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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里的佛》中日裔美国人的群体形象分析

添加时间:2019/08/02
  摘要:从原型批评视角, 结合勒内·吉拉尔的替罪羊理论, 分析《阁楼里的佛》中日裔美国人的群体形象, 证明朱丽·大塚描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代日裔移民具有无辜、无罪的替罪羊艺术形象, 并暗含替罪羊形象所具备的闯入者、净化者和牺牲者的内在特质。朱丽·大塚通过独特的族群替罪羊书写, 达到为其族群沉默者发声、提升其族群形象的目的, 并试图引发读者对战争、种族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朱丽·大塚; 《阁楼里的佛》; 替罪羊;
 
  
  朱丽·大塚 (Julie Otsuka) 1962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198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艺术系, 199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本从事艺术的她30岁之后弃艺从文, 开始写作生涯。大塚作为美国文坛新秀于2002年出版处女作《皇帝曾为天神时》 (When the Emperor was Devine) .《阁楼里的佛》是她的第二本小说, 曾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及都柏林文学奖的决选名单, 并获得福克纳小说奖、兰干姆爵士历史小说奖、法国费米娜外国小说奖。
  
  从摘得2012年福克纳小说奖以来, 崭露头角的大塚开始获得评论界的关注。台湾学者林则良成为其小说中文版翻译第一人。台湾中正大学蔡崇隆称“如果人类歧视非我族类的习性依旧, 类似的压迫必将重现于二十一世纪”[1]5.由此可以看出蔡崇隆对小说中反映的种族歧视及战争问题的关注。台湾壹大社会系教授称, 与小说中“类似的移民之歌, 仍在不同历史时空反复吟唱”[1]5.大陆学者目前关于这本小说的研究不多, 仅有的两篇期刊文章分别从“身份建构”[2]和“叙述者转换”[3]两个角度对小说进行分析。
  
  本研究从替罪羊原型入手, 认为作者讲述故事时通篇采用第一人称“我们”, 呈现的是无辜、无罪的日裔移民群体形象。作为异邦的闯入者, 这群拥有“大佛”气质的日裔美国移民, 以自身的修养与优良品性,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 面对艰苦的生活抑或混乱的社会, 始终保持沉默、隐忍、温顺、善良、宽容和从容。最后这群日裔的“牺牲”, 即日裔群体遭受屠杀及拘留营式放逐, 起到了净化作用及启示意义, 由此引发读者关于种族歧视与战争问题的反思与反省。
  
  一、替罪羊概念
  
  从词源学来看, scapegoat来源于希伯来文圣经中的词汇“Azazel”, 而后被译为英文“goat that departs”, 后来又被说成“escape goat”, 1530年在威廉·廷代尔翻译的《圣经》中, 首次将替罪羊翻译成英文“scapegoat”.
  
  替罪羊一说起源于古犹太教中的赎罪日, 古犹太人在这一天举行赎罪祭, 人们赋予仪式中被烧死的公羊承载罪过、救赎人类的角色。在《圣经》旧约的《创世纪》中, 上帝派天使赐予亚伯拉罕一只羔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受死, 献祭上帝。《利未记》中也描写了替罪羊, 古犹太人为了在赎罪日 (犹太新年过后第十天) 进行赎罪祭, 用一只公羊来承载以色列人的罪孽, 并把羊放逐旷野, 把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即是将人类的罪过带走。《新约》中耶稣作为人类替罪羊而牺牲于十字架之上, 以此净化人世间的罪恶。替罪羊一直作为一种牺牲者的形象, 被赋予净化罪恶与污浊的内在特质。从人类有古老祭祀的蛮夷时代以来, “替罪羊原型发展到当代已经呈现隐蔽化和多元化”[4].加拿大着名文学批评家诺思若普·弗莱 (Northrop Frye) 指出, 具有牺牲特质的形象就可以被认为从替罪羊原型中演变而来, 替罪羊的“无辜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境遇要远远甚于他的行为所应招致的后果, 就像登山者的叫喊声引起雪崩一样”[5]278.法国着名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 (Rene Girard) 更是通过一系列迫害范式, 指出替罪羊是人类暴力和迫害欲望的产物, 并总结出拥有特殊受害标记也即异于“社会平均数”[6]21的少数团体容易成为替罪羊。
  
  小说《阁楼里的佛》中一群勤勤恳恳在美国土地上劳作的日裔美国人, 他们温顺、沉默, 用坚毅的品格在这片并不富饶的土地上试图收获成功和希望。但是温顺如羊的少数族裔并不能获取来自异邦的友善, 和平时期遭受种族歧视, 在工作和生活中历经磨难甚至牺牲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 这群具有明显“受害标记”的少数族裔又遭受全美国的指控与驱逐, 并以对他们的屠杀和牺牲来解决战争危机造成的混乱。
  
  二、无罪与无辜---沉默的替罪羊
  
  《阁楼里的佛》是大塚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史实进行调查、采访虚构而成的文学作品, 具有一定的历史纪实性。大塚的外祖父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FBI视为日本间谍而遭三年拘禁, 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被赶往拘留营时也只是个十岁的小女孩。在《新闻周刊》 (Newsweek) 专文的结尾, 大塚写道:“我归来的那年冬天, 她 (指我母亲) 开始述说---不厌其烦, 几近着魔……我妈现在八十一岁, 住在加州托伦斯的养老院里, 她有两年多没开口说过一句话了。”[1]13大塚正是带着对自己无辜而沉默的祖先们的同理心和责任感, 试图通过书写替自己族群沉默者发声。
  
  小说通篇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裔美国人的悲惨生活。这些日裔的“照片新娘们”一开始只是怀着天真之梦, 来到这片土地找寻幸福, 希望以此摆脱或苦难或平凡的生活。她们像所有移民的迁徙一样, 一开始怀着纯粹的美梦开始异国的离散历程, “在船上, 除了几个, 我们都还没开过苞”[1]28.这些处女之身的日本少女象征着初代移民的纯洁, 她们刚下船就经历“初夜”, 这些少女的纯贞身体在美国各个地区、各种旅馆的“被占领”也象征着第一代日裔群体在浑浊之地贞洁的丧失。在美国“酷热、风沙滚滚”的各个山谷, 他们辛勤劳动, 辗转于各个劳动营, “我们在沃森维尔替他们采草莓, 我们在佛雷斯诺和丹纳尔替他们采葡萄”[1]54, “我们”在异国他乡的辛勤劳作全部是在为“他们”做贡献。“记得要让他们觉得舒服。卑躬屈膝, 彬彬有礼, 热切殷勤……他们说什么就做什么。”[1]57这种任劳任怨正是这群日裔美国人对他们迁入国家忠诚的力证。
  
  面对白人老板的欺压与歧视, 这些日裔们总是温顺地服从, 而且彬彬有礼, 反而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白人们则被塑造成狭隘、大嗓门、脾气暴躁的对立形象, 作者不光用强势、聒噪的白人形象作为对比来突出这群日裔的弱小, 而且还书写了韩国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等移民形象, 但这些移民在作者的笔下都具有或圆滑或粗心或懒惰等弱点, 这也更映衬出这群日裔们“羊”一般的纯洁---不争不抢、勤勤恳恳、忠厚老实。
  
  在刻画集体自述的群体形象时, 流露出作者受西方主流观念的影响, 顺从于描写西方主流印象中的亚洲或者东方他者形象---矮小、沉默。但作者又在弱小沉默的形象上增添了忠诚、彬彬有礼、吃苦耐劳等优良特质, 这恰恰是“羊”的形象, 外表柔弱矮小, 实则忠厚老实、吃苦耐劳。他们兢兢业业, 努力抚养培育后代, 他们大多都沉默无语, 遵纪守法, 从不与他人产生冲突。作者简单而诗化的自述成功地塑造了一代日裔美国人无知、无辜、弱小、纯洁、忠诚、勤恳的“羊”的群体形象。
  
  三、异邦的“闯入者”---替罪羊的特殊身份
  
  勒内·吉拉尔关于替罪羊的论述中提到“社会的平均数”和“人种和宗教的少数派”[6]21这一概念, 并指出往往是这些“相异者”容易被挑选为替罪羊, 遭受迫害。
  
  在吉拉尔关于“受害标记”的理论视域下, 我们可以直接找到这群在异国他乡的一代日裔移民遭受迫害及驱逐的根本原因。任何时代的移民群体, 尤其是第一代移民, 无论怎样试图融入主流社会, 都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状态。他们与生俱来的原宗属国气质将他们永远定义为一类特殊群体, 是相异于所迁入国家的“社会平均数”的少数团体。对美国社会来说, 这是一群“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 还受日本政府的影响, 宗教信仰与美国基督教格格不入和对下一代日裔保留了日语教学, 根本‘无法同化’的日本人”[7]17.“他们的行径经常叫我们纳闷。他们为何从左侧上马, 而不是右侧呢……他们都穿着鞋子入屋里?他们在葬礼上吃牛?他们喝母牛的奶?”[1]56“我们”对“他们”的这些好奇源自种族之间的天生差异, 由“先在的、支配性的社会文化因素所左右”[8], 这也是从人类移民开端以来便存在孜孜不倦书写离散情感的族裔文学作品的原因。正是这种差异与歧视的先天存在, 直到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已经日益发达的今天, 批评讨论种族歧视的声音依然存在。
  
  小说中的“我们”一踏入这个国度, 便具有了“不同”和“异质”的特点。在宗教方面, 来到美国的日本移民大多信奉佛教, 女性在面对不如意的生活的时候, 总是想起阁楼上的佛像, 佛像仿佛是她们精神的指引者。这一群日裔美国人身上散发着佛教徒隐忍的气质, 但这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根的美国社会来说, “我们”是天生的异教徒。从社会地位方面来看, 第一代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多是底层劳工。小说中描写的第一代日裔在社会上没有身份, 甚至没有人权。他们大多在农场或果园做苦工, 大量的初代移民的日本女性, 不堪艰苦的劳动, 牺牲健康甚至为此送命。在当时的美国社会, 他们天生就属孱弱一类。这种异类、不合群、弱小的日裔移民形象完全符合一个群体中相异者所具有的“受害者标记”.于是, 在战争危机来临时, 很容易被集体打上混乱制造者的烙印, 成为遭受苦难的无辜替罪羊。
  
  四、牺牲者---替罪羊遭集体迫害与驱逐
  
  替罪羊的内在特质之一便是它必须成为牺牲者, 以此换来罪恶的消除或者社会太平。“以一己之身承担所有的罪责, 用自己的牺牲来确保整个群体的繁荣和安全。”[9]危机爆发时, 勒内·吉拉尔指出, “整个运作的方向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 并通过消灭他们, 或至少把他们驱逐出受‘污染’的团体, 来改变危机”[6]29.
  
  小说中, 大塚以受害者的口吻叙述了一代日裔移民遭受集体迫害与驱逐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所有在美的日本丈夫们都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 他们也面临一个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关乎自己生命安危的名单 (“there was talk of a list”[10]81) .他们有的无故消失, 再也没有回家;有的直接从家中被抓走。每个家庭夜间睡觉都要插上门闩, 他们痛恨流言, 却发现自己也在无端地传播流言。丈夫们提前在床边准备好自己的行李箱, 准备随时逃脱逮捕。只要是日本人, 就会出现在名单里, 而且排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名字前面。名单上的名字一个个被画掉, 也喻示着这些日本丈夫们一个个被杀害。作者描写的正是群体替罪羊惨遭集体驱逐、屠杀的现象。当危机爆发时, 整个社会处于紧张、混乱的状态, 替罪羊必然是集体的矛头所指, 所以集体只能将战争的罪恶归咎于这群在社会中占少数的群体身上, 就像中世纪对犹太种族的大屠杀一样, 这群无辜的日裔美国人被集体指控, 被集体驱逐。“一夜间, 邻居瞧我们的目光都走了样。路上那户人家的小女孩, 在我们经过时, 不再从农舍的窗口朝我们挥手问好。或是, 常来的客人, 转眼间不再光临我们的餐馆和小店, 社团的女士们开始联合抵制我们的水果摊, 生怕我们卖的水果都浸泡过砒霜, 银行冻结我们的账户, 送牛奶的人不再送牛奶到我们家。”[1]130当地的老妇人一见到我们的丈夫, 就抓紧钱包不敢动, 大声尖叫:“他们在这里, 快来抓他们!”[1]130最后只有他们像替罪羊一样被驱逐或屠杀, 才能清除社会的毒素, 团体才能解除危机, 重新恢复新的秩序, 小说最后也是以日裔美国人集体被驱赶到拘留营而告终。
  
  五、净化者---“神圣化”替罪羊的救赎
  
  叙述者转换这一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叙述学家布斯提出的。他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指出:“小说之中的修辞, 即公开的可辨认的手段。”[11]“叙述者的转换是小说的一种叙述技巧和修饰手法, 作者之所以采用叙述者的转换这一修辞手段, 为的就是更好地叙述, 把最全面完整的故事以最令人信服的口吻呈献给读者, 使作者与读者心灵上达到统一。”[3]小说最后一章转换视角叙述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技巧, 更多的是通过叙述视角的转换, 通过白人的口吻来对日裔美国人做无罪的辩护, 甚至是通过白人的口吻, 不吝夸赞之词, 对日裔美国人的良好品德进行高度赞扬。试图通过替罪羊“被神圣化”的转变, 完成其作为净化者的形象和救赎意义。
  
  吉拉尔在《替罪羊》一书中指出, 替罪羊经过两次转化, “第一阶段是指一个尚未神圣化的替罪羊, 这时候, 所有不道德的罪行都集中在他身上。第二阶段是指由团体的和解引起的正面神圣化的替罪羊”[6]63.小说最后一章叙述者视角的骤然转换, 暗含这群日裔在美国当地正面形象的产生, 也就是“被神圣化”.
  
  小说中伴随着这群日裔美国人被驱逐出主流社会, 危机似乎得到解决, 当地人心惶惶的混乱的状态业已解除, 而这时候当地白人却开始思念替罪羊, 对他们的离开表示遗憾, 对他们美好的品质甚是推崇。小说最后一章有大量对当地人情感反应的描写, “有位在当地中学教科学的老师, 说她夜不成眠, 担心他们遭到不幸:他们全挤在运牲口的拖车里, 再也回不来了……我老想这些有的没的。然后我才想到他们早就不在了”[1]170.“还是我们的孩子对日本人突然集体消失, 最感不安。他们比平日更会回嘴。他们拒绝做功课, 他们非常焦躁。他们大惊小怪。连平日勇敢的小孩, 现在夜里不开灯就没办法睡。”[1]171“交通安全导护员说:‘真可惜, 他们都是好小孩'.”[1]172当地人发表意见:“我们镇上的日本人, 即使不是每一个, 但大多数都是善良、值得信赖的市民。”[1]170他们“友善, 彬彬有礼”[1]173.当地人开始“想念我们过去的老邻居, 那些娴静寡言的日本人”[1]182.小说最后还一直强调偶尔当地人还会听到日本人的消息, “我们只知道所有日本人就在什么地方, 不是此处就是彼处, 而我们此生或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1]185.这些对内心活动和反应的细致描写, 恰恰表现了当地的白人,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孩子, 都有对这群日裔美国人的恋恋不舍之情。日本人的彬彬有礼、娴静友善的良好形象伴随着身体的消失, 却永远留存在当地人心中。而正是这群日裔在当地的缺场, 才更加深了当地白人记忆中日本人“被神圣化”的良好品德和高大形象。而且, 自从这群日裔美国人被赶出去之后, 当地人其实已经开始反思和反省, 之前躁动混乱的社会也变得安静, 当地的生活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之前暴戾的白人似乎也变得温顺起来, 他们陷入怀念和回忆, 开始安分守己地生活。由此一个更加明亮、有序、祥和的社会生成, 这突出“替罪羊”净化者的身份, 其救赎意义也伴随产生。
  
  以白人视角进行的夸赞与推崇描写, 很显然完成了替罪羊第一层救赎意义, 即救赎了日本种族在美国及世界的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联合德国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发起了席卷全世界的疯狂战争, 再加上珍珠港事件, 日本人在美国及世界上形象大损, 大塚刻画这群无辜的日裔替罪羊形象不排除其作为族裔作家的特殊关照。而通过替罪羊的转化, 其第二层救赎意义便是, 打破迫害者与受害者的二元对立, 不是以受害者口吻无休止控诉与抱怨, 而是从迫害者的角度来引导白人反思, 甚至是引导所有人去反思。叙述视角一转换, 使小说最后一个章节弥漫着反思的氛围。就像小说中日裔人群集体撤离时一位日本老人所说“战争中没有任何人会赢, 每一个人都输了” (Nobody win war.Everybody lose) [10]105, 这也正是大塚最想表达的。这些忠诚、隐忍、有礼貌的日裔美国人背井离乡, 早已与日本本国远隔重洋, 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大不相同。虽然与当地白人属于不同种族, 但他们从迁入之时起, 便已经以美国为他们的国家, 他们是日裔美国人。他们辛勤劳作, 遵纪守法, 以他们的方式与力量为这个国家做出贡献。美国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 种族的隔离与歧视依然无法抹去, 在危机发生时, 自然而然将罪过施加在这些无辜人民的头上, 使这些无辜的生命深陷苦难。正如迫害者和受害者不是绝对的二元对立, 全世界的种族之间也不是二元对立,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把战争的灾难施加给无辜的人。
  
  六、结语
  
  《阁楼上的佛》是一部基于史实的群像书写小说, 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洋溢着它独特的光彩。早期移民到美国的日本人, 他们勤勤恳恳, 由于先天因素, 虽无法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但一直用自己的劳动、汗水甚至生命为这个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不同, 他们忠诚纯洁如羊, 无罪无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同为美国人的他们却受到区别对待, 无端遭受指控、驱逐与迫害, 沦为战争的替罪羊。小说中大塚对日裔移民替罪羊形象的刻画, 不仅体现了她作为族裔作家对本民族的同理心与责任感, 而且表达了她对号称尊重多元文化的“大熔炉”---美国的批判。不光日裔, 在美的华裔、非裔、墨西哥裔等其他少数族裔至今依然深陷种族歧视的暴力之下, 大塚通过独特的族群书写, 并通过对这一特殊群体的替罪羊形象展示, 暗示了所有离散的少数族裔的替罪羊身份, 完成其作为族裔作家为其族群沉默者及所有少数族裔移民发声的责任, 并以此引发人们对战争、种族问题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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