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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非占领区欧洲联合思想的主张程度与传播范围

添加时间:2019/04/24
  摘要:二战期间, 欧洲联合思想不仅在被法西斯占领的欧洲国家广泛兴起和传播, 而且在非占领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呼应。在参战国英国、中立国瑞典、瑞士以及欧洲流亡者群体中, 均出现了欧洲联合思想和欧洲运动, 只是其传播范围和主张联合的程度有所差异而已。
  
  关键词:二战; 非占领区; 欧洲思想; 欧洲重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 除了那些被占领并直接遭受法西斯蹂躏的沦陷国家外, 还有少数几种例外情况。第一种类型是英国, 它虽然直接卷入了战争, 而且是反法西斯的大国之一, 但毕竟没有遭受本土地面入侵和占领。第二类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保持中立的国家, 如瑞典、瑞士等国。第三类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群体, 即在战前或战后被迫离开自己国家的流亡者。这些战时生活在非沦陷区的人们, 虽然其中一部分也有着不同的战争经历,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没有直接经历纳粹的极权统治。此外, 在第一、第二类型的国家中, 其历史和传统与其它欧陆国家并不尽然相似。由于这两个原因, 这些国家的欧洲联合思想及其运动, 与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比较起来就要弱化得多。所谓弱化, 具体说来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不能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保持高涨的状态;其二是欧洲联合思想的传播范围有限;其三是主张欧洲联合的程度较低。但无论如何, 在战时这一特殊环境中, 它与欧洲抵抗运动强烈的联邦主义政治诉求相呼应, 从而共同为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启动作了观念和舆情上的铺垫。
  
  一、英国关于欧洲联合的讨论
  
  战时, 英国的欧洲观念和欧洲运动, 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基本过程, 它同战争本身的变化密切相关。
  
  1939年初, 3个年轻人发起成立了“联邦协会”组织, 他们是查尔斯·金伯、帕特里克·兰森和德里克·罗恩斯利。尽管他们是无名小卒, 又缺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经验, 但他们很快寻求到一些名人的支持, 如着名社会活动家莱昂内尔·柯蒂斯、前内阁成员洛德·洛西恩、前《泰晤士报》主编、作家威克姆·斯蒂德等。9月, 他们成立了一个临时理事会并开始出版《联邦协会新闻周刊》。在大战爆发的刺激下, 该组织以每周500人的数量激增, 到这年的冬季, 成员达到1万余人, 在全国各地拥有200多个分部。正如约克大主教威廉·坦普尔所言:“联邦协会组织对英国产生了令人称奇的吸引力”[1] (P455) .1940年3月, “联邦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了正式的全国理事会。其成员包括一大批各界名流, 如下院议员理查德·艾克兰爵士、着名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着名记者和作家亨利·N·布雷斯福德等。“联邦协会”由此成为一个组织完善、有重大影响的民间机构, 除了全国理事会外, 还包括年度代表大会和一个执行委员会, 有自己的宣传阵地, 有能力组织举办数万人的集会。
  
  1939年夏, 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 有必要对组建联邦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 于是他们在牛津建立了一个研究部。1940年3月, 又正式成立了“联邦协会研究院”, 并将先前的研究部并入其中, 由贝弗里奇任研究院的院长。该院集中了一批学界精英和社会知名人士, 开展了诸多颇具成效的研究活动。
  
  “联邦协会”最早出版的有影响的着作是威廉·B·柯里的《联邦统一案例》, 该书作为“企鹅特书 (Penguin Special) ”, 6个月内就销售了10万多册。由M·钱宁-皮尔斯主编的《联邦统一专题论文集》, 也十分畅销。这两本书的主旨在于阐述联邦统一运动的目的和宗旨, 基本观点是:国家主权是战争的根源, 只有成立一个共同的联邦才能避免战争;公共事务应当由自治性的政府来管理[2] (P322, 326) .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战争的经济因素》, 以坚实的理由阐明了批判民族国家的道理。认为民族的经济政策是为了实现一个强大民族的陈旧目标, 它必然会引起敌对性的竞争与冲突, 并最终导致战争[3] (P99-109) .艾弗·W·詹宁斯的《西欧联邦》一书, 对制定联邦宪法的各种原则进行了讨论[4] (P19-31) .后来成为“联邦协会”主席的R·W·G·马凯, 在所着的《欧洲联邦》中, 明确提出要独立制定一部联邦宪法[5] (P23-242) .“联邦协会”研究院出版的着作还有:威廉·贝弗里奇的《联邦促进和平》, 莱昂内尔·罗宾斯的《联邦的经济要素》, 诺尔曼·本特威奇的《殖民地问题和联邦解决方案》, K·C·惠尔的《什么是联邦政府》, C·E·M·乔德的《联邦主义的哲学原理》, 巴巴拉·伍顿的《社会主义和联邦》, 洛德·卢加德的《联邦和殖民地》等等, 这些着作大部分均是由伦敦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发行的。
  
  上述这些研究成果的获得, “联邦协会”研究院的工作是功不可没的。为了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 研究院把研究的方向重点锁定在宪法、经济和殖民地三大问题上。每一专题均邀请“最优秀的专家”举行一系列的研讨会。在宪法问题上, 研究院在召开三次讨论会后才由艾弗·W·詹宁斯负责起草了一份联邦宪法草案。草案建议建立一个对立法机关负责的执行委员会, 以综合各国家的意见;立法机关由两院组成, 即人民院 (People's House) 和国家院 (State's House) ;联邦机构的基本原则是分权制, 其职能包括防务力量、外交事务以及若干方面的经济政策的制定, 具体由联邦法院负责解释, 并只能根据成员国和联邦议会的意见进行修改[6] (P1-2, 9-24) .经过反复讨论, 草案内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少数人对联邦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各成员国的公民权持有不同意见。但大多数人基本倾向于詹宁斯的看法, 即通过某种形式的联邦干预去保证在联邦自由选举中的这些基本的权利。在关于联邦经济问题的讨论中, 主张统一货币和完全自由贸易的人与那些不希望各成员国都被一种经济“集体主义的试验”所束缚的人之间存在着分歧。大家都充分注意到了在联邦共同体内实际存在的差异和问题, 所以讨论会没有确定具体政策意见, 而是原则上同意将联邦内的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和汇率稳定问题留待研究院作进一步的研究[7] (P113-118) .在殖民地问题上, 参加讨论的人们也存在一些分歧。由于英国当时统治着占世界人口和领土1/4的殖民地, 所以大家都感到这个话题的份量。虽然有极少数人主张联邦制度下与殖民地的关系应基本保持在国联托管制的框架内, 但绝大多数人坚持联邦应对各成员国的殖民地实施监督。
  
  “联邦协会”后期的活动, 明显地表现出了受战争进程和英国与美国、苏联关系发展的现实政治的影响。少数人主张与美国而不是与欧洲大陆建立联盟, 主张与美国、苏联合作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法国的沦陷、与美国关系的密切、与苏联关系的改善以及对德国敌意的增长,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部分人观点的改变。“联邦协会”研究院在意见分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加之一些骨干又陆续进入战时部门工作, 不得不宣告解散。作为个人, 这些优秀分子继续取得可喜的成就, 贝弗里奇为全面就业和福利国家制定了指导方针, 罗宾斯担任了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 威尔逊后来成为工党政府的首相, 宪法学专家詹宁斯担任了剑桥大学副校长, 马凯则继续为欧洲联邦主义运动贡献力量。“联邦协会”虽然兴盛的时间不算长, 但它的影响和作用是重大的, 欧洲大陆, 特别是意大利新一代联邦主义者, 正是在他们思想的熏陶下走上联邦主义道路的。
  
  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1940年6月的“英法合并方案”.这个看似唐突的计划, 其实是有一定背景的。大战爆发以后, 一些追求欧洲联合的人就开始寻思:为保卫和平的联合没有实现, 那么有没有可能为赢得战争来组织欧洲的联合呢?这种想法在当时的英国和法国都存在。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时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会长的阿诺德·托因比从战争一开始就想到了建立一种英、法长期同盟的可能。巴黎的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些学者也有此类设想。于是两个机构就开始进行了商谈, 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的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甚至专程跑到伦敦去讨论。事实上, 当时一些学者发表的文章已经提出了建立英法同盟的主张。随着1940年春季英法两国政府为进行战争而开始的相互合作体制化的努力, 托因比草拟了一份报告, 建议两国合并军事力量、合并对资源和外贸的控制权, 创立一种两国共同的公民身份, 执行共同的殖民地政策, 以及在政治上推进两国议会的共同决策等[8] (P43) .这一方案在巴黎受到热烈欢迎, 英国政府也因此委托托因比起草一份《永恒联盟法》, 但英国内阁当时对该计划并不是特别重视。
  
  与此同时, 让·莫内也在思考如何赢得战争和保障和平, 他认为在当时局势下, 法英两国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建立一个完全的、制度化的联盟。莫内曾向当时的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谈到这一设想, 张伯伦也表示在原则上支持。法兰西战役的急转直下使这一问题立刻紧迫起来。为了使法国继续作战, 莫内觉得应该更大胆一些, 把法英两国主权并为一体。1940年6月15日, 他和英国外交部的常任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丘吉尔的秘书德斯孟德·莫顿、阿瑟·索尔特以及自己的助手勒内·普利文, 一起起草了一份两国合并方案。6月16日下午, 英国内阁出乎丘吉尔的预料之外, 一致通过如下建议:“两国政府声明, 从今天起英国和法国不再是两个国家, 而是一个英法联盟。英法联盟将在国防、对外政策、财政和经济方面建立共同的机构。所有法国公民立即享有英国公民的资格, 所有英国公民也都享有法国公民的资格。两国将分担在它们的领土上发生的战争所造成的损失, 它们的资源也同样将共同用来医治战争的创伤。战争期间, 将只有一个战时内阁, 所有英国和法国的陆、海、空三军将由它指挥。战时内阁在最合适的地方执政, 两国议会也正式联合起来”.[9] (P27-63) 这个建议传到法国时, 保罗·雷诺已经辞职, 贝当正受命负责组阁, 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英法合并方案”只是紧急关头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它并未引起多大波澜。1945年春, 法国解放后, 英国政府通知法国撤回这份建议。而且, 在莫内方案中提出的建立关税同盟和共同货币的内容, 英国政府在自己的文件中并未采纳[8] (P46) .但这一应急方案能够顺利通过, 既有联邦主义思潮在当时英国盛行的背景, 又有英法知识界正在讨论两国联盟的基础。同时它也表明, 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 人们往往能够采取一些常规状态下看似不可能的行动。
  
  从战争爆发到英国独自承受法西斯德国的巨大压力, 英国人对欧洲联合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但进入1942年, 随着英国与美苏的联盟关系的发展和深化, 英国国内欧洲联合的思潮便急剧降温了, 人们谈得更多的是如何立足三大国的合作关系来构筑战后世界体系。当然, 也还有少数人在继续倡导毫无保留的欧洲联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在战时关于欧洲联合的讨论中, 英国与联合的欧洲究竟应该是什么的关系当时就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欧洲联合, 英国应在其中起主导作用;二是英国应在欧洲与英联邦或欧洲与美国之间起桥梁作用, 或同时起桥梁作用;三是英国不应该加入欧洲联合, 而应在外部起向导和引导的作用[10] (P190-193) .
  
  二、 瑞士、瑞典对战后欧洲的设想
  
  瑞士长期以来一直是众多国际组织及其秘书处的所在地, 战争的爆发使这些机构均停止了运作, 但其中留下的部分成员却就他们关心的问题继续开展活动。1940年3月, “各国议会联盟”的政治和法律委员会在卢加诺举行会议, 与会的13国代表通过了一份研究报告, 强调在未来国际关系领域中要对“国家主权进行限制”.国际和平运动瑞士委员会也发表声明, 认为人类要继续生存, 国际关系就应靠法律来维持, 而不能代之以武力统治;国家间应结成联邦, 在自由的氛围中相互援助, 而不是进行无止境的对霸权的争夺。1943年4月, 瑞士国际联盟协会公开呼吁, “在统一世界联盟的框架下, 在各国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起草一部欧洲法律, 设立一个拥有国际警察力量的仲裁机构作为维护真正持久和平的唯一手段”[11] (P745-746) .
  
  二战爆发前欧洲各国都有若干民间组织致力于欧洲联合思想的宣传工作, 但在希特勒德国占领时期都销声匿迹了, 惟一存留并开展活动的只有“欧罗巴联盟:瑞士欧洲联盟运动”.在战争的刺激下, 该组织进一步壮大和活跃, 在21个地区成立了分部并创办有自己的月刊。他们积极倡导建立欧洲的超国家组织, 并认为瑞士的联邦模式是“充满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榜样”, 这个国家有4种语言, 多种民族, 实行分权制度, 只有少数重要的事情由高层定夺, 联邦制使它保持了和平与安宁[11] (P746-747) .“欧罗巴联盟”的主要宣传阵地是月刊《欧洲联盟机关报》, 该刊自1935年5月创办至整个战争期间均未中断过。该组织在瑞士的德语区最为活跃。1941年法裔瑞士籍教授保罗·梅奥费尔创立了“赞成各民族联邦瑞士民众运动”, 并在日内瓦大学形成了活动圈子。不久, 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又发起成立了“赞成各民族联邦瑞士青年民众运动”.在提契诺州, 也出现了类似的组织。
  
  除了这些联邦主义的运动外, 瑞士的一些作家和记者还对未来的欧洲机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哲学家德尼斯·德·鲁热蒙 (Denis de Rougemont) 、历史学家阿道夫·加塞尔 (Adolf Gasser) 认为, 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欧洲联合体, 应当从欧洲精神的培育入手。记者莱昂·范·瓦森豪夫 (Léon Van Vassenhove) 甚至为欧洲共同机构草拟了一部宪法, 规定执委会的权力应当比国联理事会大得多[11] (P747) .
  
  瑞典在30年代就受到库登霍夫-卡勒吉“泛欧运动”的影响。但由于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原因, 瑞典对一个欧洲联邦并不太感兴趣, 而是更倾向于一个北欧联邦或一个大西洋联盟。持这种联邦主义观点的主要是一些和平运动组织。二战爆发前, 瑞典就译介了一批有关国际联邦问题的着作。1940年, 又翻译出版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的《民主的今天与明天》一书。贝奈斯在书中表达了建立欧洲联邦的愿望, 希望人们能从欧洲危机中吸取教训, 去建设一个更美好、更民主的欧洲结构。建设新欧洲可以分几个步骤进行:先组建若干地区联邦, 如中东欧联邦、北欧联邦等。1941年, 瑞典翻译出版了E·H·卡尔的经典国际关系着作《二十年危机》。其次, 作者认为, 建立新的有效的国际组织既需要道德力量, 更需要维系这一秩序的实力。确实可行的方法是努力去奠定基础, 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等。成立于1919年的北欧协会---“诺登” (Norden) 在战前十分活跃, 战时仍坚持活动。该协会广泛吸纳了各界人士, 包括政界领袖、公务员、商界巨头、教育家、文化名人等。协会就北欧国家之间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宗教等问题进行讨论, 同时开展交流活动。“诺登”协会从性质上来说虽是民间的, 但却得到了除芬兰之外的北欧各国政府的支持。1944年, 瑞典军方领导人制订了一份关于建立中立的北欧集团的计划, 希望籍此加强处在苏联和西方强国之间的北欧国家的地位[11] (P703-705) .
  
  概括地说, 在瑞典知识界关于战后欧洲设想的讨论中, 人们对建立一个团结得更紧密的国际组织的愿望是共同的, 但对这个组织应该覆盖多大的地理范围, 是否应该主要涉及安全功能和经济功能, 以及是超国家性质、联邦性质或传统的政府间合作性质等问题, 意见是不一致的。
  
  瑞士和瑞典的战时欧洲联合思想和运动, 比起其他欧洲国家来无疑是属于低层次的。但考虑到这两国中立的政治传统和处在战争之外这一事实, 考察一下此类国家的情况, 多一视角对我们观察问题自是有益的。
  
  三、 非政府流亡者的欧洲联合思想
  
  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统治下逃出的流亡者成千上万, 没有一个大致准确的数字。他们因为政治、种族等各种原因或战前或战争爆发后逃离了自己的祖国, 这些人虽然政治观点、社会身份不一,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幸遭遇, 即背井离乡, 作为难民或移民寄人篱下。从1924年开始, 就有了从意大利出去的政治移民。到1939年9月, 有50万德国人已经离开了第三帝国。他们最早的流亡地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荷兰。但在1938、1940年事件之后, 这些人又一次成为流亡者。英国和美国在1938年11月的“砸玻璃窗之夜” (Night of Broken Glass) 后, 才开始大量收容难民。据估计, 在1939年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半时间里, 从波兰、法国和其它西欧国家逃出的流亡者至少在50万人以上[7] (P14-15) .一般说来, 具备移民身份的人状况要好得多, 而作为难民身份的人则悲惨得多。他们要经历入境签证、护照过期、管制期间的居住许可、语言障碍以及千方百计找到一份能糊饱肚子的工作等重重困难。
  
  这些流亡者中的一小部分人, 主要是在纽约、伦敦的一些政治家、活动家和知识分子, 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活动圈子, 或与所在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 或与本国的流亡政府、同事、朋友、抵抗运动等保持着联系, 或者就地有了一班志同道合者, 或者进入盟国的非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工作等等。这些人面对战争、面对自己国家的崩溃、面对法西斯的独裁暴政, 一方面对欧洲不断遭受灾难的过去进行深刻的反思, 另一方面对欧洲的未来进行积极的探讨, 从而形成了他们流亡数年的宝贵的思想成果。
  
  在美国的欧洲流亡者团体中, “十五人委员会”规模虽小, 但却引人注目。该委员会是由流亡美国的一些欧洲作家发起成立的, 其成员包括几名美国知识界人士。其中骨干有G·A·博格斯、罗伯特·M·哈钦斯、托马斯·曼、刘易斯·芒福德等。1940年5月24日-26日, 该组织在大西洋城首次聚会讨论战争与和平、民主与自由等基本问题。同年11月, 他们在纽约联合签署了一份《世界民主宣言》。宣言强调建立联邦制欧洲的重要性, 认为民族国家必将走向消亡,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力下密切合作, 在欧洲内部的关系上, 应当在联邦的基础上把权力下放给更小的自治机构。宣言还认为, 不仅欧洲需要建立联邦, 世界范围内的联邦计划也是必要的[12] (P23-27) .这反映出这些流亡者明显受到美国同伴的影响, 而且开始跳出欧洲去看世界。
  
  1941年在纽约成立的“中东欧计划委员会”是中东欧国家在美国的流亡者的最大组织, 其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学者以及一些政党代表, 他们分别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国。委员会主席是南斯拉夫的前部长萨瓦·N·科萨诺维奇 (Sava N Kosanovich) , 副主席有作家波歌丹·拉迪萨 (Bogdan Raditsa) 、学者博里斯·富尔朗 (Boris Furlan)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N·米尔科维奇 (Nicholas N Mirkovich) 等。这些中东欧小国的流亡者对战前国际联盟的无能和失败有着深切的体会, 他们决心要彻底重建未来的欧洲秩序, 其提出的基本设想就是在战后建立一个中东欧地区联邦。由于该组织的成员相当广泛, 涉及到许多部门和行业, 所以他们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1942年7月9日通过的《农民纲领》, 明确提出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反对大土地占有制, 让每个农民都有土地耕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纲领呼吁建立农业共同体[13] (P17-23) .一些教育界的人士则提出了“中东欧教育重建计划”, 认为学校教育不能仅对所在国家负责, 更重要的要对中东欧联邦负责, 应该加强不同国家各类学校之间的交流, 互派学生到对方学校去学习, 以培育对联邦的共同意识[14].有的人建议创办“欧洲大学中心”, 或者设立“联合国家国际教育署”, 这实质上是后来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早提议[15].由于“中东欧计划委员会”的活动, 纽约成了中东欧联邦主义者聚集的中心, 他们以“新欧洲”杂志为阵地, 各种观点、各种主张, 畅所欲言。概括其基本主张, 可以分为三种彼此互补的倾向:一是世界主义, 二是欧陆联邦主义, 三是地区性的联邦主义。世界主义主张确切地说是一种世界性集体安全体系, 也可以称为一个进步的国家联盟。受威尔逊主义影响的美国学院派, 以及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对此尤为支持。欧陆联邦主义者有点机械的对“欧洲的美国式联邦”模式感兴趣。地区联邦主义则是一种较新的思想,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联邦, 它由地区或次地区联邦共同构成。
  
  法国沦陷后, 大部分流亡者均来到了美国。这些流亡者最初基本上是分散的, 至多也只是3-5人构成一个小圈子。他们通过演讲、召开讨论会、创办刊物、小报等形式宣传欧洲思想。较早出现的刊物有“法国之声”周刊等。渐渐地他们开始组成团体展开活动, 其中最大的是由工业家乌德里创办的“法美协会”.该协会的领导人和骨干是一群知识分子, 如H·洛日耶、P·R·韦伊、H·福西里荣、H·博纳等。它拥有82个地方分会, 成员近20万人, 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协会在纽约定期出版“法兰西永恒”刊物, 同时组织开展大量的宣传活动。1941年11月, 协会在纽约创建了自由法国大学。从此, 该校成了战时在新大陆落脚的科学家、作家和学者聚会的中心。自1943年1月起, 自由法国大学发行季刊《新生》, 此名含义是指一个新的欧洲的诞生。许多学者积极撰文, 阐述欧洲联邦的思想, 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方案。当时在纽约, 有两家出版社专门出版法文书, 其中之一的“法兰西之家”出版了大量关于战后欧洲重建的书籍。如儒勒·罗曼的《欧洲命运的七种意义》, J·V·杜加蒂里荣的《战争是一场革命》, 雅克·马里坦的《通信集》, 雅克·马尔凯特的《一个新法兰西》等等[7] (P281) .
  
  伦敦的最大流亡团体是各国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盟国间社会主义者协调委员会”, 但该组织严格受英国工党的控制, 工党禁止他们发表任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主张。但有一些小的社会主义者或工会团体尽力避开工党的束缚, 积极致力于战后欧洲联合的工作。“战斗社会主义者国际”在英国的分支机构“社会主义先锋集团”就是其中之一。在1942年4月召开的有6国代表参加的伦敦复活节会议上, 通过了该组织的“关于未来欧洲秩序”的九点决议。决议的第一点就宣称:“欧洲的未来秩序不应建立在主权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 任何把欧洲划分为美国或俄国的“势力范围”的行动都将是灾难。决议号召“建立一个联邦以确保欧洲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团结”.在该组织的刊物《社会主义者评论》上, 每期都刊有阐发欧洲联合各种具体问题的文章。更令英国工党领导层始料不及的是, 一些着名工党人物和着名欧陆社会主义者联合组成了一个团体, 它以主持该团体工作的工党前副主席哈罗德·拉斯克的名字命名, 专门致力于战后欧洲重建的探讨。该组织的活动阵地是着名左翼出版家维克托·戈朗兹主办的《左派通讯》中的一份增刊---《国际社会主义论坛》。“拉斯克”团体的成员在论坛上纷纷发表文章, 论述战后欧洲联合的必要性。挪威社会主义者也不满英国工党的政策, 1942年7月, 他们发起并组织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 与会者有欧洲12国社会主义团体的领导人。1943年3月, 他们正式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和平目标”宣言。宣言呼吁建立一个“有力的国际组织”, “所有国家都将自愿向它出让部分主权”.这个国际组织应当具有完整的“欧洲联邦体系”, 由多个“地区性联邦”组成, 它的主要使命是保卫欧洲和平和欧洲的经济繁荣。该宣言得到了许多流亡组织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7] (P657) .
  
  在伦敦的另一个流亡者的重要组织是“多瑙河俱乐部”, 成立于1942年7月。这是一个独立性很强, 人数不是很多, 但影响却不小的团体。俱乐部的领导人是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者米凯亚尔·卡罗伊 (Micheal Karolyi) , 其成员主要是来自多瑙河地区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如拉迪斯拉夫·费伊拉登 (Ladislav Feierbend) 、斯塔尼斯劳·米科拉基泽克 (Stanislaw Mikolajczyk) 、米兰·加夫里诺维奇 (Milan Gavrilovich) 等。1943年7月22日, “多瑙河俱乐部”在数月反复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中欧和东南欧联盟”计划。该计划实质上是一份区域联盟宪法, 共有14章内容。第一章规定的联盟目标是:“确保所有成员国的政治、军事安全;制定共同的经济政策, 提升本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联盟内各民族人民之间合作与良好关系。”联盟的范围包括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该联盟的性质定位将是联邦或邦联, 但不管哪种定位, 都将“有限缩小各国的主权”.联盟机构包括立法机构---一个由普选产生的议会, 执行机构---联盟委员会, 以及一个独立的联盟法院。联盟主席或首脑将由选举产生。联盟必须确保公民权利和维护民主自由原则。联盟将建立统一的武装力量。方案还详尽规定了联盟和各民族国家各自分享的权力和义务[16] (P117-129) .从这份计划的具体内容来看, “多瑙河俱乐部”领导人对欧洲联合的思考不仅比较全面, 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
  
  有关战时欧洲流亡者活动的材料甚多, 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于抵抗运动, 所以基本文献都保存下来了。这里提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般地说, 流亡团体的观点因为要大家统一, 因此也就相对温和一点, 而那些单个的流亡者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一些。
  
  综上所述, 欧洲联合思想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和群体中出现并传播, 离不开战争这个特定的环境。当法西斯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一个个欧洲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起法西斯恐怖统治时, 欧洲所有的国家均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危险。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本质上是要把整个欧洲置于法西斯的铁蹄下, 把野蛮、暴政、奴役、压迫和种族灭绝强加给欧洲人民。正是这一基本原因, 促使非占领区的人们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命运和欧洲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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