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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奠基人

添加时间:2017/04/20
  摘要:朱维铮先生立足社会存在的变化研究史学史的演变,关注经学对史学的作用,探讨了中世纪意识形态对历史编撰学、历史观念学、中外史学交流互鉴的影响。本文旨在探究朱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独特之处。
  
  关键词:朱维铮;中国史学史;实事求是
  
  朱维铮于1936年7月14日生于江苏无锡,20世纪50年代进入复旦历史系随陈守实、周予同研习历史,毕业后留校。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中国史学史、思想文化史、经学史的先行者之一,在执教复旦的50年里,有30年都在讲中国史学史,2012年3月10日病逝。
  
  一、社会存在决定历史编写形式
  
  朱维铮说:“历史的编写形式也是观念形态的一种表现,因而最终要由社会存在决定。”[1]这是其透过史书编撰形式、内容差异揭示社会变迁规律的秘诀。
  
  如,《国语》编写次序依据何在?有人说其以诸侯与周王的亲疏为序编写;也有人说其杂乱无章。朱先生指出《国语》编写次序总体上随霸业中心的移动而变化。春秋霸业中心从黄河下游鲁国、齐国转移到黄河中游晋国,后又转向长江中游楚国、长江下游吴国、越国。《国语》先记录了周王室的诸侯争夺,接着写春秋初期强势的鲁国,前期霸主齐国,中期霸者晋国,后期霸主楚国、吴国和越国。郑语夹于晋语、楚语间是由于编者意识到位于秦、晋、齐、楚间的郑国是霸业中心转移的关键。另外春秋上层以世袭贵族为主,战国秦相商鞅、楚相陈轸等士人渐成中坚。《国语》以各国公卿之语为主,《战国策》重游说者策谋,映射出春秋战国支配势力的演变。
  
  二、社会实践影响历史观念
  
  司马迁主持《太初历》是其天道观社会实践的基础。司马迁认为土星运行周期28年,这是他“三十岁一小变”实践的依据。《史记·天官书》载:“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2]
  
  朱先生说:“传统的中国医学文化,正如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诸形态一样……二者在人类文化既往过程中的典范性,确已由历史得到证明。”[3]儒家士大夫早认识到行医济世与兴利除弊逻辑上的一致。少年范仲淹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话虽成了失意士人的牢骚语,但却折射出历史真相。道家、阴阳家观念也得到了中医践习;《黄帝内经》含“法自然”,杂糅阴阳五行。同样,中华文化的永续发展也有赖科技实践。
  
  三、学随术变
  
  朱先生从学随术变出发探讨经史关系。学是探索未知事物。《白虎通》载:“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术重实践。《说文解字》中“术”本“邑中道也”,“术”古时通代高粱的“秫”,造字法上“术”解为在街上种高粱。中世纪官方学者认为经学即统治学说,术是君人南面之法。帝王重术不重学,史书为其服务方入正史。
  
  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班固始撰《汉书》,四年后被诬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从西域赶回申辩,呈全稿御览。明帝阅后认为《汉书》为帝王服务,赦班固,命他为兰台令史着《汉书》。明帝正确评定了《汉书》。班固虽是古文经学者却曲学阿世,不谈“天统”变不变,只从血统、符命、成王败寇角度证明东汉是西汉正统继承人。《汉书·叙传》载:“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辍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4]班固不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为终极目的,只为帝王述功德。功指统一天下,重建帝业。德是汉承唐尧火德。《北齐书·魏收传》对帝王出于政治需要,对极力管控近现代史编撰的描述极为露骨。高欢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5]李世民为玄武门之变找借口,使房玄龄、褚遂良等承旨写史,亲撰《晋书》宣帝向武帝纪、陆机与王羲之传示范。《晋书》因此得了御撰名衔。
  
  四、论从史出
  
  朱先生将乾嘉考据学风与唯物史观融合,终成享誉中外的史学名家。他强调论从史出,彻底否定了以论代史。
  
  他广搜资料并剖析史实指出《山海经》映射出巫史不分时代、区域、国家的情况;《水经注》详述变化的自然地理;《洛阳伽蓝记》有益于研究6世纪初中国与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交流史;《明实录》对边疆民族的记载比《明史》可靠,但成祖为掩盖夺位实情篡改了《明太祖实录》,给后人留下了谜团;清代考据学者旁征博引追本溯源,但夸大了史料的作用,过分地维护了古人。
  
  五、重视中外学术比较
  
  朱维铮认为:文化的时空连续性是比较史学的核心。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始于利玛窦来中国内地传教。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清廷开始大规模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这300年里,基督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是西学东渐的推介人。
  
  晚明“致良知”的阳明心学倍受青睐,也给利玛窦、罗明坚等在华传教提供了宽松的文化环境。李贽、徐光启不顾程朱非议改宗天主教。赵翼等汉学家打着复古旗号寻章摘句,但诗言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表达了其对清廷推崇程朱的抗议。这同早期西学反对中世纪有某种关联。《晚清学术的非传统化进程》明言:“清代学术在十九世纪初已出现非传统化的征兆。”[6]龚自珍是这种预兆的最先发声者。随后魏源据林则徐《四洲志》撰《海国图志》。甲午惨败严复译《天演论》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康有为接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否定“道统”,撰《孔子改制考》。梁启超《新史学》以进化论批判中世纪史学,要求重写中国史。20世纪初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将民主共和引入中国,发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李大钊、陈独秀等掀起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六、客观评价前代史家
  
  朱先生首先肯定了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是史家应有的素养,对史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又指出中世纪史识难以实现。中世纪的官方史家先为官后才为学者。假若史识涉及中世纪道德则就变荒谬了。刘知几的史学三长实质上是要别人也做优秀中世纪史家。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最重要的史着,评书即评人。《资治通鉴》的通、实奠定了其历史编纂学的地位。通是恢复《左传》年经事纬,突破了当时僵化的纪传体。实指忠于史料还原历史真实。鉴是缺陷,以史为镜寻觅现成方案解决眼前问题,导致了实践自欺欺人。司马光没能跳出中世纪道德的束缚。
  
  袁枢精通历史且不乏见解,但其仍受到根深蒂固的封建史观的禁锢。朱先生评《通鉴纪事本末》:“全书除标题外,袁枢没有添加一个字。但编排本身,就表现出他不但熟悉历史,还有自己的识见。因而本书条理完备,能以事件为中心,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及其作用,依年代加以贯穿,显现于具体而生动的史实当中,对于初学历史和阅读《资治通鉴》的人很有帮助。但是,它取材没有超出《通鉴》,全书内容局限于政治和封建统治阶级人物的活动,经济问题仅有两则,文化史则完全阙如,专题之间也缺乏必要的联系;标题的遣词造句也刻意模仿《春秋》笔法,凡镇压农民起义必曰‘平',凡北朝打南朝必曰’寇‘,南朝打北朝则称’伐‘等,突出地显示了袁枢的封建正统史观。”[7]
  
  章炳麟在1928年以1922年分界一生自修了年谱。早年章炳麟在甲午时就开始积极接受近代西方学说。八国联军侵华使他对清廷绝望,进而开始革命。晚年章炳麟是“资产阶级右派”吗?朱维铮就在其《关于晚年章太炎---就“五四”后章太炎思想的札记》中坦言:“痛斥晚年章太炎属于’资产阶级右派‘,就忘了这一来便把同时代大批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因为他们那时也同章太炎一样,既憎蒋又恐赤。”[8]九·一八后章炳麟愤然发声同情爱国学生,支持驱蒋抗日的做法并未落伍。
  
  七、结语
  
  朱先生从社会存在出发,关心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重视史家实践,看重史料,论从史出,公允地评述了各时期史学流派代表。在细微之处为我们揭开历史真相,留下了众多富含思想史底蕴的史学史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朱维铮。中国史学史讲义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6.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1601.
  [3]朱维铮。中医学与传统文化---一个外行的若干观感[J].医古文知识,1996,(1):5.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4235.
  [5]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86.
  [6]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84.
  [7]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25-126.
  [8]朱维铮。走出中世纪[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