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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与《我爱比尔》中爱情内涵意蕴的挖掘

添加时间:2019/04/25
  摘要: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与《我爱比尔》都以一个女性的爱情探索为主线, 展示女性在追求两性关系中对于身体、性爱、爱的片面误读而导致的爱情破产与觉醒, 王琦瑶与阿三在这种追逐中共同验证着跨时代的破碎共鸣。其对爱情内涵意蕴的挖掘、对两性关系的思考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关键词:爱情书写; 《长恨歌》; 《我爱比尔》;
  
  《长恨歌》是源于一则曾经的上海小姐暮年之际被年轻人杀害的新闻而展开的虚构创作;《我爱比尔》则是由上海白茅岭女子监狱的人物采访稿而创作的小说。两部小说都是作者在职业写作状态里由既成事实展开构思的, 其意义生发由结局引出。所以, 这种破碎是先天的, 作者只是对其进行过程预设而已。爱情在女人的生命里占有重要的地位,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对于传统男性的职业定位与女性的婚姻生活地位并置。爱情和婚姻同步固然完美, 但爱情破碎却不是以没有婚姻或者说是婚姻破碎为标志的, 真正预示爱情破碎的是对自身依附性的沦陷, 对身体与性爱的解放含义的放纵。
  
  王安忆曾说《长恨歌》“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大多文学研究者也都在寻找其中“日常生活的历史”, 即上海文化。但正如她所言:《长恨歌》就太现实了, 要赋予它飞扬的气质我只能在它的背景上赋予, 这个格式本身是没有飞扬气质的。我大肆渲染它发生的环境, 其实是企图将故事从现实层面拉开, 拉到形而上, 但改变不了根本性质, 它依然是现实的, 但是批判现实的故事[1]294.如果剥掉其中王琦瑶的爱情线索, 剩下的文本就会成为支离破碎的残片。《我爱比尔》在作者的眼中也是“和爱情无关的故事”, 但贯穿始终的是阿三与几个外国男人之间的爱情尝试。王琦瑶与阿三在追逐个人觉醒的过程中, 都以爱情为重要的支撑进行实验, 但是在多重的追求之后都在破碎共鸣中清醒地宣告失败。真情消费的不信任日益尖锐的时代环境里, 女性身体解放在经济社会中的空前繁荣, 正视两性关系和谐发展, 寻找爱情与性的正确表达方式尤其重要。
  
  一、寻找身体与情感的寄托
  
  王安忆认为, “爱情其实只是我们在漂泊无定的生涯中所攀附的一个立足之地, 我们为疲惫紧张、无根无望的灵魂寻找到的临时归宿, 它带有岸的面目, 可后来我们却得知, 它也不过是条小舟, 同样在随波逐流, 大家都是一样的虚弱渺小, 谁又能拯救谁呢?这是深渊一般的难题, 它唤起人类无边无际的哀绝之感。”[2]233女性一方面不能忍受一个人的孤独, 另一方面又不甘愿在两性生活中融合, 只能在对爱情的渴望、追逐和逃离中, 挣扎着享受痛苦的甜蜜。“女人必须和男人在一起, 方可走完人生的路程, 也就是人类历史中个人所承接的那一段过程, 可是正因为男人和女人要共同完成这样的事业, 相互间这样的紧密不可分离, 于是男人与女人成了互相的牢狱, 他囚住她, 她囚住他的。所以, 男人就是一座监狱。”[3]38虽然男人在女性的生命里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可是王安忆构想的男弱女强的性格模式突出重围地表现出的男人不同于传统强悍的怯懦, 也有女性不同于传统柔弱的坚毅刚强。
  
  王琦瑶穷尽一生都在寻找寄存她的港湾。李主任最初对她产生的“不是爱美的心情, 而是怜惜之意。”[4]96而女人对李主任而言只是个放松的柔软, 给自己紧张的神经松一下发条。不过“在女人的事情上, 李主任总是当机立断, 不拖延, 也不迂回, 直接切入正题的。是权利使然, 也是人生苦短。”[4]98但“王琦瑶也不是想他, 他也不是由人想的, 王琦瑶却是被他攫住了, 他说怎么就怎么, 他说不怎么就不怎么。”[4]101她除了服从李主任安排, 完全没有主动的资格, 两个人所求的都是一种心底慰藉, 都不是爱。“王琦瑶也不是爱他, 李主任本不是接受人的爱, 他接受人的命运。他将人的命运拿过去, 一一给予不同的负责。王琦瑶要的就是这个负责。”[4]101-102十九岁的王琦瑶赢得李主任怜爱, 找到了物质的依靠, 成了他的“金丝雀”, 在她看来“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利, 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这是不假思索, 毋庸置疑的归宿。”[4]106隔绝的生活使她远离时局的动荡不安, 得到了爱的庇护, 免除了物质生活的担忧。她完全没有道德与不道德的概念。流言在上海成了她掩耳盗铃的保护伞, 她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其他都不重要。李主任死后, 失去都市生活的依靠, 她本想回姥姥居住的地方生活, 可是在那里, 阿二对她身上上海气息的迷恋重新唤醒了她对上海繁华生活的热情。她回到了平民胡同---平安里, 在护士教习所学习取得注射执照后, 有了为人打针的营生。在与严家师母、康明逊、萨特的日常打牌中, 与康明逊日久生情且有了孩子。
  
  阿三本将绘画作为精神依托, 她没有得到爱情的呵护, 在一味奉献中迷乱双眼, 比尔本是作为她的西方崇拜存在的, 但是比尔和她两种文化的冲突成了比尔假设的导火索, 击溃了阿三青春期关于爱情和性的美好念想。而后就要长途跋涉地找寻类似比尔的符号。物质生活的紧张曾让阿三忙于画画的职业寄托, 但是马丁“寻找本来”的要求毁灭了她所有的创作灵感与激情, 她再一次陷入无所适从的关于比尔的想象, 开始在“家”的模糊概念期待中沉浸于宾馆的温馨气氛, 排遣孤独和寂寞。甚至, 比尔成为西方人的符号, 她疯狂地在各个外国人身上寻找比尔的影子, 用自己的身体和外国人实现融合。她的精神是寂寞的, 性的存在只是破碎的身体肉欲的满足, 在爱与性绝缘的情感里只能是一种形而上的寄托。
  
  二、寻觅性爱与爱情的同构
  
  在李主任那里懂得物欲和无爱情感的依附是未果的, 在康明逊那里懂得软弱的彼此怜悯和同情是不能战胜现实的, 而最后在老克腊那里真正宣告了王琦瑶一生爱情期望的破产。她用一生的时间试验着爱情、物质与性欲之间的勾连, 用一生的时间安放自己不安分的孤独, 到头来却还是一个人。
  
  性在爱的表达是马斯洛“高峰体验”的生理定位。可在人的意识形态里性与爱之间的距离是迷离的。程先生穷其一生都在追随自己的爱情信仰, 虽然曾经因为王琦瑶的外室身份而怨愤, 但是在经过时间的冲淡之后, 还是没有洗刷掉的那份沉甸甸的爱。此生没有得到王琦瑶的青睐也不重要, 即使没有一丝亲热的机会也不会击溃他的爱。在王琦瑶怀孕期间对其无微不至的照顾, 甚至在王琦瑶生孩子期间也是陪伴左右。程先生总在王琦瑶最落寞的时候陪在她身边, 做她最伟岸的靠山, 抚慰她等待李主任的空虚, 扮演孩子伪父亲的角色, 甚至将会是老克腊之后的下一任。最终在“文革”中因不能承受“情报特务”之名的羞辱而自杀身亡。她虽然是追求生活品质、乐于精致生活的人, 擅长时尚的服饰装扮, 还有精湛的厨艺。对饮食, 服饰, 时尚等生活琐细精致的考究, 这些还不能填满她内心的落寞, 依然无法消除她情感无所依附的现实。她需要通过男性的爱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价值, 她不可能彻底地甘于平庸, 完全地孤苦过完余生。在康明逊那里找到的人生之爱, 也只是一段插曲似的过客式抚慰, 可这个软弱的男人不能给她保护, 不能给她名分, 最终因康明逊家人的反对而以用萨特当替罪羊的方式坚强地生下了女儿薇薇告终。但终于在老克腊那里释放着她一颗永远青春的心, 而年龄的差距终究不可避免, 老克腊对她只是一种回望旧上海的怀念, 最后还是要回到现实生活。最后, 王琦瑶用李主任留给自己的金条也没有挽留住他多陪她些时日, 反而在与长脚争夺金条时被“长脚”掐死而结束自己56岁的生命。想要一个伴侣的奢求成为惘然, 所有的结果似乎戛然而止。
  
  关于两性的文化预设是“男性原型被概括为逻各斯 (logos, 或译理性) 、独立性、文化和客观性;而女性原型被看作爱欲 (Eros, 或译情感) 、依赖性、自然和主观性。”[5]42这样的文化预设下, 得到的结论是:“男性的性爱是生理的, 而女性的性爱是情感的。”[6]82阿三困惑, 比尔是因为不爱她所以离开, 但是马丁爱她还是离开她。以婚姻作为爱情的结束是完美的, 但是婚姻却不是爱情延续的砝码。比尔拿走了她爱的灵魂, 她只能四处飘荡, 马丁甚至带走了她最后的生存寄托---绘画, 她开始性放纵, 偶尔也会心生幻想找寻家园归属感, 但这种寻找方式注定只能成为外国人排遣异国他乡孤独情绪的工具。他们时刻保持清醒, 而且最初目的十分明确, 注定是没有结局的, 时刻都会惊醒阿三的梦。熟练地和外国人进行着固定约会, 轮换地与他们进行性游戏, 填满了外国人异乡的孤独, 但是却没有让阿三找到归属。阿三将爱与性欲分开, 以躯体的姿态颠覆男权中心。性与爱在比尔那里是一种与爱脱节的身体尝试, 如同一场怀着对东方性体验的态度在享受着超脱了生理和心理的快感的好奇, 随时准备着脱身。阿三把比尔当成自己的全部, 甚至可以赴汤蹈火, 也要追随自己心中的爱。性在阿三的眼中是和爱重合的, 至少在和比尔的这段感情里是合二为一的。
  
  三、性别觉悟和爱情清醒
  
  性, 本是作为人的饮食男女的生理本能需要存在的。在我国, 性爱长期以来被视为“洪水猛兽”, 与崇高的爱情、深刻的人生体验、严谨的理性思维无关。在文学作品中, 性和爱甚至是性和情都是脱离的。性的罪恶骂名一直压抑了人性本能表现, 更成为一种文化禁忌, 在文学作品中缱绻反侧。直到“五四”以来, 人们才渐渐地敢于正视人类的这一生存的基本方式。随着时间推移, 逐步揭开性本身的神秘面纱, 大方地去了解其中与情爱的关系, 才真正地接近爱的方式和内涵。
  
  虽然王安忆一再强调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 她也没有明确的女权思想, 但她却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女性中心意识。内心坚定地认为女性在人性上是优于男性的, “女人在孤寂而艰难的忍耐中, 在人性上或许是早超越了男人。因为生命是发生在女人身上, 在女人的身体中成熟, 与女人的血液合流, 合着女人脉动的节拍, 分享着女人的呼吸与养料。生命在女人的体内给她教育, 她是要比男人更深刻地懂得, 生命究竟是什么。”[7]408
  
  在走过了自己不完整的没有婚纱的外室角色、未婚母亲的角色之后, 王琦瑶已经挣脱了传统对于女性的贞操限制, 甚至是以大解放的方式批判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迫害。她不仅是在瓦解女性被压迫的“第二性”的位置, 也是在诅咒男权统领下的对爱情的亵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人必生活着, 爱才有所附丽。”[8]154王琦瑶过早世俗地葬送了她青春期的懵懂, 可是有程先生的弥补, 也没有那么空洞。在失去支柱的无助里, 阿二的崇拜让她不至在乡间消磨余生。繁华散尽, 平安里的琐细日常反而让她找回了独立女性强大的爱的勇气与无畏的宽容, 但是现实又一次输给传统陈旧的观念。王琦瑶懂得爱的真谛, 但遇到的是康明逊那样不能给自己松绑的懦弱男人。
  
  阿三将东方的贞操观融入自我理解的西方现代派特征, 总是在制造各种氛围, 在欲望主体的转换里争取女性的性别解放。当然和贞操较量的过程中, 掺杂的还有性与爱、生理和情感的双重较量, 最终以比尔的离开告终。而后成为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女孩儿, 频频开始和外国人的性交竟成了一种放纵的寻找和迷茫。寻找比尔的过程其实是在逐渐走向恶魔式的男性依赖过程, 比尔在阿三那里成了性别符号、性爱代称, 成为一种畸恋、一种咒语放在她的身上, 偶尔的发作便会刺激到清醒的神经。阿三得到爱与性的同体, 一种家的归属感, 而不至于让自己的灵魂无法附体。直到忍受监牢生活的劳动煎熬, 阿三才意识到自由的可贵。经历了精神深处的崩溃后才想要开始新的人生, 才会对着一个处女蛋产生心痛的悸动。她所构建的情爱故事却无一能以跳出三界外的高调姿态傲视凡俗, 两性在爱情的苦难游戏中逡巡, 情与爱的结局无一不指向虚无[9]82.
  
  正如王安忆所揭示的爱情真相:“我们和谐地处于一个世界上, 各自鼎立一角, 保持了世界的平衡, 而我们却是处于永远无法融洽的两端。”[10]387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都付出了惨痛代价。虽然作者通过结局预设与开篇的片场景象呼应, 让“长脚”成为她生命的终结者, 完成女主人公王琦瑶戏剧性的一生, 但是却用最现实、最戏剧、最厚重的方式给非常态的健康情爱以致命一击。阿三也在踏上监狱征程过程里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的特立独行的寻觅。两人都在最后关头清醒, 从尝试寻觅爱情或者说是性解放的伤痛里懂得了真正的个人价值和爱的意义。一座城堡的毁灭之后, 将会是新的城池的构思。
  
  女娲造人以来,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就承担着人类历史使命。封建社会,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限制了女性本身对爱的需求, 甚至成为繁殖后代的工具。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文艺复兴对人的思想的解放, 以及随之而来的妇女解放, 曾经主体性被男权社会的主导话语形态所压抑的女性开始争取自己的独立人格, 要求人性的自由, 不愿再做男人的“玩偶”, 不愿在性的无意识中混沌地阉割自己的“高峰体验”, 她们开始全面地展开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主体性, 性别意识开始觉醒。
  
  在男权意识长期统领社会的中国, 女性解放也在经历深刻的变化, 而前卫的冲破人们传统思想的性别觉醒、性的解构, 甚至是将女性的主体意识, 反叛意识的过度地张扬引发的女权主义的倾向都是对压抑已久的人性的歇斯底里的呐喊。在当下社会中, 女性的“贞操”观念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尖锐挑战的情形下, 我们看到女性的地位也在逐步提升, 而在情爱观念里的男女双方也在实现着“双性同体”的性格和人性融汇。无论是古典女性孤注一掷的人生意愿, 还是现代女性仍然无法摆脱的古老困惑, 都充分显示了女性生存中的一种匮乏基本的爱的自由的匮乏[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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