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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对中华起源于西部的论述

添加时间:2019/04/29
  摘要: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 周秦汉唐是以千里蜀道为轴心的西部时代;宋元明清是以万里大运河为轴心的东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 《史记》全面阐述了文明的西部起源论。中华文化兴盛于天府, 司马迁将秦汉王朝崛起强盛视为秦蜀天府之国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大汉盛世奠基于西部, 辉煌灿烂的汉武帝时代是以西部为大舞台走向世界的, 汉代奏响了中华文明由西部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黄钟大吕。龙马精神形成于西部, 开拓进取、恢宏大气的大汉雄风是以马文化为标志的, 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就是汉代龙马精神的形象写照。
  
  关键词:《史记》; 秦汉王朝; 天府之国; 丝绸之路; 武帝时期; 西部时代;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 周秦汉唐是以千里蜀道为轴心的西部时代;宋元明清是以万里大运河为轴心的东部时代。而司马迁的《史记》, 则是记录西部时代开端的百科全书。秦汉帝国的统治重心在西部, 以蜀道为轴心、以“秦中-汉中-蜀中”为战略基地。[1]汉朝是西部时代的奠基、开拓时期, 汉武帝统治下的汉朝是西部时代第一个鼎盛阶段, 而司马迁《史记》则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壮丽辉煌。
  
  一、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
  
  在历史的洪荒岁月, 西部以西北黄土高原的厚重和西南四川盆地自然环境的优越, 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以“秦中-汉中-蜀中”为基地的“天府之国”是秦汉西部时代的摇篮。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的论点。
  
  首先, 西北是神明的发源地。《史记·封禅书》云:“自古以雍州积高, 神明之隩, 故立畤郊上帝, 诸神祠皆聚云。”[2]1163或曰:“东北神明之舍, 西方神明之墓也。”《集解》引张晏曰:“神明, 日也。日出东北, 舍谓阳谷;日没于西, 墓谓蒙谷也。”[2]1179秦汉王朝祭祀天地祖宗的圣地集中在关中和西部地区。“自五帝以至秦, 轶兴轶衰, 名山大川或在诸侯, 或在天子, 其礼损益世殊, 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 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东, 名山五, 大川祠二。”秦朝强化了关中和西部在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地位, “自华以西, 名山七, 名川四。曰华山, 薄山。薄山者, 衰山也。岳山, 岐山, 吴岳, 鸿冢, 渎山。渎山, 蜀之汶山。水曰河, 祠临晋;沔, 祠汉中;湫渊, 祠朝那;江水, 祠蜀。”[2]1172-1173西部的名山大川祠祀地共有十一处, 超过了东部地区的七处, 几乎多了一半。同时提升了关中地区名山大川祠祀的地位。“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 以近咸阳, 尽得比山川祠, 而无诸加。”西汉建立后, 继承了秦朝的祭祀制度。刘邦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 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2]1177到汉文帝时期, 随着经济的日渐繁荣, 进一步提升了关中及西部山川祭祀礼品的等级。“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 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 禺马四匹, 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 各增广坛场, 珪币俎豆以差加之。”[2]1178-1179汉武帝时期, 大汉王朝走向辉煌, 武帝封禅祭祀的足迹遍于五岳四渎, 但国家祭祀的中心仍在关中。司马迁说:“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 三年亲郊祠, 建汉家封禅, 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 五, 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2]1194对天神太一与地只后土的祭祀皆在国都长安。因此, 西汉王朝的国家祭祀中心在关中盆地和西部地区, 这是国家大事唯祀与戎的古典社会, 西北作为“神明之隩”奠定了西部时代的精神信仰基础。
  
  其次, 西部是文明的发源地。司马迁认为夏商周三代皆起源于西部, 秦汉两大王朝更是以西部为基地走向全国, 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的系统论断。《史记·六国年表》云:“或曰‘东方物所始生, 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 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 汤起于亳, 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 秦之帝用雍州兴, 汉之兴自蜀汉。”[2]537对此, 史记三家注有解读。《集解》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 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集解》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史记》正是以中华文明西部起源论来建构其全书的理论框架。第一, 中华民族的始祖炎黄二帝起源于西部。《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居轩辕之丘, 而娶于西陵之女, 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 生二子, 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 是为青阳, 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 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 曰昌仆, 生高阳, 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 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 是为帝颛顼也。”黄帝与炎帝部族最早起源于甘肃天水至陕西西安之间的渭河河谷, 有考古资料、文献记载与文化遗存的多重证据。而且黄帝妻子嫘祖系四川盆地人, 其子孙生活的若水、江水皆在四川盆地。而炎帝就诞生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史记·五帝本纪》又云:“轩辕之时, 神农氏世衰。”《集解》皇甫谧曰:“易称庖牺氏没, 神农氏作, 是为炎帝。”《正义》帝王世纪云:“神农氏, 姜姓也。母曰任姒, 有蟜氏女, 登为少典妃, 游华阳, 有神龙首, 感生炎帝。人身牛首, 长于姜水。有圣德, 以火德王, 故号炎帝。”这里的“华阳”即秦岭之南坡。证明中国西部秦陇与巴蜀之间是中华文明发祥的高地。《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 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 故黄帝为姬, 炎帝为姜, 二帝用师以相济也, 异德之故也。”[3]189-190姬水在哪里?史书没有明确记载。现代学者认为, 是指从今麟游流出而南流入渭河的漆水河。此河在今武功县境内, 历史上属宝鸡市管辖。“姬”“漆”相通。所以, 宝鸡是黄帝从渭河上游东迁的第一个居住地。继续向东, 就是“华山”.而古“华山”泛指秦岭。《列子·黄帝》篇记载:“ (黄帝) 昼寝而梦, 游于华胥氏之国。”[4]28所谓“华胥氏之国”, 就是以古之秦岭为中心的陇东、关中地区。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因此, 黄帝部落出自于“华胥氏之国”是没有疑问的, 地域上也非常吻合。第二, 五帝中的颛顼、帝喾皆是黄帝子孙, 皆生长于西部。尧舜禹时代, 西部是圣王发祥与建功立业之地。《史记·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 皆同姓而异其国号, 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 帝颛顼为高阳, 帝喾为高辛, 帝尧为陶唐, 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 姓姒氏。契为商, 姓子氏。弃为周, 姓姬氏。”不仅黄帝后的圣王活动在西部, 而且西部少数民族也是黄帝后裔。《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夏后世之苗裔。”受司马迁的影响,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中华民国解》中指出:“然神灵之育自西方来, 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 神农产姜水, 黄帝宅桥山, 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 高辛起于江水, 舜居西城 (据《世本》, 西城为汉代汉中郡属县。故公孙尼、子言舜牧羊于汉阳。据《地理志》, 汉中郡褒中县有汉阳乡) , 禹生石纽, 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 而知民族奥区, 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 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 就华山以定限, 名其国土曰华, 则缘起如是也。”“质以史书, 夏之为名, 实因夏水而得, 是水或谓之夏, 或谓之汉, 或谓之漾, 或谓之沔, 凡皆小别互名, 本出武都, 至汉中而始盛, 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 犹生姬水者之氏姬, 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 非邦国之号, 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着。下逮刘季, 抚有九共, 与匈奴、西域相却倚, 声教远暨, 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 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 自受封汉中始, 于夏水则为同地, 于华阳则为同州, 用为通称, 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 随举一名, 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 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 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5]35-36太炎先生可谓深得太史公史学之真谛。
  
  二、中华文化兴盛于天府
  
  司马迁格外关注文化中心的盛衰变迁, 将秦汉帝国崛起强大视为秦蜀“天府之国”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 殷人都河内, 周人都河南, 夫三河在天下之中, 若鼎足, 王者所更居也, 建国各数百千岁。”这里的“三河”是指洛阳到长安之间的黄河中游, 包括以黄河干流为轴, 西到渭河、北到汾河、东到伊洛河流域, 是夏商周文明的中心地带。
  
  秦汉时期的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共同构成“天府之国”的大舞台, 长安与成都则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这样, 就构成了背靠高原的“胡苑之利”, 据有盆地的“四塞之固”, 面向平原“势如破竹”的有利形势。《史记·留侯世家》云:“夫关中左殽函, 右陇蜀, 沃野千里, 南有巴蜀之饶, 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 河渭漕挽天下, 西给京师;诸侯有变, 顺流而下, 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 天府之国也。”对张良的话, 三家注有详尽的注解。苏秦说秦惠王云“秦地势形便, 所谓天府”.是所凭也。[2]1632这证明秦蜀“天府之国”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首先, 战国时期, 秦国的崛起, 初步展示了秦蜀“天府之国”的地理环境优势。秦国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 越过秦岭山地夺得汉中盆地, 然后沿汉水向东从楚国手中夺得汉水上游。秦厉共公二十六年 (前451) 取蜀汉中盆地, 秦左庶长筑南郑城。躁公二年 (前441) , 南郑附蜀。秦惠公十三年 (前387) 伐蜀, 夺回南郑。周显王时 (前368) , 南郑被蜀占据。在秦孝公时期, 秦局促于关中一隅, 被关东诸侯瞧不起。《史记·秦本纪》:“楚自汉中, 南有巴、黔中。周室微, 诸侯力政, 争相并。秦僻在雍州, 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 振孤寡, 招战士, 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晋乱, 以河为界, 西霸戎翟, 广地千里, 天子致伯, 诸侯毕贺, 为后世开业, 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 国家内忧, 未遑外事, 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 镇抚边境, 徙治栎阳, 且欲东伐, 复缪公之故地, 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 吾且尊官, 与之分土。‘”[2]145于是, 开始了历史上着名的商鞅变法, 秦国走上富强之路。《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秦四塞之国, 被山带渭, 东有关河, 西有汉中, 南有巴蜀, 北有代马, 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 兵法之教, 可以吞天下, 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 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 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 疾辩士, 弗用。”[2]1772秦惠文王虽然没有采纳苏秦的建议, 但在中国历史上苏秦首先发明了“天府”一词, 并首先将关中、汉中、蜀中三个富饶的盆地称为天府之国。《索隐》按:“周礼春官有天府。郑玄曰:’府, 物所藏。言天, 尊此所藏若天府然。‘”从秦惠文王开始, 秦以汉中盆地为基地, 向南挺进巴蜀。秦惠文王更元九年 (前316) 派司马错领兵灭蜀, 南郑复归秦。彼时, 巴蜀内乱, 司马错主张伐蜀, 张仪坚持伐韩。司马错曰:“夫蜀, 西僻之国也, 而戎翟之长也, 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 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 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 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 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 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 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 消灭巴蜀, 将关中“陆海”与蜀中“西海”纳入版图, 达到了进一步“富国”“广地”“强兵”目的, 完全控制了关中、汉中、蜀中三个富饶的盆地, 秦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蜀既属秦, 秦以益强, 富厚, 轻诸侯”[2]1799-1800.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 (前312) 秦楚丹阳之战, 秦夺楚汉中地六百里与秦的南郑地区合并, 置汉中郡, 治南郑 (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 .至此, 秦国彻底占领了大西南的汉江、长江上游, 将秦岭南北的河、渭与江、汉上游的战略要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形成了雄踞西部, 虎视东方的战略优势。同时, 在战略上还构成了对楚国的侧翼包围, 为进一步灭楚和统一六国准备了条件。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引贾谊的论述, 强调了天府之国在秦统一天下过程中的有利地位:“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 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 至于秦王, 二十余君, 常为诸侯雄。”秦朝灭亡, 也是过于迷信天府之国的优越地位。“天下以定。秦王之心, 自以为关中之固, 金城千里, 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2]196-198
  
  其次, 楚汉相争之际, 项羽未能定都关中, 而是回到楚地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 这是项羽由盛而衰以至败亡的一个主要原因。项羽在河北与秦军主力决战时, 刘邦乘势由武关进入关中占领咸阳, 欲作关中王。《史记·高祖本纪》:“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 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 项羽乃号为雍王, 王关中。今则来, 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 无内诸侯军, 稍征关中兵以自益, 距之。‘沛公然其计, 从之。”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也暗中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 令子婴为相, 珍宝尽有之。”[2]257这证明刘邦对大关中战略地位的认识高于项羽。鸿门宴之后, 项羽虽压服刘邦, 没有封刘邦为关中王, 但自己也放弃了定都关中的大好机遇。《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 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 又心怀思欲东归, 曰:’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绣夜行, 谁知之者!‘”项羽虽未定都关中, 但深知其战略地位的重要, 认为“古之帝者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2]226, 将主要竞争对手刘邦封到南郑为汉王, 而将关中封给秦的三个降将, 既让其相互牵制, 又可堵死刘邦于秦岭之南, 以绝后患。《史记·项羽本纪》:“又恶负约, 恐诸侯叛之, 乃阴谋曰:’巴、蜀道险, 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 王巴、蜀、汉中, 都南郑。而三分关中, 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2]224而刘邦被封为汉王后, 转危为机, 据有秦蜀。《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公元前206年4月入汉中, 筑坛拜将, 明修栈道, 暗度陈仓, 八月出兵占领关中, 然后用秦蜀天府之国为基地, 击败项羽。为了防止楚王韩信坐大, 又伪游云梦, 扣留韩信, 降为淮阴侯, 大赦天下。田肯对刘邦建言:“陛下得韩信, 又治秦中。秦, 形胜之国, 带河山之险, 县隔千里, 持戟百万, 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 其以下兵于诸侯, 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2]269刘邦很重视田肯的意见, 但未定都关中, 而是定都洛阳。齐地人娄敬对刘邦说:汉定都洛阳, 欲比隆西周, 但东周衰落, 原因之一是放弃了关中。“及周之衰也, 分而为两, 天下莫朝, 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 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 收卒三千人, 以之径往而卷蜀汉, 定三秦, 与项羽战荥阳, 争成皋之口, 大战七十, 小战四十, 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 父子暴骨中野, 不可胜数, 哭泣之声未绝, 伤痍者未起, 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 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 四塞以为固, 卒然有急, 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 资甚美膏腴之地, 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 山东虽乱, 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 不搤其亢拊其背, 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 案秦之故地, 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2]2098娄敬总结了战国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提出定都天府之国关中的建议, 颇有战略眼光。他虽然是山东人, 但不以地域为先, 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刘邦集团以山东人为主, 皆不愿定都关中, 在张良的提议之下, 最终定都长安, 奠定了大汉四百年江山之基础。
  
  秦汉定都关中, 是当时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最佳选择。东汉学者杜笃在《论都赋》中有精彩描写:“昔在强秦, 爰初开畔, 霸自岐、痈, 国富人衍, 卒以并兼, 桀虐作乱。天命有圣, 托之大汉。大汉开基, 高祖有勋, 斩白蛇, 屯黑云, 聚五星于东井, 提干将而呵暴秦。蹈沧海, 跨昆仑, 奋彗光, 埽项军, 遂济人难, 荡涤于泗、沂。刘敬建策, 初都长安。太宗承流, 守之以文。”“非夫大汉之盛, 世藉痈土之饶, 得御外理内之术, 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 嗣传于孝惠, 德隆于太宗, 财衍于孝景, 威盛于圣武, 政行于宣、元, 侈极于成、哀, 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 历载三百, 德衰而复盈, 道微而复章, 皆莫能迁于痈州, 而背于咸阳。”他首先论述了西汉的强盛是定都长安的结果, 即“夫大汉之盛, 世藉痈土之饶, 得御外理内之术”, 紧接着阐发了“天府之国”物产的丰饶与山川的险要。“沃野千里, 原隰弥望。保殖五谷, 桑麻条畅。滨据南山, 带以泾、渭, 号曰陆海, 蠢生万类。楩錻檀柘, 蔬果成实。畎渎润淤, 水泉灌溉, 渐泽成川, 粳稻陶遂。厥土之膏, 亩价一金。田田相如, 鐇镢株林。火耕流种, 功浅得深。既有蓄积, 阸塞四临:西被陇、蜀, 南通汉中, 北据谷口, 东阻嵚岩。关函守峣, 山东道穷;置列洴、陇, 痈偃西戎;拒守褒斜, 岭南不通;杜口绝津, 朔方无从。”[6]1756-1757对于国都长安的文化地位, 国学大师钱穆有精彩论述, 他在《国史大纲》中指出:“西汉承秦而都关中, 长安为全国之头目, 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 使与西方的武力相凝合, 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 (驱逐匈奴, 开通西域) .西汉的立国姿志, 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7]193“长安代表周、秦、汉、唐极盛时期之首脑部分, 常为中国文化之最高结集点。”[7]501
  
  三、大汉盛世奠基于西部
  
  汉唐是中华文明光耀全球的时代, 是丝绸之路沟通东西方的隆盛时期。而西汉在探索国家治理的理念思想、发展道路、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文明对话、走向世界等方面, 又超越唐朝。西汉全盛的汉武帝时期, 以西部为舞台整合诸子百家文化,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创立太学, 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探索出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改盐、铁、酒、铸钱私营为官营, 铸五铢钱, 在主要经济部门推行国有化政策, 增强了中央王朝的经济实力;改对匈奴的防御、和亲政策为主动进攻政策, 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长城内外“马牛放纵, 畜积布野”, 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疆域, 使越族以及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将辽阔的云贵高原、珠江流域、海南岛与南海诸岛纳入了帝国的版图;派张骞凿空万里, 出使西域, 打通了丝绸之路, 促进了中、西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这在中国历史尚属首次。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 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 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 还开辟了辽阔的疆域, 奠定了汉朝的基本范围。司马迁作为汉武帝时期的文化精英, 亲身经历、参与建设并且见证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 他在《史记》中创设了《平准书》《河渠书》《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 全面记录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展示了西部地区的风采和魅力。《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汉兴五世, 隆在建元, 外攘夷狄, 内修法度, 封禅, 改正朔, 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司马迁认为西汉的隆盛在武帝时代。“汉兴五世, 隆在建元”就是他的判断。当然, 身处盛世的司马迁, 并不能全面观察到当时盛况, 而后世的史学家班固则有较全面的评述。《汉书》卷六《武帝纪》:“汉承百王之弊, 高祖拨乱反正, 文、景务在养民, 至于稽古礼文之事, 犹多阙焉。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 举其俊茂, 与之立功。兴太学, 修郊祀, 改正朔, 定历数, 协音律, 作诗乐, 建封禅, 礼百神, 绍周后, 号令文章, 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 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 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 虽《诗》《书》所称, 何有加焉!”这样的评价是客观而又全面的。东汉文学家杜笃在《论都赋》中对汉武帝时代也有中肯而文采飞扬的赞美:“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 始有钩深图远之意, 探冒顿之罪, 校平城之雠。遂命票骑, 勤任韂青, 勇惟鹰扬, 军如流星, 深之匈奴, 割裂王庭, 席卷漠北, 叩勒祁连, 横分单于, 屠裂百蛮。”“拓地万里, 威震八荒。肇置四郡, 据守敦煌。并域属国, 一郡领方。立候隅北, 建护西羌。”“非夫大汉之盛, 世藉痈土之饶, 得御外理内之术, 孰能致功若斯!”[6]1754-1755这一段话全面展示了封建帝制时代第一个盛世---汉武盛世立足西部的迷人风采!
  
  首先, 秦蜀“天府之国”为西部盛世的到来奠定了经济基础。从战国到汉初, 秦蜀“天府之国”发展成为全国的首富之区, 为汉朝西部全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史记·货殖列传》:“汉兴, 海内为一, 开关梁, 弛山泽之禁, 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 膏壤沃野千里。”“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 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 僰僮。西近邛笮, 笮马、旄牛。然四塞, 栈道千里, 无所不通, 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 然西有羌中之利, 北有戎翟之畜, 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 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 于天下三分之一, 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 什居其六。”[2]2467这里的“关中”是包括关中、汉中、蜀中的“大关中”, 是西汉真正的天府之国。
  
  其次, 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为盛世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 武帝时代汉朝文化进入全盛期。汉武帝时代整合文化, 奠定了大中华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这一时期实现了国内南北方之间、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与整合;开拓丝绸之路, 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新局面, 树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文化大国形象。《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元光元年 (前134) 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 亲自策问。董仲舒对策:“《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 人异论,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从矣。”[8]1819这是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 儒者第一次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以“六艺之科, 孔子之术”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来统一人民的思想言行。这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治国理念不谋而合, 他的建议被采纳, 儒家思想逐步取得独尊地位。“及仲舒对册,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 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8]1919董仲舒的开创之功功不可没, 受到汉代学者的敬仰。实际上, 汉代的统治政策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九《元帝纪》: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 好是古非今, 使人眩于名实, 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8]195一语道破了汉武帝统治的奥秘。《汉书·武帝纪》也说:“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 举其俊茂, 与之立功。”[8]150-151董仲舒生逢盛世, 遇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不仅让自己的主张变成了现实, 而且使中国西部再一次成为思想文化大一统的制高点, 国都长安成为当时全国乃至世界文化的中心。人才济济, 群星闪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引班固称曰:“是时汉兴六十余载, 海内乂安, 府库充实, 而四夷未宾, 制度多阙, 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 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乡, 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 弘羊擢于贾竖, 卫青奋于奴仆, 日磾出于降虏, 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 笃行则石建、石庆, 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 定令则赵禹、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应对则严助、朱买臣, 历数则唐都、落下闳, 协律则李延年, 运筹则桑弘羊, 奉使则张骞、苏武, 将帅则卫青、霍去病, 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 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孝宣承统, 纂修洪业, 亦讲论六艺, 招选茂异, 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 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 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 皆有功迹见述于后。累其名臣, 亦其次也。”[2]2263得人才者得天下, 这是大汉王朝最可宝贵、也是最自豪的国家财富, 更是盛世最突出的标志。
  
  再次,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奠定了中原王朝向西看的立国基础, 汉武帝时代汉朝对外文化传播进入全盛期。丝绸之路开拓于西部。秦汉王朝虽然都是比肩而立的大帝国, 但两大帝国关注的目标和立国的方向不同。大秦帝国向东看, 关注国家统一的稳固, 防止关东六国复辟, 防止“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的局面出现。因此, 秦始皇不仅巡游关东, 宣扬国威, 而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关东的警惕。最明显的例证是, 秦始皇陵陪葬的兵马俑坑, 整个森严的军阵皆东向, 千军万马的地下军阵仍然时刻注视着遥远的东方。而汉朝从刘邦时代开始就重视西部匈奴的威胁, 到汉武帝时期更将战略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派张骞出使西域, 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道路, 为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广阔的西部世界。其一, 张骞开通西北丝绸之路。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一开篇就讲:“大宛之迹, 见自张骞。”其二, 张骞发现西南丝绸之路。张骞在大夏时, 看到了四川的土产邛竹杖和蜀布, 追问它们的来源。大夏人告诉他, 是大夏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 而身毒国位于大夏的东南方。而四川在长安西南, 身毒有蜀的产物, 这证明身毒 (今印度) 离蜀不会太远。张骞为畅通西域贡献了智慧与生命。“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 归报其国, 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余, 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 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 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 以为质于外国, 外国由此信之。”《集解》苏林曰:“凿, 开;空, 通也。骞开通西域道。”[2]2395-2404张骞不仅“凿空”万里, 开通丝绸之路, 而且诚待天下, 赢得了西域各国的信任, 树立了汉朝在西域负责任大国形象和文化大国形象。张骞两次出西域, 长达17年, 行程万余里, 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 开通了长期被匈奴阻塞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 架起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第一次系统全面客观地掌握了西域各国的真实情况, 改变了西汉帝国对西域模糊不清的认识, 为将其纳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大交流, 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到西域, 西域的物产和文化输入中国,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和西域各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9]70-71, 张骞为盛世的大汉王朝打开了一个迷人多姿的西部世界的窗口。
  
  四、龙马精神形成于西部
  
  周、秦崛起于西部, 由弱转强, 一统天下, 奠定了“奋发文德”“敬德保民”与“法令一统”“以吏为师”的开拓进取精神的基础。西汉兴起、繁荣于西部, 在丰厚的周秦文化的基础上, 注入了执着浪漫的楚文化精华, 形成了大气灵动的大汉雄风, 铸就了“雄材大略”“宽大信人”、开拓进取的大汉精神。秦皇汉武开疆拓土, 恢宏大气, 是西部时代“龙马精神”的典范。
  
  首先, 汉高祖刘邦将东部荆楚文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自强不息精神与周秦文化的“奋发文德”“矜武任力”的开拓进取精神相结合, 形成了“愤发蜀汉, 还定三秦”的建功立业精神和礼、法并用的建国理念。[2]2495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用精准的语言, 高度概括了《史记》中自黄帝始到汉武帝时代所有人物立传的要旨, 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史记》精神文化史, 是后世阅读《史记》的指南。值得注意的是, 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历史中, 中华的精神文化史最终定型、成熟于汉代。在这一过程中, 刘邦开其端, 汉武帝总其成。三千年壮美的历史风云有两条主线, 一是“文德”, 二是“兵刑”.而刘邦由拨乱反正, 开创了“文武并重”的西汉治国的“长久之术”.《太史公自序》格外重视自黄帝以来的“文德”传统:夏朝, “德流苗裔”.商朝, “德盛阿衡”.周朝, “德盛西伯”, “愤发文德, 天下和之”.从黄帝到周公, 从尧舜禹到夏商周, 都将“文德”放在首位, 成为道德楷模或者尚德时代。大秦帝国二世而亡, 一个重要原因即“矜武任力”“反酷刑法”.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始皇既立, 并兼六国, 销锋铸鐻, 维偃干革, 尊号称帝, 矜武任力。”而推翻强秦的项羽, 尚力而不崇德, 也很快败亡。刘邦虽然出身卑微, 但尚德行义, 奋发有为。“子羽暴虐, 汉行功德;愤发蜀汉, 还定三秦。”刘邦及其追随者来自社会下层, 但能成为龙虎之才, 关键在立德行义, 开拓奋进。《太史公自序》说:“非兵不强, 非德不昌, 黄帝、汤、武以兴, 桀、纣、二世以崩, 可不慎欤?”[2]2494-2498刘邦正是将三代以来的“文德”文化与大秦帝国的“兵刑”文化在西部完美结合, 奠定了汉朝乃至中国古代盛世治理国家的思想基础。《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 小人以野,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小人以僿, 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 终而复始。周秦之间, 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 反酷刑法, 岂不缪乎?故汉兴, 承敝易变, 使人不倦, 得天统矣。”[2]277刘邦龙兴西部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在马上打天下时, 依赖“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等杰出人才;而在治理天下时, 又信赖陆贾、叔孙通、郦食其等儒学人才, “改制易俗”, 革除秦政的刑酷役重, 约法省禁, 礼法并用。陆贾面对南越王尉他的离心离德时, 分析了刘邦成功的奥秘。“皇帝起丰沛, 讨暴秦, 诛强楚, 为天下兴利除害, 继五帝三王之业, 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 地方万里, 居天下之膏腴, 人众车舆, 万物殷富, 政由一家, 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2]2083-2084刘邦之所以击败项羽称帝, 一个重要原因是郦食其与陆贾等人以自己的博学和智慧, 影响着刘邦由“马上打天下”, 变为“诗书治天下”.《史记·陆贾列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 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 文武并用, 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 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 行仁义, 法先圣, 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何, 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 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 高帝未尝不称善, 左右呼万岁, 号其书曰’新语‘.”[2]2084由此证明, 汉代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从刘邦时代开始。大儒叔孙通制定朝仪, 更让刘邦感受到了皇帝的独尊与显贵。《史记·叔孙通列传》曰:“汉五年, 已并天下, 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 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 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 醉或妄呼, 拔剑击柱, 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 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 可与守成。臣原征鲁诸生, 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 三王不同礼。礼者, 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 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2]2101-210 2朝仪制定好之后, 汉七年﹙前200) 十月新年﹙汉初以十月为正月﹚, 举行第一次隆重庄严的“朝岁之礼”, 文武大臣站立东、西两旁,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 “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 以尊卑次起上寿”, “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 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 赐金五百斤”[2]2102.刘邦还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石渠阁等。汉十二年 (前195) 十二月刘邦自淮南还, 过鲁, 以太牢 (猪、牛、羊三牲各一) 祭祀孔子, 开创了帝王祭孔的先例。大秦是没有“行仁义, 法先圣”而失天下, 汉初朝仪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刘邦这种礼法并用的治国理念为后世所继承。
  
  其次, 汉武帝刘彻在汉初六十年休养生息的基础之上, 在国都长安将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国内与国外文化冶于一炉, 实现了自先秦以来中华文化的完美大整合、大创新, 树立起了西部时代开疆拓土, 恢宏大气的“龙马精神”的典范。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站在汉初以来社会安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史记·平准书》曰:“汉兴, 接秦之弊, 丈夫从军旅, 老弱转粮饷, 作业剧而财匮,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 齐民无藏盖。”[2]1203文景时期, 休养生息, 经济恢复发展。“故百姓无内外之繇, 得息肩于田亩, 天下殷富, 粟至十余钱, 鸣鸡吠狗, 烟火万里, 可谓和乐者乎!”[2]1083武帝时代汉朝经济进入全盛期。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生动的描写:“至今上即位数岁,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 国家无事, 非遇水旱之灾, 民则人给家足, 都鄙廪庾皆满, 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 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 为吏者长子孙, 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汉武帝凭借雄厚的国力、宏大的规模和非凡的气象, 成为当时世界上与罗马东西并峙的世界性大帝国。这种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 不仅激发了西汉帝国的文化自信, 更坚定了由丝绸之路向西开拓的“龙马精神”.《史记·乐书》记载了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与《西极天马歌》:“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 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 马名蒲梢, 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 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 涉流沙兮四夷服。‘”[2]1039实际上歌中的“天马”代表了大汉王朝繁荣昌盛、四夷宾服的盛世气象, 是汉帝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图腾。《史记·孝武本纪》:“初, 天子发书易, 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 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 益壮, 更名乌孙马曰’西极‘, 名大宛马曰’天马‘云。”《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春, “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 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西汉的盛大, 根植于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宏阔的追求成为西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苞括宇宙, 总览人物”的汉赋、“纠天人之际, 成一家之言”的《史记》, 皆是这一时期登峰造极的精神坐标。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武帝时文人, 赋莫若司马相如, 文莫若司马迁。”[10]49“由统治阶级精神状况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11]88“天马”“龙马”正是开拓奋进、宏阔包容的时代标识。《汉书·礼乐志》记载的天马歌, 常将马与龙联系在一起:“太一况, 天马下, 沾赤汗, 沬流赭。志俶傥, 精权奇, 尔浮云, 唵上驰。体容与, 迣万里, 今安匹, 龙为友。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徕, 从西极, 涉流沙, 九夷服。”“天马徕, 龙之媒, 游阊阖, 观玉台。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作。”[8]904上述《汉书》中的《天马歌》与《西极天马歌》应该是完整的版本。前者有“今安匹, 龙为友”, 后者有“天马徕, 龙之媒”.颜师古注曰:“言今更无与匹者, 唯龙可为之友耳。”“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实际上, 在中国先秦文化中, “龙马”文明开启的符号, 是太平盛世的象征, 是天子王权的标志。龙马是古代传说中形状像龙的骏马。它是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易经》中说“乾为马”, 它是天的象征又代表着君王、父亲、大人、君子等。《周礼·夏官》:“马八尺以上为龙, 七尺以上为騋, 六尺以上为马。”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天子马曰龙, 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 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驹, 高五尺以上。”西汉孔安国解《尚书》河图曰:“伏羲氏王天下, 龙马出河, 遂则其文, 以画八卦, 谓之河图。”《水经注·黄河》:“粤在伏羲, 受龙马图于河, 八卦是也。”[12]267即龙马负图出黄河, 是为河图。伏羲降服龙马, 依其背负的图纹画出河图八卦, 创立文字符号, 结束了混沌蒙昧, 开启了华夏文明。“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龙马”是黄河文明的精灵, 是炎黄子孙的化身;“龙马精神”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原国家旅游局在1983年10月, 选用出土于甘肃河西走廊武威市的“马踏飞燕”的汉代铜奔马作为中国旅游标志, 正是对“龙马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五、结语
  
  秦汉王朝崛起、强大于中国西部, 由西部走向世界, 成为当时全球最发达、最文明的国家。秦汉西部时代以“马文化”着称, 宋明东部时代以“船文化”闻名。秦皇汉武开疆拓土, 恢宏大气, 是西部时代“龙马精神”的典范。
  
  其一, 西汉继承了有史以来西部文明的硕果, 又吸纳了东部文化的精华。司马迁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 收功实者常于西北。”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指出:“然神灵之育自西方来, 以雍梁二州为根本。”日本着名的中国史学大师宫崎市定在其大着《中国史》中指出:“历来独裁者多出现在文化的分界线上, 这是因为受了两种不同文明和风气的锻炼。”[13]102西汉将重法尚武的秦文化与尊道尚巫的楚文化融合于西部, 形成了雄浑大气而又灵动飞跃的大汉文化。
  
  其二, 西汉都城长安是向西开拓的文化中心。钱穆先生指出:“两汉统一时期, 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 一是洛阳。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 领导着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7]2349美国女史学家伊佩霞指出:“ (前101) 中国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 打败大宛, 掠获大批汗血马, 并使之承认中国的霸权。于是控制了跨越中亚的贸易通道, 大大扩展了汉朝的疆域。”“对于中国来说, 纳贡制度所耗不菲, 但因此而避免了战争, 并使中国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地位得到确立。”[14]47
  
  其三, 西汉在西部建立起了大一统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受到汉武帝的青睐, 于是“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 “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
  
  其四, 西汉在西部迎来人才辈出与文化繁荣的时代。是时“海内乂安, 府库充实”, “群臣慕向, 异人并出”, “是以兴造功业, 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而文坛两司马皆是西部之子。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于西部, 司马相如之赋张扬于西部。
  
  其五, 西汉的立国姿态是西向的与积极进取的。钱穆先生指出:“长安为全国之头目, 东方的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 使与西方的武力相凝合, 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 (驱逐匈奴, 开通西域) .西汉的立国姿志, 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英国学者艾兹赫德说:“丝绸之路的重要性是文化上的, 而不是商业上的。”“汉武帝和他的继任者需要一个向西开放的窗口, 以制衡不断威胁中国的、因隔绝而出现的闭塞。”[15]27
  
  其六, 汉代奏响了中华文明由西部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黄钟大吕。漫漫丝路, 荟萃文明。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 而西极远蛮, 引领内向, 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这种向西开拓的精神, 展示了博望侯张骞开拓丝绸之路, 定远侯班超守护丝绸之路, 二人前仆后继, 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法国学者认为:“与七世纪时把目光转向内陆亚洲的中国相反, 从唐代中期开始, 中国将目光转向了海洋。”[16]211
  
  总之, 汉文化开始于西部、繁荣于西部;西部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高地, 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基地, 更是东西方文化荟萃的胜地。汉文化深深地打上了西部时代的烙印, 西部时代为汉文化注入了开拓进取的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2100多年前, 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 两次出使中亚, 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我的家乡陕西, 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 回首历史, 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 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 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今天, 在全球关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之下, 在西部大开发走向深入的历史进程中, 汉文化与西部时代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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