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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尤恩《星期六》创伤叙事探析

添加时间:2019/03/21
  摘要:《星期六》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代表作。小说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国际事件为背景, 讲述一位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在星期六这一天的经历。本论文试图从创伤理论视角解读小说中的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 并分析创伤的治愈途径, 认为作者在书写创伤的同时也积极地为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提供解决之道:在自省的基础上寻求救赎、治愈创伤。小说也进一步揭示了作者对历史的关怀以及对创伤主题的深层思考。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 《星期六》; 创伤;
 
  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1948—) 是当今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他的小说曾多次获得布克奖、毛姆奖等多奖项提名。“他擅长以细腻、犀利的文笔勾勒现代人内心的种种恐惧与不安, 积极探讨暴力、死亡、爱欲、善恶等诸多问题”[1]。《星期六》是麦克尤恩的第九部长篇小说, 也是继《赎罪》之后的又一部经典力作, 讲述的是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在星期六这一天的经历。小说出版后便受到广泛关注。德琳·瑞斯琼斯 (Deryn ReesJones) 从科学观和诗歌观论述了麦克尤恩将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作为其小说情节聚焦点的真正原因[2]。蒂姆·高蒂尔 (Tim Gauthier) 探讨了英国人的国民性, 认为小说主人公贝罗安与下层阶级代表巴克斯特之间的“共情”实质上是一种形式上的殖民化[3]。国内学者主要从空间叙事、文类属性、交往理论和景观社会等层面对《星期六》进行剖析。林莉探讨了《星期六》的空间叙事策略, 认为小说以独特的空间结构表现了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中人类生存困境[4]。李菊花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解读小说中蕴含的交往思想, 表现作家对人类理性、和谐交往寄予的美好愿望[5]。耿潇等则另辟蹊径, 采用文类研究方法解读文本, 进而“说明作者如何充分利用这种文类潜在的政治功能表达对当前世界时事、文化及英国社会的看法”[6]。
 
  纵观目前国内外对《星期六》的研究成果, 从创伤理论的角度解读该小说的文本并不多见, 国内有两篇硕士论文对小说的创伤主题进行了探究。王利文运用拉卡普拉的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理论对《赎罪》和《星期六》中主人公的创伤经历进行了对比分析, 认为两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透射出了作者对个人抉择和伦理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7]。何其佳通过对小说情节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分析, 认为包容和原谅才是摆脱创伤、走向未来的最佳途径[8]。但通过细读文本, 笔者认为, 在《星期六》中, 治疗创伤的关键其实是“自省”, 是在正视自身错误的基础上寻求救赎之道。本文从创伤理论出发, 通过分析小说中的个体创伤、集体创伤以及小说人物的创伤治疗途径, 认为作者在书写创伤的同时也积极地为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解决之道, 小说也进一步揭示了作者难以割舍的历史情怀以及对创伤主题的深层思考。
 
  1 个体创伤
 
  美国著名理论专家凯西·克鲁斯 (Cathy Caruth) 将“创伤”定义为:“是对突发的灾难性的难以承受的事件的经验。人们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反应常常是滞后的、控制不住的幻觉或其他形式的困扰。”[9]《星期六》以“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灾难性历史事件为背景展开叙述, 这便奠定了小说的创伤基调。主人公贝罗安在星期六凌晨目睹飞机失火事件后, 引发出一系列的恐惧与焦虑, 充分证明恐怖袭击这一突发性的灾难事件给人们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而在大篇幅描写历史事件带来创伤的同时, 作者对人物的个体创伤也进行了细致的书写。
 
  主人公贝罗安是一名高级神经外科医生, 他的身份与工作环境决定了他每天都必须面对来自他人的创伤, 而“经验丰富的他已经不会再被目睹的各种伤痛所困扰”[10]8。当他发现病人颅内的组织已经变异, 化疗和放射治疗也无法有任何疗效时, 他丝毫无所顾虑地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了患者年迈的母亲。可见, 作为医生的贝罗安早已无法对他人的伤痛产生一种“共情”心理。李桂荣将创伤的病例特征进行了综合分类, 其中比较常见的有:茫然、麻木、过度警觉等。“麻木”, 即木僵, 对周围的人、事物等反应迟钝或无反应, 情感淡漠或情感消失[11]29。而这一特征充分体现在贝罗安对待巴克斯特的一系列行为中。星期六的早晨, 贝罗安在行车途中与街头混混巴克斯特的车发生碰撞。当与巴克斯特等人进行正面交谈时, 贝罗安注意到巴克斯特不停颤抖的右手, 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颤抖, 贝罗安顿时感到放松, 他决定立马摆脱这群人的夹击准备离开。正当他反身的瞬间, 巴克斯特迅速而猛烈地打中了贝罗安的前胸, 两个同伙将他推到两车的夹缝间欲实施抢劫, 却遭到巴克斯特制止, “住手, 我们不要他的钱!”[10]77此时, 巴克斯特脸部异样的抽动让贝罗安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结论:巴克斯特患上了一种“亨廷顿式舞蹈症”。这种病症“从一开始性格上的微小改变, 到手和脸的抖动, 到情绪的变异, 包括———最明显的症状———不可控制的突发脾气, 到不自觉的痉挛似的手舞足蹈、智力下降、记忆力衰退、认识不能症、运用不能症、痴呆、完全失去肌肉的控制力, 有时会出现僵化, 做噩梦的幻觉, 最终是在毫无理智中死亡”[10]78。
 
  贝罗安明知此类病症将导致何种结果, 但他并未流露出任何情感。他曾听说这种症状可能遗传自父亲, 但也只是猜测, “反正猜测也不会损失什么”[10]78。于是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转移巴克斯特的注意力, 并利用患者对病情的羞耻感帮助自己逃脱夹击。巴克斯特的病情并没有让贝罗安产生一丝怜悯之情。“贝罗安知道自己已经不会再为患者的遭遇而感到同情, 多年的临床经验早就让他麻木了。更何况贝罗安内心深处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计算还有多久自己才能脱离眼前的危机”[10]82。
 
  贝罗安情感的缺失与麻木使得他在判断出巴克斯特的病情后, 内心丝毫没有同情之感, 反而是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对方的信任。贝罗安的行为最后导致巴克斯特带领同伙闯入其家中, 并对其全家人的生命造成威胁。“小说暗示, 贝罗安缺乏共情理解是遭受巴克斯特报复的原因之一”[12]97。
 
  2 集体创伤
 
  个体创伤总与集体创伤有着紧密的联系, 个体创伤背后往往影射着集体的创伤。凯·埃里克森 (Kai Erikson) 曾指出:“集体创伤是指对社会生活基本肌理的一次破坏, 它损坏了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也削弱了人们之间的集体感。” (笔者译) [13]恐怖事件发生后, 恐慌、暴力、战争的阴影长时间笼罩着西方社会, 孤独、悲伤弥漫在空气中, 也注入人们的内心, 人们对暴力事件和战争的憎恶也预示着这类事件带来的阴影将时刻困扰着人们的心理和生活。在这种氛围下,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开始变得脆弱不堪。贝罗安与巴克斯特因一件小事而引发的暴力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苏忱认为, “贝罗安一家与巴克斯特的交锋是文明进步与恐怖暴力之间的对抗, 也是表面之下隐藏着富裕安逸享乐的西方社会与世界主要宗教的疯狂一面之间的对立”[12]96。仅因为一次偶然事故, 贝罗安不得不在自己家中与“恐怖分子”针锋相对,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 他还曾推测恐怖分子不太可能来谋杀他的家人, 巴克斯特的突然出现否定了他的推测。通过对该事件的剖析可见, 作者将两个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之间复杂又脆弱的关系呈现给读者, 揭示了由贝罗安代表的上层阶级对底层人士冷漠淡然的态度, 以及由巴克斯特代表的“恐怖分子”对社会造成的危险是无法预料的, 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创伤也是难以抹平的事实。
 
  巴雷物 (Michelle Balaev) 认为, “创伤理论中无时性 (timeless) 、重复和有传染力的概念支持了超历史创伤 (transhistorical trauma) 的文学理论, 它在个人和集体之间建立一种并行的因果关系, 如同在创伤经历和病理反应之间的关系”[14]77。巴雷物的观点支持了创伤记忆在代际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以及讲述者和听者或读者之间传递, 并特别指出了这种传递构成了创伤文化和集体记忆[14]77。小说中, 贝罗安的儿子西奥以及女儿黛茜, 都是在新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 他们都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在星期六的凌晨, 贝罗安因目睹了飞机失火事件而耿耿于怀, 当他看到儿子西奥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刚看到一架起火的客机飞向希思罗机场”[10]23, 可见贝罗安对飞机失火事件感到极度恐惧, 而他的恐惧也在不断地传递给儿子西奥。“你猜是不是恐怖分子?”[10]25“你没看清是哪个航空公司吗……你觉得是圣地组织干的吗?”[10]27———西奥的问题也透露出了他的恐惧与不安。“9·11事件是西奥关注的第一件国际大事, 也是他头一次接受在这世上除了朋友、家人和音乐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足以左右他的存在。当时他已经十六岁了, 这种醒悟来得可谓颇晚”[10]25。而对于西奥来说, 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简单地活着, 那就应该“乐做井底之蛙”。其实, 西奥的这种态度是西方社会存在的“犬儒主义”的缩影。面对政治局势、贫困人口这样的天下大事, 西奥感到一切都是糟糕透顶, 所以他选择改变自己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境遇”[10]29。太多的灾难性事故在西奥内心留下了隐形的创伤, 也让他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抵触心理, 所以, 西奥说出了那句自创的格言———“眼界越远, 失望越多”[10]28。
 
  当贝罗安与女儿黛茜讨论伊拉克战争事件时, 黛茜坚定自己的反战立场。她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上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与贝罗安争论是否应该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 父亲的妥协、顺从的态度彻底惹恼了黛茜, 她希望父亲能与自己的想法一致, 让他明白那些极端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已经接管了美国, 伊拉克只不过是他们玩弄的对象。“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将全世界人民置于极度的恐惧与不安之中, 灾难带来的创伤从贝罗安这一代延续到了下一代。小说这样呈现两代人共同的创伤记忆, 透露出作者对社会稳定、世界和平的极度渴望。
 
  在《星期六》中, 对“9·11”事件的描述以及小说人物关于战争的争论突出了小说的创伤意蕴, 在小说结尾, 巴克斯特的突然袭击给贝罗安一家造成的恐慌, 进一步还原了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带给西方社会的巨大影响。麦克尤恩以个体的创伤影射整个社会的创伤, 将后“9·11”时代的西方社会人性冷漠、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展现得淋漓尽致, 体现了创伤小说的艺术魅力。小说“不是简单地诉说个人和历史的创伤,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哲学观照和反思”[15]。作者在进行创伤书写的同时, 也在对个人、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层思考, 而如何走出创伤成为了许多创伤承受群体面临的共同困境。
 
  3 创伤治愈
 
  为了走出创伤的阴影, 受创者必须直面创伤, 以积极的态度努力战胜创伤。
 
  “创伤治疗的根本途径是患者能力的恢复和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11]32, 而要恢复的能力首先是基本能力, 如“调和冲突、整合人格、重回正常生活”等[11]33。国内多数评论文章都认为, 小说主人公治愈创伤的方式是他选择包容与原谅了巴克斯特的过错。但是结合文本细读, 笔者认为, 贝罗安最后走出创伤、寻求救赎之路是建立在他认识到自身过错的基础上, 不断进行自省的结果。面对巴克斯特的疯狂举动, 贝罗安仍在用谎言维护自身安全, 就连西奥也大声对他吼道:“别说了!爸爸!别说了!你要不住嘴, 他真会他妈的杀死妈妈!”[10]182当巴克斯特听到黛茜念的一首《多佛海滩》而受到感化卸下防备之时, 贝罗安又一次利用自己的医学权威转移巴克斯特注意力, 并与儿子西奥一同将巴克斯特推下了楼梯。其实, 在第一次与巴克斯特发生冲突时, 作为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 贝罗安理应以正确的处理方式化解矛盾, 而他选择的是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骗取了巴克斯特的信任并将他“抛弃”。当巴克斯特闯入家中实施抢劫时, 他还是选择同样的方式。就在巴克斯特摔下楼梯的瞬间, 贝罗安看到了他眼中并没有恐惧, 而是失望。这一刻贝罗安才“幡然醒悟”, 他意识到了自己欺骗的罪恶:
 
  贝罗安觉得自己从那双悲伤的棕色眼睛里看到他对欺骗的谴责。他, 亨利·贝罗安, 拥有那么多———事业、金钱、地位、房子, 更重要的是他有家人……但他却没有为巴克斯特做任何事情, 没有给予这个几乎已经被残疾基因夺去了一切的可怜的人一点点帮助, 后者即将一无所有。[10]192
 
  就是在这重要的一刻, 贝罗安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却没有为这个被残疾基因夺去一切的可怜之人做任何事。当同事杰伊告诉贝罗安有关巴克斯特的病情后, 贝罗安选择立刻赶往医院, 亲自为巴克斯特做手术, 挽回这个曾威胁他生命的“恐怖分子”的性命, 并努力说服家人和警察放弃对巴克斯特的起诉。贝罗安清楚地知道巴克斯特能正常生活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所以想努力让他看到生活的希望。这看起来是对巴克斯特的宽恕, 而其实贝罗安才是寻求宽恕的那个人, 他最后的醒悟也促使他努力去寻找治愈创伤、寻求救赎之路。贝罗安在经历了这场风波之后, 他更加懂得如何珍惜生活, 珍惜家人。在他第一次领略到那种死亡临近的恐慌后, 再看到垂死之人都会让他产生感同身受的悲伤。他也明白对一个黄泉路上的人落井下石是非常无耻的行为。
 
  “麦克尤恩对恐怖主义和无处不在的暴力并没有采取犬儒的态度, 他在小说中积极思考恐怖暴力的发生之源”[12]98。贝罗安最终意识到自身的错误,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治愈创伤, 这正是作者为处于恐怖阴影下的西方社会提供的“一剂良药”。麦克尤恩在结尾升华了小说的主题, 揭示了隐藏在人心底最深处的情感状态, 对后“9·11”时代的个体创伤及集体创伤进行了深刻反思。
 
  4 结语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借助主人公贝罗安的视角, 展现了当代英国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历史大背景下, 作者对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通过对这部小说的创伤解读, 笔者认为, 麦克尤恩通过对个体与集体创伤的书写,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后“9·11”时代英国社会“伤痕累累”的景象, 同时他也积极地为现代社会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提供解决之道———在自省的基础上寻求救赎、治愈创伤———彰显了作者难以割舍的历史情怀以及对个人、社会和创伤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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