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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从倭”问题论略

添加时间:2016/10/22

  摘要:在中国史学界,所谓“倭寇”,一般指明朝时期骚扰抢掠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如作为一般知识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有关“倭寇”的释义即是如此。然而事实上,这种有关“倭寇”的“一般知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数百年之后再次揭开历史的迷雾,会发现所谓“倭寇”之主体即“从倭”实际上是一群被世人误读的在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特殊群体,他们演绎了一场与明王朝传统小农经济之间的殊死抵抗。

  关键词:明朝中后期;从倭;特殊群体;殊死抵抗

  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还是“一般知识”多以为明代倭寇的主体是日本海盗,就明代前期而言,这种认知洵可成立。而以此断定明中后期的倭患,则于史实颇有出入。揆诸史实,倭患可谓贯穿明代始终,但前期之倭寇多为日本之“真倭”,中后期则实以中国之“从倭”为中坚。从倭寇的影响而言,明朝中后期之“从倭”较之前此之“真倭”,对明代中国影响更巨,从倭的发展史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一部反抗史。

  一、“从倭”的真实身份

  数百年之后当我们再次翻阅历史的轨迹来钩沉史实,会发现那些似乎早已定格的问题,通过新的研究探索,会出现崭新的一面。今天再重新挖掘“从倭”的真实身份,会发现这一群体是中国社会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其代表着在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下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从 倭”这 支 队 伍 也 由 不 同 阶 层 的 中 国 人组成。

  (一)江浙破产农民《纶扉简牍》[1]曾经记载了明朝江南地区赋役繁重的情形。明朝江浙一带赋税尤其严重,超过其它地区约十倍。贪官污吏成风,任意盘剥农民,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况且江浙一带,多湖泊河流,灾荒频繁,但是收纳赋税却不论收成如何,一切取盈。《剑桥中国明代史》[2]曾经记载闽浙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使得大量自耕农破产,成千上万的百姓丧失生计,流离失所,这些破产农民便成为了倭寇入侵团伙和匪帮的理想新成。关于“从倭”的真实身份,明人郑晓曾经总结道他们是“迫于贪 酷、苦 于 徭 赋、困 于 饥 寒、相 率 入 海 从之”[3],最终“人民欲不起反抗,不可得也。”这些破产农民,最终很多依附于倭寇,众至数万。

  (二)中国沿海窝主

  当把禁海令写进了《大明律》,就注定了会有一场殊死的抗争。正常贸易受到限制后,窝主凭着深厚的根基,只要海外贸易受到干扰和限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冲破牢笼。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些“着姓宦族”便依靠自己的权势,窝藏货物,庇护倭寇的船只,他们上通官府,下役官兵,明朝的禁令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当倭寇进行劫掠时,他们假装不是与其做买卖,而是另一伙。当官兵出海擒获走私船时,这些人“又出官明认之曰:某月日,某使家人某往某处粜稻也,或买杉也,或是治装买疋帛也。家人有银若干在身,捕者利之”[4]。这些窝主反而栽赃于官军,而使“其官军之毙于狱而破其家者,不知其几也”[5]。当时人们叹息道,这些窝主巧言计行,屈于威而难辨,当地的官军都对他们无可奈何。朱纨整饬海防遭到窝主反抗,曾感叹道:“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6]

  (三)中国商贾大腕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海外贸易需求也持续增长。随着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的商人海外活动日益频繁。

  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讲到:“使有力者即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但是一道海禁令让所有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沿海地区商人百姓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其人众,其地不足以供,势不能不食其力于外,漳潮以番舶为利,宁绍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户为利,初皆不为盗。”[7]为了冲破牢笼,突破这一禁令,他们与明王朝殊死抵抗,冒死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海上交易。谈到明朝时期中国的商贾大腕,不得不提的是中国徽商王直。他也是明朝时期着名的“嘉靖大倭寇”的头目之一。“嘉靖十九年王直与许栋、许三兄弟勾引葡萄牙人络绎于浙海,并在双屿、大茅等地开港互市。”[8]

  王直、徐海、许栋等人都是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头目。为了增强自身的实力,更顺利地进行海上贸易,与明王朝进行对抗,王直大规模地将各种亡命之徒招致麾下。还有许多 “真 倭”归 至 门 下,以 致 “亡 命 之 徒 日 益 附之”[9]。海禁使得正常贸易受到限制,于是其便通过种种方式来私通贸易,最后形成“于是濒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10]的局面,形势日益严重。

  (四)中国沿海称兵者“沿海一带,人民不堪官吏压迫,多保据山海,聚众起事,反抗官府”[11]。明朝末年,政治腐朽,官吏欺压,沿海一带的百姓不堪重负,很多聚集起来一起反抗官府的压榨。“如邓茂七、叶宗留等是也;其中亦有与倭寇相结者,或互为犄角,如张琏、萧雪峯等是也;或入海逋逃,如吴平、吕尚四等是也。”[11]明朝政府政策的偏颇,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越来越多地中国人“从倭”。他们为了求得生存与明王朝殊死抵抗,在中国沿海一带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二、“从倭”的发展历程

  自元朝末年开始,“倭寇”便开始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元末明初,日本人时常趁机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抢掠,但因其时国力强盛,并未酿成大患。早在1308年,日本商船就开始“焚掠庆元(今浙江宁波),官军不能敌。”[12]到元朝末期,倭寇开始猖獗,“倭人连寇濒海郡县。”[13]

  明朝建立初年,倭患问题更加严重,《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日本倭寇入中国山东濒海地区,烧杀劫掠。终洪武一朝,载于《实录》的倭患一共达二十余次。这一时期倭寇主要为日本人,他们来到中国打家劫舍,抢夺财物,杀戮百姓,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都造成了一定危害,但是一直持续至嘉靖前期,倭寇侵扰虽时有发生,但终究没有造成大患。在日本海盗的带领和影响下,中国沿海居民感受到了参“倭”的种种利益,于是也逐渐参与其中,并日益成为主导。嘉靖年间,“倭患”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为朝野所共同瞩目:“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14]

  在史籍里,这已经是对从倭比较保守的估计了。谢杰曾惊呼:“濒海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10]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震撼的场面。无怪乎时人说:在曾经斩首的百余名倭寇中,只有一二成为真倭,官军为了得到赏赐谎报实情,将斩杀的中国人都上报为日寇。

  于是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中国人也。明朝中后期,越来越多的江浙沿海居民也相率入海从之,以至于后来形成“沿海贫民无一而非海寇之人也。”[15]由此可见,“从倭”这支队伍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完全占主导地位。

  “倭寇之乱”发轫于元朝,但直至明初,倭寇基本上尚未形成大患,倭寇之乱的频率平均每年不到1.7次,不论从发生规模和频率上影响都有限,到了明朝中叶及其后期,倭患波及地域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发生频率之高及其为祸之烈,已非此前可比。如嘉靖年间持续长达约15年的“嘉靖倭难”即为一显例。

  三、“从倭”泛滥的原因

  倭患可谓伴随着明王朝始终,那么,“从倭”日益壮大以及导致着名的“嘉靖倭难”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其一,朝政腐败,官吏欺压

  正如历史上的王朝都要经历兴荣衰退一般,彼时的大明王朝也已经是风雨飘摇。政治环境十分腐败、宦官当权、官吏欺压。赋税沉重、徭役繁苛。“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税所致’。”[11]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如天启年间的大宦官魏忠贤,其家族占有的田地就“不下万顷”。土地兼并日益加剧,导致了“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16]。皇室贵族和官僚地主享有优先免赋税的特权,这样又把沉重的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和一般地主身上,激化了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奋起反抗,一部分无法靠正常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耕种为生的农民便只得被迫加入沿海倭寇之列。

  其二,厉行海禁

  如果把从倭的发展壮大比喻成一场战争,那么厉行海禁就是促使这场战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厉行海禁遏制了正常的海外贸易,断送了明朝靠海洋为生的居民的任何希望,直接引起了闽浙沿海民众的反抗。江浙沿海一带的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靠,无法生活,这样便激化了社会矛盾。当时江浙百姓流传着一句词谣:“罢市舶,则利 孔 在 下,奸 商 外 诱,岛 夷 内 讧,海 上 无 宁日矣。”[17]参加过“平倭”的谭纶曾说:

  闽人濒海而居者不知凡几也,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海上方千里者不知凡几也,无中国绫绵丝之物则不可以为国。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者愈众。私通不得则攘夺随之。昔人谓:弊源如鼠穴也,须留一个,若要都填塞了,好处俱穿破。意正在此。今非惟外夷,即本处鱼虾之利与广东贩米之商,漳州白糖诸货,皆一切禁罢,则有无何所于通,衣食何所从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贼也。[18]这段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使得沿海民众失去赖以生存的途径,最后无法维持生计由从事海上贸易发展为“从倭”的轨迹。

  其三,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开 拓 海 外 市 场 的需求。“海者,闽人之田”,闽浙地区百姓世代以出海贸易为衣食之源。明朝中后期,江浙沿海一带商品经济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些丝织场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关系。“富家以资,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聘彼远国,易其方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19]

  这些丝织场需要更广阔的市场,海上贸易渠道是沿海居民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渠道。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大海养活了数以百万计的沿海民众。但是明朝政府实施“片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20]的海禁政策,禁止一切私人贸易,这就势必会引起百姓的反抗,于是“有私下番贸易及出境与夷交通者”[21]。正如徐光启所说,“官市不开,私市不止”,“私市”到了明朝中后期便演变甚烈的“倭患”,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四、“从倭”的性质及其影响

  (一)“从倭”的性质

  判断一支队伍的性质,主要看谁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从倭”这一群体从出现到不断壮大并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是与当时国内外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它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新兴的利益集团。“从倭”这支队伍是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农民为主力,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市民百姓在内的多阶层人民,这场抗争是其领导的反抗固有的小农经济及其海禁政策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之一,他们代表着中国古代社会刚刚萌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白银货币化浪潮的兴起,民间的商人海外活动日益频繁,这需要开拓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国内政治环境的不支持,一道“禁海令”将原本合法的海外贸易变成了违法,将从事合法海外贸易的商人变成了违法的“倭寇”。

  (二)“从倭”的影响

  “从倭”这个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发展是明王朝腐朽统治的真实写照。明亡以后,明遗民以及清统治者无不在从多个角度分析其灭亡的原因,得出的结论都是明朝灭亡实属必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亡已决矣”。可以说,腐朽统治是“从倭”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明朝政府政策的偏颇,使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越来越多地中国人“从倭”。“从倭”的泛滥,充分暴露了中国当时统治者的骄奢腐败,从根本上瓦解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者的根基,进一步促使了腐朽的明王朝统治走向崩溃。

  如果说日本“倭寇”的入侵是一场侵略斗争,那“从倭”的泛滥,就是一场反压迫的抵抗,体现了一种压迫与反压迫的“反抗精神”。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迫切需求,是中国当时社会情况的一种写照和反映。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从倭”队伍越来越庞大。“从倭”对于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百姓的生活境况与需求,在腐朽专制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下,要求互市的商人和走投无路的百姓必然要奋起反抗。

  五、结语

  从古至今,纵观中国人对倭寇观念的变化,每个阶段的观念各有些差异。当前我们再次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又给了它新的诠释。

  在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的组成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从倭”占主导作用使得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倭”泛滥体现的是百姓在压迫下求生的“反抗精神”,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百姓的生活境况与需求。其实,只要战争存在,就会对社会安定带来严重影响,就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在今天看来,在明朝倭寇中谁主谁次,谁是谁非,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在后人看来,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故事背后的原因。“从倭”泛滥,逼上这些中国人加入“倭寇”之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没有人一开始就想走上这样一条路,也没有人愿意背上这千古的骂名。一定时期的社会现象是由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状况所决定的,站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去分析就能找到原因。

  中国五千年代的历史文明,有很多是值得我们铭记、借鉴的地方。在当下,重新审视“倭寇”问题,找出根源所在,不仅有利于发展中日两国的睦邻关系和中日友好交往,而且对于中国的社会发展仍然有重大意义。一切结果都是原因所导致的,有原因才会有结果,要找出事物的根源所在,只有这样才能以史为鉴,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国家才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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