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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冀东大暴动胜利之组织制度因素剖析

添加时间:2018/03/29
  摘要:1938年冀东大暴动和1944年华沙起义是二战期间东西方两场影响重大的民众武装反法西斯起义。冀东暴动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民众武装起义, 1944年华沙起义是二战末期影响最大的起义。二者在成败原因、起义规模与时机、历史地位与影响等方面呈现较大差异。冀东大暴动由于拥有了团结高效的最高核心领导力量、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一线指挥机构的精准组织等条件, 取得了辉煌胜利;而华沙起义在上述条件中的欠缺则导致其最终失利。
  
  关键词:冀东大暴动; 华沙起义; 胜利原因; 组织制度。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多国民众表现出惊人的历史伟力, 以武装暴动方式反抗法西斯的入侵和占领, 唯规模与时间、成败原因、影响等有较大差异。中国1938年冀东大暴动与波兰1944年华沙起义都是民众武装反抗法西斯的典型事例, 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两次武装起义在地理上一东一西、时间上一早一晚、结果上一胜一败。但国内外学界对二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较大差异。华沙起义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就国外研究而言, 在EBSCO数据库检索“Warsaw uprising”, 共有107个结果, 学术期刊论文40余篇。JOSTOR数据库标题检索“Warsaw uprising”, 有6篇学术论文。着作方面, 自1972年第一部华沙起义专着出版到2013年, 已有9部专着考察华沙起义及相关问题。就国内研究而言, 通过知网检索, 1985年至2015年, 有17篇关于华沙起义的论文, 着重探究了起义与大国关系及其影响等问题。但笔者检索EBSCO、JOSTOR等数据库, 关于冀东大暴动的研究成果极少。国内学界对两次暴动的研究较为均衡[1], 但冀东大暴动作为中国抗战的重要事件, 理应受到国内学界更多的研究。
  
  通过选取二战后期世界部分国家较有代表性的民众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并进行统计 (如表1) , 我们可以认为, 1938年的冀东大暴动是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民众武装大暴动, 也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中最大规模的民众武装暴动之一。因而, 加强该问题的研究, 更有其特殊意义。它有助于引起人们对向来被忽视的冀东革命问题的重视, 给予冀东革命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2014年9月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抗战史研究, 并提出了“总体要深、专题要细”的要求。纪念和研究冀东大暴动契合了习总书记的新要求--广度上要凸显世界背景, 深度上要强化细节, 层次上要深入人民大众。强化冀东革命问题研究、关注冀东大暴动, 切实符合习总书记的要求, 也有助于扩展二战史、中国抗战史与革命史、地方史的研究内容。
  
  冀东大暴动发生于“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1933年日本侵占山海关后, 通过《塘沽协定》 (1933年) 、《何梅协定》 (1935年) 等条约强占华北, 扶植汉奸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沦陷于敌手。冀东民众的反侵略斗争随之蜂起, 在由北平东进的八路军第四纵队的支持配合下, 大暴动于1938年7月初爆发, 持续到8月中旬, “是抗战以来全国各地所仅有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斗争”[4].大暴动给予日伪军在冀东的统治以毁灭性打击, 解放了多座县城, 基本摧毁了敌伪在冀东农村的基层政权。就地域而言, 大暴动遍及冀东22个县1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人数而言, 大暴动直接参与者达20多万人, 占冀东人口总数的1/3[5].暴动组建了10万人的武装力量, 名为“冀东抗日联军”.
  
  华沙起义爆发于二战末期、1944年8月到10月的波兰。1939年沦陷于德国后, 波兰民众不甘屈服。1944年8月1日, 以寄身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国内抵抗组织“波兰国家军”[the Polish Home Army, 又称Armia Krajowa (AK) ]为主体、包括波兰工人党及人民军[the People Army, 也称Armia Ludowa (AL) ]在内的多个政治力量参与的反德武装大起义爆发, 起义力量约4~5万人[6].但由于自身的种种问题及没有得到有力的外援, 面对兵力和装备都占据优势的德军, 起义军民坚持了60多天后被迫投降, 华沙民众遭受德军的血腥报复, 死伤20多万人。华沙起义“是一场有计划的武装反击行动……也是被法西斯占领的欧洲国家中第一个发起的多党派合作反抗运动, 该运动以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方式寻求自身的解放”[7].虽然华沙起义没有实现其国家独立的目的, 但向世界展示了波兰民族的不屈精神。
 
  
 
  冀东大暴动的成功、华沙起义的失利绝非偶然。大暴动在外部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取得胜利, 华沙起义在外部环境极其优越的情况下却遭遇失败, 有哪些因素导致了两场武装起义的迥异结果, 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系统总结的问题。鉴于此, 本文试图从国际视角、以比较研究的方法, 总结冀东大暴动与华沙起义成败之历史经验, 重点探查影响冀东大暴动胜利的组织制度层面的因素, 以加深对历史细节的认识, 强化对冀东革命的研究。
  
  冀东大暴动的成功, 得益于组织领导、政策策略、人心向背等多种因素的历史合力。其中, 组织制度方面的因素值得特别强调。高效顺畅的组织制度能够为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取得预期的良好结果提供核心引领、方向指正、秩序规范、资源动员等方面的保障。冀东大暴动胜利之组织制度条件, 涵盖了从最高决策层到社会基层的多个层面, 包括党的权威地位与核心作用的发挥、正确的政策思想、中层与基层党组织的沟通实践、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等内容。以上各种组织制度因素在冀东大暴动中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凝聚成推动冀东大暴动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动员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反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的最根本动因。与之相反, 华沙起义也正是在这些方面的欠缺, 直接导致其在战略环境极为优越的条件下失利。
  
  具体而言, 冀东大暴动之最终胜利, 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组织制度因素。
  
  一、坚定、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机构是暴动成功的制度保障。
  
  一个符合但不限于上述标准的核心领导力量能发挥关键性组织保障、精神引领和思想塑造作用, 有利于凝聚与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 保证战略决策的集中统一, 对于鼓励暴动者的热情、提升参与者斗争必胜的信心至关重要。
  
  1. 冀东大暴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高、中层领导机制。
  
  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构成了冀东大暴动的高、中层领导机构。
  
  首先,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是冀东大暴动的坚定、团结、统一、正确的核心领导力量。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中国亡国灭种的重大危机时, 中共中央对于我党我军在华北应持何种政治、军事战略应对日寇入侵, 也一度出现分歧和争论。在毛泽东同志主导下, 1937年8月的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一场克服分歧、扫除错误思想、统一全党共识的重要会议。经深入讨论, “洛甫、林彪、聂荣臻、凯丰、张浩, 包括张国焘, 都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即便如此, “朱德、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等则表示异议”.为此, 洛川会议后, “在毛、洛的提议下, 仍在洛川的主要党政军领导人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几个涉及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战前途的政治大问题”[8].毛泽东再次做了重点发言, 强调了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的重要性, 指出两种路线将会带给中国两个前途。“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周恩来也都分别发言讨论, 表示赞同洛甫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观点”[9].这一过程表明, 经历了长征洗礼与考验的中国共产党, 更趋成熟与包容, 对问题本身是非曲直的追求要超越单纯的思想路线斗争, 开始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党内分裂因素和错误路线进一步消除, 党的团结统一进一步加强。此时的中共经过历史磨难, 已成为一支坚定团结的组织力量, 足以担当历史重任。
  
  其次, 中共北方局对中央战略决策的认真贯彻与对冀东党组织的思想指导保障了冀东大暴动的成功。如何将核心决策者的战略思想坚决地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 北方局一度扮演了上传下达的枢纽与关键节点角色。1936年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共北方局负责人, 坚决贯彻实施党中央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军事战略, 清除“左倾”路线、“关门主义”对华北与冀东党组织的伤害, 坚持推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华北和冀东党组织迎来发展的新契机。为落实毛泽东提出的要在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指示, 1936年9月, 刘少奇指示河北省委, 要构想在冀东开展群众性武装暴动, 并要加紧冀东暴动的思想、军事、人事、组织和群众动员等准备, 同时强调要积极借助京津先进的知识分子资源在冀东农村掀起抗日爱国宣传热潮。“七七事变”后,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 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在冀东 (这里是在几年前就被日寇占领并划为特别区的地方) , 应准备迅速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配合全国的抗战, 并坚持游击战争。”[10]
  
  其实, 面对华北地区前所未有的政治、军事局势, 刘少奇就任后的北方局在如何推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方面同样存在争论。曾任中共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曾回忆了中共北方局内部对抗战策略的争论:“ (北方局主要成员) 对统-战线工作怎么做, 对形势怎么分析, 有时也有不同意见, 可以争得面红耳赤, 过后彼此关系仍很好, 很团结。”刘少奇对华北局势的看法一度被指责为“民族失败主义”[11].北方局是党中央决策的重要执行者、监督者, 其立场、认识对于中央决策能够顺利实时生效至关重要。在此关键时刻, 核心领导力量的作用凸显出来。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介入迅速理顺了北方局内部的歧见, 刘少奇为代表的观点得到确立, 这为冀东暴动的扫清了思想障碍。
  
  最后, 国民党势力在华北的消退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中共在华北核心作用的发挥。1930年代, 随日寇的步步紧逼与中日间多个关于华北问题协定的签订, 国民党党政军势力被迫撤离华北, 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冀东大展拳脚留下了巨大的舞台空间, 避免了两党共存可能引发的矛盾与内耗, 优化和简化了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外部环境。
  
  2. 华沙起义中央领导机构矛盾重重, 运作混乱。
  
  华沙起义的失利是因其缺乏集中、团结、高度权威的领导核心, 以及负责起义事务的不同层级组织机构间的混乱关系。1939年被纳粹占领后, 波兰流亡政府在伦敦建立, 开始策划国内武装抗德斗争。但流亡政府自始至终都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首先, 四个政党组成的波兰流亡政府存在严重的内部横向矛盾。波兰流亡政府是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 由国家党、农民党、社会党、劳动党组成, 但各党派间“在政治上明显地分成两派:以西科尔斯基总理为首的温和派和以拉奇凯维奇总统和扎莱斯基外长为首的萨那齐派”[12].两派在内外政策方面有严重分歧, 1940年7月, 流亡政府总理西科尔斯基由于推行对苏缓和政策, 遭拉奇凯维奇总统解除职务, 一度引起政府和军队中温和派的强烈不满。这一分歧削弱了流亡政府的权威地位, 削弱了流亡政府的影响力、号召力, 也削弱了流亡政府的战略、政策的制定能力。
  
  其次, 流亡政府作为最高领导核心与起义一线指挥机构间存在广泛的纵向矛盾。“波兰国家军”是活跃于波兰国内、理论上应接受流亡政府领导的武装组织, 是起义的主导力量, 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但由于地理遥远、立场差异等原因, 流亡政府对国家军缺乏有效控制力。国家军领导人与流亡政府自战前起就存在隔阂, 波兰沦陷后, 分歧进一步加大, “流亡政府与地下政府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 二者斗争的结果是流亡政府最终失去了对地下政府和国家军的控制。加速了地下政府在行动上的独立倾向”[13].
  
  波兰抵抗力量最高领导层内部的分裂使华沙起义的各项行动不能协调一致, 最高领导机构不能消除政治歧见而对各种起义力量树立绝对的领导权威, 这些都严重削弱了起义的根基, 造成起义力量的巨大内耗, 从根本上制约了起义力量的扩大和起义的顺利进行。
  
  二、最高核心领导结构制定的正确、操作性强的政治-军事战略是暴动成功的思想与政策武器。
  
  中共中央对1930年代国内外形势的清晰认识及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保障了冀东大暴动的成功;波兰流亡政府对自身实力的高估、对苏德战场形势的进展、对大国政策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华沙起义的失败。
  
  1. 中共中央为冀东大暴动制定了正确的政治-军事战略。
  
  1930年代中期, 中共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判断, 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游击战战略, 使冀东大暴动有了可靠而清晰的指导思想。早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 党中央就开始呼吁各地抗日政府和军队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对内, “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 (全国民众) 有钱的出钱, 有枪的出枪, 有力的出力, 有专门技能的出专门技能, 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14].
  
  此后, 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游击战一以贯之地成为新时期中共抗敌的政治-军事战略。瓦窑堡会议上, 党中央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 参加抗战, 实行有力出力, 有钱出钱, 有枪出枪, 有知识出知识。”[15]毛泽东所作《论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935年12月27日) 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 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 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6]
  
  不难发现, 这一时期, 中共中央、毛泽东反复强调抗战的几个核心战略问题, 一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坚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及中共在其中的自主权;二是坚持“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振奋民众必胜信心;三是坚持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将山地和平原游击战上升到战略高度予以强调。
  
  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为冀东大暴动的组织和实施明确了思想。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冀东的战略地位, 1937年到1938年, 毛泽东多次就冀东抗日游击战进行具体部署。“在抗日战争期间, 毛泽东或者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领导人一起, 专门为创建冀热辽根据地问题而发的电报、指示、讲话就达16次之多”[17].内容具体涉及部队规模、活动地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等问题。在党中央的思想指导与政策引领下, 各级地方党组织同心协力, 保证了冀东大暴动的组织发起与走向胜利。
  
  2. 华沙起义战略目标失误加剧了起义的复杂性与阻力。
  
  流亡政府对国际形势判断错误, 为起义确立了“两个敌人”的错误战略目标, 同时缺乏合理及临机应变的政策规划。
  
  华沙起义的首要目标是德国法西斯, 但流亡政府及国家军队领导人都认为, 东线德军将在极短时间内崩溃, 乘机组织起义解放华沙, 可将历史宿敌苏联挡在华沙城外, 战后可独掌波兰政权, 英美也必会给予有力支持。因而, 流亡政府与国家军为起义确立了“反德抑苏”的双重目标, “当反德的华沙起义1944年爆发时, 其主要目标是推翻纳粹在华沙的统治。然而, 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动机却是处理伦敦的 (波兰) 流亡政府与苏联及其盟友波兰共产党 (卢布林当局) 的冲突”[18].在此基础上, 流亡政府与国家军队领导人更意图实现波兰在战后崛起的雄伟目标。“ (起义领导人之一的) 卡齐米日·索松科夫斯基 (Kazimierz Sosnkowski) 和奥库利茨基 (Okulicki) 将军都认为, 1945年美国会入侵苏联。波兰流亡政府相信, 二战后美苏都会变得虚弱, 而波兰将成为世界强国”[19].
  
  但现实是残酷的。一方面, 战时的大国合作尚未破裂, 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反苏立场不适合美国的对苏政策, 在波兰问题上, 美国仍倾向于东西方合作。1944年4月,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奥·朗格访问苏联, 在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讨论波兰问题时表示:“美国领导人对波兰持完全批判的态度。美国人希望改组在伦敦的波兰政府, 巩固苏联和波兰的关系。”[20]实践中, 美国政府既没有向国家军提供军事援助, 也拒绝了国家军关于提供9700万美元援助的要求, 只给了1000万美元[21].国家军预期的英美大规模援助没有实现。另一方面, 流亡政府和国家军表现出极强的机会主义和盲足自大心理。流亡政府构想起义多年, 一直没有与苏联沟通, 没有制定有效的协同行动计划。1944年7月31日, 访问苏联的流亡政府总理米科瓦伊奇克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时, 仍没有告知后者流亡政府的起义计划。国家军“单干”的原因是其领导人认为胜利唾手可得。于是, “起义在没有外部保障--既没有同盟军商量好如何支援, 也没有同已经逼近华沙的苏联红军商量好如何配合的情况下”爆发了。但结果完全逆转了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预期, “起义的枪声打响后, 原来指望迅速到来的英、美空降兵根本没有到来”[22].苏军也由于事先不知情, 没有相应的军事援助计划, 仓促进攻遭受德军的顽强阻击。虽然后来苏联给予了起义武装以大量的武器装备和生活用品的空投补给, 但总体上于事无补。用安得烈·塔戈斯基 (Andrew Targowski) 的话说, 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领导人犯下了“地域政治错误、同盟错误、政治错误、军事指挥错误 (Military-Command Mistake) 、军事动机错误 (Military-Motivational Mistake) ”[23]等多项错误, 起义失败不可避免。
  
  三、配置强力有效的一线领导力量是暴动胜利的重要保障。
  
  一线领导力量是承接上层、辐射基层的关键节点, 普通民众所见、所知、所想、所行直接受到一线领导力量的影响, 因而, 起义的一线领导机构对大暴动具有最广泛、最直接的影响力。如何将核心决策者的战略思想与决策坚决彻底地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起义的成败, 其任务也完全落在一线领导机构身上。在此问题上, 冀东大暴动和华沙起义也形成了明显差异。
  
  1. 作为基层领导机构的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 (中共冀热边特委) 担负起直接领导和推动武装暴动的重任。冀东党组织早在1920年代即已组建。此后, 冀东党宣传革命思想, 扩大革命组织, 组织工人罢工, 积累了较丰富的斗争经验。“九一八事变”后, 河北省委和冀东党组织逐渐将抵御日寇入侵作为工作重点。“七七事变”后, “中共冀东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洛川会议精神, 执行了一条‘全国人民总动员, 广泛发动群众, 武装群众, 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24].
  
  作为党中央战略的最基层实施者、推动者, 冀东党组织认真践行党中央、北方局的政策决议, 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冀东抗日暴动问题。另一方面, 冀东党组织也发动多次抗日起义, 虽然没有最终成功, 且付出了主要领导人牺牲等巨大代价, 但起义磨练了队伍, 宣传教育了群众, 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为1938年大暴动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经验。
  
  在此过程中, 冀东党为暴动进行了大量细致扎实的准备工作, 包括: (1) 政策准备, 即践行中央决策, 推行统一战线政策, 成功联合冀东国民党组织与各派社会力量, 争取了大量日伪军警反正。 (2) 组织准备, 即改组基层党组织。为更好地领导大暴动, 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与支持下, 河北与冀东党组织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一是原河北省委进行了拆分, 新的省委专驻天津, 集中领导大暴动;二是整理原有的冀东地方党组织, 将原京东特委与冀热边特委合并, 集中人力物力, 专心领导大暴动。 (3) 人员准备, 即配备有力干部。冀东党组织在向上级申请政治、军事干部支援的同时, 开办多期军政训练班, 培训暴动急需之党政军干部。 (4) 舆论准备 (社会动员) , 即广泛的宣传教育, 鼓动民众抗日热情。“1935年9月, 冀东党召开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会议, 研究决定, 今后党的工作以抗日为主……从一点一滴发展群众武装着手, 开展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25].
  
  2. 波兰国家军在对上关系没有理顺的同时, 与当时共存于波兰国内的其他反德武装组织的关系也十分紧张。当时的波兰国内存在多个政治-军事组织与力量, 如农民军、人民军等, 这些组织的政治立场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如人民军由波兰工人党领导、与苏联关系极其密切。亲西方的国家军带有浓重的狭隘的党派与意识形态歧见, 没有发挥领导性、凝聚性作用, 没能有效整合反德抵抗力量, 导致各武装力量缺乏协调与有效合作, 最终被德军各个击破。甚至为牢牢掌控战后波兰的政权, 国家军对左翼的波兰人民军处处防范, 不邀请人民军参加武装起义的政治、军事会议, 没有将起义计划通告给人民军, 不将英美苏的援助物资分配给人民军等[26].即使对于同为流亡政府内的农民党下属之农民军, 国家军也缺乏必要的信任, 联系松散。
  
  同时, 作为起义最直接、最一线的领导者, 国家军对起义胜利保有盲目乐观的态度, “国家军司令部的多数高级军官都相信起义能取得胜利”[27].在宏观上国家军没能协调好各方关系, 在微观上对起义的组织准备掉以轻心, 宣传鼓动混乱不堪, 为起义胜利留下了一系列致命隐患。国家军纪律松散, 军官酗酒, 战前没有构筑坚固的街垒工事, 没有设立有效的援助物资接收与分配系统等。甚至当起义发动时, 国家军的大部分成员居然没有武器。“起义如期发动后, 起义战士约为三万五千人, 但有武器者仅为其中的十分之一, 且几乎没有什么战斗经验”[28].起义的组织准备之松懈和随意可见一斑。即使到了起义爆发的最后一刻, 混乱无序还在延续, “华沙起义原定于8月1日下午5时打响, 但是由于组织工作的混乱, 致使华沙各地起义发动的时间不一, 打乱了预定的起义计划, 使起义的突发性和实效性大打折扣”[29].起义失利在所难免。
  
  四、各种政治与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是大暴动胜利的必要条件。
  
  冀东大暴动是华北地区多个政党与社会政治势力及其武装合作努力的结果, 其中, 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主导和骨干作用, 国民党和无党派民主力量广泛参与, “ (中共领导的) 抗联系统就组建了有7万多人全副武装的47个总队。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军还有3万多人”.大暴动过程中建立的抗日联军总、副司令分别由社会民主人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担任。因而, 大暴动后, 1938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局在贺电中讲:“由于冀东国共两党同志及无党派抗日志士的合作, 抗日联军与八路纵队的胜利, 已给日寇以严重的打击, 摧毁了冀东汉奸政权, 发动了广大的民众, 配合了全国的抗战。”[30]
  
  面对日寇入侵, 当时国内进步的党政军势力和社会各阶层掀起的抗日救亡浪潮成为我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多党多派联合抗日组织制度的重要基础。“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 日寇的紧逼和南京政府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激起各派力量的不满, 多个地方军政力量对中共的抗日立场表示赞赏。在此背景下, 北方局与冀东党组织以多种灵活有效的方式, 在冀东地区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成功团结了各党各派力量。在北方局和冀东党组织的领导下, 1937年12月, 冀东全民性抗日团体“冀东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 (又称“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 组建起来, 标志着冀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委员会成员以中共为主, 也包括国民党员、社会知名人士和地方士绅、伪军警头目等, 这些都成为大暴动的中坚力量。该机构团结了广大工农基本群众和知识分子, 争取了许多地方绅士、民团头目、伪军伪警、教育界人士, 并通过他们的影响和社会关系, 把广大抗日爱国力量吸引团结在党的周围, 带动了全民大起义。这是暴动成功的关键所在。
  
  除此之外, 广泛存在于冀东大地、完全由普通民众组成的社会基层的群众性团体, 在大暴动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类民众团体主要有青年报国会、妇女报国会、教师报国会和儿童团等, 它们在中共党的领导与支持下, 团结、动员、组织了冀东的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抗敌斗争。
  
  结语。
  
  冀东大暴动是在世界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而爆发的局部地区的战役进攻, 体现了中国与河北民众不屈的意志与顽强的抗争精神。它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根本原因是中共的正确领导、组织动员以及冀东民众的反抗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 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走向成熟,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自发的农民抗日斗争要取得胜利, 是不可想象的”[31].1935年爆发的兴隆县孙永勤抗日救国军的失败和大暴动胜利后鲁莽西撤遭致的巨大损失都证明了这一点。首先, 孙永勤抗日救国军虽然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但在救国军中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党的组织机构, 削弱了该支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 在日伪围剿下最终失败。其次, 大暴动胜利后, 冀东革命斗争如何发展、暴动队伍如何管理成为摆在冀东党政军领导人面前的艰巨挑战。在对冀东形势作出错误估计后, 暴动领导人作出将部队西撤平西根据地的决定。该决定报请党中央批准, 但在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明确指令时, 暴动队伍仓促西撤, 五万多人的部队损失殆尽, 只余数千人, 冀东革命斗争陷入低谷。以上两个事件也从反面佐证了党中央在确保大暴动最终胜利中的核心领导作用。
  
  注释:
  
  国内学界关于华沙起义的研究一是有部分论文, 如《波兰1944年华沙起义评析--兼论苏联在华沙起义中的影响力》 (胡舶) , 二是零散存在于各类历史着作中。国内学界关于冀东大暴动的研究, 多年来已取得较大进展, 积累了一批优秀成果, 但总体而言, 仍有诸多不足与问题, 如成果数量有限、部分重要问题阐述模糊、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不够、研究视野较狭窄等 (以上主要是笔者检索中国知网、超星数字图书等数据库的认识) .冀东大暴动的研究之薄弱, 与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不成比例。1960年, 国内学界第一篇关于冀东大暴动的论文发表, 此后长期断档, 1980年代研究才重新兴起。从内容上看, 学者们较多关注冀东大暴动的过程、意义等问题。从类型上看, 既有论着可分为: (1) 回忆录和人物传记。此类成果数量较多, 具有较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如:《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 (1-3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纪念冀东人民抗日暴动》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 1988年) 、《河北革命回忆录》 (第2辑) 、《冀东革命回忆录专辑》 (1980,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冀东革命人物》 (1-3辑)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1988) 等。此外, 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或传记也对冀东大暴动有描述, 如《刘少奇传》 (金冲及,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 、《李云昌回忆录》 (法律出版社, 2006) 、《曾克林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等。 (2) 专着与编着。部分抗战史和党史着作论及冀东大暴动, 但篇幅较小。《中国抗日战争史》 (人民出版社, 2011年) 阐述了包括冀东暴动在内的沦陷区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 描述笼统。《华北抗日战争史》 (樊吉厚、李茂盛、岳谦厚编写,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 、《华北抗日战争史》 (五卷本, 田苏苏等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 、《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魏宏远主编, 档案出版社, 1990) 《河北抗战史》 (谢忠厚着, 北京出版社, 1994年) 都论及冀东暴动问题, 内容有限。《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 1986) 、《冀东革命史》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年) 、滦县革命史 (滦县党史研究室, 2002) 较详尽地论述了冀东暴动的过程, 叙述性大于分析性。 (3) 学术学位论文。《冀热辽抗日根据地研究论文集: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 论述了冀热辽根据地从筹建 (冀东暴动) 到抗战胜利期间的冀东地区主要人物、思想和事件, 关于冀东暴动的论文只有4篇。此外, 以“冀东”为关键词对知网进行篇名检索, 总数达3000多项, 与冀东革命相关的论文主要分布于“中国近现代史” (82项检索结果) 、“中国共产党” (29项检索结果) 、“人物传记” (27项检索结果) 三个学科, 但与冀东大暴动直接相关的论文更少, 不过十余篇, 主要探究冀东暴动的原因、过程、意义等问题。冀东大暴动的学术成果已较丰富, 但仍有一定不足: (1) 研究视角尚待扩展。既有研究基本都是从国内角度论述, 缺乏国际视角的研究, 而基于与二战时期同类事件的比较研究是中国抗战研究国际化的应有之义。 (2) 研究内容尚待充实。关于冀东大暴动某些重要事件和问题的研究较粗略, 尚待细化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