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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的区别

添加时间:2019/06/13
  摘要: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均是当时社会舆论的组成部分, 共同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状况,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然二者有严格的区别, 主要体现在句式特征以及传播的目的、主体、路径、影响等方面。宋代谣谚的句式多讲求对仗工整, 传播范围广, 以民众为主要传播主体, 自下而上, 最终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宋代诙谐话语无固定句式, 涉及社会各个阶层, 具有幽默风趣的语言特征。
  
  关键词:谣谚; 诙谐话语; 宋代; 区别;
 

 
  
  谣谚是一种特殊的舆论表达形式, 是谣与谚的组合体, 包括谶谣、时政谚等。诙谐话语是人们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的语言, 又称诨话、戏谑, 最显着的特点是风趣幽默。目前, 学界关于宋代谣谚的研究成果颇丰1, 但宋代诙谐话语的专门论着尚付阙如2.赵瑶丹《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一书是关于宋代谣谚研究的代表作, 但将谣谚与诙谐话语的概念混为一谈。戴建国也有类似的看法:“相对于汉代谶谣浓重的宗教色彩, 宋代的谣谚更趋向世俗化, 诙谐、调侃、戏谑特色替代了早先谣谚的凝重、严肃与神秘。”[1]2事实上, 谣谚与诙谐话语是有严格区分的。
  
  一、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句式上的区别
  
  谣谚与诙谐话语在句式上是迥然不同的。据赵瑶丹研究, 谣谚可以分为单句式与复句式, 复句式又可以分为两句式、三句式、四句式等, 其中两句式是谣谚中最常见的, 包括三言两句、四言两句、五言两句、六言两句、七言两句等形式[2]39-41.谣谚多以对偶的形式呈现, 朗朗上口, 易于传播, 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欲得天下宁, 当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 莫如召寇老。”[3]2294“眼中丁”即丁谓, “寇老”即寇准, 该句形象地表达了民众对丁谓的憎恨和对寇准的敬重, 褒贬色彩极其明显。《涑水记闻》中记载了关于程师孟与张安国的史料:
  
  谏议大夫程师孟尝请于介甫曰:“公文章命世, 师孟多幸, 生与公同时, 愿得公为墓志, 庶传不朽, 惟公矜许。”介甫问:“先正何官?”师孟曰:“非也, 师孟恐不得常侍左右, 自欲豫求墓志, 俟死而刻之耳。”介甫虽笑不许, 而心怜之。及王雱死, 有习学检正张安国者, 被发藉草, 哭于柩前, 曰:“公不幸, 未有子, 今郡君妊娠, 安国愿死, 托生为公嗣。”京师为之语曰:“程师孟生求速死, 张安国死愿托生。”[4]338
  
  程师孟与张安国攀附权贵, 不惜以生死为代价, 民众通过谣谚的形式来讽刺这种官场风气。当然, 并非所有谣谚均对仗工整, 如“撼山易, 撼岳家军难”[5]11395“台官不如伶官”[6]59等, 但这只是少数情况。
  
  诙谐话语的句式没有严格的对仗要求, 是人们日常交际中的戏语, 大部分没有固定的押韵与句式, 随意性较大。《后山谈丛》中记载了刘攽善戏谑的事例:
  
  王荆公为相, 喜说字始, 遂以成俗。刘贡父戏之曰:“三鹿为麤, 麤不及牛;三牛为犇, 犇不及鹿。谓宜三牛为麤, 三鹿为犇, 苟难于遽改, 令各权发遣。”于时解纵绳墨, 不次用人, 往往自小官暴据要地, 以资浅, 皆号“权发遣”云, 故并讥之。[7]57
  
  刘攽是北宋着名学者, 雅好戏谑, 以“权发遣”讥讽王安石执政时期的用人风气。王安石为推行新法, 提拔支持改革的人, 一些趋炎附势的底层官员也骤得高官, 由于资历尚浅, 暂称“权发遣某官”.士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诙谐话语, 不仅是出于活跃气氛, 更是为了反映某个社会现象。另外, 一些名人的绰号或者某个群体的戏称也具有诙谐色彩, 极具研究价值。刘攽的祖父刘式是南唐入宋的降臣, 在太宗朝曾担任三司都磨勘司的首任长官, 后又兼三司勾院, 政绩显着, 有时望, 时人称为“刘磨勘”[8]848.三司都磨勘司和三司勾院都是宋代重要的审计部门。“北宋前期, 三司的审计机构统揽审磨天下帐籍和诸军诸司簿帐之权, 这种高度集中的审计是与宋朝集权制约的政治体制相一致的。”[9]115刘式以出色的才能, 最终能够胜任三司事务, 可见“刘磨勘”的绰号名不虚传。“赵韩王”是赵普的别称, 在南宋时期也成为诙谐话语。“赵普以佐命功封韩王。车驾在临安, 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同为贰卿, 时人目之为‘赵韩王'.”[10]31赵子画、韩肖胄、王衣在南宋初年, 颇有时望, 时人呼为“赵韩王”, 风趣无比。当然, 部分诙谐话语也有对仗工整的特征, 但为数不多。如《梦溪笔谈》记载宋朝刁约出使契丹事:“刁约使契丹, 戏为四句诗曰:’押燕移离毕, 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 密赐十貔狸。‘皆纪实也。”[11]244刁约此诗以契丹接待宋使的风俗为戏, 四句连缀, 句式整齐, 朗朗上口。南宋初年, 金兵往往在秋冬弓劲马肥之际袭扰南宋, 至开春乃退。“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 我乃秋收冬藏。‘”[10]43这句戏语反映了金军的作战习性, 以《千字文》为戏, 更加重了其诙谐色彩。总之, 诙谐话语在句式上与谣谚有明显不同, 谣谚讲求对仗工整, 诙谐话语讲求戏谑幽默, 无严格的句式要求。
  
  二、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传播目的上的区别
  
  谣谚的目的比诙谐话语更为明确。谣谚展现了人们对时政人物的褒扬与贬低, 以及对朝廷施政动向与决策的期望和担忧。两宋交替之际, 川陕战场上出现了着名的抗金将领吴玠和曲端。“曲端、吴玠, 建炎间有重名于陕西, 西人为之语曰:’有文有武是曲大, 有谋有勇是吴大。‘”[12]66曲端和吴玠在南宋初年的川陕战场上拥有赫赫战功, 陕西当地人皆以两位将领的气质特征编成了谣谚, “有文有武”“有谋有勇”分别成为两人的特色, 表露出民众对曲端和吴玠抗金功绩的肯定, 寄托了民众对抗金事业的殷切期望。由于谣谚传播速度极快、范围广, 因此, 一些兵变、民变的发动者利用图谶、谣谚等故意制造社会恐慌和动乱, 以便伺机而动。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贝州军卒王则在发动兵变前, “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 言释迦佛衰谢, 弥勒佛当持世。初, 则去涿, 母与之诀别, 刺’福‘字于其背以为记, 妖人因妄传’福‘字隐起, 争信事之”, 最终导致“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 党连德、齐诸州, 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 乱河北”[3]3890.王则利用《五龙滴泪》之类的经谶, 宣扬弥勒佛降临, 使得兵变更加具有了宗教神秘色彩,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同伙参与兵变。由此可见, 谣谚的目的性极强, 尤其是在社会即将发生动乱前, 一些别有用心的策划者利用谣谚的特点, 肆意制造混乱, 为变乱制造有利条件。
  
  诙谐话语的目的性不如谣谚强烈、明显, 人们通过说戏语、诨话来表达对朝廷弊政、人物、事件的看法。另外, 由于诙谐话语的煽动性远不如谣谚, 因此, 一些居心叵测的政客一般不会利用诙谐话语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桯史》记载了关于秦桧门客王仲荀的史料:
  
  有王仲荀者, 以滑稽游公卿间。一日, 坐于秦府宾次, 朝士云集, 待见稍久。仲荀在隅席, 辄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 众官久俟, 某有一小话愿资醒困。”众知其善谑, 争竦听之。乃抗声曰:“昔有一朝士, 出谒未归, 有客投刺于门, 阍者告之以某官不在, 留门状, 俟归呈禀。客忽勃然发怒, 叱阍曰:’汝何敢尔!凡人之死者, 乃称不在, 我与某官厚, 故来相见, 某官独无讳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耶!我必竢其来, 面白以治汝罪。‘阍者谢曰:’小人诚不晓讳忌, 愿官人宽之。但今朝士留谒者, 例告以如此, 若以为不可, 当复作何语以谢客?‘客曰:’汝官既出谒未回, 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阍愀然蹙頞曰:’我官人宁死, 却是讳出去二字。‘”满坐皆大笑。[13]84-85
  
  这是一个典型的诙谐话语例子, 王仲荀以“出去”二字形象地形容了秦桧当权时的用人弊端和官员的为官意愿。“秦桧为相, 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 立取显美, 至以选阶一二年为执政, 人怀速化之望, 故仕于朝者, 多不肯求外迁, 重内轻外之弊, 颇见于时。”[13]84秦桧任相期间, 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对秦桧阿谀奉承, 骤得高官, 久而久之便不愿意到地方任官, 形成“重内轻外”的仕官观念。因此, 他们忌讳“出去”一词, 以免贬官外任。周密《齐东野语》记载了关于登闻鼓院的诙谐史料:“今登闻鼓院, 初供职吏, 具须知单状, 称:’本院元管鼓一面, 在东京宣德门外, 被太学生陈东等击碎, 不曾搬取前来。‘正与此相类, 皆可资捧腹也。”[14]146登闻鼓制度是中国古代政府与民间信息互动的一个重要媒介, 宋代是登闻鼓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周密对南宋登闻鼓院的记载虽然带有诙谐幽默的色彩, 但我们可以看出南宋时期的登闻鼓制度有所废弛, “南宋统治者对登闻鼓院的重视不及北宋”[15]17-18.时人利用宋代诙谐话语幽默风趣的特点, 来调侃政府、社会中出现的流弊, 与谣谚在传播目的上有显着区别。
  
  三、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传播主体和路径上的区别
  
  谣谚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心声, 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谣谚的创作者以民间大众较为多数, 多以表达民间大众的实时需求与愿望, 以及对当下时政方针的评议, 对政府决策者检验施政利弊具有舆论监督价值。”[16]9其传播路径一般是横向传播, 扩大社会影响力, 经过文人的修饰, 进而自下而上, 使谣谚进入官府层面, 以引起统治者和政府的重视。李允则是北宋真宗朝的着名将领, 在镇守雄州时, 由于“北门外居民极多, 城中池窄, 欲展北城, 而以辽人通好, 恐其生事”, 故采取计策秘密修建了雄州北关, 巧妙地避免了辽朝的猜忌。“时人有语云:’用得着, 敌人休;用不着, 自家羞。‘”[11]137军队和民众成为该谣谚的传播者, 揭示了雄州军民对李允则智慧和功绩的肯定。一些石刻、碑刻、题壁等谶谣具有预言性与神秘性的特征,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扩大传播范围, 因此, 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谶谣的创作者。绍兴二年, 李纲镇守长沙, 经过建宁时, 僧宗本在墙壁题曰:“东烧西烧, 日月七七。”时江西盗贼李敦仁侵入建宁, 焚烧邑舍, 正好是七月七日。[5]1447谶谣多与事实结果相符, 因而民众对其认可度较高。当然, 部分谣谚的创作者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文人特殊的身份角色, 使其自然成为下情上达的媒介, 这是谣谚能得以影响最高统治者并达到影响政策调整、人物命运转迁等效果的至关重要的群体。”[2]303“士人应敌文章, 多用他人议论, 而非心得, 时人为之语曰:’问即不会, 用则不错。‘”[11]222该谣谚的“时人”即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对时人的文章风格进行了评论。总之, 民众和少数文人们成为谣谚创作的主体, 自下而上, 采取语言、碑刻等多种传播谣谚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愿望与诉求。
  
  诙谐话语的传播主体甚广, 主要包括士大夫阶层和民众, 大部分都有明确的创作者。它的传播路径较为单一, 即口耳相传, 多发生在人们的面谈场合, 一般不会引起政府的重视。山陵使是主持前朝皇帝丧葬仪式的重要官职, 一般由前朝宰相担任, 丧葬仪式结束后, 主管山陵事务的宰相一般都要主动去位。这种惯例“昭示着皇权、政局、人事的多重更新, 这是山陵使传统的现实政治诱因, 也构成以山陵使传统为核心的政治文化”[17]111.史载:
  
  韩魏公为永昭山陵使, 事毕, 而英宗不豫, 不敢还。至四载, 以永厚陵成, 复护葬于洛阳。因上疏云:“自唐至于五代, 故事山陵使事讫, 合行求去。”遂以司徒、两镇节钺, 判相州。元符间, 章子厚为永泰山陵使, 有作词戏之云:“草草山陵职事, 厌厌罢相情怀。”盖谓故事当然也。[14]102-103
  
  章惇主持宋哲宗的丧葬事宜, 按照唐宋时期山陵使的任职惯例, 应该罢免章惇宰相之职, 故有此谑语, 其创作者很可能是与章惇同朝的士大夫。《后山谈丛》记载了一条关于法律诙谐的史料:“鲁直为礼部试官, 或以柳枝来, 有法官曰:’漏泄春光有柳条。‘鲁直曰:’榆条准此。‘盖律语有’余条准此‘也。一坐大哄, 而文吏共深恨之。”[7]70黄庭坚以“榆条准此”戏比“余条准此”, 引起了文吏的怨恨。“余条准此”是中国古代的法律术语, 大意是“其余的条例均以此为准”.“’准此‘作为具体立法技术的表达形式, 在克服客观具体立法体例的固有弊端、使一部律内前后内容达到统一、避免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冲突与矛盾、提高法典的体系化程度等方面所起到的功能与作用显而易见。”[18]187唐宋时期, “春官”即礼部的别称, 黄庭坚以“榆条准此”相戏, 意在保证科场的公正性与纯洁性。据此可知, 士大夫间的诙谐话语多反映时政内容,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民众是诙谐话语的另一个重要创作阶层, 包括僧道、伶人等, 他们所戏谑的对象也是十分丰富, 构成了多元的诙谐文化。《游宦纪闻》记载了僧人“张圣者”戏谑的史料:“有乡民着新紫襦诣谒, 僧请以为施, 民有难色。僧曰:’急抖擞去狗毛。‘盖民窃烹邻狗得襦, 人无知者, 故戏之。”[19]31该僧以幽默的语气嘲讽了乡民的偷盗行为, 反映了僧人劝行教化的努力。宋代伶人是底层民众中重要的诙谐话语的传播者, 他们常以幽默戏剧的形式, 对社会风气、朝政清浊、贪官污吏等内容进行大胆的评论, 成为反映时代状况最为真实的素材。史载:
  
  壬戌省试, 秦桧之子熺、侄昌时、昌龄皆奏名, 公议籍籍而无敢辄语。至乙丑春首, 优者即戏场设为士子赴南宫, 相与推论知举官为谁, 或指侍从某尚书某侍郎当主文柄, 优长曰:“非也, 今年必差彭越。”问者曰:“朝廷之上, 不闻有此官员。”曰:“汉梁王也。”曰:“彼是古人, 死已千年, 如何来得?”曰:“前举是楚王韩信, 信、越一等人, 所以知今为彭王。”问者蚩其妄, 且扣厥指, 笑曰:“若不是韩信, 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座不敢领略, 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云。[20]824
  
  刘邦重用韩信, 出师汉中, 最终夺得关中, 取得三秦大地。伶人以“三秦”为戏, 暗指秦熺、秦昌时、秦昌龄三人, 讽刺秦桧利用职权谋私。由于伶人职业的特殊性与表演的滑稽性, 秦桧也不敢光明正大地责罚伶人, 这也为诙谐话语的传播提供了机遇与空间。士大夫和民众是诙谐话语的重要创作者, 他们以幽默风趣的语言来评论时政, 与谣谚有着根本的区别。
  
  四、宋代谣谚与诙谐话语在传播影响上的区别
  
  谣谚对国家政务、官员升迁、政治风波、社会变乱等都有重大影响, 因而能够引起国家的重视, 统治者竭力对谣谚加以控制与利用, 尤其是谶谣。谣谚的影响力一般比较持久, 而且影响规模大、传播速度快, 这是基于不断的人口流动加速了谣谚的传播。宋初, 三班奉职俸禄微薄, “旧制, 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为诗, 题所在驿舍间曰:’三班奉职实堪悲, 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 半斤羊肉几时肥?‘朝廷闻之, 曰:’如此何以责廉隅?‘遂增今俸。”[11]223驿舍是朝廷官员往来休息之所, 此人在驿舍所题之句, 自然会被朝廷所留意, 所以增加了三班奉职的俸禄。由于谶谣具有预言性, 因此, 两宋统治者都格外重视图谶等。“赵宋王朝禁谶与信谶这一矛盾对立现象的背后, 隐含着现实政治的需要。”[2]392宋代历朝统治者大都颁布过禁谶诏书, 兹不赘述, 但对稳固赵宋江山的谶语是鼓励和提倡的。“建隆中, 京师士庶及乐工、少年竞唱歌曰《五来子》。自建隆、开宝, 凡平荆、湖、川、广、江南, 五国皆来朝。”[5]1446这是宋初关于赵宋统一的谶语, 自然不会被统治者所禁传, 以证明自己的统一事业是上应天命、下顺人心的。建炎三年 (1129) 冬十月, 惊魂未定的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至萧山县时, 宗室赵不衰迎候于道上, 宋高宗大喜曰:“符兆如是, 吾无虑矣。”命进封赵不衰三秩[21]657.谶语“赵不衰”正好满足了宋高宗的心理诉求和政治需要。由此可见, 谣谚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政府想方设法地尽力引导谣谚走向良性发展的道路, 以满足统治者的需求, 进一步证明政权的合法性与延续性。
  
  谣谚是从宏观层面来反映宋代的社会百态, 而诙谐话语是从微观层面来戏谑现实, 两者在影响层面上是大相径庭的。诙谐话语更多的是文人和民众之间的相戏之词, 人们对幽默风趣的谑词只是一笑而罢, 其影响力远不如谣谚。诙谐话语的影响是局部的、暂时的, 因此, 政府一般不会对诙谐话语过分重视, 同时, 也给我们从微观层面提供了认识宋代社会的新视角。“建中靖国初, 韩忠彦、曾布同为宰相, 曾短瘦而韩伟岸, 每并立廷下, 时谓’龟鹤宰相‘.滕甫亦魁梧, 而滕待之厚, 游处未尝不与之俱。人呼为’内翰夹袋子‘.”[10]25该谑语已经无法确定具体的创作者, 属于诙谐话语中的特殊情况。“’龟鹤宰相‘分别是新旧两党势力的象征, 也是建中之政政治格局的象征。”[22]55为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 徽宗即位之初, 命韩忠彦为左仆射, 曾布为右仆射。该戏语以二人的身体特征为对象, 形象地展现了徽宗朝初年的政治格局。滕甫, 即滕元发, 是宋神宗朝的名臣, 曾在翰林任职, 待人甚厚, 因此被时人称为“内翰夹袋子”, 更为形象生动。《春渚纪闻》记载了米芾任雍邱令驱除蝗灾的谑语:
  
  适旱蝗大起, 而邻尉司焚瘗后遂致滋蔓, 即责里正并力捕除, 或言尽缘雍邱驱逐过此, 尉亦轻脱, 即移文载里正之语致牒雍邱, 请各务打扑收埋本处地分, 勿以邻国为壑者。时元章方与客饭, 视牒大笑, 取笔大批其后付之云:“蝗虫元是空飞物, 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 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无不绝倒。[23]30
  
  从上可以看出, 第一, 宋代县尉同时具有救灾职责;第二, 灾害爆发之时, 官员极易互相推诿责任。蝗灾本是天灾, 而且蝗灾流动速度快、规模大、破坏力极强, 无法完全靠人力消灭殆尽。米芾以蝗虫为戏, 揭示了蝗灾的特点以及期待各地同心协力, 共灭蝗灾。由此可见, 戏谑话语的魅力正在于它以一种幽默打诨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百态, 是士大夫、学者、普通民众对社会各种现象的调侃与看法。
  
  五、结语
  
  诙谐话语与谣谚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句式以及传播的目的、主体与路径、影响等层面。在句式上, 谣谚一般讲求对仗工整, 而且部分谣谚经过文人们的修饰后, 辞藻华丽;诙谐话语无固定句式, 用词幽默。在传播目的上, 谣谚主要是评论时政和人物, 尤其是谶谣, 一些居心叵测的领导者主要用来制造社会恐慌;诙谐话语只是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戏谑。在传播主体和路径上, 谣谚的主体主要是民众, 兼及部分士大夫, 传播路径多是自下而上, 最终可能被统治者所获取;诙谐话语的主体甚广, 包括士大夫阶层、民众、伶人等, 其传播路径主要是日常交际中的面谈, 传播范围较小。在传播影响上, 谣谚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大影响, 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 尤其是谶谣, 往往会被统治者所重视;诙谐话语的影响是短暂的, 其影响力远不如谣谚, 不易被国家统治者所重视。谣谚反映社会的变态, 而诙谐话语反映社会的常态。20世纪以来随着新史学和社会史的兴起, 人们的关注点发生了转变, 开始关注社会底层历史的研究。透过诙谐话语, 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社会的百态, 弥补了谣谚的空白, 是研究宋代社会生活史的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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