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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社会冰嬉运动的兴盛与消失

添加时间:2021/08/05

  摘    要:冰上运动在我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追寻,然而被作为"国俗"则仅在清代社会出现。清代社会的冰嬉运动起源于满族的生产生活需要,其后随着军事、政治、文化等原因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乾隆时期达到了兴盛。梳理冰嬉运动在清代社会由产生到兴盛再到消失的过程,对我们了解清代社会的发展、了解体育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对冰嬉运动在清代社会的发展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在冰嬉运动的产生过程中,独特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冰嬉运动的形成,族群共同体的建构丰富了冰嬉运动的内涵;冰嬉运动的兴起,离不开其所具有的军事与符号象征及强化族群记忆功能;冰嬉运动因清代社会文化的式微与异变、捉襟见肘的财政与强弩之末的政治而逐渐消失。

  关键词:冰嬉运动;清朝;地理;族群;符号;文化;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ice sports i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to pursue, but as a "national custom" only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society.The ice hippie move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needs of the manchu people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n developed further with the milit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asons, and reached its prosperity in the qianlong period.It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culture and society to comb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emergence, prosperity and disappearance of the ice hippy movement in the Qing society.This study used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to sort out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ice hippie movement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found that: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ce hippie movement.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mmunity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ce hippie movement.The rise of the ice hippie movement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its military and symbolic functions and the function of strengthening ethnic memory.A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decline and chang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ice hippie gradually disappeared due to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the exhausted politics.

  Keyword:ice hippy; Qing dynasty; geography; ethnic groups; symbols; culture;

  从《隋书》载"北室韦,气候寒冷,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新唐书》载"拔野古,产良马,俗嗜猎射,乘木逐鹿冰上",到《明宫史》记载"至冬冰冻时,可拉拖床。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三四人,行冰上如飞",可知,冰上运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然而受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民族等差异影响,不同朝代的冰上运动显然各具特色,清代时期的冰嬉运动更是在统治者等主体的推动下迎来了兴盛。根据《汉语大辞典》中所提到的"清代冰上运动,源于满族习俗"可知,清代的冰嬉运动有其民族性特征,即其起源可追溯至满族。虽然有关清朝的历史时间在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为了更系统地梳理清代社会的冰嬉运动、探明其发展的内在原因,相关学者所提出的"清朝自身的历史理应从努尔哈赤起兵创业为开端,直到最后一个皇帝宣统退位,其历史才全部完结"[1]为本文提供了参考。冰嬉作为清朝的"国俗"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满族文化及民族特色,其规模与形式随着清代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冰嬉运动从产生到兴盛到衰落的过程反映了不同阶段清代统治者偏好地同时,还反映了清代社会的发展。作为中国封建时期最后一个朝代,梳理清代社会冰嬉运动的发展,为我们了解古代、思考近代及现代的冰上运动发展提供了参考意义。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即将举办,我国的冰上运动无疑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而"以史为鉴"、发现冰上运动在发展中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与价值,则对推动我国的冰雪运动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 清代社会冰嬉运动的产生

  1.1 独特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冰嬉运动的形成

  满族的构成与发展有其特殊性,从其起源地来看,该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源于东北地区。虽然"人的生活方式是特定区域中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然而地理环境对民族或群体行为选择、文化构成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尤其在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人们为了适应自然环境所采取的行动有其地理区位的必然性。东北地区广袤的土地、四季分明的气候等,决定了满族主要围绕"渔猎和农耕"展开了生产生活。同时,由于东北草原土壤多为肥沃的黑钙土,气候变化非常大[3],冬季冰雪覆盖时间长,为了适应冰雪环境、满足生产生活所需,"工于鞍马,精于骑射的民族特技"的满族先人由此创造了冰上运动,并将之常态化地融入日常生活中。正如"冬春之际,冰雪载地,凡薪米器用,皆用冰床载用,犬数十,负之而行,驱以长鞭,弛数百里,遇冬日坚冰,足蹈木板溜冰而射,其妇女尤善伏孥捕貂"[4]所描绘的,冰上运动被满族先人所广泛掌握,其中女性更在冰上运动中拥有自己的特长。随着满族先人对冰上运动相关技艺掌握的日臻娴熟,不仅成年人,青少年也在很早便被传授滑雪器具的制作技艺,而且相关器具也随着生产、生活、军事等需要而不断发展,冰床、冰滑子、冰刀等的应用便是证明。独特的地理环境影响了满族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形成,满族独特的民族性又促使满族人民在适应冰雪环境中掌握了冰上运动技能,冰嬉运动也在冰上运动的生活化普及、宗教化传播及军事化应用中逐渐兴起。除了日常生活中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冰嬉运动也被民间寄予了宗教、信仰等价值。例如"清代满族妇女中流行着一种'轱辘冰'习俗,在东北的部分城市和乡村,在江河湖泊、水井旁边等有冰和雪的地方,每到正月十五就有人参与这项运动,以表达祛害祈福、追求安康的美好愿望"[5].冰嬉运动的兴起除了有生活化的应用、宗教化的族群信仰寄托外,在其发展过程中,来自顶层的政治支持无疑为其有序及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冰嬉运动得到顶层重点关注,则主要通过军事应用为契机。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在墨尔根城被困,"时有费古烈者,所部具皆着乌拉滑子,善滑行,以炮驾爬犁,沿脑温江冰层驰往救,一日行七百里。时城垂陷,满兵至,巴尔虎特尚弗知。及炮发,群疑兵自天降,围始解"[6].有此一番经历,努尔哈赤意识到冰上运动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冰雪地区战争的军事作用,冰上运动由此被纳入日常的军备训练中并被后代统治者所长期延续。随着冰上运动在民间的普及、军队的推广,生活与政治之外的娱乐化冰嬉运动也逐渐兴起。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在盛京附近的太子河上举办了第一次冰上运动会,据《满文老档》记载:"乙丑年正月初二日,汗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及其福晋、蒙古诸贝勒及其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等,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7]通过对满族冰上运动的系列梳理,可以发现,地理环境在促进满族发展冰上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独特的冰雪环境,激发了满族先人寻找适应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需求。随着冰上运动技术及相关设备技艺打造的日臻成熟,冰上运动不仅得到了生活化普及,而且被创造性地结合到习俗信仰中,并获得了民间的广泛参与。然而一项运动仅获得民间支持显然是不够的,顶层政治的认可构成了其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动力。以速度和战力等获得了顶层认可的冰上运动,在军队中的普及与推动无疑增强了其权威性。在生产生活、军事征战之余,娱乐化的冰嬉运动应运而生,逐渐兴起的冰嬉运动,除了具有生活化、宗教化、军事化、娱乐化等内涵,在满族政权的发展中也逐渐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政治性。

  1.2 族群共同体的建构丰富了冰嬉运动的内涵

  满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民族,而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据史书记载,满族被记录下来的最早的先人被称为"肃慎",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以狩猎为主,后期随着时间更迭名称也发生了改变,从汉代"肃慎"被称为"挹娄",到北魏时期肃慎中的勿吉部兴起,再到北齐时期的勿吉又称靺鞨,其后随着靺鞨的逐渐壮大,辽代的契丹人称之为"女直(真)",此后"女真"一直沿用至辽、金、元、明时期;十三世纪初,留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分为黑龙江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三大部分[8].随着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八旗制度应运而生,"满文"被创制并得到推广。在八旗制度中虽然其构成主体为女真,然而也包括一些其他民族,长期的共同生活使他们融为一体。至1635年皇太极宣布定族名为"满洲",满族由此出现在历史舞台。通过对满族在发展历史中的名称转化及族群、部落等统一,可以发现,满族的构成并不是单一、静态的而是丰富且逐渐形成的共同体。虽然构成满族共同体的内部族群和部落在生产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然而渔猎民族与游牧民族所具有的文化亲缘性提升了民族间的认同,正如努尔哈赤所说:"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式、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而衣饰风俗尽同一国也!"[9]由此可见民族间的相似性促进了共同体的建立。然而仅仅外在的相似显然不足以支撑不同族群的管理,由满族、蒙古族、汉族组成的八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暗含不同族群文化共存的差异性。在扩大领土、建立统一政权的过程中,在差异性中寻找共性、促进各族群的交流等便成为提高共同体凝聚力的途径。冰嬉运动作为不仅具有丰富的趣味性、多样性、集体性而且具有满族原创性等特征的体育运动,在此期间便成为了促进民族间交流、融合及认同的渠道。体育的政治性、外交性在冰嬉运动兴起之初便已现雏形。在努尔哈赤举办的第一次冰上运动会中,通过其中女子冰上赛跑项目的奖项设置,便可发现当时冰上运动已具有了民族间的政治交流意味。在三轮奖项设置中,据《满文老档》记载,第一轮"将头等银各二十两,二等银各十两,置于十八处,令众汉官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第二轮"将每份二十两银置于八处,令蒙古众小台吉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八名妇人,各赏银十两",第三轮"将每份银二十两、金一两置于十二处,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之众福晋等奔跑,众女儿、众贝勒之妻及福晋等先至而取之,蒙古众福晋落于后,故赏此十二妇人金各一两、银各五两"[10].根据记载可以发现,当时的冰嬉运动不仅有女真,而且有汉族、蒙古族参与其中,且在冰嬉运动兴起之初便鼓励女性参与其中。冰嬉运动在兴起的过程中,从其政治性视角出发,不仅有促进族群间交流、加强族群间联系、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等作用,同时也有保持其民族特性的考量。1636年,皇太极建国号为"大清",满族迎来了发展的新篇章。随着"大清"国土的不断扩张,其所统治的区域和民族也逐渐增加,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也面临着自有文化和民族性的弱化。为了维持民族特性,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的保持便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正如皇太极曾说"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当时的冰嬉运动虽尚未正式成为国俗,然而其所具有的民族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大清"发展过程中,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决定了冰嬉运动属性的多元性。在族群、部落的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力量虽能起到规制作用,但在统治后的管理中必然离不开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冰嬉运动作为文化的一种,在"大清"社会结构建构中,因其所具有的民众参与基础,以及军事性、政治性、交流性、民族性等属性而得到了"从上至下"的重视,可以说,其产生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映照。

  2 清代社会冰嬉运动的兴盛

  2.1 兼具军事与符号象征意涵的冰嬉运动

  继皇太极建国号为"大清"后,清代在其后迎来了一段快速扩张的时期。从顺治至康熙期间基本形成全国统一的局面,到雍正、乾隆两朝进一步稳固统一局面[8],冰嬉运动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地位提升,并在乾隆统治时期取得了质的飞跃。虽然清初的一段时期,因为忙于征战而导致冰嬉运动并未频繁开展,平常的冰嬉活动时间及地点等具有不确定性,但据史料记载,每年阴历十月检阅八旗兵滑冰之术的制度[6]在清初已形成并被继承下来。由此可见,冰嬉的发展在清初并未间断,且在"大清"统一全国后被坚持了下来。随着国家发展逐渐步入正轨,乾隆时期的冰嬉运动也迎来了发展巅峰。在原有的"国语、骑、射"基础上,乾隆将冰嬉运动纳入"国俗"之中。无论是1754年冰嬉运动被正式定为"年例"和"国俗"、1767年冰嬉被编入《皇朝通典》,还是即便1786年乾隆皇帝的生母仙逝治丧期间,乾隆也从未缺席"年例"[13],均反映出冰嬉运动在乾隆时期受到了高度重视,并得到了迅速兴起。冰嬉运动的兴盛可从文人墨客等的诗词画卷中窥见一斑,从乾隆所做的《冰嬉赋》到金昆等绘制的《冰嬉图》等,均生动反映或刻画了冰嬉运动开展的热闹场景。在乾隆看来"冰嬉为国制所重",为发展冰嬉运动,乾隆时期不仅确定了每年举行冰嬉大典的时间、地点、人员、规则、项目等,而且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例如成立"冰鞋处",士兵叫"冰鞋"、其饷银叫"冰鞋饷"、教练叫"冰鞋教习"[14].乾隆时期的冰嬉运动因皇帝的重视与支持、国家的财政及政策等保障,不仅在项目形式上有了创新发展,而且在意义指向上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除了冰嬉运动的竞技性、娱乐性,冰嬉运动所蕴含的军事性、外交性等政治功能也成为其获得统治阶级支持的重要原因。冰嬉运动兼具强军凝聚功能。冰嬉运动兴起之初,虽有生产生活的考量,同时也离不开其军事作用,可以说,冰嬉运动以其军事功能得到了统治者关注进而获得了宏观支持。清代的冰嬉运动在乾隆时期迎来了发展巅峰,离不开其所具有的军事训练、笼络人心等功能。乾隆时期的冰嬉项目都是集体项目,即出于强化军队组织合作、技能配合、精神培养等思考而开展并组织赛事。在冰嬉大典中,抢球、抢等、转龙射球作为主要项目受到欢迎。无论是抢等中"所着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15],还是抢球中"兵分左右队,左衣红,右即衣黄。既成列,御前侍卫以一皮球猛踢之至中队,众兵争抢,得球者复掷,则复抢焉。有此已得球,而彼复夺之者;或坠冰上,复跃起数丈,又遥接之"[16],都要求参赛组内具有默契的组织配合与高超的冰嬉技能。除了军事训练、技能培养及鼓励等目的,冰嬉运动也被作为统治者凝聚军心的途径。冰嬉大典的举办时间一般都是在年尾,乾隆之子嘉庆帝曾提到"冰嬉之制,藉习武以行赏赉,示嘉惠兵丁之至意。每岁冬月,简八旗子弟角艺液池,皇父亲御冰床,第其高下,以次颁赏,勇者特旌,余皆均赐。所以鼓励而激劝之者,即一较技间仰见仁至而义尽焉"[17].从中可知,赏赐在此时具有政治上的聚拢军心意义。冰嬉运动成为国力的象征符号。清代社会在康乾时期迎来了发展盛世,邻国派遣使者朝拜清政府便成为清代国力强盛的反映。据《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载,"土尔扈特郡王车凌德勒克、和阗所属玉陇哈什四品阿奇木伯克莫罗穆弩斯、朝鲜国王使臣李在协、副使鱼锡定、暹罗国正使帕史滑里逊通亚排那赤突、台湾屋鳌总社番头目华笃哇哨、阿里山总社番头目阿巴哩等人于西华门外瞻觐"[7]同乾隆一起观赏了冰嬉。乾隆认为"西北新藩称旧臣,……冰嬉仍寓洁戌训",在冰嬉中所展现出的技艺、组织能力等构成了当时清朝国力的象征符号。大清从初建立到迎来发展巅峰,其综合实力的提升也促进了冰嬉运动的发展。冰嬉运动以其娱乐性、竞技性、生活性等特征而得到了民众欢迎,更以其所具有的强军凝聚功能及国力象征符号等政治性而获得了统治者的关注与支持,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冰嬉运动在乾隆时期迎来了发展高峰。

  2.2 满汉融合中强化族群记忆的冰嬉运动

  一个朝代的发展过程也是文化的发展过程。在清朝发展的过程中,其民族文化也随着征服领土的增加、多民族文化的碰撞融合而发生了改变。虽然满族统治者试图坚持"因俗而治""混而不过"[19]以尊重被征服民族的独特性并维持满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然而"文化的汲取与借鉴往往是伴随着征服战争并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取"[9],为更好地管理汉族区域,满族文化随着清朝所征服的汉族区域增加,融合汉族文化成为必然,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满族民族特征消减也成为大势所趋。随着清代社会的逐渐稳定和形成大一统格局,满族进一步与其他民族实现了文化融合,尤其受到人数较多的汉族影响。经过几十年的文化融合后,满族文化解构、满洲人族群记忆淡化等现象引起了统治者的关注。满族民族性的弱化与清政府所认定的"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显然是相悖的,为提高满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乾隆时期便开始了强化"首崇满洲"的方针。即便雍正时期就已意识到"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21],然而乾隆还是想要通过改造八旗、汉军出旗、发扬满族传统体育等,以期达到强化族群记忆、族群意识、族群认同的目的。其中,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表征着族群记忆和精神传统的身体实践,同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达也隐喻一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哲学思维方式"[22].满族的民族传统体育主要以骑、射、冰嬉运动为代表,在乾隆时期将冰嬉纳入"国俗"后,冰嬉运动便成为了鼓励满族群体参加身体实践以强化族群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冰嬉运动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被普遍举行,例如《帝京岁时纪胜补笺》记载:"什刹海、护城河冰上蹴鞠,则皆民人练习者。"然而皇家所举办的冰嬉大典的参加者则主要为八旗子弟,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政治性等内涵,据《皇朝文献通考·乐考》记载:"冰嬉,每岁十月,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规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球架等项。至冬至后驾幸瀛台等处,陈设冰嬉及较射天球等伎。分兵丁为二翼,每翼头目十二名,服红、黄马褂,余俱服齐肩马褂。射球兵丁一百六十名,幼童四十名,俱服马褂,背小旗。按八旗各色,以次走冰、较射"[23].乾隆时期所举行的冰嬉大典已不仅仅是政治强盛的表现,而且蕴含着族群记忆维护与强化、民族独立性保护的意味。民族的发展过程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民族文化的缺位无疑将导致民族发展的异化。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对发型、服饰、仪式等的坚持实则就是对满族文化坚守的表现。虽然国家的统一使得战士不必再如早期一般奔赴战场,然而满族民族本性的"尚武精神"在统治者看来是不容被遗忘的,勇武者成为冰嬉运动中被推崇的对象。正如《帝京岁时纪胜》记载,冰上蹴鞠"每队数十人,各有统领,分位而立,以革为球,掷于空中,俟其将坠,群起而争之,以得者为胜。或此队之人将得,则彼队之人蹴之令远,欢腾驰逐,以便捷勇敢者为能。将士用以习武"[23].随着满汉文化的融合,虽然清政府吸收了儒家文化的部分思想,但对于有着民族独立性意识的统治阶级来说,能否保持其民族主体性及独立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尤其在满汉文化融合中,面对满洲人被普遍汉化而逐渐淡忘族群记忆的情况,这引起了统治者的高度警觉。系列对汉人地位的界定等,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族群边界标示作用,然而潜移默化的汉族文化已深入到满洲人的行为习惯中。这时通过冰嬉运动等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实践、身体参与等强化民族意识、民族认同,便获得统治阶级的支持。由此,出于强化族群记忆的考量,冰嬉运动在乾隆时期成为了强化族群记忆、恢复民族意识与认同的重要途径,并得到大力支持。

  3 清代社会冰嬉运动的消失

  冰嬉运动从产生到消失的过程,可以说与清代社会自崛起至没落过程具有同步相似性。冰嬉运动在乾隆时期迎来了发展的兴盛后,自嘉庆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乾隆之后继承了皇位的嘉庆,在统治之初也继承了冰嬉运动的举办,然而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致使嘉庆期间的冰嬉不仅活动举办次数锐减,名称上也由"冰嬉"改为"冰技".至光绪期间,虽也曾试图组织冰嬉并曾下令"(内务府)三旗护军营官兵等由十二月初一日起至正月二十日止,暂行止差,以备演习,俟后差竣时各回本营当差可也"[7],然而当时的冰嬉不仅在参与成员上由八旗变为三旗、参赛队员不再是专职,而且时间及规模上也与乾隆时期相距甚远。造成这种结果既有统治能力不强的原因,也有满汉融合中满族文化式微、官场文化异变等原因,同时也与财政入不敷出等原因有关。

  3.1 民族文化的式微与官场文化的异变

  国土面积扩张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尤其对清代社会中多民族共存于同一统治场域的情况更是如此。随着全国统一局势的稳固、康乾盛世的发展,清代社会在一段时期内迎来了文化的大融合、大发展时期,虽然雍正、乾隆等统治者曾意识到在满汉文化交融中可能出现满族文化弱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并采取系列措施以维持族群记忆、提高民族性。然而在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下,满族文化在此期间逐渐式微似乎也有其历史必然。尤其在满汉融合过程中,农耕经济及文化的推广在生产生活上便改变了满族、蒙古族等以往的渔猎、游牧文化,进而弱化了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尚武"精神。当民族文化缺少了维系其生长的土壤,那么归属于民族文化的民俗活动、民族体育等也将随之逐渐消失。冰嬉运动便在"重文轻武"观念影响下,以及满族几代人的族群记忆淡化中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关于满族文化的式微,其国语的继承情况便是其生动的反映,乾隆至道光时期"翻译进士取中人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旗人自身满语能力的退化""旗人不晓满语在乾隆年间成为普遍现象"[26].当然,造成满族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削弱,进而导致冰嬉运动缺乏群众基础与统治支持的原因,除了与文化融合中民族文化的式微有关,同时也与管理文化的异变有关。贪腐现象是我国朝代发展中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清代社会发展中也不例外。满汉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同样在政治治理中显现。由于清朝统治者对满族利益的维护,所以在朝廷官员构成上,上层官员多由满族担任,而汉族多担任下层官员。这种民族性的维护虽看似强化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实则也无形中增加了民族矛盾,在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中过于强调民族主体性便极易造成其他民族官员对意识形态的低认同、低归属,进而产生"不为公利而为私利"的行为。户部奏"数十年来,军务倥偬,仕途混杂,朝廷崇尚宽大,而巧宦因缘为奸,遂致钱粮正款,视如私囊,任意亏挪"[27].除此之外,清朝政府在一段时期内对官员的道德禁欲主义强调而忽略人本需求的管理,本身也弱化了官员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进而产生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庸才排挤良才等官场文化异变现象。当冰嬉运动缺乏了支撑其发展的文化土壤,便同无水之木般失去了生长动力。在清代中后期,满汉融合下的满族文化式微及官场文化异变直接影响了清代社会的发展走向,"重文轻武"观念的渗透弱化了民众对体育参与的热情,"各自牟利"的现象使官员无心或无力从国家视角出发强化民族的勇武,同时冰嬉运动对地理和气温的独特要求也限制了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在文化的式微与异变中,冰嬉运动在清代社会也逐渐走向了消失。

  3.2 捉襟见肘的财政与强弩之末的统治

  广博的国土面积意味着强大的国力和征战能力的同时,还意味着庞大的财政开支。在管理中,合理规划财政收支、解决地方亏空等成为统治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清王朝统治早期,虽然雍正曾通过改革、整顿等方式在一段时期解决了地方财政亏空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财政在后期统治者中能够继续维持均衡。虽然乾隆对"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拱文奋武"[28]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冰嬉运动等带有军事训练功能的体育发展,然而无论是军事、南巡还是冰嬉大典举办等均需要财政物资支撑,这对本就存在财政亏空风险的王朝来说显然是难以为继的。当时大学士阿桂就曾指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殊难为继"[28].虽然"康乾盛世"为我们所称赞,然而乾隆后期所呈现出的腐败等已显现出清王朝的衰败之气。"监守自盗之案,康熙、雍正及乾隆之初,惟贪墨之尤者偶一犯之。自乾隆二十年以后渐渐多"[27].面对"官非官"只顾贪污腐败,"民非民"地方揭竿起义,"商非商"国外鸦片进入中国市场等现象,清政府的统治者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在财政治理中,"由于固化的财政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加之统治者应对方策失当与吏治败坏等因素的交互作用,地方钱粮亏空不可遏制地蔓延与恶化,终成财政肌体上的不治之症"[27];在人民治理中,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官员的庸才当道等,都增加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地方民族起义等出现便进一步增加了治理难度;在贸易治理中,鸦片的传入虽然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有学者研究发现"清廷鸦片烟外禁之时间应始于嘉庆二十年"[32],道光也曾明令指出"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仗徒"[33].然而官员与商人的勾结将国法置于不顾,为鸦片在中国的大量销售埋下了伏笔。清代社会中后期,本就不堪一击的国家财政因固化的管理模式、灾害频发的赈灾支出、官商勾结的贪污腐败等进一步捉襟见肘,日常管理支出尚且不能得到解决,清代社会也就更无暇开展冰嬉运动。同时,日益激化的民族间及官民间矛盾与军队官兵整体的军事能力下降等显现出社会环境的混乱,以促进凝聚力为目的的冰嬉运动在此时显然没有了组织基础和动员能力。在清代后期,国外侵略势力的强势介入与太平天国等民间起义的规模发展等,进一步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步伐,此时自顾无暇的统治阶级既无力维持国家独立性又无力伸张民族意识,在社会颓势之下,冰嬉运动逐渐被清代社会所遗忘。

  4 结 语

  冰嬉运动在清代社会从产生到兴盛再到消失的过程,不仅是一种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朝代的兴衰书写过程。最初以适应地理环境、开展生产生活为目的的冰上运动,随着其军事性、娱乐性、凝聚性功能的被挖掘而在统治者与民间的互构与推动下,发展成为一项规模化的活动。随着清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冰嬉运动也因其所具有的民族性、外交性等功能而得到乾隆的重视,进而成为"国俗"并达到了发展的兴盛时期。后期伴随清代社会的衰落,混乱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冰嬉运动逐渐淡出清代社会。虽然冰嬉运动在清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然而其在中国的发展尚未结束。随着中国的发展,冰上运动也逐渐迎来了它的发展新契机。尤其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即将举办之际,冰雪运动的发展也将以更具现代性、持久性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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