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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人物形象的女性观及宗教观对其社会现实的映射

添加时间:2019/05/24
  摘要:《窦娥冤》是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 也是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的代表作。通过作家及作品特征、故事梗概及人物特点介绍, 重点分析了窦娥人物形象的女性观及宗教观对其社会现实的映射。窦娥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时代特征和现实的社会意义, 是不同社会现实和矛盾的缩影。
  
  关键词:窦娥冤; 人物形象; 社会意义;
 
  
  一、引言
  
  关汉卿是元代着名戏曲家, 被誉为元杂剧的奠基人, 与马志远、白朴和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其生卒年代和名不详, 字汉卿, 号已斋。关汉卿作品数量多题材广,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评述到“关汉卿一空倚傍, 自铸伟词, 而其言曲尽人情, 字字本色, 故当为元人第一”.[1]元杂剧主要是两种流派即本色派和案头派。本色派以真实真诚的态度面对社会生活面对世人, 在剧作中本色派运用朴实平滑的语言, 文风质朴贴近真实生活, 语言多用方言俗语少雅言与格律修辞, 以最通俗质朴自然的语言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关汉卿属元代本色派, 一生剧作60多部, 现存18部。《感天动地窦娥冤》是关汉卿元杂剧中重要代表作之一, 与《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并称元杂剧四大悲剧。窦娥的悲剧形象是当时元代民众处境的一种“本色反映”, 通过舞台展现给众人既达到本色派娱乐的目的又在悲剧形象中表达作家本人及民众的不同心理诉求。故事的情节及结局以悲衬喜虽不是真正的大团圆却满足了观众对不公社会现实内心诉求的精神抚慰。《窦娥冤》及其他剧作以内容贴近民众生活, 杂剧散曲的形式表现个人思想和社会矛盾的冲突, 以文学艺术形式抨击反抗社会的不公, 为后世研究元代社会生活、文学艺术创作形式和内容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悲剧不分国界, 在西方世界悲剧同样是一种对社会现实及矛盾通过文学艺术形式表现的方式。悲剧的艺术表现不仅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主体人的各种境遇的重现和舞台塑造, 更将人物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和人的心理通过行为“摹仿”的方式表达, 宣泄不同行为主体的情感诉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中提到“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 具有各种悦耳之音, 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 而不是采用叙述法, 借引起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感情得到陶冶。[2]因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源流, 中西方悲剧在表现形式、精神境界、表演方式上有诸多差异, 但悲剧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和表演形式共性在于通过悲剧题材的选择、悲剧情节的构建、悲剧情景的创设、悲剧精神的塑造, 悲剧意识的升华将受众的心理情怀和怜悯之心通过悲剧的助推引起共鸣达到”作家+悲剧+社会+受众“四个要素心理互动的文学艺术效果。
  
  二、作品特征及社会背景
  
  元杂剧文体特征独特, 常以四折一楔子为结构特征。楔子本是指长篇小说的组成部分之一, 通常加在小说故事的开端, 有引领全文故事情节引起正文的作用。在元杂剧中四折之外所增加的独立段落, 通常也放在剧首起到引领故事情节创设情境语境的开篇作用。元杂剧的楔子篇幅不长但短小精炼直接反映主题, 但有时也可以用于两折之间, 承上启下, 衔接剧情。元杂剧也被称为元曲, 元代元曲是指以音乐结构为本位的戏剧文学, 其曲牌联套的原则、四折一楔的格局、一人主唱的定例体现出元杂剧定量化的剧曲叙事特点。[3]元杂剧以叙事和抒情为曲和剧的特征,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人物内心独白以曲唱形式表现, 增加了受众人物心理解读的感官体验, 彰显了文学曲艺舞台剧等艺术形式的娱乐功能。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简单解释就是社会造就英雄人物, 反过来英雄人物也可以引领社会变革。唯物辩证法认为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客观事物, 世间万事万物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不同的社会背景会产生社会组织形式、人的社会行为及意思形态的差异。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表现形式, 在不同群体和阶层中产生不同的社会影响。文学作品的功能广义上可以分为:社会功能和人文功能。社会功能涵盖了文学作品与社会诸多相互影响和制约的二元关系。文学作品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类审美意识和精神活动对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学作品的产出是对所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认识、感悟和反思。文学作品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实用功能其与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一时代, 一文学“, 和平安稳的时代与战火纷飞的时代其文学作品的主题、社会功能和人文功能体现出截然相反的时代特征。因此, 创作于特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背景下的元杂剧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时代印记。通过窦娥这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深刻的描写, 揭示和反映了元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民族矛盾。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 社会变革和统治政权的更迭必然导致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融合。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作为一种悲剧体裁的戏曲形式, 无疑是作者反映社会时代特征下特定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生活境遇和不公待遇的一种方式。《窦娥冤》社会功能的体现来源于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时代特征。元代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朝代之一。元朝权力中心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所导致的各种民族间矛盾、民族内矛盾、统治阶级的矛盾等各种社会矛盾激烈复杂。传统的蒙古族是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是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性格豪放自由, 以部落为社会组织形式, 图腾自然敬仰英雄, 在不断的征战中逐步确立了政权, 于1272年定都大都。元初由于政权刚刚建立社会秩序混乱尤其是民族矛盾突出。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和观念及政权理念上的差异导致了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改朝换代对传统儒家思想和道义带来了莫大的冲击, 文人墨客无用武之地。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元杂剧借助戏曲舞台的表现形式为达到娱乐大众为目的, 实则表达了作者内心矛盾、对社会不公愤愤不平和人生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与彷徨。关汉卿虽生卒年代不详, 但大体可推测生活于宋末元初, 其作品内容和形式也可以展现其心理世界, 戏剧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社会背景成为关汉卿悲剧思想的社会根源之一。因此, 《窦娥冤》中所蕴涵的悲剧思想、悲剧意识、悲剧情节、悲剧形象、悲剧结局是时代背景与作者思想的结合体, 其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也是作者所代表阶层美好愿景的再现。正所谓, 时代造就文学, 文学反映时代。
  
  三、窦娥人物形象与社会意义
  
  《窦娥冤》中窦娥悲剧形象的塑造是以全剧故事情节的构建和人物关系的分配通过作者创作意识的流向所呈现的文本和和曲艺表现形式结合的成品。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通过文艺作品创作的方式勾勒出现实社会的曲艺表现形式。元杂剧中, 赛卢医实为贬义词, 是一种反讽的修辞手法, 用来指庸医或卖药之人。赛卢医在戏中的形象由奸诈狡猾、心狠手辣、背信弃义到胆小怕事、逃之夭夭的人物形象发展过程凸显了当时社会背景下, 商人所处的窘境与无奈是一个社会群体的缩影。蔡婆婆的人物形象虽财大气粗却与其胆小懦弱, 缺乏主见、苟且求生的性格形成对比。张驴儿父子形象则从正面和侧面展现了侠义之心背后的利益目的。张驴儿的流氓形象是社会上各种欺压民众的势力的总的体现。窦天章在戏中的戏份不多所着笔墨有限但字字本色人物形象刻画深刻, 虽只在开篇和结尾出现, 但其进京赶考屡考不举穷书生形象是当时社会文人的真实写照。也正因为这”不得志的穷书生“形象开启了窦娥的悲剧人生。楚州太守梼杌则是昏官贪官庸官暴官的典型代表, 遇案不彻查、屈打成招是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现实的反射。民官矛盾激烈, 官欺百姓, 百姓无处伸冤这种尖锐黑暗的社会现实衬托了’窦娥‘为悲剧形象的无数悲剧的缩影。文化兴则国运兴, 文学曲艺创作也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和社会文化特征。《窦娥冤》人物形象是社会背景、现实中不同矛盾冲突在文学曲艺中的反映, 具有人文娱乐功能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代表不同的社会意义和心理诉求愿景。以文学本色反映社会本色表达愿景本色, 以悲剧衬托对现实的美好期待, 《窦娥冤》所展现的悲剧的艺术形式与社会现实完美呈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表征。
  
  (一) 窦娥形象及其思想意识分析
  
  窦娥是悲剧形象、苦难形象、传统女性形象、传统孝义形象、道德伦理形象且集善良、坚韧、反抗精神为一体的综合形象代表。《窦娥冤》整个故事紧紧围绕悲剧人物中心窦娥展开。窦娥的人物形象是社会现实中社会不同阶层”小人物+大人物“在激烈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夹缝中争取各自生存空间的真实写照。全剧通过”励志“人物窦天章的赶考之路以其女窦娥为”童养媳“的代价换取”盘缠“开篇, 窦娥的苦难形象随之开启。窦娥的苦难表现在亲情的苦难、婚姻的苦难和传统孝义苦难。
  
  窦娥的人物形象善良, 从担心婆婆出门不归到坚持原则---坚决反对与张驴儿成亲, 再到被张驴儿冤枉毒死张老儿, 在’官休‘VS’私休‘坚定选择官休再到为保护婆婆屈打成招, 其坚决反抗不公的精神到无奈的选择最后三桩誓言仍是其不屈不挠性格的强有力表现。窦娥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其思想意识的体现, 在内心与矛盾的纠结中最后向黑暗势力妥协, 但内心的反抗精神虽是以悲剧精神展现却成功塑造了悲剧情节与受众的共鸣。窦娥的悲剧形象有其时代局限性, 其悲剧结局也是根植于传统的封建思想的壁垒, 尤其是传统的女性观和宗教观在平衡自我与他我矛盾中突出反映了其思想意识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二) 窦娥的传统女性观
  
  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尤其是婚姻观, 因封建社会所崇尚的伦理道德理念、男女有别、男尊女卑, 导致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自主意识微乎其微, 即便内心有不满与反抗也因传统教义而埋没, 女性意识遭受压抑深藏于心。对于婚姻”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是最直接的例证。窦娥在内心和外在行为均表现出其传统婚姻观恪守妇道、不嫁二夫。蔡婆婆则与其相反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妇道观念, 虽勉强答应张氏父子却是出于保全性命, 与窦娥宁失性命不失贞操形成鲜明的对比。古有儒家教义三从四德的女性道德规范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男权思想。窦娥以身作则, 坚决不嫁, 并执意劝其婆婆”你如今六旬左右, 可不道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 新夫妻两意投, 枉叫人笑破口!“”婆婆也, 你岂不知羞!“[1]还引用典故”女大不中留“.窦娥←→蔡婆婆女性贞操观的对立, 体现出窦娥在忍耐命运的苦难和身世的不幸的同时坚守传统的节烈观, 人格尊严和名节尊严不容玷污, 是其反抗张驴儿的精神内驱力。窦娥和蔡婆婆的女性观是关汉卿女性意识的矛盾体现。两个人物形象, 一个遵守三从四德从一而终, 一个”花有重开日, 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 安乐是神仙“.[1]蔡婆婆的开场独白, 塑造了其以享乐安逸为目标的生活态度, 也体现在对再嫁无可奈何理由掩护下的接受。关汉卿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 以老寡少寡思想意识的对立衬托其女性意识的内在矛盾心理。窦娥的反抗精神并非女性意识的崛起而是传统女性婚姻观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规范的遵守和顺从。其父窦天章在剧中说”我当初将你嫁与他家呵, 要你三从四德……我窦家……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 又连累我清名……“.[1]无论从男权角度还是女子三从四德伦理角度, 再娶再嫁在封建社会都是为人所非议的事情。关汉卿通过塑造窦娥+蔡婆婆←→张驴儿+张老儿的矛盾冲突映射伦理冲突、社会现实冲突、阶级矛盾冲突并塑造悲剧形象, 展现了悲剧精神和悲剧情节所折射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思想观念和创作特征。
  
  (三) 窦娥的传统宗教观
  
  宗教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产物, 宗教最初的形态是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本身某些无法解释的现象或解决的问题求助于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形成的自然图腾、神灵图腾、巫术等的崇拜和敬畏, 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精神信仰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礼仪及宗法伦理和制度, 是人类自身在探知和认识客观世界和浩瀚宇宙的一种精神活动和仪式体系。每个朝代都有相应的宗教体系, 敬天神地神习俗是元代的统治者蒙古族其本土宗教萨满教。元朝采取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不极力排斥他教, 接受和融合儒家教义、汉佛教、道教和藏传佛教。在这种宗教背景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关汉卿塑造的窦娥形象也无不反映出当时的宗教思想、宗教教义和宗教法制。
  
  关汉卿塑造的窦娥形象及其心理活动展现出宗教思想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天、地、神、鬼成为对命运困难的精神支撑, 也是期待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人命天定的思想在窦娥心中根深蒂固。窦娥相信”人生死, 是轮回“, 六道轮回, 今生虽苦但虔诚为善, 遵从孝义忠信恪守妇道, 来世必将有好的轮回, 苦尽甘来。其以鬼魂诉冤情得以雪昭冤情更加体现了当时社会矛盾丛生的时代背景下, 宗教思想既能奴役、抚慰缓和阶级矛盾, 又能传达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终能实现的美好心理诉求。元朝民族等级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律法制度需要宗教思想来调和其固有的社会及民族矛盾。窦娥的命运轮回人命关天关地关神关鬼的信条无不反映了传统宗教教义及思想对不同阶级的教化, 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达成人性苦难社会根源的弱化。窦娥的悲剧是其内心教化的悲剧、社会的悲剧、宗教性的悲剧。
  
  四、结语
  
  文学曲艺等艺术形式是每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精神文明的代表, 文学创作具有时代特征及社会文化特征。元初社会动荡不安, 民族等级之间的矛盾激烈。社会矛盾和现实表现在文学创作中, 这一时期元杂剧应运而生, 其文学与曲艺相结合是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 而在社会动乱之中的文人受到排挤无晋升的机会, 作家的创作是将内心的悲痛表现于作品当中, 糅合各种悲剧情结的元杂剧无疑是时代特有的产物。关汉卿的《窦娥冤》成功塑造了悲剧形象并以悲剧精神的反抗意识推动了悲剧故事的大团圆式的结局。以悲衬喜, 将社会现实、作家思想困惑以及内心的憧憬用文学艺术的形式靠拢并娱乐受众的方式, 体现了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文功能和社会功能, 它不愧是元杂剧巅峰时期的悲剧代表作。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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