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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事件再研究

添加时间:2017/02/20
  摘要: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爆发。皇姑屯事件不仅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严重事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皇姑屯事件的发生,对当时中日两国的政局及两国间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围绕皇姑屯事件的相关问题再次进行历史思考。
  
  关键词:皇姑屯事件;张作霖;日本;奉天当局
  
  1928年6月4日晨5时23分,因与蒋介石的“北伐军”作战失利,奉系军阀张作霖不得不决定撤军关外。当张作霖乘坐的返奉专车,途经奉天城西皇姑屯车站东,南满铁路与京奉路交叉处的三洞旱桥时,遭日本关东军暗算。吴俊升当场被炸身亡,张作霖身负重伤,救回帅府,旋即殒命。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即皇姑屯事件。历史的烟云早已消散,历史的遗迹仍然还在。今天,沈阳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两洞桥依然保持着昔日的模样。在皇姑屯事件发生88年后的今天,围绕皇姑屯事件的相关问题,仍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再去考证。
  
  一、皇姑屯事件爆发的历史根源
  
  张作霖之所以能成为称霸一方的“东北王”,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是分不开的。为获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张作霖奉行亲日政策,有时甚至不惜出卖东北的某些权益。而日本人之所以要扶植张作霖,也无非是想通过他来巩固、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但随着张作霖势力的不断壮大,张作霖对日本人步步紧逼的做法十分不满,对日本提出的种种扩大侵略的无理要求,常常采取抵制态度。如张作霖始终不承认“二十一条”中有关东北的条款;对于郭松龄反奉期间与关东军签订的草约,事后也予以推翻;而《满蒙新五路协约》最后也没有签署,等等。另外,张作霖还不顾日本人的反对,自建被称作是“满铁平行线”的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和吉海(吉林至海龙)铁路,并准备在葫芦岛筑港。张作霖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引起日本人的极大不满。在如何处理张作霖的问题上,田中内阁和关东军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田中主张继续利用张作霖,而关东军则将张作霖视为实现日本“满蒙政策”的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定要杀死头目,看透了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1](P.217-218)于是,在出兵锦州的计划受挫后,关东军便开始着手谋划除掉张作霖。从表面上看,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的目的就是要除掉张作霖。但实际上,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历史根源在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的侵略中国的基本国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在皇姑屯事件后,河本等人的阴险意图之所以没有得逞,除了因为日本侵略者内部意见不统一、有关方面尚未准备就绪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奉天当局在事件发生后妥善应变,使日本侵略者无隙可乘。
  
  二、皇姑屯事件后,奉天当局处变不惊暂时致敌无隙可乘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还在关内处理20万奉军北撤等事宜,在奉天仅有省长刘尚清、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等主持政务。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省城奉天,众说纷纭,人心惶惶,都预感将有战事来临。刘尚清、臧式毅等人也预感到形势的危急,一面急电张学良,告知张作霖遇难的消息,并督促其“速回奉料理善后”.一面与原吉林省长王树翰等政要紧急商议对策,采取了一系列妥善的应对之策。首先,严密封锁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密不发丧,以安定人心,稳住局势,同时防止日本人乘机寻衅。为此,特由奉天省公署对外发表通电,称“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道,桥梁发生爆炸,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亦安谧如常。”[2](P34-35)与此同时,刘尚清、臧式毅等人与帅府人员紧密配合,共同制造张作霖未死的假象。这些举措使日本方面摸不清虚实,始终未敢轻举妄动。其次,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奉天当局很快就知道了事件系日军所为,于是有人提议应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但刘尚清、王树翰等人认为当前最为关键的是稳定住局势,遂决定对皇姑屯事件采取“冷处理”的策略,暂时不再追究事件的真相。随后,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多CENTURY起爆炸案,并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外非法设卡,盘查行人,制造紧张空气。同时,日军还在奉天城郊揽军屯一带平整土地,准备修建临时军用机场,并借口维持治安,向奉天附近调兵,随时准备伺机而动。面对日军的军事威胁和挑衅,刘尚清等人继续采取忍耐、克制的态度,严令各方“无论有任何理由,不许与日本军生事。”[3](P.48)而且,为进一步稳住日本人,刘尚清还于6月9日在省公署宴请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日本政要,并发表了一番亲日演说,称:“愿中日两国继续‘亲善',勿因无根之言,致生疑虑。”[4](P.34-35)最后,刘尚清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愿意悬挂青天白日旗,服从国民政府。并希望南京方面不要对东北用兵,以免日本人趁机进行武装干涉。而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北京后,便立即宣布“北伐”结束,这也使日军武装干涉的计划落空。
  
  三、奉天当局妥善应变,并不能从根本上断绝日军侵华的野心
  
  由于奉天当局处变不惊,妥善应对,为张学良赶回奉天主持大局赢得了时间。6月17日,张学良乔装易服,秘密潜回奉天。1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职,控制住东北的局势。河本大作等人所期待的混乱局面终未出现,这就使其企图乘乱出兵占领东北的阴谋无法实现。从这个结果上看,东北当局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所采取的应变措施是得当的,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东北当局的妥善应变,只是成功延缓了日军武装侵华的时间表,并不能从根本上断绝日军侵华的野心。相反,东北当局的忍耐和退让,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军侵华的气焰。在皇姑屯事件中,日军炸死的并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不是东北军的一般将领,而是叱咤风云的“东北王”张作霖。当时在东北有很多日本的侨民,日方也害怕东北军会采取报复行动。但在东北当局已经确认炸死张作霖的元凶是日本人的情况下,东北当局不仅没有表现出强硬的反应,反而一味地忍耐和退让。东北当局的这种态度和反应,很快打消了日本人的担心,也让他们很得意。所以,东北当局的忍耐和克制,是东北当局审时度势后为稳定局势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策略,也是东北当局为避免战争所能采取的最好策略;但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就不可避免地会助长日本人的气焰,使日军的行动更加嚣张。
  
  四、皇姑屯事件成为“陆军干预政治的开端”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为了掩人耳目,按计划在炸车地点布置了假现场。他们将事前抓来的两名中国人处死在现场,并在尸体旁摆放了两颗小炸弹及“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残片一件和私人信封两个,企图将炸车的罪名嫁祸于中国南方军队。6月12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也称爆炸事件的制造者“当系南方之便衣队员无疑”.[6](P.21)但有关皇姑屯事件的各种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关东军嫌疑最大”的传闻也很快传到东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引起很大反响。以日本政坛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已经预感到事件很可能是日本关东军所为,并主张要对此严肃处理。而本打算继续利用张作霖的田中首相也对此变故感到十分懊恼,他上奏天皇说:“我想我帝国陆军中多少有凶手的嫌疑,目前正令陆军大臣进行调查。”[7](P.538)并表示:“万一与日本军队有关,一定交军事法庭进行严肃惩处”.随后,田中特别派遣宪兵司令官峰幸松少将前往奉天进行调查,并很快查明了事件真相。这时,本应按田中向天皇上奏所说的那样,将此事交由军事法庭进行审理和处罚,但此举遭到陆军的强烈反对。陆军认为:“如果召开军事法庭会议,势必要使事件的内幕公诸于世,其后果不仅会影响到日本军队的信誉,而且也会有损于日本的国际威望”.[8](P.34)陆军建议,为避免发表事件真相,最好是在国内秘密地对相关责任人予以行政处分。另外,田中所领导的政友会中的实力派也都坚决支持陆军的意见。在此情况下,田中最终采纳了陆军的意见,决定掩饰调查结果。他上奏天皇说:“鉴于事件发生于关东军守备区域,乃进行慎重调查,然可确认其真相之证迹一无所获,于我军部军人中亦未确认出与之有关者。……鉴于无重大影响波及他者,故依行政处分,匡正军纪。”[8](P.34)天皇对田中前后态度的突变颇为恼怒,并表示出极端的不信任。而田中也感到在天皇面前信誉丧失,便提出了辞职。田中内阁虽然因皇姑屯事件而垮台,但天皇还是批准了为回避公开事实真相而不作严厉处理的方针。结果,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大作仅受停职处分,不久又被日本政府选为“满铁”的首席理事,而事件的真相却依旧被掩盖。这样,这场持续一年的大争吵,终以陆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自此,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侵华活动不断升级。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皇姑屯事件实为“陆军干预政治的开端”.此后,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不断制定新的侵华方案,并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一系列事端,最终一手策划和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从而拉开了武装侵略东北的序幕。
  
  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十余年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但大量事实表明,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毒瘤尚未根除,右翼势力的活动却愈演愈烈,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依然存在,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责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希望中日两国人民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也希望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参考文献:
  
  [1][日]河本大作。我杀了张作霖//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M].1981.
  [2]陈崇桥、胡玉海。张学良外传[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3]河本大作笔供//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一卷)[M].中华书局,1988.
  [4]陈崇桥,胡玉海。张学良外传[M].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
  [6][日]森岛守人着。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M].中译本,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7][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册)[M].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
  [8][日]臼井胜美着。中译本,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M].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