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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池莉小说的叙事伦理

添加时间:2019/05/22
  摘要:池莉作为20世纪80、9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 她的作品在文坛引起不小轰动。相比同一时期的其他新写实主义作家, 池莉选择站在代表市民价值的立场上, 采用平民视角、关注大众心理, 从而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叙事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主要源于作家对个人经验的独特创造和发现, 呈现的是某种人生的存在状态或价值。在池莉小说创作中, 同样体现着她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创造, 即“生”“活着”乃是一切之根本。
  
  关键词:池莉; 小说; 叙事伦理; “求生”;
 
  
  一、池莉小说叙事伦理的建构
  
  叙事伦理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20世纪90年代初露头角, 它主要侧重于探寻如何运用叙事产生一定的伦理效果。虽然, “系统的叙事伦理学理论及其批评范式还没形成, 但面对重新梳理现代性知识, 或回应后现代价值困境时, 叙事伦理学所彰显出的思想活力和有效性, 逐渐引起中西方人文学界的重视”[1].叙事伦理作为伦理批评的一条新道路, 一直以来备受审美批评和现代伦理观念的双重夹击。在国内, 许多批评家把叙事当作美学问题的研究对象, 而很少把其作为伦理问题来进行研究。根据现有资料, “叙事伦理”最早使用于学者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中, 它在国内外文学批评界都产生重要影响。在这部着作中, 刘小枫认为自古以来伦理学共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所谓理性伦理学, 即是“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 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 让个人随缘而来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这些理则”[2]3.另外一种伦理学则是叙事伦理学, 即“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 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 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 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 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2]3.在此笔者主要探讨的是伦理学的第二种。刘小枫指出, 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小说正是通过文字符号向读者讲述故事, 通过语言向读者分享一种伦理力量和伦理关怀。“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 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行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 一个人进入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 他 (她) 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2]4因此, 真正的叙事, 存在着对生命、生存和生活的态度, 而这正是人活于世最重要的伦理问题之一。
  
  池莉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 在小说创作中尽可能地拉低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描写了一系列武汉市民的市井生活故事。在叙述中池莉巧妙地融合了自己的生命体验, 不会被现实生活中的是非伦理和道德善恶所限定, 致力于通过个体的独特命运去探问生活的意义。在池莉小说中, 每个主人公都有不同的生活际遇, 但他们都在竭力宣扬一种存在哲学、一种坚韧的“求生”, 这正是池莉小说中叙事伦理建构的基础, 一种独特的生命感觉。
  
  (一) 叙事伦理即个体伦理
  
  在现代社会中, 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形式的飞速变化为生活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生活的可能性和多样性的增加, 同样为叙事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多样性。因此不同于古老的伦理要遵循一套既定的道德体系来体现自己的生命经纬, 现代的叙事伦理是依据个人的生命体验来编织属己的生命经纬。所以现代性伦理是个体化的, 是不再具有规范性的伦理理则。
  
  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也提出, 现代的叙事伦理有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 始终强调的是一种家国、民族命运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 个体生命总是受到历史沉重脚步的夹带而没有自我。对于自由的叙事伦理, 刘小枫指出“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 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它更激发个人的伦理感觉, 讲的都是纯然个人的生命故事, 深入独特个人的生命奇感和生命情感, 以富于创意的、刻下了个体感觉的深刻印痕的语言描述这些经历, 一个人经历过这种语言实践以后, 伦理感觉就会完全不同了。”[2]7由此不难看出, 刘小枫更加倾向于自由的叙事伦理。池莉曾在她的散文《最是妖娆醉人时》中提出, 她对好小说的定义即是要让读者能感受到审美快感并且具备一种无声传达给读者的思想深度。她指出“好的小说首先应该非常感性, 它应该诱惑读者, 刺激读者, 使读者在小说的暗示下, 体味自己的生命经验, 发挥他自己的想象能力, 从而成熟, 或者说提高他自己对世界的判别能力。”[3]257由此可见, 池莉所定义的好小说, 与刘小枫所强调小说以自由的叙事伦理表现所具有的形态不谋而合, 旨在通过个体生命的叙事来彰显一种生命伦理。这在池莉小说中具体表现为对个人多舛命运的密切关注, 立足于作家对生命、人性的个性感悟, 重在呈现人们生活的丰富性、可能性和对人性世界的复杂感受, 提供个体性的道德境况, 让读者从叙事中形成自己的道德自觉。因此, 文学应是个体叙事, 叙事伦理也应该是个体伦理, 池莉在叙事伦理学上正是选择走这样一条个体伦理道路。
  
  (二) 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验
  
  上文指出叙事伦理即个体伦理, 其现代转型主要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方面, 即现代小说的叙事伦理将在宏大叙事的统照下寻找被遗忘了的凡人的日常生活。在西方早期, 许多叙事伦理学大师为体现神圣价值, 往往会选取帝王贵族等宏大的历史题材。但在世俗价值盛行的现代社会, 越来越多的作家直接取材于普通日常生活中独特的个人经验, 注视个体的独特命运, 通过讲述个体命运故事使人们获得一种审美享受及道德的自我评判, 不再受宏大叙事、神圣价值的制约和禁锢。
  
  根据刘小枫在《沉重的肉身中》对叙事伦理的定义不难看出,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在伦理意图和效果上与理性伦理更为接近。叙事伦理学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 而日常生活是个人最基本的存在前提和生存空间, 因此叙事伦理就必然在日常生活的讲述之中展开。在池莉小说中, 正是通过对武汉小市民最为平常琐碎的日常生活的描写, 体现着她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创造探究人物之间伦理关系的纠葛和冲突, 从而获得一种属己的生命感觉。在池莉的创作中, 一直融注着一种极强的生命力, 她更喜欢写一种坚韧的生, 选择把“求生”作为自己的叙事伦理的指向之一, 而这恰恰是通过其小说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个人经验来体现的。
  
  二、顽强的“求生”意识
  
  池莉站在市民价值的立场上来表现一切。在小说创作中, 池莉更为注重一种“求生”的意念, 即活着就是一切, 无论人生有多平淡, 生活有多琐碎, 活着便是一切价值所在。她这种对生命的执着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部分当代作家笔下的“死亡”主题, 表现出的是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现实主义, 这也正是池莉小说的叙事伦理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无论是池莉的成名作《烦恼人生》中被日常琐事缠身又无可奈何的印家厚, 还是《太阳出世》中想要追求浪漫最终却不得不流于现实, 只能在哺育下一代的过程中寻求些许安慰和幸福的赵胜天、李小兰夫妇, 还是《不谈爱情》中, 过着最为普通生活, 吵架、斗嘴、回娘家, 最后又和好如初的吉玲和庄建非“夫妇”……他们没有高尚的理想和充盈的精神生活, 他们不是不想有, 而是生活的琐碎和无奈渐渐磨平了他们的心, 最终只能无奈感叹“累就累点吧, 只要活着就好”.如此顽强的“求生”意识, 在《你是一条河》中表现尤为明显。主人公辣辣是个不幸早年丧夫守寡、含辛茹苦一人拉扯八个孩子的坚强母亲。在亲眼目睹丈夫的惨死后, 她毫不犹豫地想要跳河自尽。后来被小叔子成功救下后, 她渐渐恢复心智, 带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顽强“求生”, 虽然其间不免有一些悲剧, 如福子去世、贵子远嫁、得屋精神错乱……但在辣辣临死前, 仍对那些“恨透母亲”而远走他乡的孩子们念念不忘, 这些都让池莉笔下流淌着一股浓郁的世俗温情。同样在《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 在武汉出现了罕见高温的情况下, 市民们仍不忘嘻嘻哈哈、相互调侃打闹。残酷的高温也浇不灭猫子向自己所爱之人献殷勤, 仍一如既往地为燕华做着一些平凡又琐碎的家务事。在这篇小说中, 面对极为恶劣的环境, 池莉笔下的主人公们似有一种极为乐观的儒家精神。街坊邻里彼此相互帮助, 融洽地谈天说地, 似乎对武汉的高温天气视而不见, 毫不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 尽管其间难免夹杂着一两句对老天、政府的抱怨, 但他们乐观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无论是辣辣通过长期卖血来艰辛地挣取养育儿女的生活费, 还是面对极为恶劣的高温天气, 武汉市民所表现出的乐观精神, 这些在池莉笔下都成为一种极强生命力的表现, 是顽强“求生”意识的彰显。
  
  三、多样的“求生”方式
  
  上文指出“求生”作为池莉小说中一种潜在的叙事伦理, 在许多作品的主人公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求生”意识, 虽然并没有真正改变生活中的琐碎与不幸, 但正因为它坚韧的存在才让人们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和追求幸福的可能。这些, 在池莉那里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叙事伦理, 它几乎支配着池莉的一切写作。在她眼中, 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当然作者笔下的人物性格迥异, 面对生活中不同的实际问题, 采取的“求生”方式也大不相同。在此, 笔者主要探讨的是池莉小说创作中的叙事伦理, 而“求生”作为其创作中一种潜在的叙事伦理, 势必要对作品中主人公的“求生”方式加以分析。接下来将分别从个体奋斗型、世俗琐碎型、疯狂冲突型三种不同的“求生”方式入手, 对池莉小说背后隐藏在叙事中的独特个体伦理和生命体验进行解读。
  
  (一) 个体奋斗型
  
  在池莉的小说创作中, 总是会隐隐透露出主人公顽强“求生”的意识, 这样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求生”方式, 其中就不乏个体奋斗者这一类型, 《你以为你是谁》中的陆武桥、《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就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他们这类主人公有一个典型特征, 即面对的生活再困难再不尽人意, 他们总是会通过个人奋斗坚韧地活下去, 正是这样一种顽强的“求生”意识让他们的生命显现着光辉, 尽管个人的力量还是难以与世俗做抗争, 努力奋斗后还是得不到自己想要, 但他们正是通过个体奋斗的这种“求生”方式来彰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体现着属己的人生经验和情感。
  
  池莉在1995年发表的《你以为你是谁》这篇小说中, 就塑造了小市民陆武桥在生活、情感、金钱等方面受到诸多压力后却仍在奋力挣扎着生活的顽强形象。他不仅要作为一家私营小餐馆的老板与各位市领导搞好关系、巧妙周旋, 还要作为家中长子老大哥时时关心父母、帮衬姐弟。这些日常琐碎早已使他心力交瘁, 难怪在妹妹陆武丽大喊“妈死了!”陆武桥仍淡定地“一动不动坐在桌边, 若无其事地抽烟, 心里却是恼火极了。他想:怎么我不死啊!里里外外都是我撑着, 我他妈算什么人?怎么没人肯说陆武桥死了啊!”[4]262由此可见, 生活的重压让陆武桥喘不过气, 再加之母亲的暴躁、父亲的软弱、弟弟的不争气、姐姐的不省心, 让他的生活一团乱麻。他本可以将一切撒手不管或是像他自己嘴中所说“陆武桥死了!”, 但他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反而凭借自己顽强的“求生”意识, 处理好生活堆积给他的一件件烦心事。先是安抚了父母、帮衬了妹妹, 再是教化了误入歧途的弟弟, 最后还不辞辛苦地解决了姐姐的离婚官司……面对生活抛给他的琐碎和纷杂, 他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 获得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权利, 还活得渐入佳境。如果说生活真正带给他重创, 让他失了原先那份“求生”的勇气和意识的, 就是在遇到红颜知己宜欣却又没有结果时。陆武桥也曾为他与宜欣的爱情努力过、奋斗过, 但终究抵不过现实。在无比现实的生活面前, 当他的个体奋斗不再发挥作用、不再得到相应的回报时, 陆武桥就会想到死、想到放弃生。故事的最后, 池莉用她一贯“求生”的叙事伦理, 让陆武桥活了过来。生活似乎又一切照旧, 陆武桥仍通过会朋友、打电话, 在餐厅门口迎来送往, 做国内国外凡捞得上手的生意等具体的个体奋斗方式, 继续生活下去。
  
  同样在发表于1997年的《来来往往》中, 作者描写了一个社会地位卑微、在妻子的威逼利诱下仍选择不断前进的个体奋斗者形象。主人公康伟业年轻时社会地位低下, 因某种机缘巧合与革命干部子女段丽娜喜结连理, 但他远远没有想到, 婚后生活的琐碎更是让他喘不过气。生活日渐拮据、妻子强势蛮横都让康伟业看到不得不通过个人奋斗来获得生存的筹码。他顺应时代的浪潮选择下海经商, 通过个人奋斗一点一点积累财富。但生活似乎并无好转, 先后遇到的两个红颜知己林珠和时雨蓬也都无疾而终, 康伟业不得不继续与妻子段丽娜周旋在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中。最后, 经历了万千痛苦、打击、折磨后的康伟业仍要在雨过天晴后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生活是琐碎的、平庸的, 更是过不完的, 康伟业心里清楚, 唯一不变的是仍要不断地努力奋斗, 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活。正如小说最后写道:“在不知不觉中, 江水亮起来了, 东方也亮起来了, 几只早起的江鸥愉快地尖叫着打断了康伟业的思绪。康伟业站起来,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驾上他的车, 回到了他日常忙碌的生活中。”[4]435池莉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努力奋斗者的具体形象, 来揭示人类生存背后的真正意义。正是这种潜在“求生”意识, 构成了池莉小说中叙事伦理的重要基础。
  
  (二) 世俗琐碎型
  
  在池莉笔下还存在着这样一群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琐碎, 不去反抗、毫无作为, 只求安稳度日的小市民形象。他们可以是工人、家庭妇女、小职员、小商贩, 也可以是学者、教授。在池莉看来, 他们面对世俗琐碎的生活什么都不用做, 只要不逆潮流而上就是他们独特的“求生”方式。这一类型人物在池莉的“烦恼三部曲”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其中《烦恼人生》的发表让池莉迅速走红, 故事描写了卷取车间里一名普通操作工最为平庸琐碎的一天。主人公印家厚从早上睁眼的那刻起神经就进入紧绷状态, 从儿子的日常照顾到妻子的无声责难再到工作上的勾心斗角, 这些日常生活里平庸琐碎的存在慢慢消磨着印家厚的心智。他不是没有生活的激情, 在遇到雅丽时内心还是会难免产生悸动。但作为生活中平庸的一份子, 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些琐碎而无聊的生活而奔忙。至于那些虚无缥缈的存在, 如对雅丽的情感, 印家厚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予回应, 继续做他平庸无聊的普通人。正如小说最后写道:“雅丽怎么能懂得他和他老婆是分不开的呢?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 泼泼辣辣, 没有半点身份架子, 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 可那又怎么样呢?”[5]164同样在《不谈爱情》中, 作者也试图通过描写一对小夫妻之间再平常不过的一段小争吵, 来表现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家庭存在和夫妻关系。吉玲出身低微想要高攀教授家庭出身的孩子庄建非而使用了一点小计谋, 并且如愿以偿。吉玲顽强的“求生”意识虽也在世俗生活中受到打击, 如一直受到婆婆的冷落, 白白忍受小姑子的冷嘲热讽, 但她始终维护着自己的自尊。表面上她对不公的生活做出了努力, 以丈夫不关心自己为由跑回娘家, 要求婆家接纳自己, 实质上最终还是不得不向世俗妥协, 回归家庭。值得注意的是, 池莉一贯以为市民阶层写作着称, 在她眼里, 对知识分子始终抱有一种嘲讽和揶揄的态度, 这一点在《不谈爱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庄建非的一家皆是出自书香门第, 一直以来就看不上贫苦出身的儿媳妇吉玲。但庄建非却无时无刻不在羡慕着丈母娘对吉玲的庇护和疼爱, 再反观自己冷峻严肃又毫无人情味的家庭, 更是心生厌恶和苍凉。因此, 即使在吉玲毅然决然地回到娘家后, 庄建非还是不忍放弃自己的小家庭。而这一点是庄建非的父母及妹妹庄建亚永远难以理解和体会不到的。所以小说最后作者写道:“面对哥嫂的和好如初, 只有建亚一直耿耿于怀, 对吉玲不冷不热。她在日记中写道, 哥哥没有爱情, 他真可怜。而她自己年过三十, 还没有找着合意的郎君, 她认为当代中国没有男子汉, 但当代中国也不容忍独身女人。她又写道, 我也可怜”[6]50的确, 高处不胜寒的庄建亚永远也体会不到普通人的真正幸福, 而最后那句“我也可怜”正是池莉对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同情和嘲讽。
  
  总而言之, 无论是《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 还是《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 还是《太阳出世》里的赵胜天、李小兰, 他们都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琐碎中平庸而又无奈的活着的人。在这类世俗平庸型的人物中, 循规蹈矩无所作为就是他们最为基本的“求生”方式。他们既不同于个体奋斗者,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有所改变;也不同于疯狂冲突型, 通过一些疯狂、夸张的行为来获得自己“求生”的可能。他们面对生活给予的一切意外都不为所动, 最终会毫不诧异地重回最初的生活轨道, 继续他们的生活。在池莉眼中, 这也不失为一种“求生”方式, 而在这种方式背后正体现着她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创造, 同样也彰显着作者在叙事中表现出的独特的个体伦理和生命体验。
  
  (三) 疯狂冲突型
  
  在上述分析了个体奋斗和世俗平庸两种“求生”方式后, 池莉笔下还有一种方式将“求生”这一潜在的叙事伦理表现得更为疯狂和触目惊心。但也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叙事方式, 让读者感受到另类的生命体验。如1996年发表的《云破处》中的疯狂伦理事件---以通过杀夫获得自我的“求生”与救赎;1991年发表的《一去永不回》中温泉设计阴谋不惜让李志祥入狱只为夺回爱情;1991年发表的《你是一条河》中辣辣与众多儿女间尖锐冲突的母子关系……池莉通过在作品中展现一些疯狂的伦理事件, 来体现其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叙事伦理。其中伦理冲突表现得最为激烈的当属小说《云破处》。[7]
  
  《云破处》写于1996年7月, 发表时因其描写的杀夫题材太过黑暗而被出版社通知不予转载。池莉曾在散文《最是妖娆醉人时》中指出其创作上多多少少受到俄国作家纳博科夫的影响。主人公金祥和曾善美在外人看来是一对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 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曾善美得知十几年前杀害自己亲生父母及十几条人命的凶手就是丈夫金祥, 而金祥对此却毫无愧疚之情, 加之曾善美往日遭受到的来自姨夫及表弟的蹂躏与屈辱让她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仇恨, 于是一步步设计逼问金祥, 直到说出真相, 再将其残忍杀害。故事的结局并没有让曾善美遭遇牢狱之灾, 而是设置了一个巧合, 让曾与金祥有过冲突的饭店老板顶了罪。最终池莉让曾善美通过杀夫这一疯狂的伦理事件实现了自我救赎与“求生”.这种杀夫的伦理事件在读者看来似乎是情有可原的, 甚至会对曾善美凄惨的身世报以同情。在这种情感的驱使下, 即使是犯了杀人罪也是可以幸免于难, 不受谴责的。从故事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依据个人的生命体验所需要的伦理诉求, 曾善美正是属于池莉笔下疯狂冲突的这一类型人物, 通过疯狂的伦理叙事来实现自我的“求生”.
  
  同样在《你是一条河》中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一种疯狂的叙事伦理, 这集中表现在母亲辣辣与子女恶劣的关系冲突中。坚强执着的女性辣辣, 在丈夫横死后, 独自一人抚养着八个孩子, 异常艰辛的生活使这位母亲没有过多的精力去关心留意每个孩子的成长。对老大得屋的轻视最后使其被逼成疯;对大女儿艳春缺教少管, 母女间彼此仇视;三女儿冬儿懂事最早, 本是母亲的小棉袄, 却因母亲的粗俗和疏离而远走他乡一去不返;老四社员最得母心却也因疏于管教最终耽于女色被枪毙;老五咬金平日默默无闻, 后来凭借吹号角的一技之长终于得到母亲的青睐, 主动为母亲分担家务, 赚钱回来贴补家用, 最后换来了辣辣难得的拥抱。池莉在书中这样描写:“这是咬金自懂事以来得到的惟一的一次母亲的拥抱, 也是这辈子仅有的一次, 仿佛剪断了十一年的脐带又亲合在一起了。”[4]117由此可见, 辣辣平日里动辄打骂的恶母形象让孩子们难以亲近, 更得不到所谓的温暖与母爱。花生双胞胎的身世更为悲惨, 福子因疏于照顾而感染疾病, 临死前嘴里喊的不是母亲而是姐姐;贵子更是因为不受关注未婚先孕, 还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老八四清因为是家中最小, 经常行走在阴影下, 对其性格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每个孩子都受到过辣辣的打骂, 轻则撞坏手臂、磕破膝盖去医院缝补几针, 重则被吊起来用藤鞭抽打, 几月不能下地。小说中充斥着尖锐的矛盾冲突, 这种悖于常人的母子关系、兄妹关系恰体现着一种疯狂冲突的叙事伦理。而作为母亲的辣辣身陷逆境而不屈服, 顽强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与环境抗争。
  
  四、悲观的“求生”态度
  
  池莉在创作中将“求生”作为一种潜在的叙事伦理, 其小说的结局都是让人有些无奈和惆怅的。无论笔下哪一种“求生”方式的人物, 池莉似乎都给他们戴上了一顶悲观的帽子。他们在世俗生活中忙着生存, 却总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真正的解脱。他们只是在为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奔忙, 难免会流于平庸、流于常态, 最终使作品失掉了文学本质, 无法给人以美的享受。新写实主义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指称的现实主义, 它有一个根本的弊病, 即只表现了“真实的生活”而没有表现“真正的生活”, 因此池莉的创作也因缺乏批判精神而使小说中的人物即使拥有顽强的“求生”意识其结局也难免庸俗悲观。池莉较为细致地描绘了人不得不在“真实的生活”中顽强“求生”, 但由于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怀疑意识和批判眼光, 因而不能以一种积极的“求生”态度来唤起中国人对理想的“真正的生活”的热忱。[8]
  
  无论是在《来来往往》《你以为你是谁》, 还是在《一去不回头》《云破处》中, 池莉笔下的人物最终要么是为追求金钱地位而“求生”, 要么是通过不择手段的复仇来实现自己的“求生”, 展露出人生的无奈和琐碎。这看似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 但读来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悲观。如《你以为你是谁》的小说结局, 陆武桥辛辛苦苦为整个大家庭的生活操劳着, 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实现着自己的理想, 这本是个读来让人鼓舞精神的故事, 但作者最后却为他安排了一个无比现实的结局, 红颜知己宜欣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不得不离开生命中出现的意外---陆武桥, 尽管他们非常相爱, 却难以与现实相抗衡。陆武桥住院一周后恢复正常, 回归到与邻里街坊打哈哈的日常生活中。这在读者看来未免有些伤感, 如此努力奋斗的人最终还是抵不过现实的力量。在池莉笔下, 陆武桥“求生”的意识是顽强的, 但描写态度却未免有些悲观。《来来往往》中的康伟业也是如此, 奋斗一生最后还是家庭、生活一团糟, 忙碌的生活中除了金钱是切实可感的, 是他“求生”的资本和见证外, 亲情、爱情、友情似乎都统统将他拒之门外。他有着顽强的“求生”意识, 但池莉在对其描写的态度上, 同样是悲观的。
  
  五、结语
  
  在池莉的小说创作中, 以独特的笔法塑造了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人物, 而叙事伦理这种强调个体命运、生命体验的精神内核在池莉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呈现。她虽描写的是市民生活的日常琐碎, 但从不同的人物背后我们能够看到相同的内核, 即他们都拥有着顽强的“求生”意识, 生生不息的“活”的毅力。可以说池莉通过叙述一件件或是激进或是平庸或是尖锐的伦理事件, 来向世人展现她对于人生经验的理解和创造, 即“生”“活着”乃是一切之根本。尽管在对伦理事件的叙述态度上难免有些悲观, 但这也是真实地再现生活的最佳例证。总而言之, 我们在阅读池莉的小说时, 不仅要看到她对市民生活的关注, 更要学会从对市民生活描写的背后看到作者独特的个体伦理和生命体验, 从而实现对池莉小说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客观系统的评价。
  
  参考文献
  
  [1] 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D].上海:复旦大学, 2010.  
  [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3] 池莉。给你一轮新太阳[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
  [4] 池莉。池莉小说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5] 池莉。烦恼人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6] 池莉。不谈爱情[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7] 向阳。论纳博科夫对池莉小说创作的影响[D].重庆:西南大学, 2013.  
  [8] 刘川鄂。“池莉热”反思[J].文艺争鸣, 2002 (1) :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