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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诗的首创--《娇女诗》的诞生

添加时间:2019/06/26
  摘要:左思《娇女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亲子诗的首创, 其题材独特, 语言浅白, 将小家庭话题从魏晋语境下的边缘题材带入大众视野, 后代众多诗人也受其影响开启亲子诗的创作。《娇女诗》的诞生源于左思突破“公与私”观念, 脱离魏晋时代诗人的集体意识, 关注不受重视的小家庭话题。对个人身份边缘性的正视及对二女浓厚的爱意, 最终将其引向亲子诗这一非主流的诗歌选择。
  
  关键词:左思; 《娇女诗》; 亲子诗; 小家庭; 非主流;
 
  
  西晋左思的诗歌风格以“左思风力”着称于世, 左思亦以胸次高旷、笔力雄迈, 被沈德潜誉为“一代作手”.古今学者对其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咏史诗》与《三都赋》两篇作品, 而在《玉台新咏》卷二收录的《娇女诗》中, 左思描绘了二女梳妆、写字、玩耍等日常活动, 在题材、内容、语言上皆有所长, 可它却如一颗蒙上灰尘的明珠, 湮没在左思众多优秀作品之中。
  
  《娇女诗》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开创了亲子诗题材, 这种开创对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后代众多诗人对亲子诗的书写模式大致沿袭了左思多用口语、言语浅近、白描写实的路径。学术界注意到了《娇女诗》的首创意义, 但是对其究竟为何题材的首创并没有统一的认识。郑训佐、张晨提出此诗是家庭题材的首次确立[1]98;刘文忠认为其为儿童题材的首家:“《娇女诗》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儿童题材, 其影响之大, 是不容低估的, 它以一种完全新的题材 (儿童题材) , 一种新的野而多趣的风格, 并以一种新的反重男轻女的姿态出现在诗歌史上。”[2]57然而家庭亲情题材的定义过于宽泛, 《诗经》中亦已频频出现亲情题材诗歌, 如《国风·邶风·凯风》《小雅·蓼莪》。至于儿童题材, 《国风·卫风·芄兰》中已有对儿童行为动作的书写。因此《娇女诗》并不能作为这两种题材的首创。《娇女诗》的首创性在于它是诗人以自己的儿女作为写作对象的首次尝试, 即亲子诗, 可以被定义为诗人书写其特定 (其人可考) 的直系后代---儿子、女儿, 并以一种写实手法 (而非比喻) 来描述其行为或心理的诗歌。
  
  我们考察一个新的诗歌现象在漫长沉寂中突然出现的原因, 必须走入特定时代下诗人们的集体意识, 了解诗人群体的社会人格, 以探究其不作亲子诗之故。并沿着这条路径逆流而上, 解析左思于何种情境下脱离了此种集体意识, 终将诗歌引向亲子诗这一未曾开拓的原野。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和个人选择两个方面来探讨《娇女诗》的诞生原因。从文学文化学的角度分析, 不难发现魏晋时期世族政治影响下的“公与私”理念深刻影响着诗人的诗歌创作。大家族观因体现了对公权力的拥护受到推崇, 小家庭观的表达则因走向私情和个别意志而被压抑。因此, 在先前的文学史上, 写作对象为父母、叔侄等大家族成员的诗歌众多, 但是对象为子女的小家庭成员的诗歌未曾出现过, 导致《娇女诗》成为第一首亲子诗。而左思创作《娇女诗》, 也有其难以复制的个人原因。身世卑微、口讷貌寝的边缘性身份让他难以融入时代主流, 因此他走向了时代话语之外的非主流诗歌选择, 而对女儿的重视则将他的目光引至未被开拓的小家庭话题, 进而产生了一种私人化的文本阐述。
  
  一、“公与私”理论下大家族与小家庭的对立
  
  史学界提出的“公与私”理论, 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模式和集体意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将公与私截然对立, 大家族与小家庭的区分也导致了古人情感世界的内部张力。在这一历史时期, 对“公”领域的关注和书写远多于“私”领域, 文人通过对大家族的反复描摹和小家庭的轻描淡写, 表达出自己对大家族的认同, 成为心怀大业、格局宽广的象征。
  
  “公与私”理论由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沟口雄三提出, 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公与私分明的社会秩序之下, 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受到这一对立语境的影响。谷川道雄指出, 在中国社会中, 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是在公与私、个体与全体这样具体的矛盾中显现的[3]2.沟口雄三从《韩非子》《说文解字》《诗经》等中国古典文献中引出“公与私”的概念, 提出“私”为“自围”及“奸邪”之意。“公”则有两种意涵:一为与众人共同的“共”、与众人相通的“通”, 平分也;二为对于“共”所表示的众人共同的劳动、祭祀场所---公宫、公堂, 以及支配这些场所的族长的称谓, 进而在统一国家成立后, “公”成为与君主、官府等统治机关相关的概念[4]5.公私的关系从原义上看是对立关系, 在对立中有善与恶、正与不正的道义性, 这种道义性的特点是不分集团内外, 不论何时、何地, 都具有均一、妥当的原理性、普遍性[5]60.
  
  谷川道雄进一步指出:“具体就六朝时代而言, 上述‘公’的意识及其行为, 体现了与‘天道’相合的伦理思想……在此, ‘公’的理念是与‘公权力'’国家‘的概念相联系的……如果不限制自我之’私‘, 就无法保障、维护民众在地域社会的共存。问题是, 怎样在共同体中将这’公‘’私‘关系转化成让民众能够接受的伦理呢?作为体现这种’公‘’私‘关系的主体存在, 士大夫阶级在此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共同体的主体, 士大夫阶级的伦理并非单纯的社会伦理, 而是如’天道‘所表现的那样, 是一种超越个人的观念, 以及由此观念支持的伦理。”[6]33
  
  由此我们可以对“公与私”作出更加清晰的界定, “公”偏向于国家、家族等公共领域、着眼于公权力下的社会结构。而“私”则是个人小我即家庭的相关话题。
  
  中国的公私走向公务与私欲、公正与偏私的对立, 具有正义与偏邪的伦理差异, 二者存在二律背反。公私对立的思维意识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蔓延以家族观念浓厚的魏晋六朝尤为明显。具体到左思生活的西晋, 这种对“公”的关注被视为士大夫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 它代表着一种高尚的道德价值取向, 同时也是一种不可逾越的社会秩序。因此, 魏晋士大夫以追求“公”来要求自我, 与个别意志相关的内容都被伦理性地否定。形成这种观念有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固, 因而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延续下来。“公私”观念渗透到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中, 超越个体、牺牲小我的观念得到认同, 为维护国家和家族的身份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这种社会认同中, 魏晋六朝的家庭观也受到“公与私”观念的影响。魏晋六朝为世族政治, “公”则可推衍到大家族的内部。“公务”包括与家族生存相关的工作, 其对象包括僚友、叔侄、兄弟、父母等。而“私”则为“私情”的解读, 即妻子、儿女之间的小家庭关系。
  
  世家大族对于家族稳固的追求, 使得家族成员的注意力定焦在“公”话题, 并形成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渗透到士大夫的作品中。当他们以诗缘情, 首先考虑的是书写“公务”, 对象为国家或大家族关系, 以表达自己对身份秩序的思考和认同。而对于私人领域话题的书写则显示出向内的狭隘与偏私, 夫妻之情、儿女亲情被视为个人私事, 出现在用以载道的诗文中被认为不那么光彩。
  
  由此, 我们大致可以从文学文化学的角度窥探古人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 获知亲子题材诗歌前无古人的原因。亲子诗以诗人的直系后代---儿子、女儿为书写对象, 描述其行为举止、思想情绪, 属于对于私人领域的一种描写, 被认为过于私人化而不应该出现在严肃的诗文作品中。魏晋文人尤重名声, 这样的作品因其边缘化和私人化特质被文人有意回避。如果文人太关注小家庭, 即妻子、儿女及自身, 甚至将这种关系记录在作品中, 则会被视同为重一己之私而反天下大正, 冒当时社会语境之大不韪。据此, 我们亦可明了《娇女诗》虽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 解放了小家庭题材, 却并不为时所重, 甚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席之地的原因。而后来的文人脱离了六朝的世族政治, 突破了“公与私”思维下对小家庭题材的书写限制, 开始重新定位《娇女诗》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明朝谭元春将左思《娇女诗》录入《古诗归》, 并作出评价:“字字是女, 字字是娇女, 尽情尽理尽态。”钟惺则言:“错综穿插, 却妙在不安详, 不老成, 不的确, 不闲整, 字字是娇女, 不是成人。而女儿一段聪明, 父母一段矜惜, 笔端言外, 可见可想。”[7]
  
  二、身份的边缘性引向非主流的诗歌选择
  
  《娇女诗》的产生是文学史上的必然, 亲子领域作为诗人生活的一部分, 必然会出现在文人的书写中, 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娇女诗》也是诗人主体选择的必然, 左思是一位被极度边缘化的作家, 因此当其他诗人在宗族制影响下将创作目光聚焦在“公领域”题材上时, 左思却能抛开社会性人格, 走入小家庭的书写, 开创亲子诗这一边缘题材。
  
  罗宏曾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中提出:“魏晋南北朝政治的最主要特征是门阀士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权益的地主阶级阶层, 并控制着朝廷和地方大权。”[8]23自西汉以来, 世族潜在的政治势力已经十分雄厚, 经过两汉数百年逐渐形成的世家大族, 受到占田制、荫客制、荫亲属制的保护, 从法律形式上获得了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到了魏晋之际, 这些显贵之家已然成为社会的绝对核心, 甚至拥有足以与王权抗衡的力量。
  
  左思身份低微, 属于寒士, 在《晋书·文苑传》中仅略作介绍。《晋书·左思传》曰:“左思, 字太冲, 齐国临淄人也。其先齐之公族有左右公子, 因为氏焉。家世儒学。父雍, 起小吏, 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9]1588我们可以据此推论:以左思卑微的出生, 做官入仕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从对左思先族的介绍可知, 其先族在齐国应有一定社会地位, 且家族较大, 有“左右公子”, 分有支系, 甚至有专门的氏, 因此有较好的文化传承。“家世儒学”, 作为在儒家教育体系下训练出来的文人, 出仕做官不可避免地成为左思人生追求的一部分。到了左思的父辈左雍, 其家世地位明显下滑。左雍原为小吏, 后为殿中侍御史。据叶日光考察, 左思之父左雍为殿中侍御史, 是御史台派往殿中的伺察朝臣的御史, 品第为七品, 虽为京官但地位卑微[10]5.晋书强调其“以能擢授”, 说明左家到了左雍这一代已经落魄, 无祖上沿袭官爵, 只能担任低品官员。世族控制了魏晋的选举制度, 导致左思这一寒门子弟难以进入仕途。据毛汉光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所作的统计:两晋担任选官比率, 士族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点六, 小姓百分之十五点四, 寒素仅得百分之十而已[11]45, 可以得知小姓寒士在当时政治上所面临的艰难处境。
  
  左思难以突破时代背景, 家族庞大却早已衰落, 抱持理想却身处寒门, 世族政治严严实实遮蔽了天空, 让左思发出“涧底松”的感叹。一生中压抑无望, 徒有满腹才华, 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再去理解左思部分诗歌中的激愤及其最终边缘的人生选择就没那么困难了。
  
  《晋书》描绘左思:“貌寝, 口讷, 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 惟以闲居为事。”[9]1588魏晋是一个极重视容貌姿态的时代, 据《晋书·潘岳传》记载:“潘岳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 妇人遇之者, 皆连手萦绕, 投之以果, 遂满车而归。时张载甚丑, 每行, 小儿以瓦石掷之, 委顿而反。”[9]993这个故事后被《世说新语》录入, 但人物换为潘岳与左思的对比。“左太冲绝丑, 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 委顿而返。”[12]258这个故事的录入与流传足以说明左思形象之丑陋及晋代重容貌的风尚。
  
  魏晋偏爱潘岳这样的美男子, 亦偏爱王弼般的清谈才子。魏晋时代, 道家思想被托举至时代的高空, 时人热衷于谈玄。在这个以言语抒发胸臆、吞吐宇宙的时代, 老庄之学给文人提供了儒家入仕做官以外另一种实现自我的人生路径。然而左思口讷言寡, 无法融入风流才子们大谈玄学的队伍。
  
  当两种主流的人生选择都走进绝路, 左思不可避免地滑向时代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困境, 左思曾经挣扎, 他试图挣脱出身和身体上的局限, 结交名士、附庸团体以融入时代主流, 但以失败告终。最终左思与权贵决裂, 走向隐居, 并选择了一条非主流的诗歌路径来进行自我诠释。
  
  关于左思为走向上层社会所作的挣扎, 可从其拜见张载、皇甫谧、刘逵及融入二十四友等文人集体的行为得见一斑。据《晋书·左思传》描述, 左思举家随其妹左棻迁入京师之后:“乃诣着作郎张载, 访岷邛之事……及赋成, 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 恐以人废言, 安定皇甫谧有高誉, 思造而示之。谧称善, 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 刘逵注《吴》《蜀》……”[9]1588世族政治具有抱团属性, 文人往往围绕权贵形成贵族文人群体。左思加入二十四友, 与西晋风流文士、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 尽礼事贾谧, 以文美贾谧。左思虽身处当时的主流圈子, 但在这个团体中与其他人并不亲近, 潘岳有《与贾谧坐将汉书诗》, 而左思未留下任何与其他团体成员唱和、赠答之作, 可见其在团体中的边缘地位。事实上左思很难真正融入这个集团, 他的出身和身体缺陷让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风雅之人的鄙夷, 同在集体中的陆机曾蔑称他为“伧父”.尽管呕心之作《三都赋》得到了时人的承认, 但他的尴尬境地却无处化解, 以品第论人物的魏晋时期让他一生都笼罩在“失意”的必然中。
  
  按叶日光于《左思生平及其诗之析论》所考, 左思确凿的任职记录只有秘书郎一职而已, 此为掌管图书经籍的小官[10]5.尽管其妹左棻贵为贵嫔, 但是她“资陋貌丑”“体羸多患”不为晋武帝所宠, 无法为左思提供做官途径。晋武帝太康后期, 贾谧没有实权, 左思也没有做高官的机会。元康年间, 贾谧因后党身份被杀, 左思的前途复归于黑暗。西晋政治的风云变幻让左思意识到攀附权贵之路并非正确的人生道路, 贾谧被杀后, 左思“退居宜春里, 专意典籍”[9]1588, 最终与政治无所关联。
  
  身为寒士因而与做官入仕的人生道路相背离, “貌寝”“口讷”的身体缺憾导致不为时人所重, 拜谒名人、参与文士集体却与团体关系疏离。在边缘化的际遇里, 左思以摆脱社会性人格来应对周遭的敌意, 在时代的公共意见中建构自己独有的价值观系统, 逐渐脱离时代背景下深入人心的价值观念和话语选择。因此他反而能够不顾魏晋公私对立的社会思维, 看到主流视野以外的小家庭话题。
  
  三、将二女纳入诗歌进行私人化的文本阐述
  
  《娇女诗》云:“吾家有娇女, 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 口齿自清历……其姊字惠芳, 面目粲如画。”[13]52据《左棻墓志》碑阴记载:左思夫人为翟氏, 左思有子女四人, 其长女左芳, 字惠芳, 次女左媛, 字纨素[14]第一册卷一, 第三册图版十二。《娇女诗》即对左思二女左芳、左媛的叙述。二女之字与《左棻墓志》所载全然相同, 可见《娇女诗》是写实之作, 符合亲子诗之“书写其特定 (其人可考) 直系后代”的定义。
  
  徐傅武在《左思左棻研究》中推论, 《左棻墓志》或为其娘家人而非司马氏皇族所制[15]76, 此说合理。据《晋书·惠帝纪》载, 永康元年三月至四月, 贾后矫诏贬皇太子司马遹为庶人, 而后赵王司马伦害贾后于金墉城, 朝中大乱, 人心不宁。左棻死于当年三月十八日, 皇室无暇顾及左棻殡葬。而《左棻墓志》形制极简, 高、宽与一块砖头无异 (高27.3厘米, 宽14.3厘米) , 据容庚《古石刻零拾》:“所见志石晋故虎牙将军王君表外, 未有若斯之小者。”[14]39该墓志大概为左家在变乱之时草草制成, 也记录了左棻之兄左思的妻子、儿女之名。中国古代重男轻女, 左思二女被刻写在墓志上, 这种现象极为罕见, 足以显示左思对二女的重视。抱持对于二女的爱意, 左思将二女纳入写作范畴, 成为他非主流诗歌选择的象征。
  
  左思写实主义的诗学观念在其《三都赋序》中得以体现, 文中写道:“美物者贵依其本, 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 览者奚信?”[16]55《娇女诗》细节丰富、画面灵动、情景真实, 一如一幅“小儿游戏图”.二女游戏、纺绩、机柠、盘棉、握笔、执书、丹青、文史等事大概也是左思对二女日常活动的实写。
  
  按叶日光所考, 忿速、眒忽、垆钲、离逊、鼎铄等词都是当时的方言口语。这种大规模的口语白话运用在当时诗坛可谓独树一帜, 在左思的作品中也绝无仅有[10]96.左思作出这种口语化的民歌风格的写作尝试, 是因为以口语化的语言描述熟悉而亲近的人物或事件是一种惯常的写作思路, 亦可以拉近文本与读者的距离。叶日光评价:“这是左思作品中唯一以乐府排衍之法写成的一首诗, 这种铺陈之法也让它有宫体诗的不重典故、写实客观、繁复纤巧、娱乐性质等风格。”[10]96对比其慷慨沉郁的《咏史诗》及飘逸慨然的《招隐诗》, 《娇女诗》显得尤为活泼与自由, 这也说明左思是以区别于“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的另一种心态来构筑这篇诗歌。
  
  左思首次实现了从公共领域的讨论走向私人领域的随写。《娇女诗》对二女的描摹真实而生动, 小女笨拙梳妆、玩弄纸砚, 大女对镜打扮、歌舞嬉戏, 均展现出一种天真浪漫的幼女、少女气息。如果说女性角色多以第二性作为身份象征出现在中国古代诗文作品中, 《娇女诗》展现的则是少女的可爱和娇憨, 这种人物形象与传统书写中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 没有明确的性别区分意识, 亦无女性魅力的凸显。左思对二女顽皮活泼性格不留余力的展示及宠溺包容情感的显露, 是建立在父亲身份的前提下。二女生摘果实、带蒂折花、雪地嬉闹、弄污衣着、撒娇佯哭等行为以及作者隐藏在文本下的爱怜, 都打上了私人所有的印迹。因此, 无论从书写内容还是隐含的文本蕴藉而言, 《娇女诗》都是一种私人化的阐述。
  
  《娇女诗》是文学史上的创举, 陶渊明《责子诗》、李白《寄东鲁二稚子》、杜甫《北征》、白居易《吾雏》、李商隐《骄儿诗》、施肩吾《幼女词》、韦庄《与小女》、杨万里《嘲稚子》、陆游《喜小儿辈到行在》、毛铉《幼女词》、吴伟业《课女》等, 都在亲子诗的框架下产生, 不断丰富其内涵。
  
  当同时代作家都受到“公与私”观念影响, 将大家族话题的书写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时, 左思突破时代正统, 脱离魏晋时代诗人的集体意识, 关注到被忽视的小家庭话题。出身卑微、口讷貌寝的边缘化特质并未带给他身份焦虑, 而将其引向非主流的诗歌创作。
  
  左思生前如履薄冰, 未得善终;身后名声亦浮浮沉沉, 其文章被钟嵘定为“野”, 《娇女诗》亦直至明清才获重视。然而以更大的时间跨度来考量左思, 他突破魏晋“公私观”的思维局限, 怀抱着对女儿的爱意, 踏入小家庭话题领域, 创作全新的文学题材---亲子诗, 为文学史留下了灿烂而永恒的一笔。
  
  参考文献
  
  [1] 郑训佐, 张晨。左思与左棻[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
  [2] 刘文忠, 左思·刘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3] 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M].李济沧,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4] 沟口雄三, 中国的公与私·公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5] 沟口雄三, 汪婉。中国公私概念的发展[J].国外社会科学, 1998 (1) .  
  [6] 葭森健介。“共同体论”与“儒教社会主义论”---以谷川道雄、沟口雄三的“公”“私”言说为中心[J].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2016 (1) .  
  [7] 钟惺, 谭元春。古诗归 (第8-9卷) [M].君山堂刻本, 1617 (明万历丁巳年) .  
  [8] 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9]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10] 叶日光, 左思生平及其诗之析论[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9.  
  [11] 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M].台北:中国学术着作奖助委员会, 1966.  
  [12] 刘义庆。世说新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13] 徐陵。玉台新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4]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全6册) [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5] 徐傅武。左思左棻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16] 萧统。文选[M].上海:国学整理社, 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