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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妇女主义解读

添加时间:2016/10/31
  摘要:从妇女主义视角解读沃克的代表作《紫色》,阐释了妇女主义的四大特点: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非洲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
  
  关键词:《紫色》;妇女主义;艾丽丝·沃克
  
  艾丽丝·沃克1944年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伊顿顿一个普通的南方小乡镇,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美国黑人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沃克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争取民族平等的黑人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并深受同时期妇女运动的影响,其作品主要关注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歧视和迫害,揭露黑人男女间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及其对整个黑人民族健康发展的危害,并探讨建立黑人男女平等相处的和谐社会的途径。沃克被称为“黑皮肤的弗吉利亚·伍尔芙”,一生致力于为黑人女性寻求“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与托妮·莫里森一同被称赞为“黑人妇女文学初步复兴的两位中坚人物”[1].然而,不能简单地将艾丽丝·沃克看作一位黑人民族主义者或黑人女性主义者。她关注的是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深受种族压迫与性别歧视的黑人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她称自己为“妇女主义者”.沃克是位多产的创作者,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当属198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紫色》。该小说曾获普利策奖、国家书评协会奖和美国图书奖三项美国小说最高奖,成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经典,并被着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搬上了大银幕。本论文旨在从妇女主义视角对沃克的杰出代表作《紫色》进行解读。
  
  一、妇女主义产生的背景
  
  沃克青年时期就积极投身于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当时也正是女权运动蓬勃发展之际,黑人女性的身份和其生活经历使得沃克更为关注广大黑人妇女的生存状况。沃克发现:无论是在初期的民权运动或是后来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中,还是在标榜为女性争取平等权益的女权主义运动中,黑人女性都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
  
  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反对种族压迫,积极争取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强调黑人的团结,呼唤黑人大众的民族意识,但它忽视了种族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事实上,黑人男性占据了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有限成果,黑人内部的家庭暴力等问题未得到正视,黑人妇女的生活未得到较大改善。女权主义运动对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沃克看来,女权主义运动也不能解决黑人女性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女权主义运动实际上由白人中产阶级女性控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使得白人女权主义者不可能将黑人女性视为与其平等的姐妹,她们甚至将黑人妇女排除在女性之外,因而根本不可能代表黑人女性的利益。相反,白人女权主义者还有可能出卖黑人女性的利益,以此作为与白人父权制政治体制讨价还价的筹码,或作为其开展女权主义运动的宣传策略[2].另一方面,正如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忽略了种族内部的性别迫害一样,女权主义运动忽视了黑人女性同黑人男性一样所面临的种族压迫。黑人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压迫既源于白人父权制政治体制,也源于白人社会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黑人女性不可能像女权主义者那样与黑人男性对抗而成为种族内部的分裂主义者,她们的解放斗争要复杂得多。
  
  由此可见,只有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同时被消灭,黑人女性的解放才有可能实现。正是意识到了黑人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局限性,沃克决心探寻真正适合黑人女性的解放之路。沃克在其散文集《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的扉页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妇女主义”一词,并对妇女主义者作了如下描述:她们“蛮横、刚毅、勇敢或倔强”,她们“热爱其他妇女,不论是否含有性含义”,她们“追求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全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完整”[3].
  
  二、从《紫色》解读妇女主义的特点
  
  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受到黑人权力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深刻影响,但同时又是对这两大运动思想体系的一种超越,既反种族主义,又反性别主义,还兼有非洲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特点,这几大特点在其代表作《紫色》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1.反种族主义
  
  在《紫色》中,沃克刻画了以西丽亚为代表的逆来顺受、饱受欺凌的黑人女性人物,也塑造了与西丽亚性格相反,敢于与男性抗争的索菲娅、莎格等女性人物。在沃克笔下,索菲娅是个高大、结实、健壮的姑娘,若是被男人揍了,她必定要打回去,她和丈夫哈波打架就像是两个男人在打架。哈波一心想让索菲娅乖乖听话,他甚至想通过不停地进食让自己强壮起来,好打赢索菲娅,从而控制她。这种病态思维让索菲娅最终带着孩子离开了他。然而,就像索菲娅这样勇敢、独立、有主见的黑人女性,最终也未能逃脱种族压迫的厄运。因为对白人市长不敬,索菲娅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和凌辱,以致于“他们一叫我,索菲娅小姐,我就像你一样,马上跳起来照他们说的去办。”[4]80索菲娅没有向丈夫哈波低头,却不得不屈服于白人的统治。在沃克看来,黑人女性所面临的种族压迫问题比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更亟待解决。
  
  西丽亚的悲惨生活也源于白人对黑人的迫害。小说开篇呈现给读者的景象是年少的西丽亚被养父强奸,生下两个孩子被送人并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然后养父以一头牛为附加条件将其嫁给子女急需人照顾的某某先生。表面上看,西丽亚的悲剧源于黑人男性的压迫,但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作者借耐蒂之口道出了两姐妹的身世。西丽亚的生父原本是富裕的农民,生意日渐兴隆之际招致白人商人的嫉妒,在半夜和两个弟弟一起被白人用私刑处死,母亲就此疯了。追根究底,种族迫害才是造成西丽亚痛苦生活的根源,若其生父没有被白人用私刑处死,西丽亚后来的悲惨遭遇或许根本不会发生。
  
  《紫色》中并未大篇幅描写种族压迫,最直观的讲述就是索菲娅因对白人市长不敬而遭毒打、折磨,并被迫在市长家帮佣十多年,以及对西丽亚生父的回忆。有限的篇幅却道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黑人妇女身受种族迫害和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但种族压迫才是黑人妇女悲惨生活的根源。只要白人对黑人的压迫继续存在,黑人女性的解放就无从谈起。因此,妇女主义者必须反对种族压迫。黑人女性想要重获新生,必须团结黑人男性,共同反抗白人的种族压迫。这也是沃克坚持称自己是妇女主义者而非黑人女性主义者的原因之一。黑人男女在社会中共同被压迫的命运决定了性别主义不可能是黑人女性唯一关注的问题,黑人妇女不可能简单挪用白人女性主义主张,也不可能成为像白人女性主义者那样单纯为反对父权制而斗争的黑人女性主义者。
  
  此外,黑人内部的性别主义也和种族主义密切相关。白人社会对黑人男性在政治、经济上的压制不仅制约了黑人男性的发展,还严重扭曲了黑人男性的心理。他们通过歧视、欺压黑人妇女的方式试图找回在白人社会里丧失的男性尊严。只有实现整个种族的彻底解放,黑人妇女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解放。
  
  2.反性别主义
  
  妇女主义是黑人妇女寻求解放的指导思想,反性别主义是妇女主义者必须追求的目标。但沃克的反性别主义有其独特性,它虽反对父权制,却不是简单地将男性置于女性的对立面,而是相信黑人男性有自我改变的能力。自由的女性社会应对男子重新开放,女性的解放与自由离不开男性自身的解放与积极参与。这也是沃克之所以称自己为妇女主义者而非黑人女性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沃克在《紫色》中用较多的笔墨刻画了某某先生和哈波两个男性人物,这对父子是对矛盾综合体。他们既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又想成为父权制的继承者。
  
  某某先生的出场让人反感,他娶西丽亚只是个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西丽亚只是为他照看孩子的保姆,替他田间劳作的工人,供他发泄的工具。在他眼中,西丽亚并不是个“人”,连衣服都不配有,他揍西丽亚就跟揍孩子似的。他还私藏了耐蒂给西丽亚的信件以泄私愤,导致这对姐妹失去联系长达数十年。但随着情节的发展,读者才得知正是这样一个令人谴责的对象却是一个从小喜欢和妈妈一起做针线活的人。他不善待自己的前任妻子和西丽亚,只因为他想娶的是莎格,但迫于父亲的反对,他未能如愿。转变之后的他曾对西丽亚说:“我向莎格承认我确实打过你,而我打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她。”[4]莎格是沃克心目中理想的黑人女性代表,她美丽、独立、有主见,不依附于男人,敢爱敢恨敢抗争,是西丽亚的偶像。而正是像莎格这样一个自我意识强烈,拒绝传统女性角色,按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的女性,却不被黑人男性接受。受种族主义的恶劣影响,黑人男性总是鼓励,甚至要求黑人女性模仿上流社会白人女性的性情举止,希望她们作出单纯、优雅、脆弱的样子,事事依赖男人。显然,莎格并不符合这一要求。父权家长制下父亲的绝对权威使得某某先生无力反抗,只能将自己的愤恨转嫁到前任妻子及西丽亚身上。毫无疑问,某某先生是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他对莎格的一往情深让人看到其本性中闪光的一面。但就是这样一位受害者,却在儿子哈波的婚事上扮演了与自己父亲相同的角色。他质疑索菲娅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身份,羞辱索菲娅“不规矩”,并表示不会让哈波与其结婚。哈波是某某先生的大儿子,头脑简单,胆小怕事。小时候他就常抱怨父亲不干活,也好奇父亲为什么总要揍西丽亚。尽管父亲不赞同,他还是如愿与索菲娅结婚,婚后的他很开心,“不是哼着小调就是吹着口哨”[4]32.在索菲娅看来,哈波“很喜欢洗盘子”,“喜欢做饭、收拾屋子,在家里做些零碎活”,他还会做饭,“好像生来就会这一套”[4]55.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物,婚后却一心想控制自己的妻子,想索菲娅对他言听计从,但索菲娅不是西丽亚。为了扞卫其男子汉尊严,哈波采用父亲的教导,用拳头管教妻子,但他身子瘦弱,屡次挑起战争,都被索菲娅打得落花流水。哈波的自尊心备受打击,他拼命吃东西,想让自己强壮起来,强壮到能打得过索菲娅并让她乖乖听话。哈波原本比其父亲幸运,因为他娶了心爱的索菲娅,婚后的生活也曾开心美满。然而,父权制思维让原本懦弱的他一心想控制自己的妻子,到后来哈波的心灵极度扭曲,索菲娅只好选择离开。在哈波身上,充分体现了父权制暴力对黑人男性自身的伤害。索菲娅离开时,“他的口哨声好像是掉进了一个罐子里,罐子又掉到了溪底。”[4]62
  
  西丽亚、索菲娅及吱吱叫的出走表达了沃克对父权制的鞭笞,也让读者看到了黑人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追求独立的勇气和决心。这也是黑人女性反对性别歧视、追求男女平等的第一步。西丽亚的离开使某某先生的男性自尊遭受极度挫折,独自过了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他关起门窗躲在屋里,屋子都发臭了”[4]199.随后他努力信教,开始干活,自己收拾屋子,自己洗碗盏,再次见到西丽亚时还主动向她问好。他收集各种各样的贝壳,同西丽亚心平气和地交谈,并开始懂得西丽亚的心思。转变之后的他觉得“第一次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在世界上”[4]234.他常和西丽亚聊天,一起做针线活,并发现大家越来越喜欢他了,他还向西丽亚求婚。此时的西丽亚对生活心满意足。可见,西丽亚的觉醒不仅改变了她自己,也迫使某某先生发生了转变。在平等相处的前提下,他们开始互相理解,互相依靠。西丽亚也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这恰好反映了沃克妇女主义思想中反性别主义的一个突出特点,即反性别主义并不意味着将黑人男性置于黑人女性的对立面或是放弃黑人男性,黑人男性思想的转变对黑人妇女的解放有重大意义。黑人男女平等相待、和谐共处才是理想的两性关系,也是人类完整生存得以实现的前提。
  
  3.非洲中心主义
  
  《紫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耐蒂通过信件向西丽亚介绍她非洲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感。耐蒂为了不重蹈西丽亚的覆辙,离家出走,跟随塞缪尔一家到非洲传教。耐蒂的非洲之行是逃亡之旅,实际上也是寻根之旅。沃克认为妇女主义者应以黑人在非洲大陆的根为自豪,尊重源于非洲的价值观念、生活模式和风俗习惯。耐蒂的寻根之旅充分体现了沃克妇女主义思想中非洲中心主义的特点。
  
  当耐蒂踏上非洲大陆,第一次见到非洲黑人,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些黑人黑得耀眼,他们的光泽好像来自月光,真是熠熠生辉,不过他们的皮肤在阳光下也闪闪发亮。”[4]122白人文化中将黑色与邪恶、恐怖与神秘联系在一起的观念被颠覆,黑色成为高贵美丽的象征,是黑人民族的象征,只有真正的黑人才配拥有最黑的肤色。耐蒂一行人的目的地是奥林卡,那里的人认为“白人是黑人的子女”.“他们说,在亚当以前,人人都是黑人。后来有一天,一个女人生了这个没颜色的娃娃,他们马上把那个女人杀了。他们最初以为这跟她吃的东西有关系。可后来,又有个女人生了个白娃娃,女人还开始生起双胞胎来。大家把娃娃和双胞胎弄死了。因此,亚当其实不是第一个白人男人。他不过是大家没杀掉的那个人。”[4]248非洲人还认为白人只不过是是得了白化病的黑人,“他们不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和非同一般的行为”,于是他们将白皮肤的人赶出村庄,白人对黑人的欺压只不过是出于他们被驱赶出家园的愤怒。对黑人历史的回顾证明了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一个母亲生的同胞兄弟”.后来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只不过是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任意臆造出来的。这就为妇女主义者追求种族平等提供了依据。
  
  对非洲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扬是沃克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就成了传承黑人文化传统的重要纽带[5].《紫色》中耐蒂第一次见到非洲黑人时,“他们穿着蓝色的长袍,长袍上是希奇古怪的图案跟用各种布料缝成的被子的花样差不多”[4]122.“用各种布料缝成的被子”实际上就是美国黑人妇女日常生活中所缝制的“百衲被”.缝制被子是小说《紫色》中妇女们亲和力和创造力的象征[6],西丽亚、索菲娅和莎格就一起缝过“百衲被”,这条被子后来陪伴索菲娅度过了凄惨的囚禁生活。奥林卡人的茅屋是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耐蒂的茅屋是圆形的,有墙,还有用树叶铺成的圆顶。莎格也喜欢圆形或与非洲有关的东西,她的床就是圆形的,她理想的房子“是一栋又大又圆的粉红色的房子”.莎格是沃克笔下典型的妇女主义者,沃克借她的喜好表明了妇女主义者对非洲文化传统的热爱。哈波和索菲娅的小女儿亨莉埃塔得了血凝病,西丽亚从耐蒂的信中得知非洲小孩生这种病时用甘薯治疗,于是她们也每隔一天就喂亨莉埃塔甘薯。非洲文化是美国黑人文化的根,甚至有些美国黑人中流传的故事原版都来自非洲。
  
  《紫色》中有大量篇幅讨论《圣经》,而且小说从始至终都没有离开上帝这个话题。耐蒂在给西丽亚的信中曾写到:“在非洲住了这么多年,我们心目中的上帝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更有精神,也更属于我们内心了。大多数人认为上帝应该是某样东西或某个人屋顶树叶或耶稣但我们不是这样想的。我们不考虑上帝长得什么样,我们反而自由了。”[4]231实际上,耐蒂已经接受了非洲的泛灵论,不必考虑上帝是什么样子,万物皆有灵。她和塞缪尔梦想回美国建一所新教堂,“里面没有偶像,我们鼓励每个人的精神直接寻求上帝,直接通话”[4]231.泛灵论与基督教不相一致。基督教在美国曾被用来“教化”黑人奴隶,是一种精神麻醉剂。教堂里供奉的上帝形象是按白人男性模样塑造出来的,西丽亚心中的上帝是个白人老头,“他无耻、健忘、卑鄙”,“他要是肯听听可怜的黑女人的话,天下早就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4]167,但“白人从来不想听黑人在说些什么”.可见黑人,更不用说黑人妇女,不可能从白人宗教或白人上帝那里获得帮助。与西丽亚不同,作为妇女主义者代表的莎格认为上帝在大家心里,上帝既不是她也不是他,而是它,上帝就是一切。莎格这种源于非洲泛灵论的对“精神上帝”的信仰颠覆了白人上帝的神话,将黑人妇女从白人基督教的桎梏中解救出来。
  
  4.人道主义
  
  沃克拒绝“黑人女性主义者”的标签,除了避免像白人女性主义者那样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沃克认为,妇女主义者并不仅仅追求黑人妇女的解放,不能将黑人妇女的解放斗争同世界妇女的解放斗争分裂开来,否则将“极度破坏妇女们的团结,同时也令最乐观的精神感到沮丧”[7].实际上,妇女主义者是传统意义上的普救论者。妇女主义者将黑人妇女的斗争扩大到全世界的有色人种,既避免了黑人种族主义的狭隘性又强调了人性的团结。妇女主义理论的这种人道主义特点是美国黑人在美国社会生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黑人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主要源于其非洲文化传统、虔诚的宗教信仰、因社会和经济原因而被赋予的“照顾人的角色”,以及对互帮互助的重要性的认识[8].在非洲,帮助和关心他人是一种美德,这一美德尤其在黑人妇女身上世代传承。在美国蓄奴制时期,很多黑人家庭被强行拆散,分散卖到南方各地,留下来的往往是妇女和儿童。照顾其他失去父母的孩子就成为黑人妇女生活的一部分,这在《紫色》中也得到了验证。西丽亚尽心尽力地照顾某某先生前妻留下的四个孩子,耐蒂一直陪伴着亚当和奥利维亚,奥德莎带大了索菲娅的孩子,索菲娅承诺吱吱叫外出演唱期间照看她的孩子。尽管吱吱叫挨过索菲娅的揍,但当索菲娅落难入狱时,吱吱叫仍然义无反顾地帮助她。当莎格得知某某先生经常打西丽亚时,原本打算离开的她决定留下来,后来还帮西丽亚拿回了某某先生私藏的耐蒂给她的信件,让西丽亚有了精神寄托。这种人道互助精神是美国黑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因[9].在沃克看来,妇女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人道主义者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沃克的妇女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科学而完善的理论体系,妇女理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为实现男女平等、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相一致,沃克的妇女主义也以实现整个人类(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完整生存为其宗旨。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以妇女的解放程度作为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认为妇女所受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因而妇女解放必须伴随全体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而实现。反种族主义是沃克妇女主义的重要特点。实际上,白人对黑人的压迫也属于阶级压迫的范畴。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压迫不仅是一种性别压迫,也是白人对黑人种族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正如着名黑人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所言,“白人将包袱扔下,叫黑人捡起,但黑人并不自己背着走,而是递给家中的女人”,黑人妇女背负着双重压迫成为“世间的骡子”.黑人的民族解放离不开黑人妇女的解放,但只有推翻了来自白人的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黑人妇女的解放才有可能实现,《紫色》中索菲娅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但男性解放基本无人提及,普遍的看法就是男性无需解放或是男性已经获得解放。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其隐含之意是人类解放也应包含男性解放。在父权社会,男性是中心,是主宰者,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认为,男性的存在并不是真正的“人”的解放意义上的存在,男性以女性的牺牲为代价获得权威和荣耀的同时也背负了太多的重负,唯有解放女性,男性在历史中负重过多的局面才有可能改观。与之相似,沃克的妇女主义除了寻求妇女解放,也要解放男性。沃克认为男性本身也是父权制下不自知的受害者。黑人妇女的解放不是向黑人男性“复仇”或是放弃黑人男性,黑人妇女的真正解放离不开黑人男性的解放。《紫色》中阿尔伯特的转变对他本人及西丽亚的意义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强调两性不平等关系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的密切相关,认为经济发展决定了妇女解放的进程。沃克同样认为黑人妇女要想获得解放首先应经济独立。因此,在《紫色》中,沃克给主人公西丽亚开出了“经济独立”的良方,她成立了自己的大众裤子非有限公司。但在她后来的作品中,沃克深刻意识到经济独立只是黑人妇女寻求解放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沃克在她的近作《父亲的微笑之光》中就明确表示,即便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只要以男性为中心的性秩序不变,黑人妇女就仍然无法获得解放。妇女问题不仅仅是妇女自身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两性关系问题。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将妇女解放置于阶级解放、经济发展之后,认为阶级利益与性别利益一致,忽视了两者的差异。沃克创立妇女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黑人民族解放运动中黑人男性无视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无人为广大黑人妇女发声。在沃克看来,种族利益或阶级利益并不能等同于黑人妇女的利益,黑人妇女急需能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理论指导。于是,妇女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总的来说,沃克的妇女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并行不悖,甚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某些观点,有其先进性,但沃克的妇女主义也有其局限性。
  民族压迫和歧视首先表现在文化上的歧视和不平等,因此沃克致力于挖掘非洲的文化传统,并努力地将以非洲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运用于其作品之中。在《紫色》中,沃克通过对耐蒂非洲寻根的描写及对非洲各种黑人文化传统的描写,充分表现了其弘扬非洲文化的非洲中心主义思想,但在某些方面沃克未免太过偏激或狭隘。如沃克借奥林卡人之口指出白人是黑人的后代,白人是犯了白化病的黑人。还有沃克还在耐蒂的信中提出“非洲人当年的文明要比欧洲人发达得多”,这不免让人觉得沃克在无意间营造着一种与欧洲中心论类似的非洲中心论的偏见。马克思主义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的文化,但承认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提倡落后向先进学习。在对非洲文化的传承上,沃克虽然觉得某些习俗落后,但仍不能大胆地将其彻底摒弃。如奥林卡姑娘塔希原本反对奥林卡女孩的成年仪式,拒绝在脸上刻下部落记号,但在部落被白人毁了之后,尽管危险,塔希却坚决要求举行这种仪式以表明“他们还有自己的风俗”.实际上,塔希最后还是“为她脸上的伤痕感到羞耻”.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帝国主义,主张维护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的权益,但提倡学习不同文明的长处,摒弃落后的文化。在这一方面,沃克的妇女主义还与其有一定距离。
  
  四、结语
  
  沃克的妇女主义理论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妇女解放斗争的特点,它超越了种族和性别的局限,不仅关心黑人妇女的生存状况,还关心包括黑人男性在内的整个黑人民族的健康发展,以争取黑人男女在性别平等前提下的大团结,实现整个人类的完整生存。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诉求即实现“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11]基本一致。《紫色》展示了沃克出众的文学才能,也充分表达了其妇女主义主张,建构了妇女主义文学传统和模式。沃克的妇女主义思想无疑为美国黑人妇女争取种族和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反种族主义、反性别主义是妇女主义思想的纲领,也是妇女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人道主义是其实现目标的策略;非洲中心主义可以看作妇女主义者达到目标的具体方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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