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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代农民家风家教的内涵与价值意蕴

添加时间:2020/08/26

  摘    要:汉代时期,个体小农家庭逐渐普遍化,为农民家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当时,为了增强国家认同,统治者特别注重发挥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对农民家庭这一社会主体的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奠定了家风家教的基调和底色.在此背景下,汉代农民家庭家风家教以"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为主,以"为人处世""耕读传家"为辅,共同构成了家风文化的主旋律,并以其自身别具特色的教育功能和方式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之一,蕴藏着丰富的家庭美德建设的内涵、核心价值观培育方式等,对加强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和接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关键词:汉代社会; 家风文化; 家风家教; 核心价值观;

  作者简介: 陈冬仿(1978-),女,河南西平人,河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之政治经济学实践路径与创新研究"(18YJC710003)阶段性成果;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资助项目"汉代农民经济生活的历史考察及现代价值"(2018GGJS153)阶段性成果;

  Abstract: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individual small-scale peasant families provided a realistic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peasant family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e ruler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re values of "isomorphism between home and country " with the connotation of "loyalty and filial piety", which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value of peasant families, thu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family style and family educ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moral education of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o the monarch"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family style family education in Han Dynasty, supplemented by "dealing with people" and "cultivating and reading and passing on family", which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main theme of family style culture, and promote family harmony and social stability with its own unique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methods.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peasant family culture in Han Dynasty contains rich values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of family virtue constru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methods of core values,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family ethics and continuing th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Keyword:Han Dynasty society; family culture; family style and family education; core values;

  良好的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世代延续的纽带,可体现出一个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1处在封建社会初期的汉代农民家风文化,特别注重对家庭成员进行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塑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儒家传统"修、齐、治、平"的践行,在中国传统家风文化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当今社会,尽管每个家庭的家风家教的内容及培育方式与汉代相比会有所不同,但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其功能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且在家庭教育内涵、家庭建设宗旨、目的性追求等方面亦大体具有相通性.基于此,深度挖掘汉代家风文化的价值意蕴,对现代家庭的伦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等方面将会有所助益.

  一、汉代农民家风家教形成的历史背景

  (一)个体小农家庭的普遍化是汉代农民家风家教形成的现实基础

  家风文化的形成显然是以个体家庭为依托.汉代农民家风家教的形成与小农经济的普遍化紧密相关,因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中以个体家庭为基础的小生产和小私有的统一"2.当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即小农经济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模式时,个体家庭才能普遍化.但个体家庭的形成和普遍化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历史进程的早期阶段或许存在个体家庭,也可能存在以个体家庭为主要生产单元的生产活动,但这种以个体家庭为主体的生产活动在整个经济领域究竟占多大比例、能不能将其抽象地概括为小农经济则需要深入探讨.换言之,即便当时存在个体家庭生产的现象,也不一定存在小农经济.对此,高敏先生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并"没有提出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问题,更没有把它当作农业发展的方向.然而,这个问题终于被提出来了.发生的时间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战国中、后期及秦、汉时期,则主要是实践这种发展小农经济思想的时期"3.由此来看,小农经济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逐渐形成的.

  到汉代,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成为主要生产模式,小农经济逐渐形成,个体家庭亦随之普遍化.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在战国以前,尽管社会上也存在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活动,但由于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不发达,使得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如殷商时期的"协田"、西周时期的"耦耕"等,均是当时依靠集体协作完成的农业生产.4由此来看,这一时期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就很难成为一种普遍的生产模式.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铁质生产工具的不断推广5、牛耕技术的广泛应用、犁耕的普及等6共同促进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汉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每个个体家庭按照法律规定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块土地",这也是小农经济形成和普遍存在的重要前提之一.虽然土地私有制早在春秋中晚期鲁国实施"初税亩"时就出现了,但并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一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使黔首自实田"7,国家才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人们实际占有土地的权利.汉朝始建,国家为了发展经济,重申土地私有.如汉高祖五年(公完前202) 诏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8同时,国家对土地买卖有着明确的规定,以确保个体小农能够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二年律令·户律》简322规定:"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二两."9后来随着时势的变化,虽然土地买卖与土地兼并现象逐渐增多,但土地私有制度的确立使一家一户的生产劳动独立于大家族或集体劳动而存在,并使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为农民家风家教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汉代农民家风家教形成的价值导向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0.可见,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凝聚民心,直接影响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增强国家认同,每一个国家都会推行具有自身时代特点的核心价值观,并借助一定的途径和方式传递给国民,使它能够从外在规范内化为一种价值信念.

  汉代是封建大一统的初期阶段,统治者为了确保君主的绝对一元化领导,除了宣扬"君权神授"以论证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外,还从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着手,通过把家长和君主并列起来,将孝道和忠道统一起来,把子女对家长的顺从逐步引导为臣民对君主的臣服,从而在建构"忠孝一体"的基础上强化"家国同构"观念,以此形成了以"忠孝一体"为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这种核心价值观不断被强化,并以此形成了家国高度一体化的伦理政治.既然家与国同构,那么治家和治国的规则便是相通的,对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的道德要求也是一样的.

  为此,汉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发挥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对占社会主体的农民家庭的家风家教的价值引领作用,希望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自觉按照国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规范自己的言行,在普及、推广以"忠孝一体"为价值内涵的"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培育和丰富着家风文化,由此奠定了农民家风家教的基调与底色.一方面,家国高度一体化的伦理政治,使齐家与治国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同质性.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本身是建立在血缘宗法基础之上的,由伦理秩序与政治本体有机结合而建构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血缘关系无疑是其基本的依托点.也就是说,通过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中的全面渗透,把政治关系网络变成以宗族式、家族式管理为核心的血缘关系网络,家庭的伦理构造可以顺移至国家,国的统治秩序成为家的伦理秩序的推广,从而使家与国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同质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国是家的延伸,家是国的缩影,既然家国同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基于"国之本在家"11,在强调家国一体的同时显然应以家为本.这就需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对家风家教的价值引导,在促进家庭秩序和谐的基础上实现"家齐而后国治"12.

  另一方面,家国高度一体化的伦理政治,使齐家与治国在价值理念上具有互通性.因为,家国同构的价值内涵是"忠孝一体",这实际上是把作为家庭伦理亲情之首的父子关系与作为国家政治关系之道的君臣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君父同伦与家国同构相辅相成,使家庭伦理之"孝"与国家政治之"忠"完全实现一体化.在家为孝便是为国尽忠,齐家与治国在价值理念上是相通的.同时,基于"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13的价值统一性,既然忠和孝二者所蕴涵的道德伦理是相同的,那么统治者要想使社会大众尽忠,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以家庭为基点来推崇孝道,从而借助家庭培养家庭成员为国尽忠的精神.因此,汉代统治者便把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庭作为推广孝道的一个重要载体.因为,"忠"只有借助于"孝"的影响和渗透,才能使臣民像子女真诚地孝敬父母一样心悦诚服地忠于君主.

  二、汉代农民家风家教的内涵与塑造

  在教育资源尚不能普及的汉代社会,家庭的教育功能便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个体小农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现实情况,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主要通过家庭教育来呈现,其核心内容始终围绕着"修身"进行建构,其实质是对子女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人格塑造.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父母对子女,不仅具有养育之义务,更具有教育之义务.教育不仅可以使子女习得生存之技能、为人处世之规范与法则,更是子辈对父辈道德品质、道德修养、行为规范、家风美俗的继承和传扬."14可见,家风家教的形成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二者相辅相成.

  (一)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德育

  孝是中国传统伦理的诸德之首,即所谓"百善孝为先".同时,孝本身又是处理亲子关系的家庭伦理道德,因此"孝"的培育与践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道德养成之苑的家庭来完成,汉代亦不例外.对于汉代社会的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因其正处于封建伦理道德形成的重要时期,从而使家庭的孝道教育在内涵、实践机制的建构等方面都与先秦时期有着较大的不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具有鲜明特色的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新型孝道教育观.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的确立,使源于人类自然情感的孝趋于纲常化与政治化.一方面,孝被纳入"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之中,孝不再只是单纯的基于血缘亲情的道德范畴,而是直接服从于"父为子纲",间接服务于"君为臣纲,夫为妇纲"的封建道德规范;另一方面,汉以孝治天下,意味着基于血缘亲情的孝成为统治者治民安邦的重要理论基础,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加以落实,孝的精神亦随之渗透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5在此背景下,儒家的伦理纲常、孝悌观念等逐渐被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和接受,讲究封建礼仪规范、追求孝悌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汉代农民家庭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孝道教育深受当时儒家新伦理观及统治理念的影响,这是封建伦理道德长期浸润与教化的结果.

  由此可见,汉代农民家庭教育在承继先秦家庭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忠孝一体"观念的影响下,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汉代农民家庭不仅对子女进行最基本的知识及道德教育,还肩负着培养子女的言行符合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任务.因为在家尽孝便是为国尽忠,孝亲与忠君相统一.但在教育水平尚不发达的汉代社会,大部分农民家庭对子女"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主要是以父母言传身教的方式实施的.例如,以"恭谨"家风而着称的石奋家族,尤为注重长辈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所起的表率作用.据史载,石奋告老还乡后每次"过宫门阙必下车趋……子孙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必冠,申申如也.僮仆欣欣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泣甚"16.石奋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使其子孙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故"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17.东汉名将张奂对其侄子的训诫则属于"言教"的典型事例,张奂的哥哥早年去世留有二子,在他们的家境稍有好转后,就目无尊长,对人傲慢无礼,为此张奂作《诫兄子书》教育他们应尊老爱幼:"汝曹薄佑,早失贤父,财单艺尽,今适喘息.闻仲祉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极口恣意.当崇长幼,以礼自持."18长辈的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不仅有助于培养子女们优良的道德品质,还有利于家风文化的良性循环与传承.对此,汉代政论家贾谊曾说:"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19可见,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子孙产生了较强的影响力,也体现了长辈做出榜样的重要性.同时,随着"忠孝一体"价值观念的确立与不断强化,"'忠'的观念也逐渐成为汉代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内容,并被确定为公共的道德定式"20.但对于大部分汉代农民而言,为国尽忠的精神显然需要在家庭中培养.因此,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庭就承担了重要的孝道教化职能,这其实是汉代统治者大力倡导孝道的真实目的.

  (二)以"为人处世"为主导的家教

  "人生不能无群"21,说明生而为人难免要与周围的人打交道,建立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每个人的言谈举止既能体现个人的交际水平,也能展现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家庭教养.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一个社会人,"为人处世"的能力不仅是个人必须掌握的人际交往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折射出家风家教的好坏.基于此,家庭作为人们最早接受教育的场所,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除了最基本的孝道伦理道德之外,还应特别重视教育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如何"为人处世",即人们常说的如何"做人""做事".这实质上是父母对子女实施的人格塑造与培育,目的是为了让子女能够按照社会的道德标准、行为规范待人接物,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对于处在封建社会初期的大部分汉代农民家庭而言亦是如此.在封建伦理纲常的影响下,家长更加注重对子女道德品质的培养,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何"做人"上.一是在做人的道德品质方面,要勤劳节俭、自立自强等.《汉书·疏广传》中记载,疏广辞官归乡后,不为子孙置产业,而是用官府赏赐他的钱财每天宴请族人朋友,当有人劝说他为子孙买田宅时,疏广说:"吾岂老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22可见疏广不是以钱财盲目地满足子孙物质生活欲望的人,而是要培养子孙们勤奋节俭的品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二是在择友之道方面,要谦虚谨慎、以礼待人等.人生在世,少不了有交友的需要,而所交往的朋友的品德的好坏对个人的成长意义重大.孔子曾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右便佞,损矣."23因此,注重在社会人际交往中的处世之道,就成为汉代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如东汉名将马援曾写信教育侄子马严、马敦要谨言慎行、忠诚厚道.史载:"夫时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过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马援深昭此道,可以为德,诫其兄子曰:'吾欲汝曹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得言'."24这是马援教育侄子们不要随意评说别人的长短,更不要对已有公论的事情妄加议论.在交友方面,马援希望侄子们学习敦厚谨慎的龙伯高,即使没学会,至少成为一个谨慎的人,即"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25.另据《后汉书·王丹传》记载,王丹儿子的一个同学的亲人去世,他的儿子想和其他同学结伴前去吊丧,王丹没有允许,只是让人寄去两匹细绢以示祭奠,并告诉儿子说:"交道之难,未易言也.世称管、鲍,次则王、贡.张、陈凶其终,萧、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鲜矣."26王丹正是通过列举历史上着名的正反事例告诫儿子交友要慎重,一旦认定要做朋友,就应该始终如一地维护好这份友情.

  正是长辈通过对子孙实施这种良好的"为人处世"原则的家庭教育,让子女懂得了做人应该具有的道德操守,从而使家庭这种良好的处世哲理和经验得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家风文化的内涵亦由此变得更加丰富.

  (三)以"耕读传家"为范式的家学

  "耕读传家"来源于传统儒家思想,是基于家庭建设的目的所提出的以劝人勤于耕种和善于读书学习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家庭美德,寄托着儒家学者对家庭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理想.27对于以务农为生的大部分汉代农民而言,这正是他们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真实写照.因为,以农耕文明为根本的汉代社会,农业生产活动自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同时,随着国家教育理念的变化,特别是通经入仕政策的实施,社会各个阶层对读书学习热情高涨,"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28在当时更是广为流传.在此背景下,重视农业生产和读书学习自然就成为大部分农民家庭教育子女的主要内容,并由此形成了以勤于耕作为本、以读经入仕为理想追求的家风家学.

  首先,以"精于稼穑"为基础.在汉代,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化,大多数家庭的子女是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作为谋生技能的,为了个体家庭的生存与延续,长辈需要将农业生产的技术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这也是家庭生产功能得以实现的前提.因此,向子女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就成为汉代农民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正是遵照"精于稼穑"的传统,希望儿女们都能够努力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以便实现丰衣足食.但年轻时的刘邦与他的其他兄弟相比,既不爱读书学习,又讨厌耕作,整日游手好闲,被父亲骂为"无赖".刘邦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在他当上皇帝后,在一次朝宴上借着为父亲祝酒的机会对父亲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29从上述史例可以看出,刘太公指责刘邦的行为,其实代表了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普遍心理,即子孙们如果能够按照父辈的教诲勤于耕作就是很好地承继了"家业",否则便被视为不务正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汉代大部分家庭正是通过父辈对农业耕作技能的传授,即通过实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精于稼穑"的家教,不断丰富着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

  其次,以"读经入仕"为动力.因国家选官制度的变化,汉代农民家庭的教育内容亦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汉武帝在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将教育和入仕相结合,规定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出身门第高低,只要明经就有机会走上仕途而改变命运,从而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民众读书学习的热情.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30由此,"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在汉代社会流行起来,鼓励支持子女及家庭成员读书学习逐渐成为各个阶层家庭建设的重点.如东汉谯玄训诫其子学习经书:"时兵戈累年,莫能修尚学业,玄独训诸子勤习经书."31当然,教育子女读书学习并不一定都会走入仕途.但不管怎样,对大部分世代为农的汉代农民家庭而言,鼓励子女多读书无疑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实了他们家风家教的内涵.

  总之,汉代农民的家风家教,从整体上看是以"孝亲忠君"的道德教育为主,以为人处世、耕读教育为辅,且三者紧密联系,相互融通,共同构成了家风文化的主旋律和主基调,促进了家国同构机制的形成和巩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正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深受社会影响,同时也影响社会"32,二者相得益彰.

  三、汉代农民家风家教的价值意蕴

  汉代农民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资源和方式,对我们今天建设新型家庭美德、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为现代家庭伦理建设提供道德价值基础

  现代家庭伦理建设虽然与汉代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家庭伦理建设的对象、范围是相同的,血缘亲情伦理道德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在新时代构建现代家庭伦理文化的过程中,应汲取汉代农民家庭伦理观的精华,发扬其优良家风的价值引领作用.可以说,以孝为核心的汉代农民家庭伦理文化是现代家庭伦理建设的内涵基础.在传统社会,孝一直被看作是百善之首和人的道德起点,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33

  由上述可知,汉代农民家庭教育的实质是对家庭成员进行以孝为核心的道德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家庭伦理系统,奠定了传统家庭伦理观的基础.不仅如此,汉代农民家风家教所蕴藏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也有其独特的家庭伦理价值,特别是着眼于从道德上引领后人做好人、做善人,多积德、少积恶的精神劝勉更彰显了代际伦理的深蕴,它们是优良家风的伦理魂魄,起着化愚为哲、化野为文以及积小德成大德的点染与陶冶作用"34.可见,对家庭成员进行以孝为核心的"德"的培育与引导,正是汉代农民家庭伦理最本质的内涵.同时,孝道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的根本,而且还是包含孝亲敬亲、尊老爱幼及慎终追远等理念的丰富的伦理道德资源,显然这些与旨在弘扬家庭美德的现代家庭伦理建设都有契合之处.因此,对以孝为核心的汉代农民家庭伦理文化进行现代价值的转换与提升,从中汲取有利于现代家庭美德建设的伦理资源,并使汉代农民家风家教中的慈孝伦理的等差精神与现代平等精神相结合,对建构适应新时代伦理道德文明要求的现代家庭伦理道德体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路径支持

  任何一个时代所提出的核心价值观,都需要借助恰当的途径和方式有效地传递给全体国民,才能很好地被认同和践行.深受封建统治思想影响的汉代农民家风家教,体现的不仅仅是一家或一族的处世准则、精神风貌,还承担着践行统治者主流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根据上文所述,汉代农民家风文化主要采取生活化且具有实践性的方式,以孝梯、仁爱、诚信等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准则,以家庭成员及宗亲之间的情感交流为依托,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培育出与"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使家风家教成为培育和践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微观基础和载体.为此,我们应大力挖掘汉代农民家风家教对国家核心价值观濡染的方式,使其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借鉴和路径支持.

  一方面,家庭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在现代社会,尽管传统的血缘伦理已经被现代法制所取代,现代国家意识形态与家庭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亦不同于汉代社会,家风家教连接家庭与国家的作用好像也因此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但家庭依然是社会的细胞,个体的"育化"与"社会化"还需要依靠家庭来完成,这一点并没有改变.同时,不论在什么时代,个体和家庭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范围而单独存在,家庭对家庭成员仍然起着强大的"育化"与"社会化"的双重功用;且家庭对个体的教育与培养必须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精神,才能使个体的道德品性与社会接轨并保持一致.

  另一方面,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也没有变化.众所周知,汉代是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之上的社会,统治者重视家风培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基于家国一体的封建统治秩序.而在现代社会,虽然时代和制度已发生了质的变化,但家庭与国家的根本关系并没有改变,千千万万个家庭仍然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基点.基于此,现代家风文化的建构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又要大力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这样才能使家庭建设的导向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同频共振.此外,汉代农民家风家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意义上而言是为了建构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使其在践行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从"小孝"到"大孝"的升华,这其实与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35.从这个意义上看,汉代农民家风家教对国家核心价值观濡染的方式对我们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可提供一定的路径支持.

  (三)为加强优良家风的德育基础建设提供借鉴

  汉代农民的家风家教实质上是对家庭成员道德观的建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现代家庭道德建设领域也出现了不少道德异化现象,如孝亲观念淡化、家庭道德教育误区明显、夫妻关系问题突出等,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鉴于此,在当前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时期,应以家庭伦理建设为重点,加强优良家风的德育基础建设,以此把千千万万个家庭打造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善之地.

  在新时代,应汲取汉代农民家庭伦理观的精华,将其嵌入现代家庭的伦理建设中,以此建构适应社会转型要求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一是要弘扬孝道文化.在社会变革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孝道中的许多积极因素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与破坏,代际伦理关系错位明显,既不利于家庭和谐,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风气.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应重视亲子关系伦理的构筑.如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的五伦中"唯父子一伦最其主要,而孝道则亦为人道中之最大者"36.所以在新时代促进良好家风形成的过程中,应弘扬传统的慈孝伦理,使父子各尽父慈子孝的伦理责任,协调改善亲子关系,坚持亲子之间的平等互爱,使传统慈孝伦理的等差精神与现代平等精神相结合.另一方面,应加强家庭的孝道教育,营造良好的家庭德育氛围.在当今社会,剔除传统孝道中"愚孝"的因素,在对子女的孝道培养中,应注重对传统家风中"百善孝为先""孝为立身之本"等思想的渗透和教育;在培养方式上,应借鉴传统家风文化中长辈言传身教的做法,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注重发挥父母的表率作用,为子女做出好榜样.二是应重视家庭的道德教育.家庭作为每个人接受道德教育的启蒙场所,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极大.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37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经济理性开始入侵家庭领域,以其功利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挤压着传统家风的优秀思想内涵,家庭教育的目的严重趋向功利化,对子女的教育更是"重智轻德".基于此,加强家庭的道德教育,要引导家庭成员提高自身素质,增强道德自律性.家庭伦理建设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设,与社会文明程度成正比.因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不能以法律加以约束的道德败坏行为,这就需要通过教化来提高家庭成员的自身素质和道德修养,不断完善人们的道德人格,增强道德自律性.

  综上所述,在新时代培育良好家风的过程中,既要承继汉代农民家风家教中孝亲敬老、齐家兴业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对其进行现代转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进行有机融合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加强现代家庭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作用.
  注释
  1 钱穆:《晚学盲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223页.
  2 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2018年9月11日.
  3(1)《习近平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
  4(2)李根蟠:《中国小农经济的起源及其早期形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3)高敏:《秦汉时期的重农思想蠡测》,《秦汉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24页.
  6(4)陈文华:《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84-93页.
  7(5)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2页.
  8(6)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9(7)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1页.
  10(8)班固:《汉书》卷1《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4页.
  11(9)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77页.
  12(10)《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2-93页.
  13(1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3页.
  14(12)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975页.
  15(13)洪镇涛主编:《孝经·忍经·忠经》,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16(14)肖群忠,姚楠:《传统慈孝与家庭和谐》,《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7(15)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68页.
  18(16)班固:《汉书》卷46《万石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94页.
  19(17)班固:《汉书》卷46《万石君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194页.
  20(18)欧阳询:《艺文类聚》卷23《人部七·鉴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51页.
  21(19)贾谊撰,阎振益,锺夏校注:《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90页.
  22(20)郝建平:《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6页.
  23(21)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5页.
  24(22)班固:《汉书》卷71《隽疏于薛平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40页.
  25(2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3页.
  26(24)范晔:《后汉书》卷43《朱乐何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464页.
  27(25)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45页.
  28(26)范晔:《后汉书》卷27《王丹传》,第931-932页.
  29(27)邓子纲:《儒家读传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年第1期.
  30(28)班固:《汉书》卷73《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07页.
  31(29)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87页.
  32(30)司马迁:《史记》卷88《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593页.
  33(31)范晔:《后汉书》卷81《谯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68页.
  34(32)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1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35(33)黑格尔着,王造时译:《历史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5页.
  36(34)王泽应:《中华家风的核心是塑造、培育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7(3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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