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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蒲松龄俚曲中的廉政意识

添加时间:2017/06/23
  摘要:在聊斋俚曲中,有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更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那就是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廉政意识,也就是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和官员的廉政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劳动人民对清廉政治的迫切需求,赋予了这些作品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俚曲;廉政意识
  
  蒲松龄,清代小说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淄川(今山东淄博)人。其作品除了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外,还有通俗俚曲14种。这些俚曲是蒲松龄用淄川方言创作的,是其将自己创作的唱本配以当时流传的俗曲时调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民间音乐体裁,因其书斋名为“聊斋”,故被称“聊斋俚曲”,也被称为“蒲松龄俚曲”.
  
  目前,学界对蒲松龄俚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其曲牌、唱腔等音乐特征。如张帆的《试论蒲松龄聊斋俚曲的艺术特色》,曾静的《浅谈蒲松龄聊斋俚曲的创作特征》,王雪梅的《三百年大俗之美---谈蒲松龄俚曲的创作特征》等;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其下字用字进行分析研究,如蒲先和《蒲皱本<蒲松龄集·聊斋俚曲>注释辨误》,都兴宙《<聊斋俚曲集>词语杂释》,黄科的《聊斋俚曲的方言特色初探》等都是此类;三是对创作目的的研究。如李峰的《聊斋俚曲中的“人伦关系”新探》、邵吉志的《蒲松龄俚曲中泼性妇女的“麻辣三味”》,就是围绕此目的展开论述的。前者主要探讨了社会生活中父子、兄弟、婆媳、夫妻等人伦关系,后者则从新的视角对妇女形象进行的分析。
  
  笔者以为,在聊斋俚曲中,其实还有一个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方面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那就是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廉政意识,也就是普通民众对于政府和官员的廉政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种劳动人民对清廉政治的迫切需求,赋予了这些作品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这些俚曲中体现出来的廉政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控诉。
  
  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吏治”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主要方式。因此,官吏的清廉与否是衡量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准之一。这里“清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众对官员/清正廉洁、不贪不腐、勤政爱民的殷切希望。俗语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封建社会“人治”(或“吏治”)的特征,统治者的清明与否和官员的个人品质的优劣是政治是否清明的重要因素。在封建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时期内,特别是统治阶级昏庸无能的时期,官员们往往会利用职权汲汲于个人的功名利禄,贪污腐败者有之,鱼肉人民者有之,而普通民众对于这些恶现象往往是无能为力的,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某种形式来发泄自己的不满,表达对这种现象的控诉而已,这些控诉,也在客观上反应了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渴望。
  
  如《森寒曲》:
  
  为人忠厚老实“商老佛”商员外,被邻居恶霸赵兴(赵恶虎)无故打死,商的二子去县衙告状,王县令派差人去传赵兴,差人替赵兴告病,曲中写道:
  
  ……老王(知县)大怒。
  
  [耍孩儿]骂了一声贼奴才,贪酒食图钱财,如何便把正身卖?王子犯法皆同罪,怎么依着他自在?说起来没个王法在。你若不即时拿到,把狗腿夹将起来!
  
  《第二回:贪官府上下无公道,贤兄弟冤愤哭灵前》
  
  乍一看,王知县是一个铁面无私,为民做主的清官形象,“王子犯法皆同罪,怎么依着他自在?说起来没个王法在”更显示了其公正无私,不畏强权。但实际上“老王”勃然大怒的原因却并不是因为铁面无私,要为民做主,而是因为赵兴送了二百两银子嫌少了:
  
  王知县怒冲冲,惊堂木响连声,怎么由他那自在性?心里立个老主意,任他咋说再不听,逞威风俱是贪心病。也不是安心执法,不过是银子嫌轻。
  
                                     (同上)
  
  因此,王知县并非清官,“也是个贪赃物”.而差人们之所以能违背原则替赵恶虎报病,也是因为拿了赵恶虎的钱财,曲中言道:
  
  ……恶虎安心要告病,送出了白银十两,两差人意思嫌轻。
  
  差人拴起人来,恶虎送上十两银子,说他偶然有病,不能上城。差人说:“这银子俺不敢使,不是小官司,请赵爷合俺走走罢。”那差人把话传,赵恶虎把银添,宅舍中端出两盒饭。差人方才开笑口:甚么大事身不安?济着俺去当堂辨。还有句要紧实话,告不下于俺无干。
  
  差人吃的醉饱,拿起银子笑说:“没礼。就真果拿着罢,再不拿,又敢说是嫌少哩。但只是告说过的了,若是官府不依,可也不干俺事。”带着人走了。
  
  差人装模作样,只为索取更多的贿赂,和王知县异曲同工。官员差人沆瀣一气,贪赃枉法,将人命关天的官司视为儿戏,只将赵家家人每人打了二十五板,并“着赵春元给烧埋银子二十两”了事。而由于赵恶虎的“打点”,商家即使告到莱芜县、新泰县,甚至府里、司里也无一处能够主持公道,反而由于二相公一怒之下打伤了赵恶虎而被收监拿问。即便是到了阴司,也因为上到阎王下到小鬼都收了赵恶虎的贿赂而被痛加折磨,诚所谓“做官的贪似贼,见了钱魂也飞,世间那有抵偿罪?因着人命事重大,三批三检照旧规,不过空把纸笔费。那里从公审断,怎论那是是非非”.面对如此世界,如此官场,作为普通的下层人民,除了哭天抢地,捶胸顿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商三官”乔装怒杀赵恶虎的行为也不过是在无处求告的时候一种极端的发泄罢了。
  
  二、对公正无私,廉洁奉公的官员的颂扬(“青天”情节)。
  
  中国的民间文学总喜欢给悲剧的故事一个大团圆的结尾,虽然有人说这不免落了俗套,但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恰巧反映了下层民众的一种心理期待,即希望恶势力最终被消灭,好人最终要有好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对能够公正无私,廉洁奉公、为民做主的官吏有很高的评价。对于这些官吏,人们往往不会吝惜溢美之词,“爱民如子”、“青天大老爷”等称呼即是这方面的体现。特别是“青天”的称呼,正是民众对刚正无私的清廉官吏的最高评价,笔者把这种现象叫做“青天情结”.
  
  很多此类的文学作品在主人公遭受磨难之时都会安排这种“青天”似的人物(有的是官员,有的甚至就是皇帝)出场,以帮助主人公走出困境,达到大团圆的结局。更有些作品直接就以这些“青天”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像《包公案》中的包青天包拯,《施公案》中的施青天施仕伦,都是民间文学中清廉官吏的代表。虽然这些人物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讲属于下层民众的虚构,但恰恰表达了此类官员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他们也成为下层民众评价官吏的标杆。
  
  如《森寒曲》里的二郎神。
  
  《森寒曲》的故事脱胎于《聊斋志异》里的《商三官》和《席方平》,但在形象上更为丰满,结构安排上也更为合理。商家为了给无辜被打死的父亲讨还公道,到各级官府告状,然而上到督察院,下到官差,一个个都被赵恶虎用金钱收买,使得商家求告无门,沉冤难雪。无奈之下,商三官乔装成吴孝杀死赵恶虎后自杀,二相公也绝食到阴世去打官司。然而,阴世和阳间也是一副模样,上至阎罗王,下到鬼使,一个个贪赃枉法,有钱就是公道,哪有一个肯把公平正义放在心上?作者借着二郎神的口骂道:
  
  骂判官真贼根,受人钱丧良心,你把簿子全然溷。想是不止赵恶虎,不知屈了多少人,人间善恶全不论。摆弄的不成世界,都是你这些毛神!
  
  ……
  
  权印官狠似狼,该剥皮揎麦穰,叫狱神尽把冤魂放。阴间自从你掌教,地狱竟有善人藏,恶人反在金桥上。把一个花花世界,真弄的日月无光!
  
  二郎神是在第六回后半部分才出场的,他到阴世拿了阎王,并严惩了知县、城隍、判官以及赵恶虎一干人等,可以说是雷厉风行。他将判官贪污的金银化成水灌进他的嘴里;让商员外痛打赵恶虎,并将其转世变为牛,“犁上摘来耙上,使脊受棍子腚受鞭,肉被烹煮皮缝罐”;将王知县转世变成猪任人宰割;将城隍割腿抽筋,阎王下油锅,喂细犬,打入阴山背后,这些做法更是大快人心。虽然含有因果报应的因素在里面,却完全符合下层百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心理期待。因此,对二郎神虽然着墨不多,但其形象却是光辉高大的。
  
  和《翻魇殃》里的郑知县和知府不同,二郎神完全是一个传说中的虚构人物。当恶势力对善良人们的摧残时,作为平民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借上天之手,才能去消灭那些他们所痛恨的恶人,因此这种快意恩仇,因果报应也表现出对社会黑暗的不满和对清平世界的向往。当然,虽是虚构,但也能找到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子:他受托于玉皇大帝的九殿下,应该相当于钦差大臣的身份。这说明,作者还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能够看到下层民众的疾苦,还民以公平正义。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民众对现实的无奈和对廉洁奉公的官员的期望。
  
  总之,对廉政的要求可以说自有吏治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对官吏自上而下的要求,更是被统治的普通民众对统治阶级及其代表和执行者的要求。而民众的这些需求会通过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民间文艺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部分。因此,这种民间文艺中的廉政意识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重视,这对于新时期开展廉政建设,使廉政意识更加深入人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