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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特点和启示意义

添加时间:2019/06/10
  摘要:18世纪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和贸易限制,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途径简单, 但传播内容繁多, 传播效果深远。从传播途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受众四个方面考察18世纪中国小说、诗话和戏曲对日传播的基本情况, 评价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效果和影响, 包括在日本引起的汉籍收藏现象, 总结了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特点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18世纪;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 小说; 诗话; 戏曲; 特点; 启示;
 
  
  中日两国文学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更是全面到位、影响深远。中国唐代、明代的中日文化交流达到了历史鼎盛时期, 到了18世纪, 日本江户时代和中国清代均实行锁国政策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相对于唐朝文化对日输出的鼎盛和明朝对日贸易的盛况,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虽持续不断, 但规模小、数量少。因日本贸易政策的限制, 中日文学交流途径单一, 以中国文学对日传播为主, 但传播到日本的中国文学数量庞大、影响广泛而深远, 成为中国文学在特殊历史背景下成功“走出去”的典型范例。国内有关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 主要以严绍璗、李树果、王晓平、马兴国等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1为代表。目前,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研究成果多亦杂, 主要集中在诗词唱酬、汉诗影响、翻案小说等方面, 代表性成果有陈友康、唐千友、孙立、勾艳军等人的个案研究, 从传播学视角实证研究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成果并不多见。本文拟围绕18世纪这一特殊时期的中国文学对日传播进行系统梳理、论述和透视, 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日文学关系的认识。
  
  一、对日传播的主体和途径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最初是由五经博士实现的, 他们通过船载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等主要儒家典籍经过朝鲜半岛带到日本。中日两国隔海相望,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以水路传播为主, 并体现出以“船载随行、商船携渡”为主的特点。
  
  18世纪, 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战略, 在对外关系方面, 只准日本与中国及荷兰两国在长崎港通商贸易 (始于1636年) .由此, 从中国福州、泉州、乍浦等港口起航的商船赴日成为中国书籍进入日本的最主要途径[1]289.1715年, 德川幕府实行贸易限制政策, 既限制贸易总额, 又限制贸易船只, 导致在18世纪前半期从长崎进驻日本的中国商船只有三四十只, 18世纪末期从事对日贸易的中国商船每年也没有超过10只, 中日贸易走向衰落[2].尽管如此,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规模和数量依然可观:1793年末, 南京船 (指从南京、苏州一带装货的船只) 装载的货物中便包括船主王开泰带来的76种书籍, 其中有《红楼梦》9部18套的记录。同年船载书目中有《绣像红楼梦》2部2套的记载, 是林甚八郎特意托人从中国购进作为自己的读本[1]289.由此可见,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主要通过商人贩卖和个人委托购买两种方式, 以政府商船载入为主要途径, 商人和个别友人是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主体。
  
  清代之前, 中国文学对日传播主要是通过政府公派使团、使者或个人留学等途径实现的, 相对于政府间的文学交流, 民间交流规模比较小。到18世纪, 虽然幕府和清政府限制了官方联系, 但两国的交流尤其是民间交流非但没有中断, 反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密切[3]63.这一时期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比以前增多, 到日本的中国人有商人、船员、僧侣、医生、学者文士和乞师人员等。据冯佐哲先生统计, 1711-1731年, 从中国到达日本的和尚7人、医生5人、学者1人、画家1人、武士1人, 此外还有在日本充当翻译的中国人9人[3]64.笔者据冯佐哲先生的同篇文章内容统计, 1707-1798年漂流到日本的中国商船共有9次, 其中仅1718年漂流到日本的中国漂流民就有43人, 中国商船把日本漂流民带到中国或送回日本共13次, 总人数达67人之多[3]64-65.就这样, 漂流到日本的中国人受到日本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 他们也热情地回报日本人, 给当地民众介绍众多的中国文学文化知识, 给日本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可以说民间传播是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一种主要途径, 民间商人、文人、艺术家、船员、僧侣、医生、翻译人员、自由漂民都是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主体。
  
  二、对日传播的主要内容及日本的受众
  
  (一) 小说方面
  
  中国清代小说以白话小说为主, 传奇小说、艳情小说、笔记小说等也数量颇多, 种类繁多, 传播广泛, 具有严格的学术品格, 编刊者还可以擅自删改小说的题目和文本, 增加小说的个性化色彩[4].据笔者从百度和谷歌搜索整理, 18世纪随商船传播到日本的中国经典小说主要有《今古奇观》 (1731年传入) 、《水浒传》 (1713年、1717年、1725年多个版本传入) 、《三国演义》 (1692年在日本出现翻译本, 18世纪盛行多个译本) 、《醒世恒言》 (1727年传入) 、《警世恒言》 (1743年传入) 、《西游记》 (1758年日译版出现) 、《聊斋志异》 (1768年传入) 、《金瓶梅 (点评本) 》 (1713年传入) 、《红楼梦》 (1793年传入) 、《世说新语》 (翻译本《世说儿谈》《世说逸》于1749年刊行) 、《剪灯新话》 (1482年传入, 翻案本盛行于18世纪) 等。大量中国小说在清代被商船携渡到日本, 并在日本广泛传播, 受到日本人民的普遍喜爱, 丰富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 也影响了日本的作家和文人, 在日本兴起了阅读、研究、仿作中国小说的热潮, 出现了很多中国小说的选译本 (翻译) 和翻案本 (仿作) .如中国《水浒传》的日语选译本有11种之多, 尤其受到日本武士的喜爱;还有《日本水浒传》10卷、《女水浒传》4卷、《诙谐水浒传》10卷、《新编女水浒传》6卷等众多不同的中国版《水浒传》的“翻案本”.1792年, 大阪书林编纂的中国俗语辞书《小说字汇》中引用的各类中国文学作品 (以白话小说为主) 达195种之多[5].另据从进口中国图书的日本书商屋田中清兵卫制作的《唐本目录》和《舶载书目》统计, 1727年日本进口中国小说14部, 1741年进口中国小说12部, 1754年仅九号船就进口中国小说30部[3]64.
  
  事实上, 当时日本国内接受和传播的中国小说主要有翻译本、刻印本 (也称影印本) 、翻案本三种形式, 其中最为日本文人追捧的是翻案本。所谓“翻案”, 就是日本人对中国小说加以翻译、仿作、改编或直接取材于中国小说素材创作而成, 有的截取中国小说或戏曲的内容情节, 配上日本的历史背景、日本人名或日本地名, 再适当加上自己的构思。当时很多日本作家都热衷于这种翻案小说或读本小说的创作, 使日本的翻案小说和读本小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
  
  (二) 戏曲方面
  
  清代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繁荣时期, 除原有的杂剧和传奇外, 还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和作家, 地方戏随之兴起。一些中国知名戏曲作品也由中国商人传播到日本。据笔者从百度和谷歌检索整理, 18世纪传播到日本的中国经典戏曲作品主要有《琵琶记》《西厢记》《长生殿》《桃花扇》《雷峰塔》《燕子笺》《白蛇传》等代表性戏曲。同时期日本人个人收藏的中国戏曲主要书目包括:德山藩第三代藩主毛利元次个人藏书中的中国戏曲书目《名家杂剧》10册、《西厢记》1册、《琵琶记大全》2册、《新选南北乐府》2册、《玉合记》8册, 秋田藩明德馆藏书中的中国戏曲书目《西厢记》12册、《六十种曲》120册、《新曲六种》10册、《红楼梦九种曲》12册、《杂剧》22册, 儒学家古贺精里个人藏书中有中国戏曲《元人杂剧》40本, 着名戏曲家太田南亩个人收藏的汉籍中有文言小说44本、戏曲《容居堂三种本》6本, 左贺藩前田宗家的尊经阁文库中藏有《贵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传奇四种本《牡丹亭还魂记》等4个戏曲作品, 越前福井藩松平家藏有《元曲选》52册[6]70-73.
  
  当时中国戏曲传播到日本, 不仅仅是以上述书籍传播为主, 还有中国商人的口头传播。由于当时日本幕府只对外开放长崎一港, 中国商人、船员一到长崎就经常口头演唱中国戏曲, 受到日本人的喜爱。同时汪鹏、杨嗣雄等着名的中国书商也受到日本人的欢迎。比如杨启堂、刘圣孚把《九连环》《烧香曲》《彩云开》《八仙祝王母寿》《私下三关》《九连环》等中国戏曲唱给日本人听。当时的得泰好船财副朱柳桥也曾邀请长崎当地的儒官到中国馆饮酒、听戏, 让日本人切身感受到了中国戏曲的魅力和文化蕴含。其中受日本人欢迎的《彩云开》是根据王实甫《西厢记》中一段改编, 《私下三关》是写宋代杨家将的故事, 《九连环》是清朝新兴的湖南花鼓戏剧目, 这些经典曲目都受到日本人的喜爱。
  
  (三) 诗话方面
  
  日本人也很推崇中国的诗歌作品。18世纪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所运载的货物中都有汉籍, 有时一艘船就运载上百种汉籍, 数量达几百部之多, 其中除经史子集外, 还有小说、诗作、碑帖[7]等。虽然清代诗歌的发展较之前大有衰落, 但和小说、戏曲一样, 诗话作品广泛受到日本人喜爱, 商人贩卖、个人购买阅读及学习汉诗的热情都丰富了汉诗书籍收藏量, 促生了日本人“填词作诗”的风气, 创造了日本汉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清代之前, 《诗经》《离骚》《玉台新咏》《唐诗选》等大量中国诗歌典籍就传播到了日本。到了清代, 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普遍应用, 大量唐诗、宋词、元曲等诗歌类书籍对日本传播更加广泛, 当时中国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诗话也随商船传播到日本。所谓诗话, 即评论诗歌、诗人、诗派及记录诗人故事的着作, 是说唱文学的一种, 属于“词话”系统, 其体制有诗也有散文, 是中国清代一种独特的论诗文体,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诗话是指诗歌话本, 即关于诗歌的故事, 随笔体;广义的诗话是诗歌的评论样式。笔者据张伯伟的《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 (中华书局, 2007) 和刘欢萍的《日本诗话对清代诗文的接受与批评考论》 (《东疆学刊》, 2010) 所述内容统计:18世纪传播到日本的中国清代诗话类书籍主要有《归愚诗抄》 (1760年传入) 、《沈归愚全集》 (1760年传入) 、《清诗别裁集》 (1762年传入) 、《钦定国朝诗别裁集》 (1768年传入) 、《七子诗选》 (1753年传入) 、王士禛的《带经堂集》 (1797年传入) , 还有《清诗选》 (1791年传入) 、袁枚的《随园诗话》 (1791年传入) 和《小仓山房集》 (1791年传入) 、《唐诗别裁集》 (1731年传入) 、赵翼的《瓯北诗抄》。总之, 江户时代船载至日本的清朝诗话, 有籍可考者约120种[8].从当时日本文人所引用的诗话类书籍来看, 出现次数较多的中国诗话作品主要有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袁宏道的《袁中郎集》、陈子龙的《皇明诗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王士禛的《唐贤三昧集》《渔洋诗话》、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 正如日本学者加藤良白所说, 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 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需求仍然旺盛[3]66.不仅如此, 还如冯佐哲先生所述, 清代着名文学家金圣叹的文学批评、李渔的戏曲戏论、侯方域的散文、顾炎武等人的着作被日本学者片山蒹山等人广泛介绍到日本, 并广为流传, 为中国文学书籍传入日本提供了绝好的市场。
  
  18世纪日本人对中国诗歌作品的喜爱还表现一些诗歌集作原版在中国失传, 却在日本保存完好。如长期流传在禅林中的寒山诗, 作为中国古代诗国中的一朵奇葩, 宋代以后受到诗人文士的喜爱和摹拟。虽然现在国内失传寒山诗的注释本, 却有近百种注释本在日本出现和流传。据日本学者大田悌藏统计, 1661-1911年出现的中国寒山诗注释本主要有《首书寒山诗》3卷、《寒山诗管解》6卷、《寒山诗阐提记闻》3卷、《寒山诗索颐》3卷、《寒山诗讲话》等不同版本和类别[9].这些传播到日本的中国文学原版资料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寒山诗的参考资料。
  
  18世纪, 由于德川幕府推崇中国文化典籍及封建藩主对中国典籍的喜爱, 中国文学传播到日本后, 不仅兴起了日本人阅读、研究、翻译、仿作汉籍的热潮, 而且出现了官方和私人收藏汉籍的现象。据胡孝德先生总结, 1693-1803年中国41艘商船运到日本的书籍总数为4721部[10].据大庭修先生统计, 1714-1855年中国商船载到日本的书籍共6330种、56 844部, 但这并不是全部[11].矶部彰先生提及日本江户时代十个藩的藩主个人收藏中国小说 (包括戏曲) 总数2952本, 其中一个中级藩--白河藩所藏汉籍总数为1788部25 040册[6]69.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吉川幸次郎提到, 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收藏的中国汉籍就达49 550部[12].由此可见,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的规模之大。
  
  三、对日传播的影响及效果
  
  (一) 小说的影响
  
  中国小说传播到日本后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两点:第一, 日本人接受了清代李渔、袁枚、金圣叹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 兴起了日本文学批评和文学考据的热潮。如小说批评理论家清田儋叟的《题水浒传》一文中就有金圣叹的影响, 在《中世二传奇》中引用了李渔《闲情偶寄》中提出的“趣”“本意”等概念[1]298;还有都贺庭钟的《传奇踏影篇》运用了中国考据学的方法, 搜集了中国小说戏曲资料, 追根溯源, 略加评述[1]293.第二, 大量中国小说的选译本和翻案本在日本的传播引起了日本人阅读、训点、研究、翻译、仿作中国小说的热潮。特别是读本小说和翻案小说在日本大肆流行, 出现了众多知名日本小说家及其作品。如《水浒传》的故事被泷泽马琴在《南总里见八犬传》里改写成《八犬传》中八犬士的故事, 取材于中国的《汉武外传》《飞燕外传》《水浒后传》, 创作了《椿说弓张月》等作品;都贺庭钟模仿中国的“三言”系列作品创作了《古今奇谈英草纸》《古今奇谈繁野话》《古今奇谈莠句册》;上田秋成模仿中国的《白蛇传》创作了《蛇行之淫》;山东京传模仿《水浒传》创作了《忠臣水浒传》等。
  
  (二) 诗话的影响
  
  作为中国诗歌新兴体裁的清代诗话传播到日本后, 由于德川将军的提倡和汉学者的推崇, 立即受到日本文人的追捧, 在日本出现了汉诗创作、诗集整理、诗话创作的高潮。首先, 汉诗创作方面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状态, 优秀的汉诗人不断辈出, 比如片山北海、祗园南海、室鸠巢、新井白石、伊藤东涯、诗僧慈周等。其次, 江户时期的诗集门类各异, 五彩纷呈。其中最大的三部汉诗总集是江村北海编的《日本诗集》正编10卷、续编8卷, 收录了江户时期502家汉诗;市河宽斋编的《日本诗纪》50卷及卷外集、别集、系谱各1卷, 辑选了420家诗3204首、句527条;友野霞舟编的《熙朝诗荟》100百卷, 辑选了江户时期1467家诗14 318首[13].最后, 模仿清代诗话的诗话创作者及其作品层出不穷, 甚至为了弘扬诗话, 还出现了“江湖社”“混浊社”等文学结社组织。比如田能村孝宪的《竹田庄诗话》、菊池五山的《五山堂诗话》等。1667年 (清康熙六年) 在日本出现了日本人创作的《济北诗话》, 第二年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日本诗话作品《史馆茗话》, 由此拉开了日本诗话繁荣的序幕。到1913年, 在日本出版发行的日本人自己的诗话作品共100余部, 其中《日本诗话丛书》收录了62种。可见日本诗话的创作繁盛期主要集中在江户时期。
  
  (三) 戏曲的影响
  
  清代着名戏曲家代表李渔、蒋仕铨、沈超凤等都是诗词文戏俱佳的文人。他们不但从事戏剧创作、指导演剧, 而且还有很多戏曲理论留于后世。他们的戏曲作品和戏曲理论同样被清代商船传播到日本, 对日本戏剧创作和表演产生了巨大影响。18世纪清代戏曲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戏曲理论和剧本创作两方面, 如李渔的《闲情偶寄》、蒋仕铨的《红楼梦九种曲》在18世纪的日本广为传播和引用。特别是李渔的戏曲理论“趋向”及讽刺、滑稽的创作风格影响了日本江户中期很多有名的“戏作者”.李渔的滑稽主要表现为自轻自贱, 日本戏作界的头脑人物平贺源内就把自己的作品戏谑为徒劳之作, 称之为“为之犹闲乎已”;怎么说笠翁 (李渔) 心中也有着难以抹去的混合者自卑的心理情感, 同样山东京传一生也没有从戏作者的自卑和无用者的意识中摆脱出来, 李渔的笔名为“觉世稗官”, 而日本戏作者的戏曲泰斗曲亭马琴论定“稗官小说乃鄙事也”[14].由此可见, 李渔戏谑游戏的创作态度传到日本后, 被日本戏作者奉为楷模, 其近似俳优的人生境遇引起了江户时期日本戏作者的广泛共鸣[15].此外, 蒋仕铨所有作品的主题都体现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和中国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思想, 与18世纪日本歌舞伎“劝善惩恶”“忠臣义士孝子节妇”的主题精神不谋而合。
  
  (四) 汉籍的收藏
  
  18世纪中国文学大量东传日本, 再加上德川幕府推崇中国文化典籍和封建藩主对中国典籍的喜爱, 中国文学不但在小说、戏曲和诗话方面影响了日本文学, 还使日本人兴起了阅读、研究、翻译、仿作汉籍的热潮, 而且出现了官方和私人收藏汉籍的现象。如前文已述, 胡孝德、大庭修、矶部彰、吉川幸次郎等提到了日本收藏汉籍的情况, 可见18世纪中国文学东传对日本人汉籍收藏产生的巨大影响。
  
  四、对日传播的特点及启示
  
  文学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是特殊时期下中日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具有独特性和启示意义。第一,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是中日文学交流的主要形式, 以先进的中国文学传入日本为主, 并带动和影响了日本的文学文化。中国文学对日传播一直处于被选择、被融合的过程中, 虽然也有文化摩擦发生, 但中日文学文化融合的趋势远远大于文化摩擦的趋势和影响。第二,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突显了主体性和周边性并存、保守性和开放性并存、选择性和混杂性并存的特点。换言之,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以中国文学为主体, 同时兼有自我保守性和对外开放性的特点。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学被日本人赋予了周边性和选择性, 日本的对外开放态度和吸收周边文化的积极意识决定了日本文化的内在混杂性和自我选择性。第三, 文学传播受到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政策影响, 与政府法规、社会文化政策息息相关。任何文学文化对外传播和吸收不是随心所欲的, 也不是毫无节制的, 一定会受到当朝政府相关政策的约束、限制或鼓励、支持。清朝的锁国政策决定了清代的中国文学传入日本受到一定限制, 不是大规模、全开放地进行;唐朝的开放政策决定了唐朝文化全方面传入日本。大化改新政策铸就了日本社会全方位吸收隋唐文化的伟大成就, 江户政府的封闭政策虽然促进了日本国内文化的发展, 但使中国文学传入日本受到相当的限制。第四, 文学传播顺应和符合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18世纪中国文学传入日本符合日本文化发展的趋势, 满足了日本文化发展的需要和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渴望, 所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效果:考据学、文艺批评、诗歌评论、通俗小说、稗官小说、诗词唱酬等各种文学体裁在日本产生并发展。第五,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其实是中日文化的共生与互动, 是动态的, 不是静态的, 是彼此影响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是多元共生的。比如:江户时期, 山井鼎所作的《七经孟子考文》传入中国, 对清代学术影响较大, 并被着录在《四库》中;1794年日本文学作品《忠臣库》 (又名《忠臣藏》) 传入中国, 对中国戏曲、小说产生了一定影响[3]64.此外, 还有一些日本文人的作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流传。
  
  综上所述, 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大大影响了日本古典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中日文学虽隔海千里却风格相亲, 形式、语言不同却精神相通。恰如日僧策彦周良赠明朝翰林全仲山的诗中所言:“莫道江南隔海东, 相亲千里亦同风;从今若许忘形友, 语纵不通心可通。”[16]明治维新以后, 由于日本西洋化加剧, 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摄取转入低潮, 但18世纪传入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依然影响着明治以来的日本近代文坛。很多着名作家基本都有汉文学的素养, 像夏目漱石、森鸥外等。明治以后到现在, 西洋文学代替中国文学往日本的输入占据了主流, 但中国文学对日传播却没有中断, 在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热潮持续升温, 出现了众多中日文学交流、文学比较方面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 中国也出现了研究中日文学交流和文学比较的热潮, 研究18世纪中国文学对日传播, 不仅可以丰富有关研究成果, 而且可以为中国文学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实证参考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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