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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中的自喻:自我特质与人生状态的婉曲揭示

添加时间:2016/11/18
  内容提要:苏轼诗中丰富精妙的自喻,作为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以主体的反观视角形象化地展现出自我特质及人生状态。苏轼选择不同性质的物象作为自身的喻体,赋予其衰朽低沉或清刚高昂的情感内涵,表达了对自身性情、境遇与心态的认识,并以凿井、转磨等动态行为为喻,来揭示对人生历程的全面观照。喻体的参与,令苏诗的自我表达婉曲生动,为后世读者构筑起了解作者自我认识、亲近其人生体验的通途,提示了苏轼个体及其人生的丰富性。而对苏诗自喻的关注,在既有研究范式之外,体现了作者主体视角的意义和研究空间。
  
  关键词:苏轼;自喻;喻体;自我特质;人生状态;自我认识
  
  在宋诗中,人生的各种经验和意志往往借助思理得到纤毫毕现的揭示。宋代诗学重内轻外,“避免对事物外形的刻画”,[1]“典型的‘宋调’常常是情(意识)压倒景(物象)成为诗歌的主要成分。……这些心理经验的描写有时甚至完全不借助于客观物象。”[2]不过,当诗人在内心构画图景,用以传达幽微的生命体验时,却往往需要借助具体可感的物象。苏轼“飞鸿踏雪泥”的人生之喻正是着名的一例。“飞鸿”“雪泥”虽然并未出现在其当时的创作情境中,但通过想象并描摹二者间倏忽交会、即刻分离的场景,作者成功揭示出际遇无常的深刻感受。在苏轼诗作中,还存在大量类似于此的自喻,作者以“自我”为施加比喻的对象时,尤其善于将自身性情、感受、人生状态等抽象事物描摹得精准巧妙。无论从出现频度还是艺术高度而言,苏诗自喻无疑都是引人注目的现象。
  
  选择何种喻体,如何描述和定义它们,实际上基于作者的自我认识与喻体特性之间的契合,这一过程暗含了作者反观自我的视角。换言之,通过分析那些被作者亲自选择的“自我的表征”,我们可以感知苏轼如何看待他自己,并管窥自我认识与所处境遇之间的关系,甚至发觉苏轼眼中的自我与读者眼中的苏轼之间可能存在的龃龉。相较于单纯的客位解读,这一既有研究中较少涉及的思路,将更为直观地呈现苏轼自我认识与自我表达的努力。苏诗的自喻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自比境遇相似的前贤,如白居易、陶渊明等,在赞赏其人生态度的情感基础上,不免于行止中追慕效法,并抒发与之相通的高洁志向;其二是自喻为物,通过对事物的特质加以界定,用以比拟自己的品格、身份、处境。前者以人为喻体,实则侧于人生际遇或思想观念的相似,而由于这些人物往往具有既定的情感和经历,作者并不太容易将自己的表达意图赋予对象,因此诗中的处理更侧重于“自比”.与此相反,“物”则更为普遍日常,它们给予作者充分的空间去挖掘符合自身表达需求的意义,甚至依照自身的处境为物象设置与之匹配的环境。从这一角度言之,“以物自喻”能够更清晰地体现作者将自我认识注入喻体的过程,由此成为本文的主要讨论对象。
  
  一、自我个体之喻
  
  若以喻体的特质分类,则苏轼用以自喻的常见物象中,一类是因自身残缺无用而为世所弃的物象,如老骥、病牛、枯枝、苦李;另一类是因外力束缚而不得舒展原本高昂的姿态的物象,麋鹿、鹤、鸿、鹏、松等都在此列。这些形态、内涵各异的喻体,透露出苏轼在不同际遇中的自我定位及关于自我特质的思考。
  
  1.衰朽之物与低沉之人
  
  苏轼常常选择低沉衰败的事物以自喻,此类喻体的特质时常在与其他喻体的对比中呈现出来。例如元丰元年徐州任上,苏轼曾作一首颇富政治意味的诗与黄庭坚唱和:
  
  嘉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3]
  
  此诗所涉意象多有寄托。嘉谷、稂莠以迥异的境遇出场,便提示君子小人之比的美刺传统复现。末尾又用《诗经·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4]之意,讥讽当今进用者。小人既得进用,君子反无立锥之地,正值壮年而遭排挤外任的苏轼,对此深恨之外唯有无奈感慨。于是,他采取一双比喻,营造出安慰自己与对方的策略:将黄庭坚喻为蟠桃,进用虽迟而终有一尝之日;将自己喻为苦李,不为人赏识却因此免遭侵害。在苏轼为自己和朋友选择的喻体中,说予对方的多是鼓励安慰,留予自己的则是清醒自伤。而苦李之喻却在不为所用的感慨外,多了一丝可得保全的自我安慰。无用以全生的思路,是苏轼借鉴《庄子》以自我开解的良药,[5]在仕途蹭蹬中安于无用之身,而不与功业之心多做纠缠,苦李的喻义正是此种心态的形象化表述。透过自喻,那些不可言明的处境与心境可供触及。
  
  苦李无用,是因其苦涩而不得赏味者青睐,正如苏轼直言政见不为当权者接纳,“旧学消亡,夙心扫地,枵然为世之废物矣”.[6]而老病的动物、枯朽的植物,则因其衰朽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它们未必不为所用,却力不从心。元丰八年,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随即得请归常州,正在这曲折徘徊的一程中,神宗英年早逝,朝局为之翻覆。在当年所作的《神宗皇帝挽词》中,他曾悲痛言道:“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泫霜。余生卧江海,归梦泣嵩邙。”[7]神宗一去,有志莫伸,无以自明。病马、枯葵的自喻,不仅慨叹自身年华衰朽,更与徒然的嘶呖、泫然而滴的泪水相附加,勾画出悲痛伤颓的形象。此时他对未来的预知尚停留于归老常州的打算,然而不久便始料未及地迎来了重归朝堂的元佑时期。在命运转折之际,他在与友人的诗中再次以自喻剖白心迹:“可怜老骥真老矣,无心更秣天山禾。”[8]自谓面对宦途转机却无心进取。“老骥”之喻,暗含“老骥伏枥,志在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9]的寓意,这一喻体与有志之士的关联性本有悠久的传统。苏轼却反用其意,以对衰老的强调,消解了勉力为之、壮心不已的可能。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之贬,深知宦海况味的苏轼心力已淡。选择衰朽之物以自喻,体现了他真实的自我认识:人生转机固然可喜,但自己不过是历经苦难无心滞留朝堂的老病之人。然而任命无法违逆,使得这类自喻一直延续到此后的还朝时期。
  
  元佑二年、三年,已为朝廷重臣的苏轼一再通过诗歌强调自己“老病当归”,这种仕宦态度往往借助自喻表达出来。“眼花错莫鬓霜匀,病马羸骖只自尘。奉引拾遗叨侍从,思归少傅羡朱陈。”[10]“君如老骥初遭络,我似枯桑不受条。”[11]“衰迟何幸得同朝,温劲如君合珥貂。谁惜异才蒙径寸,自惭枯枿借凌霄。”[12]“病马”“羸骖”实可视为“老骥”的引申,苏轼为喻体加诸“病”“羸”等定语,借以凸显自身的衰弱状态,同时暗示曾有政治抱负的自己已然今非昔比。关于马的几种喻体,侧重于剖白壮志难再的内心。而“不受条”的“枯桑”,则意指自己不堪重回朝堂秩序之中,衰老之身已经无法承受仕宦的压力。“枯枿”即枯枝,苏轼借此表达还朝之举如借凌霄之力攀高,并非自身资质所应得。“自惭”固然是应答交际中的自谦之辞,但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滞留朝堂的不安。元佑时期是苏轼集中表达身处焦虑的人生阶段之一,以自喻表明自己的衰老和不堪重负,形成了上书请辞、直接言归之外的有效补充。此时苏轼以衰朽之物自喻,已经不同于早年外任时无可奈何、心有不甘的姿态,而是切合老病之身和思归之愿的主动选择。
  
  伴随年华的无情流逝,更深重的政治打击加诸这个老病之身。晚年再贬惠、儋,苏轼只能在困境中面对自己真正的迟暮。这时他甚至失去了为滞留朝堂而焦虑的权利,衰老不必再是言归的方式,而成为一个单纯的事实,衰老的喻体随之成为垂暮之年的真实写照。在为园圃中的草药兴发吟咏时,苏轼由地黄能令老马光彩鉴人的药用,迅速牵涉到以马自喻:“我衰正伏枥,垂耳气不振。”[13]这一特别的转折,仿佛作者为老骥之喻的出场而专意铺设。在“伏枥”的处境下,苏轼以“垂耳气不振”形容自己低迷的精神状态。过海之时,苏轼收到子侄的寄赠,颇为欣喜地作诗回应,又自喻为老牛:“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鳜重。”[14]“老牛”之喻与赋予诸子侄的“黄犊”之喻相对,凸显出暮年流落迁移之苦。但由于生还北归的万一之念尚存,对未来共同生活的设想仍可安慰彼此,故而此诗的情感基调并不一味低沉。在轻快风趣的笔触中,“老牛”之喻也被赋予几分自我调笑的色彩。晚年远谪的苏轼,更多在自喻中寄寓对垂暮生命状态的审视。至此,苏轼不再自视为仕途受挫的愤激官员,不再是焦虑不安的朝廷重臣,只是一个流放天涯的老人。喻体含义的变化,体现出各个人生阶段自我认识的不同侧重。
  
  在上述例举的喻体中,“老骥”较为与众不同。比之老牛、枯木之喻对衰朽的偏重,马奔腾昂扬的形象令其即便衰老也少有卑弱之感,而“老骥”背后的典故,又使它与“志”的关系成为作者的言说重点。在朝时,苏轼有意消解老骥之志,是为表明与仕宦的疏离;暮年以老骥伏枥比拟贬谪命运,意在道出政治压迫中的忧闷,而二者共同隐含的则是不能遵守本心的痛苦。尽管老骥之志总被真实地书写为不可实现的悲剧,但志向的存在本身也同时在自喻中不容忽视地展现。老骥的衰弱表象下,本有被现实羁縻的刚健之心,一如苏轼在衰病坎坷中仍然重视的独立人格。这一喻体在苏轼人生中的长期延续,不仅体现了悲感的难以释怀,还意味着自我肯定的长存。如果在老骥之喻中,后者尚是一层隐含的意思,那么通过以更高姿态的喻体表明心志的方式,苏轼自我定位的清高一面则更鲜明地呈现出来。
  
  2.束缚中的高洁之物与自伤中的清刚自守
  
  病马、苦李、老牛、枯枝,固然揭示了一时的自伤,却并不意味着苏轼的自我认识就此低落到了尘埃里。同样是以马为喻,熙宁八年密州任上的苏轼这样描述自己:“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15]之前絬杭时尚且反复自称老病的他,在40岁的自我表达中却选择了少壮之马为喻,尽管这马已遭辕轭束缚,但诗意强调的重点却是不受束缚的“野性”,并且以自由腾跃于大壑间的鱼来喻之。此喻典出汉代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上下俱欲,欢然交欣,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16]强健有力的喻体凸显了作者在逆境中依然昂扬的精神,并暗含对君臣遇合的希冀。类似的例子也见于惠州时期。绍圣三年所作的《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诗引曰:“十二月二十五日,酒尽,取米欲酿,米亦竭。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余,因读渊明《岁暮和张常侍》诗,亦以无酒为叹,乃用其韵赠二子。”[17]在这首因无酒而叹的诗中,苏轼自喻道:“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18]与“服辕驹”相类,“千丈松”的老练雄伟之姿,也不得不受制于藤蔓的苦缠。这些藤蔓可能是生活中各种细碎的寒窘,也可能是贬谪命运带来的诸般刁难。但作者写这些,并不欲为哀叹提供理由,而是为引出“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的平和坚定。苏轼以高洁之物受到束缚自喻,一方面描述了现实处境,另一方面却更意在表明自己高昂的精神姿态。对后者的侧重,正是此类喻体与衰朽无用之物在表达功能上的区别。
  
  此类喻体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麋鹿”,此物高洁闲逸、优游山林的形象,令苏轼深为喜爱并反复以之自喻。苏轼在自我与麋鹿之间建立的联系,前人已从仕隐思想的角度进行了许多阐发。麋鹿之喻表达归隐之心,自然源于麋鹿之喜爱山林水泽与苏轼之向往归隐的契合,但苏轼笔下的麋鹿并非仅仅作为隐逸山林的指代物而出现,更是对自我性情的一种形象化定义。早在熙宁五年,苏轼便曾分析自己道:“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19]“伏辕”意指身受束缚,既可指仕宦生涯的羁縻,而笼统理解为人生中的不由自主,似乎也未尝不可。那么与此相对的“麋鹿性”,也便既可理解为归隐之愿,又可含有不羁、灵动、爱自由的特质。关键在于,苏轼直接将其定义为自我之“性”,这种定义具有初始的、本质的意义。换言之,麋鹿性情中的各种特质,就是苏轼自我认可的人格特质、天然之性。
  
  麋鹿既是深山中的灵物,那么山水游乐可以顺从其性情,令自己感到舒畅:“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20]而还朝无疑是对这一性情的违逆:“还朝如梦中,双阙眩金碧。复穿鹓鹭行,强寄麋鹿迹。”[21]如鹓鹭般秩序井然的朝官队伍,并不与麋鹿的自由性情相称,即使参与其中,也无法安顿内心。“强寄”终究不能长久,作者为此设想了摆脱束缚的方式:“逝将江海去,安此麋鹿姿。”[22]苏轼对归处的理解本不拘于具体的地点,此处的江海与山林一样,只是可以随心安适之处。与其说麋鹿之喻是背弃朝堂指向归隐,不如说是背离一切人生束缚而向往自由。这种本性不只在仕隐之间发挥作用,更终生左右着苏轼的人生态度。晚年北归时再次提及麋鹿之喻,苏轼对自我本质的表述更加透彻:“嗟我本何人,麋鹿强冠襟。”[23]彻底将自己与麋鹿同质,而“冠襟”所代表的束缚对本性的勉强,是他对自身状态的总结。“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瑏瑠面对格格不入的环境,苏轼自认始终采取坚守的姿态。通过反复以麋鹿自喻,他不断向自己和读者强调着本性,麋鹿这一美好事物成为苏轼赋予自己的另一个形象,并在一生中珍视之。经由此类喻体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作者的自喻思路:他选择形象高昂、寓意美好的事物作为喻体,首先体现出较高的自我定位。苏轼将这些事物置于各种束缚中,来比拟自己的人生状态,以喻体的身不由己表白自己的无奈,而喻体的高洁自持又表明自己虽处逆境却不曾改变的本心。
  
  要之,以上两类自喻恰恰指向了苏轼自我认识的两面:难以消除的人生悲感与始终坚持的清刚自守。不难见出,两类喻体大致有各自的语境侧重,前者用于言说生命衰老和人生际遇,描述客观现实的内容;后者用于剖白本心,表达主观的思考和信念。从情感色彩而言,无论是衰老迟暮、沉沦无用、不由自主,这些喻体总体上带有低回哀婉的情绪,在苏轼的自我认识中,他似乎更倾向于一个不合时宜的多难之人,而非廊庙重臣或昂扬斗士。即便是姿态高昂的喻体,也均指向崇高的内心修养、高洁的精神境界,而并非炫示强大的能力、地位或仕宦作用。这一系列自喻提醒我们反视“凛凛群惊国士风”[24]的苏轼形象,他的行为所塑造的自我形象与自喻体现的自我认识之间可能存在着侧重点与评价标准的差异。
  
  二、自我人生之喻
  
  以人之个体为对象的自喻,尚不足以完成对自我的全面观照,苏轼也善用自喻来反观并总结人生这一动态过程。绍圣三年,苏轼在惠州营造白鹤山新居,凿井40尺而遇磐石,颇费苦力,清泉乃现。苏轼特作诗记之:
  
  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劳,易此寝处干。但苦江路峻,常惭汲腰酸。??烦四夫,硗硗賙层峦。弥旬得寻丈,下有青石磐。终日但迸火,何时见飞澜。丰我粲与醪,利汝椎与钻。山石有时尽,我意殊未阑。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25]
  
  此诗本是记述实事,却因凿井过程中的所见所思而变为对自己人生的喻示。无水的居住环境迫使人开岩凿井,难得有了些许收获,却又被磐石阻挡。斧凿锤击,与障碍之间的苦战仿佛无济于事,一点点消磨着信心。这个似曾相识的过程令苏轼想到自己荆棘遍布的人生之路,无论何时何地,总是险阻重重、无比艰难。以凿井喻人生,这与“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26]的自喻异曲同工,揭示出“吾生多艰”的本质。然而凿井之难,更令一勺清泉带给人满足和欢喜;人生之难,便更应超脱其外而畅游其中。凿井、弯弓等动态比喻,令抽象的人生过程可感可触,而苏轼对人生的认知和态度,也在比喻的逻辑体系中自然呈现。
  
  不过,这样的人生之喻,尚属自我对人生的客位审视。苏轼笔下精妙的“磨”之喻,却真正将个体与人生同时纳入了形象化的视域,不是单独总结人生的本质,而是通过构造喻体之间的关联,揭示出自我与人生的互动。苏诗中的“磨”之喻,始出于黄州时期的《迁居临皋亭》一诗: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幸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饥贫相乘除,未见可吊贺。澹然无忧乐,苦语不成些。[27]
  
  苏轼自比为一蚁,身处对自己而言有如天地之大的磨盘上。这种小大之辨所蕴含的微渺之意,只要联系同出于黄州时期的“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28]便可知是彼时的一贯思考。然而天地、沧海只强调广大,却无磨盘那般奇特的性质:反复无休地旋转,这便决定了作者想要表现的不只是个体形态的渺小,而大磨所比拟的也并非空间上的静止的天地,而是冥冥中不可控制的命运。蚁与磨的相反方向,凸显了自我与命运的抵触。蚂蚁即使拼命向右爬行,也无法以区区之力改变甚至延缓大磨的左转。这是生命个体深重的无奈,对自己而言艰苦卓绝的努力,原只是命运面前微不足道的挣扎。而一切徒劳的爬行、无情的转动,都在无休止地继续,似乎永无逃脱之日。这整个场景构成了苏轼的人生,他在开门见山的精警总结之后,将生涯中的苦难细细道来。生活寒窘,宦途受困,在漂泊羁旅中所见的山水风光过眼即逝,成为徒增伤感的回忆。归隐之心难以达成,一切自然之美、自由之乐,自己全部无力把握。而此时黄州之贬,是九死一生的侥幸保全。面对人生第一次剧变,苏轼自然不敢再作他想,只以黄州是自己的终老之地。他将“废弃”视为随波逐流命运的结束,那么“废弃”于他自然反如解脱一般。以蚂蚁和大磨的互动为喻,苏轼在描述自己人生的同时也表达了关于命运的精微思考。自身之于命运的微茫无力、无法随心行止的人生状态,是“磨”之喻的第一层含义。
  
  命运不仅具有裹挟个体的强力,还处在无限延续的动态中,可是辛劳的转动却未必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大磨不断旋转却没有移动,那么绕磨苦行的牲畜亦难免徒劳而不自知。在佛家典故中,磨牛原本就是“身虽行道,心道不行”的懵懂之物。[29]这“团团”之态,正是苏轼借磨牛、磨驴以自喻的原因。“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30]磨驴为谋生而遭此苦役,苏轼借以称自己的仕宦生涯也不过是维持生计的庸碌之劳。“团团”除埋头苦转的意味外,也指人生轨迹的形态。扬州知州任上,苏轼回顾过往变动不定的宦游经历,总结为“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31]元佑年间所经历的杭、颍、扬三州,尽是熙宁中曾宦游的故地。20年后重新置身其中,期间所经历的内容如被简化,而人生仿佛完成了一个回环。从现实的宦游轨迹到虚化的人生轨迹,苏轼再次将行走的样态定义为“团团”,人生就此消耗在陈迹中,并未收获真正的进益。在这一人生样态中,自我不再是附着于大磨勉力挣扎的渺小生命,而是围绕大磨无益苦行的笨拙生命。由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以功业为旨归的人生追求变得缺乏意义,是“不自惜”之举。磨的无谓转动,令这一喻体暗含了作者对仕宦乃至人生意义的追索。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探讨“圆喻之多义”时,便曾引苏诗磨牛、磨驴等喻,抉发其含义:“体动而处未移,重复自落蹊径,固又圆转之事也。守故蹈常,依争样照例,陈陈相袭,沉沉欲死,心生厌怠,摆脱无从。圆之可恶,本缘善于变易,此则反恶其不可变易焉。”[32]看似波折变动,实则因循刻板,碌碌人生的疲倦和无意义,是“磨”之喻的第二层含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暮年北归的苏轼在途中回应了当年的磨牛之喻:“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33]此时遭废弃者重新起用,自己也得请归常州,苏轼如愿切换了另一种人生模式,不必再踏上宦海浮沉的旧途。“因磨牛般的重复盘旋而揭示更深沉的被动之苦,这样才进一步反省寻求真正的主体性。”[34]显然,磨牛之喻中含有苏轼对自我人生状态的反思,该喻体语境的变化也寓示了苏轼自我认识的改变。
  
  要之,苏诗的自喻很大程度展现了他对人生状态的定义。在他眼中,艰辛、疲倦、不由自主,是自己人生的关键词。同时,磨上之蚁的区区之愿,正如老骥的千里之志、麋鹿的未改之姿,彰显着苏轼的应对态度。从苏轼自我的视角分析其自喻,读者才有可能领会一种“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人生,而不是将他笔下的悲欢离合视作泛泛提及的履历。唯有正视苏轼沉重的生命体验,才不会低估其潇洒高绝的人格精神所具的分量。
  
  三、主体的视角:自喻之于苏轼个体研究的意义
  
  苏轼以其充满智识、趣味与个性的人格,以其治愈心灵创伤、超越现实困境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研究对象之一。而在关于他的个体研究中,又以其心态、观念、文化人格方面的问题最为人津津乐道,成果灿然。然而,伴随着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既有研究思路的局限也逐渐显露。研究者往往致力于阐释苏轼乐天旷达的人格魅力,以至于它在反复研讨中被不断强化,几乎成为了深入人心的苏轼形象。事实上,这一形象并不能代表苏轼的全貌,而是作为重要特质被选择出来的面相之一。随着对它的长久书写,其他在苏轼笔下揭示的面貌不免逐渐模糊、淡薄,即便偶有关注,终究缺乏深入探析。从研究的全面性、客观性来看,尽力展示苏轼的丰富形象与真实的个人体验,自然是苏轼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研析苏轼的最终目的而言,亲近前贤并不仅止于感受其不可企及的人格高度,更具意义的应是从他的真实体验中获得濡染和启迪,而作者形象的固化解读、作者心理体验的选择性论述,并不利于复杂心理状态的揭示。
  
  既有研究思路的缺憾,促使我们反思是否存在某种更加贴近对象真实心态的视角,以便达成对苏轼人生体验的深细理解。早在上世纪末,王水照先生便曾指出“我们要走近‘苏海',就应努力缩短古与今的时间隔阂,追踪和品味苏轼的生活遭际与心灵律动”.[35]在苏轼眼中,自己是怎样的个体鹓自己的人生应当如何评价鹓自我的期许是否达成鹓面对各种境遇时应如何自处,又怎样通过自主选择保持内心的安宁鹓这一系列问题,组成了走近苏轼内心的必由之路,有待论者探幽索微。而苏轼在其作品中的确留下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它们以各种形式彰显着自我的存在、呈示着自我的形象、记录着细腻的个人体验,通过主体的视角积极传达出自我认识。自喻正是其中非常突出、却尚未得到足够关注的表达形式之一。[36]
  
  自喻本是我国古代诗歌的悠久传统,诗经中即有以物比拟自己内心的情形。“心之忧矣,如匪遆衣”,[37]以物自喻往往更易形象而含蓄地表情达意。到了屈原笔下,香草、美人、善鸟、嘉树均成为孤忠不平者的自喻,其中的政治比附功能也被历代沿用。在苏诗自喻,尤其是性质高洁的喻体中,依然可以见到那些遭人嫉恨的香草美人的影子。自喻手法原本不足为奇,然而具体到苏轼这一对象,二者的遇合却产生了独特的表达效果。苏轼的才华和想象力,使自喻不再局限于以美好事物自表高洁的思路当中,而是在丰富、强烈的表达需求推动下,在较前人更宽广的诗歌题材的实践中,极大地拓展了喻体的选用范围,进而赋予自喻之举十分鲜明的自我表达色彩,使之承担了传达多样情绪和人生体验的功能。正因如此,苏诗自喻不仅具有艺术上的巧思,还寄寓了大量作者自我认识的信息。苏轼频繁运用自喻,比较明确地将自己作为审视和思考的对象,首先体现了超越同时代诗人的主体意识。其次,喻体所指向的自我形象和个人体验,婉曲地揭示了许多往往为人忽视的情感面相,这些都提示读者关注苏轼个体与人生的丰富性,尽力触及其人格养成的真切历程,对于苏轼人格与思想研究形成了有益的补充。
  
  自我认识与客观评价是不同的评价系统。个体反观自我所得出的结论,未必最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却可能最有效地作用于自己的行为选择、最贴切地解释自身的人生经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视包括自喻在内的自我表达与既有研究思路划分了区隔,并体现了其深化个体研究的作用。上文曾言,自喻仅是管窥苏轼自我认识的途径之一,而关注主体视角对于了解苏轼其人的意义,还需置于更全面的视阈中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周裕锴:《宋代文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 ~ 88页。
  [2][宋]苏轼着,[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6,《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其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835 ~ 836页。
  [3][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2,《邶风·柏舟》,中华书局,2011年,第22页。
  [4]参见[清]郭庆藩辑,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卷2中《人间世第四》,中华书局,1961年,第170 ~ 171页。《庄子·人间世》载:“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数千牛,薭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匠石不顾,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賩,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苏轼诗中曾多次使用“散木”之典,如《题过所画枯木竹石》其二:“散木支离得自全,交柯蚴錓欲相缠。”
  [5] [宋]苏轼着,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68,《题子明诗后》,中华书局,1986年,第2132页。本文所引苏轼文章均出自此书,后文注释中仅列书名、卷次、篇目、页码,不再注出版本信息。
  [6] 《苏轼诗集》卷25,《神宗皇帝挽词三首》其三,第1338页。
  [7]《苏轼诗集》卷25,《次韵答贾耘老》,第1352页。
  [8]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1,《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83年,第354页。
  [9]《苏轼诗集》卷28,《再和二首》其一,第1491页。
  [10]《苏轼诗集》卷30,《叶公秉、王仲至见和,次韵答之》,第1621页。
  [11]《苏轼诗集》卷30,《再和》,第1622页。
  [12]《苏轼诗集》卷39,《小圃五咏·地黄》,第2157页。
  [13]《苏轼诗集》卷42,《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书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第2305页。
  [14]《苏轼诗集》卷11,《游卢山,次韵章传道》,第619页。
  [15][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47,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1997年,第660页。
  [16]《苏轼诗集》卷40,《和陶岁暮作和张常侍》,第2217页。
  [17]《苏轼诗集》卷8,《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第384页。
  [18]《苏轼诗集》卷10,《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第498页。
  [19]《苏轼诗集》卷36,《次韵定国见寄》,第1920页。
  [20]《苏轼诗集》卷36,《次韵钱穆父会饮》,第1928 ~ 1929页。
  [21]《苏轼诗集》卷14,《和潞公超然台次韵》,第681 ~ 682页。
  [22]《苏轼诗集》卷35,《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八,第1885页。
  [23]傅璇琮等主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919,释道潜,《东坡先生挽词》其十,第1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801页。
  [24]《苏轼诗集》卷40,《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磐石,石尽,乃得泉》,第2217 ~ 2218页。
  [25]《苏轼诗集》卷41,《次前韵寄子由》,第2248页。
  [26]《苏轼诗集》卷20,《迁居临皋亭》,第1053 ~ 1054页。
  [27]《苏轼文集》卷1,《赤壁赋》,第6页。
  [28]尚荣译注:《四十二章经》第40章,中华书局,2010年,第78页。
  [29]《苏轼诗集》卷21,《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安节将去,为诵此句,因以为韵,作小诗十四首送之》其十四,第1102页。
  [30]《苏轼诗集》卷35,《送芝上人游庐山》,第1899页。
  [31]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928页。
  [32]《苏轼诗集》卷45,《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第2455页。
  [33]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2页。
  [34]王水照:《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35]目前尚鲜见有关苏诗自喻现象的专论。王水照、朱刚合着《苏轼评传》第六章“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部分论述了鸿、牛、鹤等意象展现苏轼人生思考的意义,虽然并未明确从自喻和作者自我认识的角度论之,但论者从物象选择及其处理的变化中抽绎出苏轼超越不能自主之身世、确立主体的反思过程,实可作为以诗中物象反观作者思想性格的先例。
  [36]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卷2,《邶风·柏舟》,中华书局,2010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