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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甘肃疫灾和畜疫的特点及若干启示

添加时间:2020/10/12

  摘    要:对于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的疫灾与畜疫灾害进行了系统的揭示与研究.考得当时甘肃主要的疫灾有鼠疫、霍乱、天花、白喉、麻疹、百日咳、猩红热等,主要的畜疫灾害有布鲁氏杆菌病、口蹄疫等.民国时期甘肃计有26个疫灾之年,发生频度高达68.42%,殃及44个县市;计有21个畜疫灾害之年,发生频度为55.26%,殃及25个县.1917-1918年、1928-1932年两个时段为疫灾高发期.民国时期甘肃未发生过波及全省范围的疫灾和畜疫灾,多数疫灾、畜疫灾仅限于某一或某几个县市,亦有同时殃及一二十个县市的疫灾.虽其发生范围有限,但大多数疫灾和畜疫灾的危害程度惨烈.河东地区疫灾、畜疫灾发生频度较高,河西走廊人口既少且分布稀疏,疫灾、畜疫灾发生相对较少.导致疫灾、畜疫灾的主要原因有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饥荒、战乱、卫生状况恶劣、病原体宿主动物感染等.通过研究可以从中获得若干深刻的教训与启示,为今天的防疫减灾及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提供有益的史鉴.

  关键词:疫灾; 畜疫灾; 民国; 甘肃;

  作者简介:  李并成(1953-),男,山西太原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疫灾,是由重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对于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危害的灾害,畜疫灾是重大传染病对于家畜、家禽的灾害.疫灾、畜疫灾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人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与疫灾、畜疫灾不断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我国自古以来疫灾、畜疫灾多发,早在3000年前的甲骨文中就出现"疫"字.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尽管科学技术及医疗水平取得巨大进步,人们的公共卫生意识也早非昔日可比,但疫灾、畜疫灾仍然侵扰着我们的社会生活.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2013年的H7N9型禽流感、2018年的非洲猪瘟等,尤其是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足以警示我们疫灾、畜疫灾仍然是威胁人类社会的一大杀手.

  甘肃的疫灾、畜疫灾是我国灾疫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翻检史册,甘肃最早的疫灾记录为西晋元康元年(291年)七月发生的"雍州大旱、殒霜、疾疫"[1].最早的畜疫灾记录为北周武帝天和六年(571年)冬季的"牛大疫,死者十六七"[2].迨及民国时期,甘肃的疫灾、畜疫灾更是不绝于史,疫情的惨烈程度每每令人触目惊心.笔者不揣谫陋,搜集整理有关史料,拟对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的疫灾、畜疫灾作一系统性的揭示与探讨,以期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分析其时空分布特点,探寻其发生发展的机制及规律,并以史为鉴,以期对我们今天的防疫减灾、阻断重大疫情传播、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有所裨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甘肃",是以今甘肃省辖域范围为界,不含曾属于甘肃省的今青海省湟水流域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地.本文所论的"民国时期"指1912年至1949年这一时段.

  一、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的疫灾

  笔者检索民国时期甘肃省内有关地方志、采访录、《甘肃通志稿》(1936年编纂)[3]以及各市县灾情表、甘肃赈务汇刊、甘肃民政报告等史料,并参阅了1999年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出版的《甘肃省志·医药卫生志·卫生》(以下简称《甘肃卫生志》)[4]、袁林先生大着《西北灾荒史》[5]中有关疫病方面的记载,检得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疫灾的年份计有26个.兹依灾害发生年份,对于主要疫灾揭示如下.

  1912年,据《甘肃通志稿》卷126等记载,皋兰县"喉痧疫大流行,小儿死亡甚众".据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卷8,该年秦州(今天水)北乡中滩下"疫死200余人",疫种不详.

  1917年,肺鼠疫流行于甘南一带,殃及洮州(今临潭)、夏河、卓尼等地.据《甘肃卫生志》,是年洮州"发生一次外袭性肺鼠疫流行,死亡百余人";夏河美仁新寺"4个村发生肺鼠疫,染病188人,死亡183人,并波及临潭、卓尼".这是民国时期甘肃省首次记录到的肺鼠疫,死亡率超过97%.第二年(1918年)卓尼鼠疫仍未停息,"恰盖染病27人,死亡23人",死亡率仍超过85%.

  1918年,临夏、和政、武都、文县、天水一带疫疠又起,死亡惨重.《临夏县志》第11编第4章《卫生医疗·防疫》载,是年冬"河州疫疠大行,病者十之八九,死亡甚众.新集、红台、麻尼寺沟、韩集一带发生天花,患者300余人"[6].据1930年修《和政县志》卷8《纪事门·灾异》,1918年冬和政"瘟疫流行,城乡男女死者甚众".据甘肃省文史馆编《甘肃历史自然灾害录》,是年武都、文县"疫疠流行,乡城死亡甚众,逾年乃至";秦州"时疫大作".

  1923年,鼠疫又袭夏河博拉,《甘肃卫生志》载"染病70人,死亡70人",死亡率高达100%.

  1928年,不仅河东地区的和政、天水、庄浪一带又起瘟疫,而且河西的玉门、高台等地伤寒大流行.据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省民国十八年各市县灾情表》,1928年六月间,天水"热症流行,九月间痢疫大作,人民死亡甚多".《甘肃通志稿》卷126载,庄浪、茶马厅所属瘟疫流行.民国时期《和政县志》卷8载,是年"因战乱城被围,自入暑后瘟疫流行,至翌年冬稍有停止,前后死七八千人".《玉门市志·卫生志》第三章第一节《传染病防治》载,是年"伤寒大流行,波及全境,病亡甚众"[7].《高台县志》第四编第三章《医药卫生·防疫》载,是年县内"伤寒大流行"[8].

  1929年,瘟疫铺天盖地而来,殃及河东地区20个县市,为民国时期甘肃境内发生的范围最大、影响最广、危害最重的一次疫灾,主要疫种为喉疫、痢疾、伤寒等.据《甘肃省民国十八年各市县灾情表》《甘肃政务汇刊》第一、二期等史料记载,是年兰州"市区时疫流行,死亡甚多,外来难民死于疾病者十之二三";庆阳"各地瘟疫流行,伤亡者颇多";天水"夏初时疫又复盛行,城内死者除自行掩埋者外,公家掩埋者共计2200余名,乡间时疫更甚;秋,秦州疫,四乡共死2171人,城内死300余人";秦安"白喉、红痢等时疫流行,死亡甚多";清水"流行痢疾、白喉时症,死亡不少";武山"全县发生春瘟,白喉、红白痢等症,死亡甚多";甘谷"患疫者不少,以至死亡相继";武都"疾病相继,灾民越形狼狈";礼县"瘟疫流行,死亡相继,人民死于疫者十之四";临洮"瘟疫盛行,死亡枕藉";洮沙(今属临洮)"全县瘟疫流行";陇西"时疫流行,死亡甚多";岷县"每日瘟疫死者竟达200余人,尸体满野";渭源"最近瘟疫流行,每日死亡尤属不少";临夏"近日时疫流行,死亡甚多;本县韩家集、麻民寺沟、马集、刁祁等地相继发生伤寒,几乎每家都有患者,死亡甚多";和政"近日瘟疫流行,死亡甚众";广河、永靖"时疫流行,死亡无算".又据《甘肃通志稿》卷126记载,是年二月皋兰"风疫大行,传染最速,重者身发黑斑";徽县"六月时疫大行,饥、病死亡甚众".

  1932年,虎列拉(霍乱)在天水、平凉、华亭、灵台等地暴发,势头凶猛,此为民国时期甘肃影响范围最大、危害最重的一次霍乱疫灾.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卷8记:是年"秦州虎疫,城乡伤230余人".民国《平凉县志》卷11《灾异》载:"七月,大疫传染甚速,患者辄死,状似痧疹,西医曰虎烈拉."民国《华亭县志》第6编《灾异志》记,"六月二十六日,瘟疫大作,多转腿霍乱、吐泻黑水等症,死人客多于主,至八月三十日已达3000余人;县城及安口地区霍乱死亡者不计其数";直到第二年(1933年)夏,华亭仍"人多喉痹麻疹,又六月二十至七月朔,发现慢性霍乱症、喉症".民国《重修灵台县志》卷3《风土志·恤政·灾异附》载,1932年"七月,疫症由东来,西医称为虎列拉,初染时腿肚转筋,两目塌陷,恶泻大作,瞬息死亡.附城极烈,乡间稍轻.死伤客土人民共670余名,传染1000余户".

  1937年,玉门、高台等地暴发白喉疫灾,人口死亡颇多.前引《玉门市志》载,该年白喉暴虐,波及全境,尤以花海、赤金、昌马乡最重,花海乡原有乡民2000余口,疫病流行年余即病死500多口,一时路断人稀,尸曝荒野,狗噬虫咬,无人掩埋;以后连续5年亦有白喉流行.前引《高台县志》载,"居民患白喉,十有六七死".

  1938年,霍乱侵袭兰州西郊、东岗、皋兰等地,《甘肃卫生志》:"得病400余例,死百余人."

  1940年,夏河一带肺鼠疫又起,庆阳、环县等地痢疾、喉症、猩红热肆虐,敦煌、玉门白喉流行.《甘肃卫生志》载,是年夏河美仁新寺"肺鼠疫染病20人,死亡20人";玉门"白喉流行,壮丁死亡30人、花海死亡50余人,以小孩、壮丁居多";庆阳、张掖等县"猩红热流行猖獗".据陕西省档案馆藏《边区档案》,环县"环城等六区居民染痢疾、喉症、猩红热,共死亡689人";"包括庆阳在内的边区,瘟死2205人".据新修《敦煌志》卷8《卫生·传染病的管理与防治》,1935年至1940年,县内"白喉连续发生"[9].

  1942年,陇东一带麻疹流行,来势凶猛.《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第2版载文《陇东各县麻疹流行,分区派医生下乡救治》.云:"环县、合水、镇远等地,最近麻疹等传染病流行甚剧,在二月间环县环城区因此病死掉14个娃娃,到现在为止,环城区一带已死了几十个;合水城区居民得这种病的也很多".

  1944年,夏河又染鼠疫,景泰、礼县、武都天花流行.《甘肃卫生志》载,夏河九甲王府"鼠疫,由青海木桑传入,染病70人,死亡65人";"天花,景泰县发病328人,死亡224人;礼县死亡100名小孩";武都"天花,发病228例,死亡81例".

  1945年,兰州等地霍乱再次袭来.《甘肃卫生志》载,兰州小西湖、榆中"霍乱130余例,死亡60余人".

  1946年,华池县疫病猖獗.新修《华池县志》第五章《文化志·卫生·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载"时疫流行,有伤寒、吐黄水、肿脖子、痢疾、霍乱等,3年以来病死1038人";翌年"天花流行,全县死亡416人,白马区(今南梁、林镇、紫坊畔、山庄公社)死亡244人";据该县元城区第一乡的调查,"自去年二月自卫战争以来,全乡害过传染病的户数占90%,人口占84%以上,因病死亡者69人,占总人口的4%强"[10].

  1948年,全省伤寒多发.《甘肃卫生志》:"全省报告伤寒发病达500例,兰州各医院伤寒病人住院人满之患."[4]

  除上引材料而外,1914年华亭、高台,1915年华亭,1916年高台,1919年静宁、华亭,1920年永昌,1926年靖远,1930年临夏、广河、和政、永靖、天水,1935年敦煌,1939年庆阳、临泽、清水,1942年酒泉、张掖、景泰等地,亦发生过疫灾,涉及疫种有天花、痢疾、伤寒、大头瘟、白喉、猩红热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备细了.

  综上统计,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疫灾的县市达44个,尤以兰州及其所属皋兰县、秦州(天水)等地疫灾为多.发生疫灾的年份计26年,疫灾频度为68.42%.有时年年有疫,可谓灾连祸结,如1917-1918年、1928-1932年.疫灾对于人民生命和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每每可见"死亡甚多""死亡枕藉""死亡相继""尸体满野"的惨烈景象.

  二、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的畜疫灾害

  对于历史上家畜发生的瘟疫灾害,学术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较少,相关研究成果无多.实际上畜疫灾害与疫灾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它们同样是危害人类社会的整个生物灾害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环节.畜疫灾不仅会造成家畜、家禽的大量伤亡,严重影响农牧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而且还可能将病毒传染给人类,形成人畜交叉感染.近年来世界上暴发的禽流感、非洲猪瘟等疫灾,就足以骇人听闻,迫使我们对其倍加警觉.因之对于畜疫灾害,包括对于历史上畜疫灾害的研究,如同研究疫灾一样,毫无疑问同样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依据甘肃省内有关县志、档案记载以及《甘肃省志·畜牧志》(以下简称《甘肃畜牧志》)[11]等史料,兹将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的主要畜疫灾害列举如下.

  民国甘肃首例畜疫灾害记录出现于1914年,此后直到1940年的20多年间,几乎年年见疫,但多数疫灾发生在某一两个县市,大多为牛瘟,涉及华亭、和政、康乐、天水、徽县、庄浪、靖远、山丹、宁县等地.这一时段畜疫灾害虽影响地域有限,但大多数灾情相当严重.据1933年纂《华亭县志》第6编《灾异志》,1914年该县"牛多胃干,栏空,几辍农事";1915年"牛瘟,死十分之四";1916年"秋,牛瘟";1917年"人与猪、牛多喉症";1920年春"猪、牛疫";1921年夏、1924年冬"牛疫";1925年春"牛疫,十栏九空";1928年"猪疫喉疯";1929年夏秋"牛疫,腿硬黄";1933年春"牛疫流行".

  据1930年修《和政县志》卷8《纪事门·灾异》,1914年秋冬该县"耕牛染瘟疫,死者无数".据《甘肃畜牧志》,1924年和政、康乐"牛瘟流行";1925年漳县大草滩等地,"牛瘟流行,死牛8000多头";1929年徽县榆树"牛气肿疽,病牛182头,死亡160头",病亡率高约88%;1935年靖远"流行绵羊痘";1937年山丹县永固"暴发布鲁氏杆菌病".又据民国《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卷8,1925年春"秦州新军牌瘟伤牛羊四百余头".据《甘肃通志稿》卷126,1928年庄浪茶马厅所属"瘟疫流行,大损牲畜".据《甘肃省民国十八年各市县灾情表》《甘肃政务汇刊》第一、二期,1929年春天水"畜疫又起,骡马死者亦复不少";1940年宁县"三区发生牛疫,死亡1500头".

  1942年至1946年,据《甘肃畜牧志》以及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分析,甘肃畜疫灾害呈多地散点式发生,为其特点.如1942年成县、永昌、夏河、武威、礼县等,"牛瘟流行,死牛数十万头,损失惊人";岷县"流行羊口疮,传染性脓疱病";两当"又遭瘟疫,牲畜死者不计其数".1943年环县、合水、华池"牛瘟、马骡之鼻疽、驴驹腹泻、羊瘟、羊黑水泻、羊芥癣、羊痘及羊胸膜肺炎等流行,上半年死羊80296只、驴1939头、牛3004头";文县"洋汤乡发生牛瘟,死耕牛246头";兰州"发现牛气肿疽病,全省各地零星发生或呈地方流行,危害较严重,天水、武威、武都、酒泉、平凉发生较多".1944年宁县"畜疫,本年死牛2170头、驴129头、羊3695只、猪36头".1945年"陇东牛羊死亡现象严重,本年共死羊16万只,死牛2600头(共有牛7万多头)";华池"羊痘流行,死羊35000只,占当时羊只总数1/4".1946年永昌"羊鼻蝇疽病,感染率96.7%,是羊春乏死亡原因之一.全省它地亦流行".

  1949年,天祝、卓尼牧区发生牛、羊疫灾.新编《天祝县志》第四篇第一章《历代畜牧业》载:"1949年全县发生牛瘟,死牛7800头;羊因内外寄生虫及传染病,死亡1.2万余只."[12]《甘肃畜牧志》载,是年卓尼"发生牛瘟,死牛3000多头".

  综上统计,民国时期甘肃发生畜疫灾害计有21个年份,畜疫灾频度为55.26%,主要为牛疫,亦有猪、羊、驴、骡、马等疫.这些畜疫灾害殃及25个县市,大多数发生在河东地区,尤以华亭县发生最多(这很可能与华亭县留下的相关记录较多有关),河西地区涉及山丹、永昌等5个县."大损牲畜""十栏九空""死十分之四""几辍农事"等记载真实地反映了灾情之重.

  三、民国甘肃疫灾、畜疫灾流行的主要疫种

  上述史料中有关甘肃疫灾、畜疫灾流行的记载大多缺少具体疫名,一般统称为"瘟疫"或"疫".如"瘟疫流行""时疫大行""疫大作""疫死颇重"等,明确记载的疫种有喉疫(白喉)、虎列拉(霍乱)、伤寒、痢疾和猩红热.《华亭县志》描述:"瘟疫为妨害生活之大患,华亭人民冬春多伤寒,夏多疟疾,秋多霍乱、泻痢,旱多眼疾喉症,霖多风湿疹疥,其他特疫则杂出于四季之间."[13]297不独华亭如此,统观有关史料所记,以及《甘肃卫生志》和《甘肃畜牧志》的统计,民国时期甘肃地区普遍流行的疫灾主要有鼠疫、霍乱、天花、白喉、麻疹、百日咳、猩红热、痢疾等,主要流行的畜疫灾有布鲁氏杆菌病、口蹄疫、炭疽病等.

  鼠疫,又名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所致的烈性传染病,常因人们在疫源地内接触旱獭或其他啮齿目染疫动物而传染得病,或由鼠蚤叮咬而传染给人,通常分腺性、肺型、败血型等类型.临床主要表现为显着高热、出血倾向、极度衰竭等严重中毒现象,传染性极强,病死率颇高.早在清代乾隆年间甘肃就有鼠疫的记载.夏河拉卜楞寺藏《喇海经》记:"乾隆十九年(1754年),青海省河南蒙藏民因剥食旱獭而引起鼠疫流行,波及拉卜楞寺念经喇嘛,死亡100余人."同治年间天祝县鼠疫大流行,死亡千余人,之后又发生数次小流行[4]108.据笔者调查,2014年至今甘肃省内共发生过5例鼠疫,目前全省已建有13处鼠疫监测点.

  霍乱,即虎列拉,或写作虎烈拉,简称虎疫,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烈性肠道传染病,通过由被病菌污染的水或食物传播,常暴发性流行,临床上以剧烈吐泻米泔水样排泄物、严重脱水、肌肉痉挛为特征,病死率很高.此外还有副霍乱,由副霍乱弧菌所致,其病势较霍乱轻,但分布面较广.我国自古就有"霍乱"病名,如张仲景《伤寒论》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中医学上的霍乱,泛指剧烈吐泻、腹痛、转筋等症,包括现代所称的"霍乱"及急性胃肠炎等.

  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古名又称斑疮、痘疮等,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播得病,传染性猛烈.在全球传播至少有3000年历史.光绪年间甘肃开始设立牛痘局,将痘苗接种人体,以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1957年全省范围内消灭了天花.

  白喉,又称为喉痧疫、喉疫、喉痹等,是由白喉杆菌有毒株引起的局部及全身中毒性上呼吸道传染病,由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染,5岁以下儿童易发,是当时甘肃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甘肃白喉的最早记载见于同治年间,1995年修《张掖市志》载,同治二年(1863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42年间,白喉在张掖6次大流行,患者九死一生,弃尸遍野.时至民国依然危害严重.

  麻疹,俗称疹子,浮花儿,古籍中的糖疮、麸疮、痧、赤疮子、痧疹、麻澄等名称,都是麻疹的异名,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临床主要症状为发热、上呼吸道炎、颊粘膜出现麻疹粘膜斑,出疹期出现特殊斑丘皮疹.

  百日咳,是由百日咳杆菌引起的一种小儿常见呼吸道传染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又称为"疫咳".

  猩红热,是由溶血性链球菌所致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中医称之为"烂喉痧".临床主要症状为发热、咽喉炎、草莓舌,全身弥漫性鲜红皮疹及疹退后明显脱屑.

  伤寒,为伤寒杆菌引起的全身性急性传染病,夏秋季节易发,由吃进被病菌污染的食物而感染,最显着的病理变化是肠道内淋巴组织增生与坏死,临床表现为持续性发热,特殊中毒症状、脾肿大、玫瑰疹,可并发肠出血、肠穿孔等严重症状.

  细菌性痢疾,是由痢疾杆菌所致的一种脾胃系传染性疾病,因其症状和类型不同又可称为赤痢、红痢、血痢、白痢、脓血痢等.

  布鲁氏杆菌病,因布鲁氏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感染牛、羊、猪等家畜,旱獭等为该病菌的中间宿主,人因接触病畜或饮用病畜乳汁,或食用带菌旱獭肉、接触带菌旱獭皮毛亦可得病,但人与人之间不传播.如民国《和政县志》载,光绪十四年(1888年)秋冬和政县发生了"耕牛死者无数"的瘟疫[14],即应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该病患者主要出现发热、发寒、关节疼痛等症状,人感染后与伤寒病症颇相似.

  口蹄疫,由病毒引起的一种偶蹄目动物(如牛、羊、猪等)的急性、接触性传染病,通过病畜和被污染的饲料、褥草、护理人员的衣物等传播,传染性极强.病畜体温升高,口腔、舌面、蹄叉、蹄冠和乳房上发生水泡和烂斑,口流泡沫,腿部发硬、转筋,跛行.例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夏至初秋,华亭"大霖雨,人多伤寒,牛多硬腿黄"[13]300,以及1929年华亭县发生的"牛疫,腿硬黄"即属此症.

  炭疽病,人畜共患,家畜炭疽病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急性、败血型传染病,常为散发性或地方性流行,经消化道、伤口或虫咬传染,牛、马、羊等草食牲畜最易得病,常不及医治而死.人由于接触病畜的皮毛、吸入带病菌(芽孢型)的尘埃,或进食未煮熟的病畜肉而感染,急性传染.

  此外,方志记载中还有一些难以判明病种的传染病,如"大头瘟""窝儿寒""手足肿症""热症"等,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五、民国时期甘肃疫灾、畜疫灾发生的特点

  通过民国时期甘肃疫灾、畜疫灾的发生及其造成危害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抽绎、总结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甘肃疫灾、畜疫灾的发生频率高,灾情重,疫灾发生频度超过68%,畜疫灾发生频度超过55%,但其年际分布不均衡,具有明显的高发和低发时段.其中1917年至1918年、1928年至1932年两个时段为疫灾高发期,几乎年年有疫,灾连祸结.前一时段疫灾主要发生在夏河、卓尼、天水、武都和临夏等地,偏重于甘肃东部和南部一些地方.虽然疫区范围不是很大,但疫情严重,而且有些地方灾情可以持续到第二年.如前述1918年武都、文县"疫疠流行,乡城死亡甚众,逾年乃至".1919年静宁"瘟疫大肆流行,城乡死者众,至明年二月始止".1928年至1932年的高发期,先后有30余县市受灾,殃及甘肃河东大部分地区,尤以1929年疫情凶猛,波及近20个县市.其重要原因与这一时段连年的旱灾、大规模的饥荒以及频繁的战乱直接相关.

  第二,民国时期甘肃疫灾殃及44个县市、畜疫灾殃及25个县,但未见发生过殃及全省范围的特大疫灾和畜疫灾,大多数疫灾、畜疫灾仅限于某些县市,亦有同时殃及一二十个县市者.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甘肃人口分布密度较低,除了省会兰州以及"陇上江南"天水、陇东重镇庆阳、平凉等之外,其余县、乡镇、村等,人口规模均较小或很小,加之当时交通不便,人员往来较少,因而疫情不容易大规模扩散;加之许多县城、村镇之间相距较远,地广人稀,尤其是河西地区,片片绿洲被广袤的沙漠、戈壁分隔包围,因而疫灾和畜疫灾都难以在全省范围内大流行.这是甘肃历史上疫灾、畜疫灾流行不同于中原、江南等人口密集地区疫情流行的显着特点.虽然甘肃疫灾、畜疫灾流行范围有限,但是大多数灾情往往惨烈,"死亡过半""伤人无算""饿殍甚多"等记载不绝于史.

  第三,从甘肃疫灾、畜疫灾发生的地域来看,河东地区比较集中、频度较高.因河东大部分地域属于陇东、陇中黄土高原或陇南亚热带丘陵山地,主要受季风气候影响,较之河西地区降水较多,湿润度较大,气温也相应较高,植被覆盖度亦较高,动植物种类较多,也易于细菌、病毒繁殖;同时由于疫病大多为近邻接触型传播,疫灾大都是密度依赖型灾害,河东地区为甘肃的主要农业区和全省人口分布较为集中、密集的区域,加之相对便利的交通又为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尤其是省会兰州及其所属皋兰县,甘肃东部门户、物产丰饶的天水、庆阳等地,更是由于人口集中、人们的活动频繁,疫情更为多发.与之不同,河西走廊位处甘肃西部,气候干旱,境内沙漠、戈壁广布,绿洲面积小,植被覆盖度低,河西地区本身人口既少且分布稀疏,不仅疫灾、畜疫灾发生次数少、频度低,而且不大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感染和传播.

  第四,甘肃疫灾、畜疫灾的发生往往由旱灾等灾害以及与之相伴的饥荒引发.由于省境大部分地域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旱灾遂成为甘肃最普遍、最常见的自然灾害,甘肃不少疫灾、畜疫灾之年同样是旱灾之年,当然也有由涝灾、地震等引发的灾情.由于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脆弱,加上战乱频多、统治阶级的剥削压榨,饥荒往往成为民国时期甘肃的"常态",时人有"甘肃瘠苦倍于他省"之说."旱灾-饥荒-瘟疫"这条灾害链可以清晰地显示出甘肃饥荒与疫灾、畜疫灾之间的关系.就拿1929年殃及全省近20个县市的大疫灾来说,即与当年的大旱、大饥荒密切相关.据袁林先生《西北灾荒史》所引甘肃省档案馆存《甘肃省民国十八年各市县灾情表》(甘肃筹赈会编)、《甘肃赈务汇刊》第一、二期(民国十九年、二十年)等材料,1929年甘肃全省"遭受旱、匪灾者等总计57县,灾民约457万人,死亡200万人,人口大减,且有全家灭绝者".例如,天水"自春徂秋,雨泽愆期,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八十,乡间十室九空,均有奄奄待毙之势".武山"田禾枯干,夏麦勉强收获,不满二成".皋兰"本年自三月以后暴阳为虐,田苗均被晒干,田地尽成焦土,掘地数尺不见潮湿,野无青草,树多干枝……连年荒旱,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草籽、树皮、油渣、野菜为食,或逃亡兰州市,闻有吞食石子或偷食人肉者".庆阳"上年荒旱,冬麦失种,又加疫、匪,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八十,剥掘树皮、草根为食,甚有掺土充食者,老弱沦于沟壑,惨不忍闻".灵台"天道亢旱,加以匪患,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七,壮者逃往他乡,老弱者割苜蓿、拾草籽为食,至为饥寒所迫,匪警所迫,竟行自尽".静宁"旱、雹为灾,草根、树皮将剥食尽净,年壮者乞丐他方,老弱者日寻青草而食,几有以土为食之慨,死亡枕藉,甚有食人之尸者".甘谷"连年荒旱,加以水、疫、匪患,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二,剥食树皮、油渣,妇女尤为可伶."礼县"荒旱,大饥,饿殍载道".临洮"旱灾奇重,加雹、疫、匪患,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七十五,求食草根、树皮而不得,有负子讨食死于背者,有腐尸露天无法掩埋者".定西"人民死亡者十居八九,田园荒芜,行百里无有一人者".会宁"亢旱成灾,灾民占全县人口百分之九十,树皮剥食尽净,卖妻鬻子,多无受主,饥饿身亡,时有所见".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据《甘肃通志稿》卷126记载,甘肃1928年大饥,至1929年夏"树皮皆空,及50余县,每县死亡多至万人,积尸梗道,臭不可近,甚有碾骨掘尸及易子而食者".

  第五,许多疫灾、畜疫灾往往由病原体宿主动物引起.甘肃虽干旱少雨,植被覆盖度较低,但属于病原体宿主一类的动物却不少,如蝙蝠、旱獭、某些蛇类、蚊蝇、跳蚤等,几乎见于民国时期甘肃每一部地方志和有关史料的记载,许多疫灾、畜疫灾自然与此脱不了干系,尤其是旱獭等病原体动物具有自然疫源性,所导致的疫情更为普遍和严重.如《民国重修古浪县志》卷6《实业志·物产》载:"蝙蝠,俗名夜别虎,即夜蝙蝠之讹."又云:"鼧鼥鼠,俗名哈喇.《本草纲目》注:'鼧鼥,言肥也,生西番山泽中,穴土为窠,形似獭,土人掘食之.'蒙古名答喇不花,似獾,重四、五斤,入冬则蛰."《民国东乐县志》卷1《地理·物产》记:"鼧鼥鼠,俗名哈喇,《甘州府志》他喇不花,似獾,重四、五斤,即此物也."东乐县今为山丹县东乐镇.《民国创修临泽县志》卷1《舆地志·物产》亦记:"鼧鼥鼠,俗名哈喇,鼧鼥者番语,言其肥也……人掘而食之."民国《临泽县采访录·物产类》云:"地卜喇花,俗名卜花,常入土中,其油能医冻疮."地卜喇花即他喇不花、鼧鼥鼠.查《辞海》等资料知,鼧鼥鼠,又名土拨鼠,即旱獭(Marmota marmota),哺乳纲,松鼠科,生活在草原、旷野、岩石和高原地带,穴居,群栖,冬眠,为鼠疫、布鲁氏杆菌病和兔热病的传播者,但毛皮柔软珍贵.民国《新纂高台县志》卷2就将地卜喇花列入物产之皮毛类.正是由于旱獭肉肥、皮毛珍贵,且油脂还可医治冻疮,因而一些村民常常习惯将冬眠中的旱獭从土中掘出食用,或做他用,由此造成鼠疫、布鲁氏菌疫在甘肃许多地方的人、畜间流行.

  第六,由战乱导致或加重的疫灾、畜疫灾较多.民国时期甘肃一度为许多势力争夺的地盘,战乱频多.如1928年至1932年的疫灾,就与此时期发生在甘肃的"河州事变""凉州事变""雷马事变"等以及此期间频繁的战事和动乱密切相关.例如1928年和政因战乱"城被围,自入暑后瘟疫盛行,至十八年(1929年)冬稍有停止,前后死七八千人"[14].有学者认为因战争导致的死亡人口中,直接致死的只占30%,剩下的70%则死于瘟疫.

  第七,城乡环境卫生状况差或很差导致、加重了疫灾的发生.民国时期甘肃大部分地区的环境卫生状况恶劣,城市街道粪便、垃圾、污水随处可见,山区圈舍不分离,各地的厕所基本上都是浅坑式的露天简陋茅厕,厕所门口一般都为倾倒垃圾的场所,遇雨则难以下脚,而且随地大小便的现象也很普遍.俄国人鲍戈亚夫连斯基所见:"中国城镇的街道通常脏得令人惊奇,根本无人铺设和整修街道,否则怎能有那么大的坑,以致连行人和马车都不能通过呢?因此每当阴雨天,泥泞满街,难以通行,晴天则尘土飞扬,弥天遮目.所有的垃圾和脏东西都倒在街上."[15]此种状况在甘肃许多地方亦很常见.如前引《华池县志》(1984年出版)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县内大部分地区卫生条件很差,尤其是县东北部一些农户"习住窑套窑,人畜居住在一个窑洞内,人无厕所,猪无圈,传染病极易发生和流行".陇东有些地方没有给牲畜圈垫土的习惯,以至于发生了牛圈粪尿"稀得把牛娃子溺死"的现象;有的牛羊混圈,羊喝死水、洪水、卧湿地、吃碱土等,都是导致畜疫的因素[16].长期以来甘肃大部分地区人们直接饮用河湖、涝坝、窖水或其他水源,往往人畜共饮,水中病菌、虫卵多,水质不良,加之某些地区人们还有喝生水的不良习惯,更易染病.

  第八,甘肃为我国畜疫灾害发生的重灾区之一.由于省内自然条件较为严酷,生态环境脆弱,且适宜旱獭等自然疫源性动物生活的草地、旷野、荒滩、岩石等地貌广布,因而由这些宿主动物携带的布鲁氏杆菌、口蹄疫等病毒导致的畜疫灾危害惨重,尤其对于耕牛常常造成重大伤亡.如前所述,1915至1925年华亭县持续出现牛瘟,以至"十栏九空";1945年庆阳一带死牛2600头;1949年天祝死牛7800头.耕牛的大量伤亡势必严重影响农牧业等生产,而且还可给人染病.羊、猪、驴等家畜感染疫病者亦不少,如1943年华池"死羊甚多";1944年宁县死牛2170头、驴129头、羊3695只、猪36头;1945年"陇东牛羊死亡现象严重,本年共死羊16万只,死牛2600头".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对于畜疫灾害亦不可小觑,如据报道就在2019年年底,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通报,因与病畜接触等原因,发生大规模集体感染疑似布鲁氏菌疫情事件,截至2019年12月7号,该兽医所共有317名师生接受了布鲁氏菌检测,其中96人血清呈阳性,被诊断为隐形感染,目前无明显症状[17].其教训颇为深刻.

  六、若干启示

  健康是人类生存的第一法则,瘟疫从古至今都是威胁人类生存、损坏身体健康、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生物灾害.通过以上对民国时期甘肃疫灾、畜疫灾害的研究,我们从中可以得出若干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可以为我们今天的防疫减灾、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提供若干有益的借鉴.

  第一,民国时期甘肃未出现过波及全省范围的疫灾和畜疫灾,大多数疫灾、畜疫灾限于某一或少数几个县市,也有一次灾情波及较多县市者,例如1929年的大疫,殃及兰州、天水、武都、临夏等近20个县市.虽然如此,但我们现今绝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甘肃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分布密度早已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交通的便捷更是过去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因而今天疫灾、畜疫灾的威胁程度远远高于民国时期,也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况且,民国时期甘肃疫灾、畜疫灾尽管发生范围有限,但其危害和破坏程度往往相当惨重,这就更值得我们高度警觉.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常备不懈的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健全应急管理体系,积极做好应对各种疫情的预案,随时做好思想上、人员上、物质上的各项应急准备,坚决阻断重大疫情的扩散和传播.当前我国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仍应咬紧牙关,慎终如始,毫不松懈,齐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第二,坚决服从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和调度,夯实各级领导责任,全面加强防控工作.应进一步重视疫情防控方面有关制度层面的建设,健全有关组织和机构,提高及时应对和处置急难险重疫情的能力.积极救治患者,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此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铸成的新的时代精神,厚植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爱国主义精神力量,全社会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抗疫共同体.

  第三,应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法治方面的建设.坚决贯彻202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严厉打击、坚决取缔非法猎取、贩运、交易、食用旱獭等野生动物的行为,切实加强市场监管,革除生活陋习,从源头上控制、阻断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由于近几年来甘肃省降水偏多,野外草被长势较好,很利于旱獭等的繁衍,为之我们更应高度警惕,采取必要措施,坚决阻断鼠疫传播.对于家畜、家禽应进行定期严格检疫,及时进行预防接种,对患有严重布鲁氏病、口蹄疫等的家畜以及禽流感、非洲猪瘟等动物,应及时发现,进行必要的扑杀或集中焚烧.加强对牲畜流产物与排泄物的管制,保证畜牧场安全隔离,强化对肉制品、乳制品的安全管理,坚决杜绝未经国家检疫部门批准的牲畜及畜产品流入市场.我们应更加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历史一再告诉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善待野生动物就是善待我们人类.

  第四,由于疫灾的流行具有明显空间分布的特征,所有大规模疫病都是近邻性密度依赖型传播,越是人口密集、经贸活动频繁、交通发达的地区,越易于疫情流播,因而疫情防控的重点应放在人口密度大、人员流动性强的城镇,以便于集中有限的防疫资源,重点做好县级及其以上中心城镇的防控,特别是城镇中的大型超市、商场、农贸市场、娱乐场所、学校、幼儿园、养(敬)老院、军营等人口密集场所,更是防控的重中之重.应进一步加强机场、铁路、国道、省道、县道等交通干线流动人口的疫情监控,精准把握监控对象,有效切断传播途径.

  第五,进一步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建设,加强疫情监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坚决堵住漏洞,守土有责、守土有方,优化社区管控措施,补齐防控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和弱项,形成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强大力量,筑牢社区防控安全屏障.应进一步发挥中国式社会动员的优势,凝聚起社会治理"微力量",让"微治理"释放出大能量,构筑起防控疫灾、畜疫灾的坚强无比的钢铁长城.

  第六,进一步做好疫情以及常态化防控期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尤其应加强对群众的心理干预和疏导.正确引导网络舆情,以正能量的广泛传播引导社会情绪,消除群众对疫情的恐慌,筑牢心理防疫堤坝.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应对预案.比如,由于疫情蔓延必须居家隔离、社区封闭而产生的焦虑和应激反应问题,由于防控物质配发、防控组织动员而引起的人际冲突问题,由于缺乏科学医护知识而产生的疑病、无效应对问题,由于务工返乡家庭融入、社会适应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应及早采取必要措施,做好群众心理健康关怀与援助服务.

  第七,加快改造和完善现有公共卫生设施.城市应进一步强化符合环境卫生设施标准的公共厕所的修建,以及垃圾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和污水、雨水排放系统等设施的建造.农村应全力营造美丽乡村,全面改造旱厕,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加快自来水入户建设,彻底改变以往的生活陋习,培育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八,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强健康理念和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广大群众文明素质和自我保护能力,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个人和家庭卫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提高自身免疫能力,注重生活中关乎健康的卫生细节,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和通风,注意食品及饮水卫生安全,聚餐时应使用公筷、公勺,防止病从口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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