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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四公子”管窥司马迁的价值观

添加时间:2017/06/09
  摘要: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四公子”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虽皆养士三千、礼贤下士,却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通过对比4人的性格、形象、养士与待士等的不同、实现个人价值的方式的不同,可以窥见司马迁在炎凉的社会现实下,所传达出的推崇国家利益、高度重视下层人物等价值观。
  
  关键词:司马迁;“战国四公子”;《史记》;养士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王室衰微。《孔丛子·居卫》记载,“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1]130.那时,各诸侯国贵族竭力网罗人才,以壮大自身的政治力量。一时间,养士之风盛行,形成了以“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群体。他们广招宾客,礼贤下士,是战国时期举足轻重的政治活动家。4人虽并称,但他们在思想性格、养士待士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显着差异,《史记》对此记载较为详细。司马迁撰史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宝贵的历史巨着。司马迁以独特的历史眼光,使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事迹熠熠生辉。笔者拟通过对“战国四公子”的解读,从中探寻司马迁的价值观。
  
  一、“四公子”的性格特征
  
  性格决定命运。“四公子”为人处世的不同、养士待士的差异以及最后结局的迥异,都与他们各自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史记》对“四公子”的性格描述虽未详尽具体,却可推敲于细节之中。
  
  《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五日,其父田婴认为此生辰会对父母不利,甚至曾告诫田文的母亲不许养育田文。因此,田文在少年时期并不受父亲的认可与器重。田婴辅佐齐国三代君王,位高权重、家财富厚,田文虽为相门权贵之后,却通晓事理、居安思危、胸怀抱负。他对父亲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裋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2]2861.通过对比贵族与寒士的生活状况,孟尝君借以劝谏父亲要广纳宾客、谋事为公,这件事使田婴对孟尝君刮目相看,并让他主持家事、接待宾客,奠定了孟尝君在田婴死后代之立于薛的基础。田文的热情好客,为其招揽了许多门客,而他性格中焦躁的一面却也不可忽视。“怒”“怨”“惧”“恐”“忧”等词交替出现在司马迁对孟尝君的描写中。孟尝君之“怒”有三:一怒赵人笑其渺小;二怒魏子收邑不成;三怒冯谖私自焚券。孟尝君由于秦昭王谋划想要杀害他而心生“怨”念,试图与韩、魏联合攻秦;亦“惧”于吕礼的嫉害;“恐”于齐湣王的去己;“忧”于薛债不收不足奉养宾客。不难看出,孟尝君所担忧恐惧的多为一己之私事,而非国家大事。这些都体现了他性格中自私自利的一面。
  
  《平原君列传》中,司马迁称平原君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2]2886,司马迁对平原君性格、品行等的描写并未出现负面词语。在司马迁看来,平原君能称得上“贤”,并不是因为他的性格无可挑剔,而在于他听人劝谏,知错能改,忠于国家。在秦国急攻邯郸之时,平原君采纳李同的意见,把家中包括妻妾在内的成员都编到士兵队伍中,将家中财物、粮食分发给士兵享用。不仅如此,平原君还亲自“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2]4021.平原君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他忠君爱国的精神,与孟尝君追求个人私利、不惜引外敌而置己国于危难的行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即便如此,司马迁笔下的平原君也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失误。公元前262年,平原君因贪图韩国的上党郡,引发秦、赵两国大战,赵国兵败长平,几近覆亡。平原君的失误,是他错误地估计秦国的军事力量、只贪图眼前利益所造成的。
  
  而从《魏公子列传》中,我们发现魏公子信陵君不仅是真正的“贤”,且心中怀“仁”,性格可谓臻于完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2]4021明代学者茅坤也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3]299司马迁是满怀着敬意为信陵君作传的,在他的笔下,信陵君为国忘身、谦逊待士、虚心纳谏,是一个趋于完美的人物形象。但司马迁并未将其神化,在“窃符救赵”一事中,司马迁有过这样的描写:“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2]2893在国家危难之时,信陵君英勇果断,对于不得不杀晋鄙一事,信陵君为之泣下,体现出他的仁义与惜才之心。司马迁所塑造的信陵君不仅具有仁者胸襟,且是情感丰富、有着鲜活生命力的君子。
  
  相比较而言,在《春申君列传》中,司马迁很少对春申君进行正面评价,而是透过具体事件来侧面展现。前半生中,春申君竭力维护楚国,无论是上秦王书,还是舍身脱太子于危难,都可谓博闻强识、明智忠信、大义凛然。司马迁说春申君“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2]4021.可惜的是,春申君却未得善终,这主要在于他后来受到李园的控制。李园的妹妹为了说服春申君将自己献给楚王,说道:“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2]2909在李园的妹妹以地位和封地相诱惑劝说下,春申君欣然同意,遂把本是自己的妾且有身孕的李园的妹妹进献给没有子嗣的楚王,但成为国舅的李园却在暗中养刺客准备杀死春申君取而代之,春申君的门客朱英劝他提防李园,但春申君在利益熏心之下不听劝谏以致被李园所杀,落得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下场。
  
  可见,“四公子”性格的不同,对他们的遭际与命运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是造成他们在养士、待士等方面有差异的重要原因。
  
  二、“四公子”的养士与待士
  
  战国之际,各诸侯国的贵族阶级为了能长时间地辅国持权,都竭力网罗人才,广招宾客。养士已然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大风气。“战国四公子”的养士规模巨大,无论在养士数量上还是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后世无可比拟的。然而,“四公子”虽养士数千,但他们对士的选择标准、养士的目的以及发挥士的作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第一,选择门客的标准不同。“四公子”门下宾客皆数千人,孟尝君肯舍得家业厚待宾客且来者不拒,以至于亡人有罪者、奸人及鸡鸣狗盗之徒充斥其庭,对于真正的贤士反而不闻不问,可见孟尝君并不识士;平原君跟风追潮、盲目养士,善待的是公孙龙等巧言善辨、夸夸其谈之人,而像毛公、薛公、李同这样的贤能之人却由于地位低下而被平原君所不屑;春申君的宾客奢侈浮华、斗富爱炫,在与赵国使者见面时,“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2]2907,春申君将养士作为自己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和点缀;唯有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2]2889,本为市井之人的侯赢、朱亥,“博徒卖浆”的毛公、薛公,皆是信陵君眼中的贤士。信陵君不以地位取人,是真正的礼贤下士,使得士人争而往之,致食客三千。
  
  第二,养士的目的不同。清代学者李晚芳曾直截了当地评价“四公子”的养士:“孟尝但营私耳,平原徒豪举耳,黄歇愈不足道,类皆好士以自为,而信陵则好士以为国也。”[4]497孟尝君是个自私自利的贵公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2]2865可以看出孟尝君的养士多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无论是怒冯谖焚券书,还是联合魏、秦、赵三国助燕破齐,孟尝君的种种行为,皆是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只图自己的地位稳固。可见其养士是以“自喜”为目的。
  
  平原君养士是为了装门面、摆阔气。躄者因受平原君美人嘲笑,上门要求其斩美人头,平原君表面答应,实际却并未斩杀美人。平原君的言行不一使得宾客去者过半,直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才兑现诺言,宾客才稍返。而像毛遂那样有才能的人在平原君门下三年未曾被接见,直到秦围赵邯郸,毛遂自荐赴楚国合纵,事成之后,“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1[2]2878.可见,平原君养士而不识士。
  
  春申君养士数量虽多,但记载最少。春申君养士的目的在于抬高自己的身份,甚至把他们作为争取名利、夸耀富贵的工具。《春申君列传》中所出现的门客只有朱英一人,而对于朱英提出的建议,春申君并没有完全接受,致使下场悲惨。故春申君之养士也只是徒有虚名。
  
  信陵君为人谦恭,养士是他尊重人才的一种表现。信陵君喜士好贤,礼待侯生、朱亥等。赵国有处士毛公隐于博徒之列,薛公藏于卖浆之家,信陵君与两人同游、相处甚欢。平原君却讥讽他:”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2]2895可见,两人对士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信陵君的养士,是真正的礼贤下士,且非为个人私欲,而是为国家之利招揽人才。
  
  第三,养士的用途不同。孟尝君不以强齐为要务,只贪图个人利益的满足,所以门下的士,也只能发挥鸡鸣狗盗、以身为盟的雕虫小技,而非智谋之计,即使是高瞻远瞩的冯谖,也只能为了孟尝君的自身利益奔走游说。平原君从善如流,秦围邯郸之际,顺毛遂之荐而成赵楚之盟,从李同之言而解邯郸之围。平原君的士同他一样,是忠于国家的。春申君利令智昏,门客朱英为其提出两个建议,分别是楚国迁都寿春和防备国舅李园,春申君却并未全然听信朱英的意见,在李园的问题上犯了致命错误。虽然春申君阴谋窃楚的行为无比可耻、罪有应得,但其不纳善谏、优柔寡断的弱点也酿成了血的教训。信陵君养士为国为抗秦救赵,侯赢、朱亥不惜舍命为国,窃符救赵,最终救邯郸而存赵,整个事件的完成与成功,是信陵君心怀善仁、礼遇贤士的结果。
  
  由此,”四公子“养士的选择标准与目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士尽其才这方面产生了明显的差别。而司马迁对”四公子“养士、待士、用士所进行的差异性描写,在对比中丰富了人物形象,可谓匠心独运。
  
  三、司马迁的价值观
  
  在对”战国四公子“进行人物塑造以及历史事实的描写过程中,这些性格饱满、活灵活现的人物,给人留下深刻而生动的历史影像。虽然,司马迁对历史客观直录,但在创作过程中,也将自己强烈的思想情感注入到笔下的人物上,这也是司马迁价值取向的一种体现。
  
  (一)推崇国家之利,鄙夷个人私利
  
  司马迁在这4篇列传的结尾,对”四公子“进行了简短而凝炼的评价。不难看出,对谋求私利、维护个人荣华富贵的行为,司马迁是极为鄙夷的。
  
  孟尝君一生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甚至为了私利勾结外敌来攻打自己的国家。《孟尝君列传》中,司马迁有这样的描写,”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2]2872.文中交代了孟尝君养客对当地风俗的影响。而”暴桀“”任侠奸人“这些负面词语,与孟尝君的好客自喜形成强烈的对比与讽刺。
  
  截然不同的是,司马迁对信陵君的养士为国、心怀天下,给予了高度评价,表达了无限敬仰之情。《魏公子列传》中,”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2]2897.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的贤能有德,汉高祖也对其尊重与钦敬。
  
  司马迁对于平原君与春申君的评价则是毁誉参半。平原君坚守合纵,忠于国家,可谓”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但却利令智昏,因一城之贪使得赵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损失惨重。春申君劝说秦昭王,力保楚太子脱难,大义凛然之举,”何其智之明也“,但春申君却在登上相位后贪图权贵以致身死族灭。
  
  (二)高度重视下层人物,建立全民史观
  
  整部《史记》,司马迁所描述的是全民史,所建立的是全民史观。”战国四公子“的4篇列传里,几乎在每一个栩栩如生的公子背后,都塑造了一个甚至多个下层群众的形象,他们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
  
  孟尝君被囚于秦,是”最下坐“的狗盗者和”客之居下坐“的鸡鸣者助其脱险,帮他逃出危难,而此二人也由从前的”宾客尽羞之“至”客皆服“,可见司马迁对他们的行为是肯定的。
  
  平原君需要聚齐20人合纵于楚,3年未被称诵的毛遂勇敢自荐。毛遂面见楚王按剑历阶而上,置生死于度外才使得楚王定纵;在秦围邯郸,赵国状况危机之时,是传舍小吏的儿子李同主动请缨,率3000名敢死之士奔赴前线使秦军却退30里,邯郸复存。如果没有二人的挺身而出,或许赵国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
  
  信陵君善待穷困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屠者朱亥,礼交博徒毛公和卖浆者薛公。在侯生和朱亥的帮助下,信陵君完成了这一壮举---窃符救赵。也正是由于毛公和薛公的冒死进谏,信陵君才得以重回魏国,威振四方。
  
  这些豪杰义士虽然身份低微,却血气方刚、有情有义。他们明知会陷入危难,仍置自身性命于不顾,为知己者用,为知己者死。司马迁认识到了他们的智慧与才能,褒扬了他们难能可贵的忘我精神,更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地位。
  
  (三)透过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来揭露社会现实
  
  4篇列传里,从养士、用士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不仅仅是贵族阶级在招士、选士、养士,士对自身所依附的对象也有所选择。”四公子“与”士“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士“对”战国四公子“的结交与依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利交、势交、义交。
  
  孟尝君对门客”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2]2862,士与孟尝君的结交,是一种利交。通过冯谖客孟尝君的故事,足见孟尝君对士的厚待。冯谖听闻孟尝君好士,便投奔他,而对于冯谖不断提出的食无鱼、出无舆、无以为家的要求,孟尝君也都一一满足。由于孟尝群的慷慨,以至于”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2]2868,孟尝君还要收债来养客。当齐王废孟尝君之时,门客皆去,不见了往昔门下的繁荣。司马迁借冯谖之口道出了一个社会现实:”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2]2871韩兆琦认为孟尝君的养士,是”一种豢养与被豢养,收买与被收买的关系。即使卓荦如冯谖者,也不过是为孟尝君私人效力的一只鹰犬而已“[5]1093.
  
  平原君的养士徒有其名,平原君曾三去相位、三复相位,士与平原君的结交是一种势交。平原君并不识士,只是盲目养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迫使楚王结盟的毛遂,在平原君门下3年未被发现,而当其自荐之时,平原君甚至不愿让他同去。而被厚待的公孙龙,却是一个混淆概念、善于诡辩的人。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识士、爱士、惜士的信陵君。信陵君不自恃身份,礼遇侯生、朱亥,同样,侯生甘愿为他自刎,朱亥舍命追随,助信陵君窃符救赵。此二人的行为又是对信陵君遇己、知己的一种感恩,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情怀。他们与信陵君的结交,并不是简单的收买与被收买、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而是一种义交。
  
  可以说,士与”四公子“结交目的的不同,是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现实经济政治利害得失的关系所造成的。司马迁通过个人的价值选择,揭露了炎凉的社会现实。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时至今日,仍映射着当下的社会现实,可见司马迁卓越不凡的社会认知和历史眼光。
  
  四、结语
  
  同是”战国四公子“,养士三千,名震一时,他们或以士兴,或以士亡,性格各异,结局不一。司马迁善于在对比中塑造人物形象,使得每个历史人物都性格突出、形象鲜明。”四公子“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背后,都体现着司马迁的情感观念和价值取向。通过”战国四公子“养士、用士的公与私,以及”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每个公子的评价,可以看出在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下,司马迁对不择手段满足个人私欲行为的鄙夷,对牺牲自己维护国家利益的壮举的称赞以及对下层人民群众的重视。司马迁用《史记》理解了一个时代,表现了一个时代,而《史记》也寄托着司马迁对人生的追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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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毛坤。史记抄·孟尝君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张大可。史记研究集成:第6卷·史记集评[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5]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评注。长沙:岳麓书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