并采用这个说法。但随着对《聊斋志异》研究的深入,以上说法都出现了各自的漏洞,表明了它既不是蒲松龄暮年所作,也并不是成书于康熙十八年。这个时候,关于该书的写作年代问题出现了新的争议。[7]根据章培恒研究蒲松龄在康熙十年时所作诗《独坐怀人》时发现,其中有一句诗为:“途穷书未著”。在康熙十八年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提及自己喜欢鬼怪志异的奇闻异事,根据“闻则命笔……久之,四方同人……所积益伙”中的“久之”二字推断,《聊斋》开始写作于康熙十一二年或者稍后的年代。加之,《聊斋》手稿本的第一册写成于康熙二十一年秋,并且在该册的倒数第二篇《祝翁》中明显留有“康熙二十一年”的字样,基于此,章氏认为载有《自志》和高、唐二人作序的《聊斋》本子于康熙十八年已经被打散并且重编了。根据第二册《狐梦》篇记载的“康熙二十一年……绰然堂”的字样和第四册最后一篇《鸲鹆》中记载“毕载积先生记”,证明了这是毕氏的作品,而毕氏卒于康熙三十二年,由以上推断,《聊斋》的第二、三、四册大致写于康熙二十一至三十年期间。根据第五册《何仙》中主要描述的是康熙三十年的事,在末尾有“次岁果列前名”的字样,由此推断该篇写于康熙三十一年后,并该篇至册末尚余五分之四,由此推断第五册写于康熙三十二年秋。根据第六册《五羖大夫》篇中记载“毕载积先生志”可推断该篇写于毕氏生前,即康熙三十二年前,而同册的《水灾》篇则记录了康熙三十四年的事件,由此,第六册应该成于康熙三十四年后。根据第七册中《司训》篇的“朱公子子青”和《王十》篇的“铸者炉火亘天”推断出第七册写于康熙三十九到四十六年期间。第八册《夏雪》篇记及康熙四十六年事,蒲松龄卒于五十四年正月,由此可大致推断出第八册写至康熙五十三年冬。[8]综上,由章氏的推断可知《聊斋》写作前后共历经四十余年。

  (三)《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问题

  关于《聊斋志异》的民族思想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出现过研究分歧和争论,但当时未据此展开充分讨论,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时至今日,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仍然存在。其中,争议最多的是认为《聊斋》有反清思想,而冯金起则否认这一观点。有人提出蒲松龄的诗作《早春》,其中两句“花落已惊新岁月,燕归犹识旧山河”喻示了作者对朱明王朝怀有故国之思。而冯金起辨析说,这首诗作于蒲松龄三十二岁随孙蕙去江南做幕宾时,只为抒发他的归欤之情。接着又说这个时间段距离明王朝灭亡已有二十六七年了,并且蒲松龄在写这首诗之前的几个月,很踊跃地接受了孙蕙的幕宾邀约,并作诗《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表明:“天定何劳避畏途”,这就证明了蒲松龄认为清政权的统治是顺应天命的且不可动摇的。还有人指出蒲松龄在给自己的肖像题词中也暗含了反清思想,“癸巳九月……作世俗装……所怪笑也”,冯说这几句话的本意实则是不愿按照世俗的习惯着公服画像,唯恐被后代取笑,而这里所谓的“世俗装”也并不指代“清服”,没有耻于着清服的意思。他还说,蒲松龄一生都想要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当他的儿子中秀才后,他曾高兴的赋诗:“幸尔刚沾化雨荣”。除此之外,蒲松龄还写过很多如《谢表》一类的歌颂清统治者的文章,从这些举动中都可以看出他对于清朝的统治并无不满。[9]

  (四)《聊斋志异》的艺术表现问题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聊斋志异》的基本艺术表现形式倾向于浪漫主义,但对此何满子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不能单纯的以作品的情节是否描述有非人间的志怪而将其作为浪漫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区别标志”,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学发展水平和认知水平。他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在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中都曾有鬼魂和精灵等非人类的存在,就像《哈姆雷特》,但谁也不会否认这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10]何文在研究《聊斋》时,首先将419篇短篇小说做了明确的区分:第一类完全叙述人间故事;第二类穿插式的附笔狐鬼梦幻情节;第三类表面看似叙述神仙志怪故事,实则借此讽喻社会;第四类主要描述神仙狐鬼,但重点突出了人性和易可亲的一面;第五类就是纯粹描写神仙鬼怪的故事;第六类记录编撰了其他的滑稽怪异等。经过统计分析,在《聊斋》中只为写神怪而写神怪的大致占总篇幅的五分之一,单纯描写人间故事不掺杂神鬼志怪的虽然不过七十篇左右,但很多篇目都属于第二、三、四类,虽然描写的是神仙狐鬼,但基调却是“入人间”,颇具“人情”,因此,《聊斋》其实可以说是一部对真实社会生活写照的文学作品。他还指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艺术地揭示了真实的社会关系,是否符合客观规律下生活过程的运动形态。他认为《聊斋》基本达到了这一要求,其中描绘的生活画面丰富广泛,几乎触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矛盾面。第一,披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民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第二,借助曲折的笔法表现了作者的民族思想;第三,对科举制进行了抨击和批判;第四,歌颂了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情观;第五,反映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伦理道德问题。[11]据此分析,研究者何文认为《聊斋》的基调更倾向于现实主义。

  三、结语

  《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很多著名的文学家和小说家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认为这部作品就是当代同类型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出现的这种神仙志怪类小说的文学价值都不及这部作品。它的影响从地域范围来看,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文坛,对海外文坛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但随着对其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在某些问题的认知上逐渐产生了争议,这些问题的存在经常导致研究进度滞后,但产生争议也并非全无好处,在争议中很可能会挖掘出《聊斋志异》新的文学价值,使其研究有效性得到提高,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同类型的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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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葛琴.《聊斋志异》的寓言性探究[J].长江丛刊,2018,(7).
  [3] 姜克滨.论《聊斋志异》历史叙事与战乱书写--以《公孙九娘》为例[J].蒲松龄研究,2019,(2).
  [4]任增强.《聊斋志异》西传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再探[J].国际汉学,2019,(1).
  [5] 王瑾.从《聊斋志异》的篇目命名看蒲松龄的小说文体意识[J].明清小说研究,2019,(3).
  [6]蔺杰.从视域融合角度看但明伦对《聊斋志异》的评论[J].牡丹,2018,(6).
  [7]高强.论《聊斋志异》中的春秋笔法[J].牡丹,2018,(6).
  [8] 王济远.论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墙”意象的艺术意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9]张海明.论异类女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演变--以《聊斋志异》例[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4).
  [10] 曹燕红.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科举观[J].章回小说(文学版),2018,(35).
  [11] 孙大海.有正书局《原本加批聊斋志异》批语的价值重估[J].北京社会科学,20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