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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勒姆的女巫》成文前的脑文本分析

添加时间:2019/05/18
  摘要:脑文本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 指作家在作品成形为实体文本前以大脑为载体保存的对外界的感知和认识。《萨勒姆的女巫》是阿瑟·米勒的一部争议颇多的戏剧, 剧作家的自传、访谈、剧评等文献资料表明, 其创作前曾对情节、人物以及人物关系作了大量的思考, 脑中存有多部动态调整的文本。《萨勒姆的女巫》的创作过程和剧本的脑文本分析揭示了米勒反映社会现实、追求戏剧艺术价值和道德教诲功能的本质。
  
  关键词:脑文本; 阿瑟·米勒; 《萨勒姆的女巫》; 道德教诲;
 
  
  一、引言
  
  《萨勒姆的女巫》 (英文名The Crucible) 是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的一部名剧, 该剧是阿瑟·米勒根据1692年在北美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发生的一桩因诬告而株连数百人的“逐巫案”而创作的。在《萨勒姆的女巫》中, 米勒以古讽今, 对当时的压抑气氛和政治迫害进行了生动、深刻的描述, 尽力展示强权统治下的人心危殆、人性沉沦, 以及人在与邪恶势力对峙中的失败和毁灭, 其史料价值和本身的艺术价值历来备受关注。
  
  国外对该剧的有代表性的研究, 大都收录在哈罗德·布鲁姆编着的专评《萨勒姆的女巫》的论文集Arthur Miller's The Crucible里, 研究者们从多角度切入, 有的聚焦创作的政治背景, 有的解读权利话语, 有的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人物关系, 等等, 总之, 对该剧评论褒贬不一。其中, 最具影响力的观点莫过于着名历史学家摩根批评米勒误读清教主义[1]41, 布鲁姆也认为该剧人物构思缺乏“想象力的理解”[1]2.受其影响, 国内学者但汉松近期发表论文, 认为米勒的悲剧创作和他信奉的自由主义历史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紧张关系”[2].
  
  尽管如此, 有关《萨勒姆的女巫》的非议并不能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萨》会远超过米勒更为经典的《推销员之死》和《桥头眺望》而成为其在世界各地上演率最高的剧作?笔者认为, 有必要从脑文本的角度研究散落在米勒自传、访谈、剧评等文献中的对《萨勒姆的女巫》成文前的构想及其剧本, 借此来回应上述问题。
  
  二、脑文本的概念
  
  脑文本作为一个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要术语, 最早是由聂珍钊教授在一篇名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的文章中提出的, 他认为尽管文本是文学理论中“最为复杂的学术概念之一”, 但文本需由传达意义的符号和保存符号的载体两部分构成, 依据存储介质的不同, 可分为脑文本、物质文本和电子文本。
  
  在聂教授看来, 脑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 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识”[3].窥其概念的阐释, 不难发现脑文本融合了认知科学对大脑符号意义生成的研究, 也延伸了叙事学对文本的认识, 正是由于脑文本这种“先在的文本”[4]才使得创作者产生后续文本以及接受者吸收该文本生成另一个脑文本成为可能。他进一步提出, 脑文本的形成和与次生文本的关系是在脑概念作用下发生的。
  
  作为思维的工具, 脑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定义”, 依据“某种伦理规则”在大脑中不断组合调整后形成的以脑文本为载体的思想[4], 也就是说, 脑概念是组成脑文本的基本单位, 其概念的形成、选择和定型的动态调整解释了人们思维的变化过程。脑概念选择时的伦理属性, 决定了由脑文本转化而来的次生文本具有潜在的道德教诲功能。
  
  近年来, 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要术语之一的脑文本, 不仅丰富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还因其跨学科的特点, 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基于此, 运用脑文本分析《萨勒姆的女巫》的创作和剧本, 一方面可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体系中实践、验证该术语, 另一方面还能揭示米勒反映社会现实、追求戏剧艺术价值和道德教诲的本质。
  
  三、《萨勒姆的女巫》成文前的脑文本分析
  
  (一) 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脑文本
  
  人们普遍认为,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表述并不是说文学文本都是现实主义的, 也不能狭义地把现实归结为社会生活, 而应该是“再现”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头脑里的或社会的东西”[5]1.
  
  这种将文学看成是“模仿”自然、社会和心理现实的唯物论并非未遇挑战, 在唯美主义学说看来, “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就是创造“关于现实本身的社会意识”[5]5.诚然, 文学家以“虚构形式”创造高于社会现实的作品, 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历史语境对创作者选材、塑形和反映现实的意义。
  
  秉承辩证唯物主义的批评传统,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脑文本的产生是对“[物像]感知、认知和理解的过程”[4], 简而言之, 脑文本中抽象概念的形成, 需要采编客观的外在信息源。《萨勒姆的女巫》的初始脑文本源自米勒在大学课上对萨勒姆女巫案的了解, 他在自传中写道:“从此, [女巫案]那难以说清的神秘一直萦绕在我大脑里。”后来, 他从书中知悉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但对当时“多数人能看见精灵脱离身体一事”仍然抱着“乐于听从解释”的态度[6]330.可以说, 《萨勒姆的女巫》成文前, 女巫案的影子一直伴随着米勒, 使他观察分析周遭的人和事, 并以“文学家的脑文本比普通人更丰富”[4]的优势思考着如何用艺术手段再现这段神秘的历史。
  
  那么, 是什么促使米勒解开尘封了20年的记忆, 将历史搬上舞台?克罗齐的那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6的着名论断, 解释了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源于现实的需要。米勒改编女巫案的触发器, 是他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恐慌, 并由此发现了两场“灾难……令人惊讶的关联”[1]83.
  
  麦卡锡主义时期, 大批政治和文化进步人士被控涉共, 惨遭抓捕, 有的被要求公开正名, 许多人靠污蔑他人来撇清关系, 人人自危的氛围致使大量无辜的人卷入其中。对此, 米勒愤言“[麦卡锡主义]抽干了公共话语中相互信任和忍耐的习惯”[1]83.政治上的迫害让米勒目睹了身边朋友力求自保而做出的种种丑态, 他们的因恐惧而出卖良心的行为让米勒痛心疾首, 感觉像“一把刀”插进了他的生活[1]103, 让他下定决心重启记忆, 用文学作为武器去鞭笞这场疯狂的、歇斯底里的运动。
  
  出于愤怒, 米勒在创作初期打算将《萨勒姆的女巫》写成煽情剧, “从政治上, 甚至把个人情感写进这片荒野”[6]332, 不过他很快便放弃了这种想法, 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严肃作家的品质, 在他看来“[我的]理智强大到不允许[我]捕获如此非理智情绪的爆发”[6]331, 同时他也认识到“戏剧不可能描述情感本身, 除非它变成这种情感”[6]331.
  
  虽然米勒没有把《萨勒姆的女巫》写成煽情剧,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在该剧的背景介绍中采用了小说叙事般的评论, 用“似是而非的谬论”[8]13, “政治鼓动”[8]56, “今日和往昔并非不同”和“红色地狱”[8]57等字眼, 以及整个疯狂的猎巫运动, 直接影射了他所经历的社会暴行。可以说, 米勒将“麦氏猎红”与女巫案关联了起来, 在剧中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定义”的脑概念, 因为在他看来, 女巫案等同于麦卡锡主义制造的压迫和恐慌。
  
  这种脑概念有明确的“所指”对象, 用来指称“特定事物或特定概念的概念”[4], 而这里的“所指”充其量是产生文学创作的素材, 特指具体时期的事件, 如不经创作者的修饰打磨, 就难以实现触达人心追求普遍意义的艺术价值, 因此, 仅仅将《萨勒姆的女巫》看成是对麦卡锡主义的批判, 难免有失偏颇。
  
  (二) 作为反映艺术价值的脑文本
  
  米勒凝练了故事的情节, 点化了人物之间关系, 使《萨勒姆的女巫》剧作从“所指”转为“能指”的意义衍生, 从而赋予了该剧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聂珍钊教授认为, 脑文本中的能指是“用来指称任何事物和任何概念的概念”[4], 比如, “长城”单指实物为“所指”, 而如果产生了诸如“雄伟”“历史厚重”等联想, 就是“能指”.就文学作品而言, “能指”的生成需要通过艺术手段来实现。
  
  关于艺术性, 亚里士多德曾在其美学着作《诗学》中详细阐释了戏剧应具有“美的整体”[5]271, 围绕这个整体, 情节要遵循“统一性”的原则, 有起承转合的完整性, 人物行动和语言都要服务于整体, 这样就能给人以“快感”[5]272.因此, 一部好的作品既要有其自身的文学性, 又要兼备服务社会的功能, 只有这样, 才能产生“净化”的效果。
  
  为使“猎巫”与“猎红”超越单一的历史事件, 融入因压制和恐慌而引发的虚伪、背叛、人性沦落以及自我的救赎等伦理道德关注的普遍问题, 米勒对《萨勒姆的女巫》的剧情和人物做了大量的思考, 在访谈中, 他直言创作的艰辛:“开始写《萨勒姆的女巫》后, 至少用了一年我才知道该写什么。”[9]21
  
  在这期间, 米勒曾想将《萨勒姆的女巫》写成一部政治寓言, 据比格斯比提供的创作笔记显示, 他本打算把主人公普洛克托塑造成反对派的领袖, 另外也设想过普洛克托希望妻子伊丽莎白死的情节[1]185, 而不像我们现在熟知的那个凭一己之力舍身为妻、扞卫尊严的勇士。显然, 这样的版本因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利于彰显人物的个性, 还会弱化普洛克托舍身成仁的动机。
  
  米勒思考着如何把众多关系复杂的历史人物串联起来, 组成有效的戏剧冲突, 他前往萨勒姆镇, 实地感受女巫案的遗留物, 希冀从中找出线索。他在剧评中写道, 那段时间他曾想采用“印象派”的手法把看似无关的场景“镶嵌”起来, 形成有“因果关系的背景”[10]156, 但这样做既不能突出萨勒姆疯狂猎巫背后的那些心怀鬼胎的村民们, 更不便挖掘那些触犯道德、丢掉良知的人物内心的负罪感。
  
  众所周知, 传统戏剧中主要人物的行动, 是构成拉动剧情发展和表现主题的核心要素, 因此, 真正促使《萨勒姆的女巫》剧结构成型的原因, 还在于米勒对女巫案的解读, 在于他对历史人物关系的处理, 他曾谈到, 如果没有想到“萨勒姆歇斯底里的主要推手[阿碧格]”[10]155--一个曾经在普洛克托家当帮工的女孩, 在女巫案中控告她的女主人, 但是拒绝“指证普洛克托, 尽管控方一再敦促”[10]156, 他就不会写成《萨勒姆的女巫》。也就是说, 米勒创设出女仆和男主人存在奸情, 而三人的情感纠结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节。
  
  米勒之所以想到将《萨勒姆的女巫》中各个主要人物的感情纠葛置于“猎巫”的大背景下, 让人物的行为动机和社会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于他一贯坚持的写剧理念。脑文本储存着大脑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客观事物或抽象事物进行处理”的思想[4].米勒曾经说过如何去评价一部戏剧的好坏:“一部好的剧是一种好的想法;一部伟大的剧是一种伟大的想法。伟大的想法是向外涌出无畏的艺术, 无畏才是实质所在。”[10]22
  
  米勒所谓的“想法”并不是普通的想法, 而是创作者在预设的道德和社会批判引导下从生活中汲取的创作灵感, 这样的想法才会有聚合力。罗斯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最伟大的艺术”[5]495来自作家以“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去揭示“自然的美”[5]483.既然每部作品都会传递某种信息, 所以传递的信息本身也就成了衡量该作品艺术价值的标准。
  
  正是本着将现实批判和艺术“美”融为一体的追求, 米勒才会在The Devil's Handyman (《恶魔的杂工》) 、The Spectral Experience (《历经幽冥》) 、The Invisible World (《隐形的世界》) 等[1]202众多拟定的剧名中敲定了The Crucible, 意指“坩埚”, 一种熔化和精炼金属的容器。只有用“坩埚”才能准确传达出对处于动荡时期的普洛克托、萨勒姆的全部居民乃至全社会的严峻考验, 也只有在“坩埚”高温状态下才能炼就人的灵魂和高贵的品质。
  
  四、脑文本的表征:《萨勒姆的女巫》的伦理困境和道德教诲
  
  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教诲功能的实现是通过文学的脑文本转换实现的”, 也就是说, 受众在吸收“某种教诲的文学作品”后, 能形成以脑文本为载体的有益于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道德经验[4].米勒以现实和道德批判为指引的创作理念, 直接影响到读者对《萨勒姆的女巫》剧作的伦理意义的理解。作为米勒脑文本最终定型的物质文本, 《萨勒姆的女巫》中表现出来的伦理困境, 不仅构成了戏剧冲突的实质, 也让人们去反思在极端情况下人性丧失的种种可能性, 这也是他被誉为美国社会良心剧作家的道德教诲的使命所在。
  
  困境是指人物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比如两难选择。伦理困境往往是由伦理悖论造成的“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11]254.在《萨勒姆的女巫》中, 阿碧格和普洛克托夫妇的爱恨情仇的故事将女巫案逐步推向高潮, 米勒自己也承认, 该剧的结构主要是围绕这三个人来展开的[10]156.
  
  阿碧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爱上普洛克托后, 最终陷入“装腔作势”的伦理困境[8]17.表面上看, 阿碧格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 甚至在关键时刻也想保全普洛克托, 按照她的理解, 和普洛克托在一起合情合理, 因为在她眼中, 自己才是普洛克托的真爱, “你当时爱我, 现在也一样爱我”[8]38.不料她对爱的执念却换来普洛克托冰冷的回应, 劝她“别再想入非非”[8]39.
  
  可以说, 正是阿碧格所谓正确的伦理选择, 从而造成了她最终变成娼妓的命运悲剧。在“猎巫”过程中, 她企图借巫之名除掉伊丽莎白以达到霸占情夫的目的也不是无踪可寻, “人的思想、选择和行为, 包括道德修养和精神追求, 都是由存储在人的大脑中的脑文本决定的”[4].
  
  阿碧格选择冲破伦理束缚, 追求比自己大近20岁的有妇之夫, 童年的伤痛经历让她构造了扭曲的脑文本。血腥杀戮充斥着她的记忆:“我见过印第安人在我枕头傍边砸碎了我亲爱的爹娘的脑袋, 我见过黑夜里所干的血淋淋的勾当, 我能叫你们一见太阳落山就胆战心惊!”[8]34情人的冷漠, 加之寄人篱下的生活, 让本已缺少家庭关爱的阿碧格变成了一个占有欲强、心狠手辣的蛇蝎美人。
  
  除了伦理困境中的错误选择之外, 阿碧格丧失人性、堕入黑暗深渊的真正原因在于她带头构建了极具道德破坏力的女巫虚拟现实。据米勒回忆, 他将“新生的主观现实”蕴藏在《萨勒姆的女巫》的字里行间中, “如此内在的主观情感能这么明显地无中生有创造出来,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个奇迹”[10]154.
  
  应该说, 人为发酵的女巫事件在萨勒姆镇所有居民头脑中生成了可供他们做出不同阐释的文本, 这种含有个人特质组合而成的脑文本, 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行为”, 也决定了人的品性, 让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4].
  
  剧作中, 我们看到在恐巫背景下人们丢掉了应有的人性因子, 牧师背弃信仰、谋求名利, 法官威逼利诱、罔顾公平, 孩童丧失天真、肆意污蔑, 村民遗忘淳朴、打击报复。表面的正义在虚伪外表的掩盖下, 包藏着不可告人的“像一匹种马那样汗水淋淋”[8]38的兽性欲望。
  
  可以说, 炮制出来的女巫事件掀起了一场伦理之灾、道德之殇, 猜疑、妒忌、圆滑、懦弱在“普遍报复的浪潮”[8]15中肆虐, 人们联结的伦理纽带遭到撕裂, 家庭失去往日的温暖, “跟冬天一样冰凉”[8]83, 邻里间的“宿仇旧怨”得以公开表露[8]15, 朋友关系只能靠暴力和利益来维持。
  
  恰恰是女巫案的白色恐怖, 使得普洛克托的人性光辉的复苏显得极为难能可贵。作为阿碧格的对立面, 普洛克托伦理困境中的选择, 对自我身份、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脑文本的纠结变化过程, 沉淀了米勒树立良知榜样、追求道德教诲的情怀。在抗“污”路上, 普洛克托要捅破的不仅有本末倒置的女巫假象, 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直面虚伪的勇气, 他首先要撕掉的是隐藏在“受人尊敬”[8]35外衣下对阿碧格的“满腔欲火”[8]39, 挣脱被负罪感困扰的自我意识。
  
  在争执中, 伊丽莎白道出了其揭巫意志不坚定的缘由:“你非得去伤害的人如果不是阿碧格, 你现在还会犹豫吗?”[8]88普洛克托脑文本中对女巫事件暗藏私心的解释, 为他后来的转变铺垫了一条“主导性伦理问题”的伦理线[11]265, 那就是破除内心的私欲和虚伪。
  
  见证了“逐巫”的疯狂之后, 普洛克托决定为自己的“名誉制作一口丧钟”[8]169, 当众自曝出轨禁忌, 以此来拯救被诬陷的妻子。此时, 普洛克托完成了第一次身份建构, 承担起作为丈夫的伦理职责, 而这次选择明显带有悖论色彩, 拯救亲人意味着出卖良心、背叛朋友。
  
  “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善恶的观念逐渐形成, 这都是脑文本发生作用的结果。”[4] 普洛克托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表现在他对“名誉”和“名字”的不同选择 (“名誉”和“名字”的原文对应都是“name”.笔者认为译者将原文“Because it is my name!”中的“name”译为“名声”不妥当, 因为普洛克托撕掉认罪书是由于上面签了他的名字, 而不是“名声”[12]328) , 表现在普洛克托与妻子和解后, 最终认同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选择和萨勒姆镇为数不多的几个好人一起共赴刑场。
  
  “名誉”更多是指社会对个人才干、品行、作用等方面的评价;“名字”具有“指认人的本质的语义特性”, 突出一个人的独一无二性[13], 因为人名含有重要的伦理价值意义, 既含有外界对人的评价, 又包含人的自我认识, 所以人有强烈的欲望让后人记住自己的名字。
  
  尽管普洛克托放弃了名誉, 但他坚持撕掉已经签字的谎言书, 宁死不屈, 扞卫自己的名字和尊严, 因为他和他的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很有影响力”[8]216, 要么能教导“孩子在人间心胸坦荡, 为人正直”[8]218, 要么能诱导人们臣服于邪恶。人虽已死, 而“名”尚存, 普洛克托英勇就义的壮举让人们不禁为之动容。
  
  五、结语
  
  《萨勒姆的女巫》从最初的神秘的女巫案, 到后来构思中的煽情剧、政治寓言和人物拼图等脑文本组合调整的过程, 折射出米勒扎根现实的对文艺价值和道德教诲的不懈追求。作为脑文本的终稿, 《萨勒姆的女巫》通过戏剧化历史人物和人物冲突, 向我们展现了一场由虚构现实带来的伦理灾难。普洛克托伦理困境中社会身份的选择, 寄托了米勒修复受创群体关系的渴望, 从而使观众和读者产生共鸣, 心灵得到净化。
  
  即使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 “非我族类, 必将口伐”的非理性舆论依然很容易将人们引入非此即彼的错误道德评判, 进而撕伤群体关联的伦理道德纽带, 《萨勒姆的女巫》中歇斯底里的疯狂所造成的人性泯灭和普洛克托的自我救赎与牺牲, 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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