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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应遗忘的历史苦难——评《一粒微尘》

添加时间:2019/03/14
  摘要:《一粒微尘》叙述了一个小人物的苦难故事, 展现了那个不正常的岁月中人的悲剧, 为我们留下了无法忘却的生命镜像。小说的作者并不是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所以在表现苦难、展示人性时往往能够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解读历史、触摸人性, 因而也更冷静、客观, 更具有说服力。小说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历史性危机进行了展示和反省。这种历史的追问, 既有对政治强权的诘问, 又有精神建构的悲悯;既有悲愤的责问, 又有深切的同情。
 
  关键词:王祥夫; 《一粒微尘》; 历史苦难; 小人物;
 
  20世纪是一个值得中国人不断反思的世纪, 尤其是1950年代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人的起伏沧桑、痛苦劫难, 他们的苦难经历成为解读百年来中国社会进程的最好经验与现实映像。但是, 在如今这个欲望狂欢的时代里, 不少国人对上一世纪所经历的苦难已经淡忘与麻木, 尤其是曾经遭遇的精神磨难, 已经被封存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变得模糊不清。
 
  王祥夫的《一粒微尘》为我们揭开的就是一段已被历史封存了50年的, 关于一个卑微小人物凄惨、悲凉的苦难故事。[1]文中的某学校教师李书琴, 家庭出身不好, 随时可能成为被改造、被批判的对象, “文革”中因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 她整日提心吊胆, 惶惶不可终日, 在焦虑、恐惧中度日。她心中还有一个连丈夫都不知道的巨大隐秘, 就是年轻时少不更事, 坠入情网, 与人偷欢后, 生下了孩子。她本有着幸福的生活, 丈夫疼爱, 公婆喜欢, 膝下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但为了保护家庭, 保护孩子, 更是为了自保, 她请求与丈夫离婚, 是丈夫的坚持最终没能使她如愿。为了表达与自我决裂的决心, 她剪开了亲手缝制的心爱的旗袍, 却并没有得到组织的认可。她天真地认为只要把自己最秘密的隐私作为问题交代给组织, 就能换来全家的平安, 但是她没有想到坦白交代后带来的却是更为深重的灾难。她成了尽人皆知的有作风问题的“坏女人”“破鞋”, 工宣队长可以以“正义”的名义满足自己畸形的私欲, 肆意施暴。最终, 她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孩子, 成为行尸走肉。可以说, 《一粒微尘》在再现历史的真实与揭示“文革”中人的精神处境上, 又一次登临一个高峰。小说中的一些事件, 如批斗、出卖、揭发、交代、自杀、离婚等, 是“文革”中的常态背景, 但作品中人物的悲剧形态却并不多见, 这是一个为求自保、自救而主动交代问题, 却反将自己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悲剧。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 除了让我们时隔50年后“重温”“文革”的苦痛外, 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李书琴的悲剧模式也是“文革”中众多个体悲剧的“现实一种”, 与其他“文革”中无数个体悲剧一样, 都是“文革”滚滚尘埃中的“一粒微尘”。这样的悲剧不一定惊心动魄, 但一样撕心裂肺, 在意味深长中透视出“文革”大历史中人的悲剧。
 
  作为一个文化主题, 人的苦难始终是文学关注并加以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描写和昭示人类的生存苦难不仅是作家的责任, 更是文学的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 《一粒微尘》为我们留下了无法忘怀的生命镜像, 它走出了以往关于苦难叙事的某些模式, 让我们重温、体察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它对于“文革”时期的文学讲述已经远离了特定的历史现场, 在拉开了历史距离之后, 文本及形象所包含的情感立场、历史想象与价值吁求等与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反思文学”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小说的重要价值在于对中国人的历史性危机进行了展示和反省。这种历史的追问, 既有对政治强权的诘问, 又有精神建构的悲悯。既有悲愤的责问, 又有深切的同情。小说的作者并不是“文革”中很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由于没有亲历性在经验上的制约, 表现苦难、展示人性时往往能够用一种历史的眼光去解读历史、触摸人性, 因而也更冷静, 更客观, 更具有说服力。由于不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描述并阐释历史, 因而他的苦难言说就有了一种鲜明的当代意识, 这种当代意识就是我们能从历史的倒影中看到充满当代感的审视与批判, 这是一种对于历史的当代性言说与表达, 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性的品格, 使理性的思辨色彩溢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所涵盖的社会内容。
 
  刘小枫在《苦难记忆》中有一段话:“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 亦是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意识, 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 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 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 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 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 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 有罪的。”[2] (P39) 尽管, 今天的现实中国已经远离了中国人曾经遭受的苦难, 对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保护与张扬同过去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现实是在怎样的历史基点上走过来的, 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进步就将过去的苦难与痛楚统统抹去。对于中国人来说, 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 尤其是“文革”对于民族精神、国人灵魂所造成的创伤是我们无法回避, 且必须直面的课题。这当然需要敢于自揭伤痕、警醒后世的勇气。鲁迅说:“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 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 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 适者生存, 还能欣然活着。”[3] (P58-59) 国人有时确实健忘, 缺少自觉的审问意识, 更缺少大胆、坚定的敢于追讨元凶的批判精神与斗士品格, 经常有意无意之间淡化那段民族的苦难史, 仿佛我们从来没有过那样丑恶卑劣人性的大暴露与大展示。
 
  在某种程度上说, 文学是最接近于人的心灵的艺术形式。因此, 通过文学, 透过沧桑风雨的形象触摸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完成当代与其心灵的对接, 重新唤起整个民族的苦难记忆, 进而进行深刻的理性反思, 不仅十分必要, 而且很有价值。小说中的受难者形象体现了作家对于中国人苦难历程的严肃思考, 寄托着作家对历史的冷静审视和深沉反省, 凝结着关于人的具有终极意义指向的命题, 显示出文学不同于政治学、历史学的意义与价值。关注历史就是关注现实与未来, 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对苦难的追问并不是要逃避苦难, 而是要昭示出苦难本身呈现出的生存意义和对苦难体认基础之上的超越。以史为鉴、以痛明志, 这才是理性看待苦难的清醒态度, 也是清醒认识自我、重塑民族文化人格的基本态度与起码良知。
 
  参考文献
 
  [1] 王祥夫.一粒微尘[J].山花, 2018 (9) .
  [2] 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北京:三联书店, 1996.
  [3] 鲁迅.鲁迅全集 (3)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