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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视角解读《红浮萍》中雯的三次情感经历

添加时间:2019/10/16

  摘要:李彦的《红浮萍》通过大时代背景下主人公雯和母亲、女儿的坎坷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视角。主人公们经历的乌托邦色彩,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探究。雯的三次情感经历是乌托邦基本语义二重性的体现,即“完美或美好”和“乌有”,二者既相悖又相依。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雯始终坚信事实可以证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才有可能实现乌托邦指向的美好。主人公悲剧性的命运孕育了乌托邦,雯以及其他主人公平、楠和虞城表现出的主观意志与悲剧困境之间的张力使她们在对抗悲剧性命运时显得更加宏大和悲壮,体现了人性和时代都在走向乌托邦憧憬的美好。主人公经历的乌托邦色彩有助于我们更加包容地理解那个时代和当时的人性。

  关键词:李彦; 《红浮萍》; 乌托邦; 实践性; 悲剧性;

  李彦是加拿大华裔小说的代表人物,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加拿大留学,主修历史专业。她笔下的历史不是乏味的史实罗列,而是依托于主人公真实的生活经历,因而更能吸引读者去阅读和感悟。李彦在1995年发表了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红土地的女儿们》(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它的中文译写本《红浮萍》于2010年在大陆出版。之所以是译写而不是翻译,是因为两部小说的目标读者不同,其中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两部小说出版相距15年,随着阅历的丰富和思想的沉淀,李彦对那段历史和经历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赋予了《红浮萍》更深邃的内涵。对于《红土地的女儿们》而言,李彦亲自操刀译写的《红浮萍》是一次再创作,作者带我们再一次见证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性。《红浮萍》背景宏大,涵盖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虽然小说时间跨度大,背景事件多,但读起来却没有混乱和平淡感,我们不得不感叹李彦的叙事技巧和文笔功力:文字朴素、情感真挚、思想厚重,主副线逻辑清晰。人物的命运在时代的大潮中跌宕,读者的情感也随之起伏。

乌托邦视角解读《红浮萍》中雯的三次情感经历

  《红浮萍》设定了两条叙事线索,主线讲述了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坎坷人生。外婆(裁缝家的二女儿),母亲雯和女儿平的经历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外婆的一生虽不似女儿雯的那样坎坷,却也是旧社会女性命运的缩影,臣服于父权和夫权,活得毫无自我。雯的一生都与历史的错误和自己的孤傲抗争着。平则在自卑与困苦中艰难长大,苦难并没有让她失去对于事物的客观评判,她成为了纯良至善、拥有正确的价值观的人。《红浮萍》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人物的苦难和心路历程,需要审视、反思、诉说,李彦用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展示出来的场景,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反思。本文选取了乌托邦的视角,通过乌托邦的语义二重性、实践性及孕育乌托邦的悲剧性三个角度来主要解读《红浮萍》中的雯和女儿平、次要解读楠和虞城,这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及当时的人性。

  一、乌托邦悖论式的情感

  乌托邦自产生之日起,便背负悖论式的二重性。乌托邦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已经有了比较成型的体现,但“乌托邦”一词的最早使用要追溯到托马斯·莫尔。在莫尔的《乌托邦》里,乌托邦是一种批判现实弊病、描述不存在的理想社会的图景。虽然自1516年《乌托邦》问世以来,各国学者对于乌托邦概念的讨论层出不穷,也因此衍生了诸多概念,如恶托邦、异托邦、反乌托邦等,但人们普遍认为“美好或完美”和“乌有”是乌托邦最基本的语义二重性:完美或美好的事物,但不存在。例如我们熟悉的“桃花源”和“伊甸园”,它们描述的生活很理想,却只存在于文字世界中。在《红浮萍》中,雯的情感经历便具这种鲜明的乌托邦二重悖论性。

  雯自小便是出类拔萃、桀骜不驯的角色:五岁入学,一切都名列前茅;七岁自己溜进了天主教堂,金发碧眼的神父摘下一串绿葡萄送给了她,回家后却因“擅入洋人和尚的寺庙”被外公(小说是以雯的女儿平的口吻叙述的)狠狠一掌给教训了,才七岁的雯就吞噬了烟炮来反抗[1]20-21。外公在去世前,曾忧心忡忡地问子女以后会如何使用他留下的钱财,只有小女儿雯的回答“放账”令外公叹息不已:雯为何不是男儿?雯在十三岁便成了外婆唯一的依靠,外公过世时,十三岁的她抡起斧子吓跑了企图来瓜分财产的六叔等人[1]24。凡此种种表明雯自小便与众不同,可以说一直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雯的优秀和魅力使她在还不满十六岁(读高中)时便体验到了初恋的滋味。温文尔雅的外教英文教师,拥有羊羔般温驯的黑眸子,委婉地清唱着英文歌曲《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他总是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不露痕迹地炫耀着自己的博学多才,暗自欣赏着少女在敬佩讶异间展露无疑的一颦一笑[1]34。雯对英文教师的爱恋在其回国前得到了回应,临行之际,他约她南城门外汉江畔见面。他买了一把梳子送给她:“每日清晨,当你用你她它梳理栗色的秀发时,但愿你,会想起,远在天边的我……”面对自己倾心的男子,如此浪漫的情调,雯怎能不折服。他承诺将带着雯的一缕秀发“走遍天涯海角”,他还在她耳畔低语:“我……会向家里,慢慢做工作的……我一定会的……”[1]37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的都还是乌托邦语义“美好”的一面。

  然而这样的海誓山盟仅仅维系了不到一年,来自大洋彼岸青年教师的最后一封信终结了这段情感:“经过长期认真考虑,我已最终决定采取独身主义,将我整个身心都奉献给伟大的主……我希望能够继续维持我们纯真的友谊……”[1]42在《红浮萍》中,这是我们所知的这位青年教师最后的信息,如果这便是他的退场,雯或许应该感到欣慰,毕竟败给了上帝,她还是能接受的。然而,在《红浮萍》的续篇《雪百合》中,我们看到了这位牧师的情感历程:他已经经历了“五十年的幸福婚姻生活”[2]372,且开始了第二段婚姻。而雯却在他离开后,翘首期盼,苦苦等待,等不到信,就跑去车站苦等,期望他会突然出现。无数次的失望,带走了雯很多本该有的快乐时光,但她仍不死心,在退休后,还带着这个秘密,前去加拿大寻找心中的爱人。

  在《红浮萍》中,作者(平)写道“殊知这场恋情之所以珍贵,是否只是因她从未获得”[1]43。对于雯而言,这场恋爱是乌有的,至多只是她的单相思罢了。我们可以从小说中找到蛛丝马迹:“当他(青年教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给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少女带来了幻想时,心中却又生出无限烦恼”。[1]34在青年教师心中,一开始这便不是能够带来愉悦的美好情感,因为他“年方二十五并已趟过爱河”、“他与高中时代的同学相恋多年并已订婚”,青年教师已经有了相恋多年的恋人,已经察觉到了雯的情愫,却还是在她面前刻意展示自己的魅力,还安排了临行之际的约会,他多半只是贪恋雯的青春活力、姣好容颜、勤学好思和纯真情感。含苞欲放的花蕾总是最具魅力的,因此他给了雯满含希望的承诺,还有后来几封煽情的书信。然而不到一年,这段恋情的乌有性便正式登场,书信、承诺连同教师本人彻底消失了,真正的感情怎会如此短暂?这段单相思却令雯终生痛苦。

  美好的事物却是乌有,那它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我们还是从莫尔的《乌托邦》这个源头去寻找答案吧。通常学者们认为,《乌托邦》先是批判了英国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而后描述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应该摒弃前者而去努力建设后者。有学者重新研究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乌托邦》想真正表达的是:人类想追求理想境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和模糊性[3]。可见,乌托邦的美好性并不排斥事物的矛盾性和模糊性,因为追求美好事物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事物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对人们在此过程中必须要认识和战胜的。雯情窦初开的时候才十六岁,心智未完全成熟,缺乏对于人性和事物的全面了解,不具备判断复杂情感的能力,因此雯对于这段感情的矛盾性和模糊性是缺乏认识的,她只是被自己的激情和憧憬盲目地拉扯着,不可避免要付出代价。但雯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并没有为她今后追求美好爱情增加太多筹码,这主要归结于她孤傲的性格。

  雯的孤傲性格,也影响到了她之后的情感经历。在做军报记者的数年间,她一次次拒绝了别人的求爱,她还时刻想象着那实则永远不会到来的重逢:“她拼命努力,一年年将立功喜报寄回家乡,暗地里和那个远在天涯的人展开竞争……以殉葬自己的青春来惩罚对方……企盼着有朝一日重逢之时,沉重的悲剧能引来对方深深的愧疚,她的牺牲便功告垂成。”[1]57这样的心态下,她遇到了楠——她第一任丈夫。

  楠是雯参加的写作训练班的主讲人,他虽外貌普通,“但他的才华和热情,极富感染力”。训练结束后,一女友委托雯去做红娘,楠却表达了对雯的爱意。女友的怀疑也刺激了雯的好胜,第一次婚姻就这样促成了。楠对雯关爱备至,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楠都做到了最好,可是当楠被冤枉为反革命入狱时,雯送去的却不是亲人的理解和宽慰,她不相信组织(她视为父亲的存在)会有什么错误。因此,她断然地提出了离婚:“她在竭力说服自己面对事实:她,从未真正爱过眼前这个男人。”[1]58也许她只是被这个男人的才华和名声所打动,这种感情无法抵消那载着芦花飘往远方的歌声(青年教师曾经的歌声)。这段感情又以悲剧告终,雯的内心并没有爱情,这只是楠的一厢情愿。

  在雯的第二段婚姻中,情感的乌有性更是占据了绝对位置。她的第二任丈夫是虞城。她爱他吗?“她侧过脸,目光投往远处的湖面,不愿正视自己的心灵”[1]71。但她需要一个家庭,离了婚的自己带个孩子,在当时的舆论下,很难维系正常的生活,而且物质生活匮乏。雯选择了他,主要是因为“当琴姐告诉她,对方留过苏,目前担任国家研究机关的处长时,她颇为惊讶自己的运气之好,暗暗提醒自己,不能轻易错过这个良机”[1]72。那么他爱她吗?当雯因积极响应号召,配合党的整风运动、给党诚恳地提出意见而受到审查时,他质问雯为何要反党?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相信组织,弃怀孕的雯于不顾。经历过这些,雯忽然悟道了“爱人”应当是一种什么角色:“也许你完全无辜,也许你真的有错,可当天下人都背弃你的时候,他能相信你的无辜,也愿意原谅你的过错,向你展开温暖的怀抱,搀扶着你,走过脚下的坎坷。可是,何谓‘爱人’?如果原本爱的就不是‘人’,又岂能期望什么?”[1]90

  经过这三段感情,雯逐渐懂得了爱,她在追求理想爱情的过程中,经历了对爱的矛盾性和模糊性的痛苦领悟,也完成了寻爱的乌托邦之旅。乌托邦的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吸引着人们去追求,而乌托邦的美好事物的乌有性又会设立重重障碍等待人们去克服,每次跨越障碍,也许人们并未到达彼岸,却总会收获一些感悟和经验,以便更好地去迎接下一次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乌托邦的语义二重性既相悖,也相依。

  二、乌托邦实践性的跨越“难点”

  德国哲学家E.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是二战后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创新。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独创性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4]。在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的理论框架中,人的全面的发展是人类追求的主题,人类在改变客观条件的同时也在改变传统文化的认知,改变病态的生存状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人道化成为每一个人的努力方向,使理想成为现实[5]。可以看出,布洛赫的“具体的乌托邦”更关注“人”的发展、认知、观念和理想,即主体的生存状态。马克思主义将实践性引入了乌托邦,终止了乌托邦只停留在美学层面、只是对于美好或完美事物的憧憬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追求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与乌托邦是同质的,不过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无产阶级这个主体的实践,因而是更具具体性的乌托邦。只有主体得以确立,乌托邦才会获得实现的前提,即不向现实妥协的强烈愿望[6]。在《红浮萍》中,这个主体的典型体现便是雯。

  雯在受到审查后,虞提出了离婚,雯怀着身孕带着女儿平离开了家。雯没有哭泣和祈求,这些绝非她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她决定吞咽下一切屈辱,不做任何争辩,更不能在虞城面前流露出丝毫懦弱与可怜。”[1]90雯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强调的不是对未来冥想,而是为未来奋斗的革命实践,采取怎样的行动让未来成为可能。雯坚信用实际行动终将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雯的抗争首先是要面对现实。被迫离开家的雯,陷入了绝望:“没有理解,没有信任,没有同情,没有爱。有生以来,雯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助。这样冷酷的世界,是否还值得留恋?难道说,只有死亡才能向这个世界证明一个人的清白无辜?”[1]92雯想到了死,到了这个地步,她的人生似乎已经跌落谷底了。死是结束痛苦最直接的方式,然而,雯还是选择了生,活着才有希望,尽管会很痛苦。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认为无产阶级才是最决绝的革命者,一无所有,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人,才会奋力抗争。雯便是这样坚定的抗争者。

  雯生下儿子后,以为虞会因此对她有所挽留,然而在儿子满月那天,要求离婚的信还是寄到了雯手中,雯在生命中第二次读到了同样冰彻入骨的信件(第一封是来自青年教师的分手信)。虽然在雯的坚持下,他们最终没有离婚,但彼此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灵上的交流,分居已成了事实。雯始终相信来日可期,始终坚信用实际行动可以向党组织证明虞和自己的清白。雯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她总是主动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例如清扫厕所;尽量在繁重的体力劳动结束后赶回城里家中看望年幼的孩子;还要忍受虞的冷漠和婆婆的无礼刁难。雯无处诉苦,她默默承担一切,只希望能保全家庭,有朝一日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雯的努力最终有了回报,她得到了平反,但她必须继续证明自己的忠诚,她必须争取入党。她拿出了在军队和农场的努力,以出色的业绩一次次受到上级的表扬。然而组织上的考验似乎漫长得没有边际。对于貌似关心自己的领导老聂,雯报之以信任和感激,与之无话不谈。哪知道,老聂只是觊觎雯的美色。为了保全自己,他无情地污蔑了雯。雯被囚禁在宿舍,被审问、禁止回家。在批斗会上,雯始终“强自镇定,挺直胸膛,不肯低下高昂的头”[1]128,但因此多遭了很多唾骂和拳脚。雯再次想到了死,她安排了把女儿平和弟弟送往北大荒农场孩子们的叔叔家。在离开北京一年多后,平收到了妈妈寄来的书籍等,她才欣喜地猜想妈妈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然而,雯的“难点”并未终止。

  两年后,平和弟弟回京,她再次看到了雯的困境:“经过九死一生的妈妈,渡过了心灵上最难跨越的关隘,接受了活下去的必经之路:与‘牛鬼蛇神’们一起挨批斗、写检查,低头认罪,互相揭发。除了每天清扫厕所澡堂,打扫楼道院落之外,她作为唯一的女性,还要给看门人和食堂师傅拆洗被褥和棉袍。”[1]179雯不愿自己的屈辱落入孩子们的眼中,竭力隐瞒着一切。但更残忍事还在后面。虞强迫雯亲自对孩子们讲清楚,她究竟犯了什么错,本就没有所谓的错,却被强迫自己在孩子们面前坦白。雯无奈地说“你们虽然还小,但必须和妈妈划清界限,不受妈妈的错误思想毒害……你们不应当听我的话……记住,我虽然是你们的妈妈,但是政治上,我,是敌人……”[1]223身为母亲,雯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而孩子的心灵也将蒙受痛苦:“我(平)的心,像被一只铁爪揉碎了,疼痛不堪。我很想告诉她:‘妈妈,我们不能没有你!你是妈妈,不是敌人’。”[1]223虞的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理解,自己的妻子受到冤屈,为何自己还要雪上加霜呢?这也使得雯的抗争显得异常艰难。

  但雯还是一直抗争着,因为她心中一直抱有希望。布洛赫在他的代表作《希望的原理》中指出,虽然希望指向一种愿望与现实平衡的成就感,但希望到头来并不以这种成就感判明自身的价值。就是说,在希望中盘踞着“实现的难点”[7]。通俗地讲,一旦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并不会感到期待的那种成就感。带来成就感的并不在于愿望实现的那一刻,而是在追求愿望中,那一次次克服“难点”的过程。人所追求的愿望如此执着,如此难以自拔,其强度远远超出了同一愿望实现时的满足感[7]。雯便是克服了自己人生中那些貌似永无止境的“难点”,活出了坚强的自我,只有这种实际行动而不是静止的祈盼才有可能实现乌托邦指向的愿望。

  三、悲剧孕育乌托邦

  《红浮萍》中的几个主要角色的一生都笼罩着浓郁的悲剧色彩:雯的一生不论情感、生活还是工作都充满了坎坷;楠虽满腹才华、真情付出,却在监狱中苦熬二十八载,终获自由,却只能孤独终老;虞是个只读圣贤书不闻世事的知识分子,却毫无尊严地苟活,无力保护妻子,自己也被下放劳动改造多年;故事的叙述者“平”(雯和楠的女儿)的成长经历也充满了苦难,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对其性格和世界观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悲剧性的人生必定充满了不幸,但有的不幸也许只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例如车祸丧生或洪水殒命,这些都令人同情和惋惜,却不会引起任何心灵上的震撼和灵魂上的思考,只有那种由于自己主观意志的推动,从而使自己陷入“困境”时才具悲剧性。悲剧中最激烈的冲突不是外在事件的冲突,而是人物内心分裂了的意志之间的冲突[8]。雯便是在自己的各种意志之间不断地艰难取舍:是按照内心所想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还是随波逐流、明哲保身?是低头屈服,还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是坚持下去等待冤情昭雪,还是以死明志、一了百了?如果这些冲突没有那么剧烈,雯的抗争也就不会显得那么悲壮,她抗争的历程也不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同情和反思。悲剧的悖论性逻辑在于:通过毫不退缩地服从于自己所遭受到的痛苦,人们反而超越了它[9]。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和困顿,它总是会饱含无数个人的悲伤与痛苦,但历史无论怎样曲折,最终都是上升的,都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行进的,即向着乌托邦描述的“美好或完美”的方向努力的。

  在长期的痛苦抗争中,雯磨砺了自己心志,她的努力也终于有了回报,“在镰刀斧头下举手宣誓,花甲之年,终于获得了她梦寐以求渴望扮演的角色”[1]300。雯追求的并不只是那个称号,还有对一个人的忠诚和尊严的承认。不仅在政治上,在情感上,这种磨砺也矫正了雯对情感的认知。在和虞的生活中,“偶尔,她会想起和楠在一起那短短的几个月的时光,伴随着音乐和诗歌朗诵会的一个个周末……”[1]94当虞质问她:“为什么要反党?”“你若没错,难道说,党组织还会错吗?”“雯的脑子轰地一响,猛然记起了大约两年前,自己对另一个人说过的几乎是同样的话。似乎有一个大手,在撕裂她的心脏。”[1]86不经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雯怎么能够体会到她带给楠的痛苦。楠在黑牢中的面容和无助的哀求,再现她的眼前……那一幕景象,似乎非常遥远却又在眼前,时光无情地重复着某些令人难堪的场面[1]88。楠在下放改造二十八年后,也得到平反,他在获得自由后,第一想见的便是雯,而雯却拒绝了,或许是因为雯对楠有很深的愧疚,她辜负了楠那炽烈的爱和信任,而且无法弥补。在雯的三次情感经历中,唯有楠是真正爱她的,而且爱她一生。

  《红浮萍》中不可不说的人物还有平,她从小到大都生活在颠沛流离中,物质生活的匮乏她都不在乎,可是无边无际的精神痛苦让她难以释怀。平这样总结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在自卑的心理下长大,在漫长的自虐式奋斗中,不记得是否曾有过花样的年华。”[1]292雯偶尔将自己不幸的根源归咎于女儿平的存在。而平对妈妈这种想法也很敏感:“我十分清楚妈妈对我的不满与失望。她常常会在朝着空中发愣的间隙,开始对我的指责,把她坎坷不幸的命运归咎于我的存在。”[1]114虽然雯有时会把自己的不满发泄在平的身上,但平还是很珍视妈妈带给她的关爱:“在我心目中,妈妈是明亮的太阳,温暖的源泉。妈妈独自一人操持着家中里里外外的一切,还总不忘给孩子们创造一些惊喜。”[1]107平的自卑心理也来自于父亲虞的不幸。当看到爸爸胸前挂着那块二尺见方的大牌子,在人们复杂的目光注视下,还数次遭受素不相识的孩子们的辱骂,幼小的平的心里是多么难受。那段时间,妈妈不在,平和弟弟妹妹不得不和爸爸一起顶着屈辱过日子,忍受着来自左邻右舍的唾弃。最终,虞的解放是以孩子们失去妈妈换来的,他们终究还是离婚了。

  在经常唾弃他们的邻居中,有一个叫蔡新风的人,她无情地告知平那个她父母都极力隐藏的秘密:平根本就不是虞的女儿。平虽然之前就有种种猜测,但最终被证实的那一刻,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来说,真相难以承受:“我的童年,不再有欢笑……我变得心性狭隘,异常敏感……我像一叶自生自灭的浮萍,偶尔出现在澡泽里,水洼中,沟渠间,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能在孤独寂寞中彷徨,在风雨中等待日出,在阴霾下苦苦守望着蓝天。”[1]206虽然很痛苦,但平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不幸可以击垮一个人,而悲剧则不同,它可以赋予人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人的意志。平继承了母亲雯的坚强和倔强,在看似无穷尽的“难点”面前顽强地抗争着。平的困境应该说是由于父母的“问题”造成的,如果平从小平庸地长大,没有什么追求,她也许就不会陷入一个个“悲剧困境”,然而平从小就很上进,而这些上进的要求在审核家庭情况时,都由于父母的“问题”而遇到了阻碍,这种阻碍与平的意志之间产生了强大的张力,也使得平的抗争显得更加的难得。

  平在学校一直很努力,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很想成为一名红卫兵,为了雯的期望,也为了自己的梦想。然而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平的申请受到无限期的考验。在那个人人求自保的年代,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平为了有所表现,竟然鬼使神差地受人诱惑,和其他同学联名写了揭发了班主任童老师的大字报,然而童老师是她喜爱和尊敬的好老师,在很多同学都唾弃她的时候,童老师给了她难得的温暖和关爱。在平的世界观形成期,这样对待自己的恩师,不得不说极具悲剧色彩。然而,这些经历,也使平更加深刻地反思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性,能够叙述出来,在十年后再次面对童老师能够释怀。

  在平成为一名文艺兵后,她的“难点”仍未终止。有个小姑娘问:“孔老二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批判他?”[1]272平只是顺口答到,“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1]273,便被平日里无话不谈的好友大林妮儿抓住了机会,平成了“要为孔老二翻案”的阶级斗争活靶子。平被调查,母亲也被挖出,认为是在平背后指使她捣乱的阶级敌人。关键时刻,平被妈妈的老校友、团政委的夫人上下斡旋得以保全,但平却被冷嘲热讽包围着,失去了笑容,变得沉默寡言。她曾几次徘徊于陡峭的山巅,但终究还是理智地克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能用生命去证明一个人的真诚和勇敢,活着才有希望。

  经历了那么多心灵的磨砺,平逐渐变得坚强,变得宽容和豁达。对于伤害过自己的人,她选择了理解和接受。而虞的转变,也令人感慨。他在病床上反思,检视自己前半生走过的路,想得越多,痛苦就越深重。他无法想清楚究竟是谁错了,但当他终于提起笔给雯写信时,他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红浮萍》“忠实地再现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人们难以自主的漂浮,真切地描述历尽沧桑的人们的坚韧与追寻”[10],正是这种坚韧与追寻,使人性不断向更美好迈进。更美好的人性,必定是丰富的,既有对于幸福的体验和感悟,也有对苦难的理解和包容;既有对成功的追求和珍惜,也有对挫折的接受和释怀。无论哪样一种人生,即使是最痛苦的,当经历者始终满怀希望并向正义的目标努力着,便是成功的。

  四、结语

  主人公雯自十六岁开始追求爱情,即乌托邦式的美好愿望。经过三段情感的磨砺,对爱情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雯也有证明自己政治上“清白”的理想,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跨越“难点”,使自己的理想有了成为现实的可能。雯和平的命运都充满了坎坷,但在抗争的过程中,她们也逐渐锻炼了自己的意志,使自己的命运有了向美好愿望前进的可能。

  经历了对那段历史的了解,一个家族的真实足迹带来令读者震撼的真实感。李彦的跨文化视角,那种跳出历史看历史的独特身份,赋予了她可以有效地比对中外的文化差异,穿透中国宏大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经历的厚重。李彦在《红浮萍》的后记中写道:“回顾历史,并非单纯的反省,更是期待人们能够知晓当今局面的来之不易,分外珍惜这种稳定的发展和进步。”[1]320李彦的这种胸怀值得敬佩,作为时代的亲历者,经历了痛苦和创伤,却如此宽容和豁达,我们应该更加包容那个时代,更加期盼祖国的强盛。人性的不断历练、不断升华便是对乌托邦的一种绝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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