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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游记中的近代重庆

添加时间:2017/06/07
  摘要:近代以来,前往重庆的日本人日益增多。他们对重庆的风土人情以及社会状况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不少旅行游记。这些游记的作者,既有外交官员、实业家,也有僧侣和普通教师。不论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来到重庆,但都是站在维护和扩大日本本国利益的立场,对中国内陆进行观察与想象的。通过解读这些游记作品,不仅能够再现近代重庆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可以了解近代日本人对于民族、文化的差异对立的思考与阐释。
  
  关键词:近代重庆;日本人;游记;没落帝国
  
  对于幅员辽阔的近邻中国,日本人早在近代之前便在东部地区(近代日本人称之为“中国本部”)进行深入游历与踏查,但对于地处西部远僻之地的重庆,其了解程度相对而言是较为滞后的。不过,随着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思想意识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在积极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不断深入中国内地,而中国则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穿越长江三峡,来到巴渝地区进行踏查,撰写了不少游记,把日本人对重庆的了解引入高潮。
  
  国内学界对于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的研究,多将目光放在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等着名作家的作品之上。由于这些游记多集中于反映近代日本作家对上海、北京、江浙、湖广一带的观察与体验,交通不便且经济落后的重庆地区几乎成为“真空地带”,因此无法窥见近代重庆地区的社会生活与现实图景,也无法了解日本人面对重庆这一“客体”在如何深入思考民族以及文化的差异对立,这成为我们探讨近代日本人所创造的中国形象的一个空白。本文选择近代以来日本人涉及重庆的代表性游记,探寻近代日本人塑造的重庆形象的演变轨迹,以此解答近代日本人是如何通过观察和想象“重庆”进而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
  
  一、《栈云峡雨日记》:外交官眼中的没落社会
  
  自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以来,中日两国通好,希望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中国的日本人日益增多。不过,在明治初年,能够克服地理险阻,前往巴蜀地区进行旅游,并留下详尽记录的日本人仍寥寥无几,竹添进一郎应算其中代表人物。竹添进一郎(1842~1917)是日本近代着名外交官,曾于1875年随森有礼常驻北京,之后任天津领事以及朝鲜常驻公使等职。在任北京公使馆员期间,“每闻客自蜀中来,谈其山水风土,神飞魂驰,不能自禁”[1]20,于是开始筹划游历巴蜀地区。1876年5月,竹添开启中国之旅,首先从北京一路西下,经邯郸、洛阳至西安,随后横跨秦蜀栈道,游历成都、重庆,最后取道长江而下抵达上海。在旅行过程中,竹添逐日作记,写成《栈云峡雨日记》,成为明治初年极有影响的中国游记之一。
  
  竹添在重庆境内从1876年7月17日夜宿荣昌县至8月2日过西陵峡抵邓家沱止,共17日,其游记较为详细地描绘了重庆地区的盛夏暑热与险峻地貌。例如,7月17日“宿荣昌县,夜热如蒸”;18日“戴星而发,避热也。经邮亭铺,宿永川县。苦热,通夕不寐”;25日过石宝寨泊仰渡“夜热甚”;28日在夔州(今奉节县)参观白帝城,“徘徊移时,登舟则烈日赫赫,复在烘炉中矣”,暑热令其一行心力交瘁,夜不能寐。关于山城地貌,7月20日日记如此记载:“过浮图关,山峻轿危,轩则朝天,轾则俯地,残梦屡惊”;“雷洊雨急,循峻坂而下,则俯瞰大江。右挹江光,左掖山翠,东走数十里,抵重庆府。府依山为城,高而长,如大带拖天际。蹑蹬而上百八十余级,始至城门。又历九十余级,乃出街上”;《重庆府》一诗更是生动地刻画了山城重庆的险峻地势和湿热气候:“盘石擎城耸半空,大江来抱气蒙蒙。山风带热水含毒,身在蛮烟瘴雨中。”[1]62-63
  
  竹添不仅是一位有心的游客,还是一位有思想的游者,他往往在观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见所感均体现出其对于晚清社会的深刻认识,反映出对不断衰败的近代中国的同情与忧虑。例如,竹添看到中国内陆鸦片之害日深,如此写道:“近时鸦片日炽,河之南北皆种之。愈西愈多。边境僻陬之民,无不食焉”;“鸦片之性,耗精促命,其毒有甚于鸩。吾恐百年之后,四亿万之民盖衰羸,而生类几于灭矣。”[1]32出于对中国未来之忧患,竹添呼吁“为民父母者,宁可不早作之所乎哉”,期待清朝官员能够尽快扑灭鸦片之毒。又如,竹添来到重庆,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内陆地区大肆进行的传教活动耳闻目睹,于是在日记中记载了1873年发生在江北地区的一次教案:“正月教徒之在江北者,放火烧民居数户,团民即捕之。既而教徒又缚纳粮厅城者三人,拔其髯,争折辱之,且死乃释之。于是四乡之民,不期而集,毁教会、医馆,并伤残教徒。远近闻风起者十余万人,二月遂涉江南入府城,将尽火教堂,以甘心焉。镇道及地方官百方慰谕,久之始退。”[1]65对于教案原因,竹添如此评价:“盖祆教之入蜀,民皆不喜,而奸宄无赖之徒,争窜名于教会,恃势横暴,民益恶之。然司教者略不经意,民讼之官,又不得直,由是忿懑不能平。”[1]64从竹添的叙述来看,他对于天主教充满暴力的行径持批判态度,始终站在普通中国民众的立场,足见其对于西方侵略势力日益扩大之态势的警觉和忧虑,也充分表明其对于中国民众的同情之心。当然,竹添在日记中盛赞峡江壮美风光的同时,往往笔锋一转,勾勒出凋败不堪的城市风景以及乞丐成群、无赖盗抢的社会乱状。例如日记中巫峡风光美不胜收,“争奇献媚看何穷,天然一幅好图画”,可是巫山县城却“街市萧条,亦遭同治水灾而然”,“路上多丐人,拥客乞钱,麾之不去”,而“码头必置兵船数只,以备盗劫。舟或泊他处,必有攘夺之患”[1]72.壮美的三峡风景的背后,无法掩饰的是治安混乱、匪帮横行,中国社会已经到了无法为继的破落境地。
  
  尽管竹添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对中国人怀恻隐之心,但终归无法摆脱为日本政府收集情报之使命,其踏查巴渝地区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日本自1868年建立明治新政权以后,举国上下都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大力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而与此同时,武力打开邻国国门,用战争手段获取殖民利益,成为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重要形式。虽然当时的日本尚无直接与清政府抗衡之实力,但已经在不断试探清廷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之态度,并派遣外交官员常驻中国收集各种实地资料,了解中国内陆地区的社会现状。在《栈云峡雨日记》自序中,竹添这样写道:“世或有蛊惑之疾深入膏肓,而张脉偾兴,自以为强健者。令越人见之,将望色而走。以彼视之,其得失果何如耶?是观风之所以不可已也。”[1]2晚清社会犹如被庸医所误而病入膏肓的病人,虽仍自以为是,但其实早已色瘁形槁。通过这次“观风云”的行动,竹添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正处于“举业囿之于上,苛敛困之于下”的困窘状态,这也为此后日本政府处理与清朝有关事务时所应采取何种态度提供了实用信息。
  
  二、《渡清日记》:僧侣眼中的宗教乱象
  
  甲午战争的胜利,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扩张野心,而中国则陷入更加衰败的境地。在日本国内涌动着国家主义乱流之际,向来有护国传统的日本佛教各宗开始迎合政府号召,教化国民协助对外战争,并配合近代日本的海外扩张,迅速向海外展开开教、扩教活动,希望通过所谓的“清国开教”弥补在国内的失势,以此恢复佛教原有的地位。其中,位于京都的东本愿寺作为净土真宗大谷派总寺,以强大经济实力充当了海外开教的急先锋,其僧人能海宽于1898年11月从神户出发前往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实践西藏探险的日本人。
  
  能海宽(1868-1901)为岛根县金城町人,7岁丧父,12岁在京都东本愿寺剃度为僧。1886年入东本愿寺学习佛教。1890年北上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学习英语,次年转入哲学馆跟随真宗大谷派僧人南条文雄学习梵文。能海宽于1898年11月16日抵达上海之后,乘船逆流而上,于1899年1月8日抵达重庆,然后计划从重庆出发,经川西入西藏。不过,由于川西藏区僧俗群众坚决抵制外国人进入,其入藏计划无法得以继续。后来,能海宽两次改换线路,试图从青海和云南进藏,但均遭失败,后于阿墩子(今云南德钦)被当地土人杀害,成为日本第一个客死于进藏路上的不归之人。能海宽来到中国之后,收集了大量的佛经、佛像以及一些反映中国当地风俗的物品寄回国内,并且也对沿途的风土人情、产业状况等进行了详细调查。他将重庆之行的所见所闻记于《渡清日记》中,成为反映明治中期中国内陆社会状况的重要资料。
  
  由于能海宽逆流而上乘坐的仅为普通民船,虽为长江枯水期,较为利于上水航行,但江面下降,险滩礁石露出水面,造成水流湍急,险滩众多,舟楫行船仍然十分艰险。《渡清日记》详细记载了重庆境内航行举步维艰的情景:“欲过险滩,却因江中漩涡而退行五、六百米。此后虽过此滩,但急流仍多。有其他的船在险滩处也被急流击退千米。甚是可怜”;“四点正欲快速通过险滩之时,纤绳突然拉断,船瞬间被冲回数百米。所幸纤绳长两百余米,虽前端拉断,但在险滩中途往回漂流,得以重新连接,乃不幸中的万幸。每次过险滩都得花两个小时。太阳落山,船行不顺,船长嘶哑叫骂。以为可以暂且放心之时,纤绳又被拉断,船回流数百米。本以为今日可达夔州,却遇如此困难。”[2]164-165民船搏逆西进,稍不注意便会失控回流,又往往纤断舟覆,陷入不劫之境。此类描述清楚地反映出20世纪末期长江三峡交通的艰难程度。
  
  不过,由于能海宽是抱着振兴佛教、探寻梵文经典的目的来到中国内陆地区的,因此在日记中记载最为详尽的还是长江沿岸的宗教状况。例如,能海宽在逆流上行中如此感慨:“在长江沿岸各港口,均可看到耶稣教堂巍峨耸立。与之相反,佛教寺院之高塔残败零落,仅显示往古之隆盛。今日若不讲回复之道,则支那佛教距完全衰灭之日不远矣。”来到重庆之后,能海宽考察了当地各大寺院,特别是参观了当时重庆最大的佛教庙宇---华严寺的受戒会,他在日记中如此描述:“平常此间住僧百二十名以上,其规模盛大”;“但所到之处清国僧侣皆无学识,且寺内之风气令人迥异。这些僧侣头上均有戒点,僧服粗陋,大抵为棉布衣、青布衣或蓝布衣,上殿之时着黄色、米色、青色袍子以及黄色袈裟,另有着单衣、袷着之人,甚为混乱”,“寺内无说教、演说等布教之方法,虽有讲经,但有名无实,所到之处均显示出清国之佛教已埋没于地平线之下”.与之相反,能海宽看到基督教日益兴盛:“反之外教之传道颇为活跃”,“英美法之传教士立十二所教堂,开设小学及慈善医院,每年教授学生数千,治疗病患数万,今日已有数万信徒,接受其普通教育的少年子弟也为数众多”.看到在重庆这样的内陆地区也呈现出佛教衰亡的景象,能海宽感慨道:“若是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数百年之后,清国将从佛教国家之地图中剔除,转而成为基督教国矣。”[2]170当然,面对这一宗教乱象,能海宽并未抱有同情之心,反而是忧虑和警惕,毕竟日本国内佛教也正受到西方宗教的极大压制;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取道重庆探险西藏,显示出日本佛教具有迎合国家需求、向海外发展的可能性,从而改变国内佛教日渐衰落的窘迫现状。正如当时的政治家江藤新平所言,“自今遣僧徒赴支那弘佛法或修行,应成为他日安其民心、施行军略之火种”[3]28,能海宽对于中国内陆的踏查,不仅仅是单纯的个人体验,已经或多或少地沦为服务于近代日本“军略”的工具了。
  
  另外,能海宽虽粗通汉语,但性格内向,虽有海外布教之使命,却无意与同船的船夫、乘客交流,加之混迹于社会底层的船夫粗卒之间,反而会因为是外国人而被敲诈勒索,因此日记中数次记载了其与中国人不愉快的交往经历,表达出对中国人的蔑视之情。例如他在12月20日的日记中如此写道:“早晨让老板还钱,对方却不还,还指着夔州说巫山。我骂了老板两三次。于是他也不给吃的了。老板总是撒谎。支那除了让日本军占领之后,强行镇压以进行改革之外就别无他法。”此后又愤愤写道:“夔州在北岸。江面渐宽,城市临水而建,颇似宜昌。江边茅草屋很多,停泊了几百艘船。由于语言不通,只能闭口不语。买东西必有三分之一或一半被人偷去。不知耻,不知净,几乎与禽兽相同。”[2]172能海宽通过自身不愉快的中国体验,来证明中国人整体性“与禽兽相同”的共同气质的合理性,并以此认定中国只能在日本人“强行镇压以进行改革”之后才能变得“文明”.此种中国观虽源自游记作者的个人体验,但归根结底还是反映出当时日本人面对日益衰败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的蔑视倾向,这也正好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由同情转为歧视中国人的社会思潮保持同调。
  
  三、《巴蜀》:教习眼中的衰败民生
  
  甲午战争之后,中日两国缔结《马关条约》,重庆被迫开埠并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由此较为频繁地进入巴蜀内陆。由于国人惨败于日本,顿觉日本近代化的可取之处,因此在教育领域全盘照搬日本的近代学制,新式学堂几乎完全仿照日本,一时间招致日本教习之风盛行,连偏僻的巴蜀地区也不例外。这些日本教习来到内陆重庆,于游记之中记录所见所闻,将近代日本人对于重庆的了解推向高潮,其中最为着名的便是四川高等学堂教习山川早水的《巴蜀》(1908),以及成都补习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
  
  在《巴蜀》中,壮丽的自然风光和险峻的交通状况极具特色。例如作者如此描写巫峡:“几片白云漂浮在顶端,好像是玉女的春装裁剪下的多余的布料。这一天时雨时晴,雨天则峻颜润泽,晴天则翠眉倒蘸江水。天下名山之胜,我辈涩滞之文笔,实在难描绘。”[4]36当然,川江水流湍急,险滩众多,极易造成轮船触礁和搁浅的事故,这种险峻的交通状况给山川早水留下极深印象。他如此写道:“此间,一大船由下游鼓噪而来,五六十个纤夫在对岸的石道上极力拉着船。船上一个船长模样的人叩樯打舷,嘶哑叫骂,好似阿修罗王之暴戾,水手齐摇十五六挺桨,一个劲儿地划。然而又是逆风又是怒涛,船不进寸步。忽然纤绳中间拉断,无可奈何。岸上的五六十个纤夫连锁向前倒下,装载十万多斤的大船似陀螺般旋转三四转之后,以极快的速度,毫无阻挡地旋转而去。”[4]259《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也有多处此类反映三峡行船的描写,生动地体现出重庆三峡地区恶劣的交通条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困扰。
  
  当然,在这些重庆游记中,中国人迥异于日本人的肮脏落后的生活状态以及贪婪、猥琐的精神面貌才是重点。例如山川早水认为重庆的客栈简陋、污秽、肮脏,完全无法与日本洁净舒适的旅馆相提并论,在万县分水岭客栈,“在连库房都不如的室内,除一张桌子外,没有任何设备。搬来椅子、木板以及铺床用的稻秸搭起床铺,给人感觉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酷暑再加上蚊子、臭虫交替袭击,其苦可想而知。半夜想上厕所,站起来时一不小心踏在枕边的一端上,使床板翻倒在地,同时,把好不容易搭起来的床铺破坏得一片狼藉”,“本来想在旅馆中解除我等一日的劳苦,却又引起种种不快”[4]55.对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山川如此写道:“晚上叫来船夫,按约定付后一半船费。船夫们提出还要酒钱,而且由他们来定金额,强行勒索。看来都是一些面恶之徒,不打发他们也不行”;“离开客栈前,兑换了一些银两。匆忙地放在桌上走出室外,回来发现中间少了一小块,是苦力乘忙乱所盗。早就知道,对苦力等要小心,但疏忽了,也是我太粗心了”[4]213.与此相同,中野孤山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也详细地描绘了重庆旅馆的肮脏程度:“房间不分内外到处都是前夜住客随意方便的屎尿”;“柱子和墙壁上留有鼻涕,还泛着光,不能轻易靠近”.不仅如此,“擦餐具的擦碗布和擦鞋台、凳子等的抹布不加区分,擤了鼻涕的手在衣服上擦,然后又用衣服擦餐具。诸如此类不讲卫生的现象,华人毫不在乎,而在我们看来,完全无法忍受。那些掌管炊事的幺师身上穿的衣服之肮脏,令我们惊诧无比。”[5]91而混迹于码头的苦力也都猥琐肮脏、自由散漫:“他们手脚的皮肤很特别,是由污垢堆积而成的。他们疮疥满身,褴褛蔽体。这些苦力不是探头探脑地挨个客舱窥视,便是在客人的残羹剩菜中翻找肉食的蛛丝马迹,一旦寻得,便咋着舌头津津有味地大口咀嚼。其情景之恶心,无人不为之震惊”;“他们之嗜好鸦片,远远胜过喜欢女人。无论乘坐轿子的人如何叱责,只要打烟馆前面经过,他们便想方设法找些理由来要求休息”[5]86.面对已严重落后于世界的近代中国,游记作者非但未抱半点同情之心,反而用偏见和敌视的态度来塑造粪便鼻涕横飞、刁民盗贼遍布的重庆形象,以此尝试找寻证明其民族优越感的合理依据以及排斥、蔑视甚至侵略中国并将其殖民地化的现实依据;他们以居高临下之角度俯视重庆以及重庆人,麻木、肮脏、猥琐、颓废、粪便、鼻涕---这些贬义的词眼汇集于重庆游记之中,拼贴出近代日本人眼中妖魔化、差异化的丑陋重庆。
  
  除此之外,山川早水以自己的亲身消费体验,生动记载奉节城的花船(歌妓)风俗:“每晚江上都有三四只艺伎船,每只船上有一妓跟随一名拉琴的男子,划着渔舟,弦音流动于江中上下,俗名叫唱灯儿”;“艺伎的年龄看来有十七八岁,上穿绣花衣下围红娟短裙,从其陈旧与褪色的装束上便可看出,这是一种风吹雨淋、冷清忧世的生计”;“女的手打竹板唱,男的拉琴和之,凄凄切切,我想巴峡断崖上的猿也不过如此吧。白帝城下春夜的船是一种无可比拟的风情,以后到这里来靠岸的人,都来装扮一次白乐天吧”[4]49.当然,与白居易通过《琵琶行》表达对下层人民同情之心不同,山川的描写体现得更多的还是对“异国情趣”的猎奇心态,流露出居于“文明”一侧的日本人面对守旧、落后的中国人的优越感。
  
  尽管山川早水、中野孤山只是一介普通教员,但是其意识深处已经打上了所谓“大日本”的烙印,并将其扩张意识自然流露在字里行间。例如山川早水目睹三峡地区恶劣的交通条件,很自然地感慨道:“重庆之地,只要三峡不改造,只要川汉铁路不开通,我相信,日本商人乃至外国商人之事业进步甚难。”[4]246在调查在重庆经营日本药材的日本商号之后,他认为“所卖药中尤为中国人所欢迎的是太田昌散,其次是守田宝丹。这两种药博得喝彩的原因,一是反应迅速,一是清凉带有刺激性,这是中国内地做医药生意人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水药,尽可能以有浓厚之色性为妙,若无色,一看就认为无效,受到排斥”.不仅如此,山川还由衷赞叹日本商人“超三峡之险,排诸多之难,竖其商旗”,期待后来者能够“壮其志”,“坚持所从事之事业”.而中野孤山在长江上看到向日本运送的铁矿石后写道:“我们使用这些铁矿制造清朝向我们订购的军舰和武器,也就是说我们把产品返销给他们,这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从前,我们将我国有限的钢铁运往外国,在那里造出钟表发条后又数百倍的价格买回日本,如今情形正好相反,但愿诸事如此。”[5]73近代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在中国谋取莫大之利益,刚刚摆脱被西方列强殖民化的危机,喘息未定便立刻转而以更野蛮、更主动的方式掠夺中国,并在对更弱者的欺凌中确立了民族优越性和自我意识。这种国家层面的行动无疑诱导和影响了日本的普通国民的对华意识。日本教习在对现实重庆的蔑视与嘲讽的情绪中,充满自豪地确认了他们在日本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那个自我,也就是作为文明的、强大的“大日本帝国”国民的身份,而随着这种充满民族优越感的重庆游记在日本国内出版和传阅,又让更多的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将中国人的负面形象无限扩大。
  
  四、《以扬子江为中心》:实业家眼中的资源宝库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1906年,南满洲铁道公司成立,日本开始对“满洲”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扩张和政治渗透,并以此为据点将势力范围向更广阔的中国内地延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量日本人带着拓展殖民利益的目的,深入中国内地考察,留下不少相关游记。其中,上塚司的《以扬子江为中心》便是代表作之一。上塚司(1890-1978),近代政治家、实业家,早年从神户高等商科学校毕业,供职于南满洲铁道公司,对中国经济情况进行长达九年的调查和研究。1920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24年起相继担任农商务大臣秘书官、大藏省政务次官、众议院外务委员长,此后又担任亚马逊产业研究所理事长,《以扬子江为中心》便是其供职于南满洲铁道公司期间(1918-1920)踏访长江流域各省所写的纪行随笔。
  
  1918年8月15日,上塚司乘坐日清汽船宜昌行的“大吉丸”号,从汉口出发,逆流而上越长江三峡,进入巴蜀地区。作为南满洲铁道公司的一员,上塚深刻地认识到交通工具对于拓展日本在中国内地产业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他写道:“自古三峡航行令万人战栗,将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与外省隔绝。然而近年来打开这一密闭之宝库的时机已经到来,原因便在于蒸汽船开始往返于被称为‘难于上青天’的三峡至险。”[6]414在游记中,上塚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三峡各处险滩峡谷的地理状况、历史典故以及三峡各段行船所需里程、时间,甚至还仔细勘察了三峡民船数量、日本侨民人数、各国从事航运的主要的汽船公司并回顾了日本“进军”三峡航运的历史。从上塚的记载看来,英国人立德乐早在1888年便组装“空舲”号并尝试在三峡进行汽船航行,后因遭受川人反抗而失败。甲午战争之后重庆开港,立德乐于1898年率“利川”号,从宜昌上行首次将蒸汽船驶至重庆。此后,法、德、美等列强争相在重庆地区行驶汽船,日本起步较晚,其军舰“伏见”号只是在1911年5月才经三峡抵达重庆。不过,日本在激烈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其天华洋行的“听天”“行地”两舰以及日清汽船公司的“云阳”号等,都是载重675吨、航速14节的大汽船,其规模超过了其他列强的轮船公司。上塚司看到这一盛景,不禁洋洋得意,大肆称赞日本同行:“这些年轻人凭着坚定的信念,借着驰骋天际的想象,怀着成为老大支那之救世主的夙愿,终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实现目标;那如同烈火一般燃烧的旭日之旗,终于在凯歌中飘扬于三峡之间。”[6]423上塚司在考察三峡航运的同时,也细致地调查了长江沿途各县的人口、物产,例如忠州“人口约五万,盛产竹索、泡料纸、巴豆、青麻等”;万县“人口凡十五万,商业最盛,盛产桐油、甘蔗、猪毛、牛羊皮、煤炭、布匹、烧酒等”;涪州(今涪陵)“当地物产为桐油、中药、牛皮、羊毛等,造船业在峡中仅次于万县,且盛产荔枝”等,这种对沿岸各地物产资源的调查很明显带有为拓展日本经济利益而收集情报的目的。
  
  除了三峡地区之外,《以扬子江为中心》还详细记载了重庆的历史沿革、街市布局、气候特征、社会风貌以及工业状况。上塚司以产业家的立场分析了重庆的工业现状:“四川省内除棉花以外各种原料均能生产,且劳力低廉,市场坐拥云南、贵州、甘肃、西藏等广阔区域,实为天然的工业宝地;然而交通甚为不便,乃支那未通铁路之二三省之一,虽有成为工业宝地之天赋,然其工业尚处幼稚阶段,甚为遗憾。”他着重调研了重庆的制丝业和火柴制造业,认为:“四川同浙江、江苏、广东一起被誉为中国三大生丝产地,其出口额也位居前列,但其产品却始终比不上日、法、意等国产品,原因便在于墨守旧习,无心进步改良。近年来重庆采用新式机械制丝的工厂虽日渐增多,但仍旧屈指可数。”从上塚司的调查数据可见,20世纪初期在重庆经营新式制丝厂的主要为日本人和意大利人,其中设于重庆南岸日本人居留地的又新丝厂是一个拥有五百口制丝釜的大缫丝厂,其规模远超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经营的工厂。而在重庆兴起的火柴制造业中,也以日商经营的有磷公司、东华公司规模较大,超过了同期的德国公司。对于日本人在重庆地区的经营活动,上塚司无疑是充满自豪的,他这样说道:“这些日本同胞忍受恶劣的风土,在这片产业宝库中每日精进不已,实乃日本人之楷模也。”[6]431-433
  
  在上塚司的眼中,巴渝地区作为资源宝库,是充满魅力且值得日本人精心经营的,其衰败没落的社会风貌正好反衬出日本的强大和文明,正因为如此,《以扬子江为中心》尽力塑造出一个面目可憎的、肮脏猥琐的现实的重庆,以此证明日本人突破长江天险进入内地追逐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例如,重庆的客栈是极为简陋的:“室内一面泥墙,因为不透光,所以十分潮湿,房顶也没有嵌天花板,每天的扫除只限于泥墙的角落,房顶、墙壁、窗户等上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对于没有习惯旅途跋涉的人而言,必定一见便要打寒战。床铺也仅仅为一床板,且是臭虫的大本营”;又如,重庆人的厨房是极为肮脏的:“厨房大多是面向街道的,其污物毫无顾虑地被直接泼洒在街道上,于是本就泥泞的道路成为天然的下水道,臭气纷纷,催人呕吐。刚开始见此光景,连端上桌的饭菜也觉得难以下咽,后来也就见惯不怪了”;又如,抬轿的苦力也是肮脏不堪的:“这些‘打抢轿’和‘街轿’的轿夫着实不洁,无法令人信任。他们身上缠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有的甚至连破烂衣服也没有,直接穿着草席。他们百无聊赖地躺在驿站等待雇主,身体脏得仿佛一生下来就从来没有洗过一样。”[6]449-451中国人污秽残败的生活状态以及麻木不仁的精神面貌,正好印证了近代以来日本人所接受的西方文明观对于“野蛮”“半开化”族群的定位,也同时意味着日本通过率先进入“文明”国家之行列,可以合情合理地掠夺处于优劣等级下端的中国的领土与资源。正如福泽谕吉所说的那样,“战争是伸张文明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7]34.上塚司对于重庆地区的踏查源于日本希望向中国内陆展开殖民战争以及不平等贸易的深谋远虑,生动地体现出日本自诩为“老大支那之救世主”后高度膨胀的民族意识。
  
  五、结论:近代日本人对重庆的观察与想象
  
  翻阅近代日本人的重庆游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人不仅对沿途风景进行描绘和记录,而且还对中国内陆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物产、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观察和调研,他们在游记中留下的信息成为那些无法亲自前赴重庆的日本人了解重庆的主要途径。相较而言,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西方人对于长江上游的重庆的调查研究尚未深入开展,中国政府也限于财力人力,无法对重庆进行系统的勘察,当时能够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反映重庆区域社会民情的出版物寥寥无几。因此,近代日本人的重庆游记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内陆重庆的社会民生和风土人情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无论是《栈云峡雨日记》对江北教案的记载,《渡清日记》对华严寺受戒会的描绘,还是《巴蜀》对奉节城外花船风俗的记述,以及《以扬子江为中心》对重庆人客栈、厨房的描写,都为我们再现了在其他文献中难以看到的社会下层生态图景,成为我们了解近代中国的重要的外源性文化资源。
  
  对于绝大多数来到重庆的近代日本人而言,越过三峡深入内地都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旅程,是一次深刻改变个人本身知识文化结构、文化认知的旅程。他们在看到恢宏壮丽的峡江景色的同时,却又目睹到破败衰落的城市、污秽不堪的街道、柔弱麻木的人群,这种残酷的现实图景无疑与古代中国经典书籍中美好的中国形象截然不同。而且,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基础以及中日国力对比的不断变化,日本人所选择的观看视角以及情感态度等也随之发生很大变化。
  
  例如,竹添进一郎来到重庆的19世纪70年代,中国虽然已经开始半殖民地化,但毕竟国力尚存,余威仍在,刚刚完成明治维新的日本人对其仍怀敬畏和忌惮之心,因此在游记中虽有社会没落衰败之描写,但作者仍旧从正面的角度认为中国人“茹淡苦考,百折不挠”,只是被庸医所误而已,同情及怜悯之心溢于言表;而至能海宽、山川早水等来到重庆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日本人在游记中越来越明显地采取俯视角度,以轻视甚至是傲慢的态度来描写日益贫弱困窘的重庆和重庆人,开始趋向于使用“愚昧”“肮脏”“野蛮”“污秽”等令人沮丧的词汇来描述其特征,从而显示出日本国民整体性的中国蔑视观;而到了上塚司来到重庆的1918年,日本已经在瓜分中国殖民地的争夺中后来居上,游记作者开始站在殖民者的角度收集实地资料,考察内地市场,一些经营轮船公司以及工厂的日本人被描述为沉着勇敢、爱国奉献的楷模和英雄,重庆则沦为争夺殖民利益的日本人的“舞台”,而肮脏羸弱的中国人成为反衬激昂、勇武、美好的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对立面。
  
  因此,游记中的“重庆”作为没落帝国的缩影,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8]4,在映射出半殖民地中国停滞不前的现实图景的同时,也成为日本人尝试构建自身的文化定位以及近代经验的重要参照系,对于近代日本人阐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文化批评家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认为的那样,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解决好“自我(alter ego)”与“他者”(the other)的关系的问题,“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对于民族的自我身份的建构极其重要,“自我”总是在与“自我”不同的“他者”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中得以确立的[9]426-427.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同样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日本社会在西洋文明的影响下一片动荡,无论在政治体制,还是文化思潮上都受到极大的冲击,日本人必须通过塑造一个与自身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形象,去确定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秩序,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可,以此确认国家及民族的发展方向。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在游记文本中,一些异于日本人的生活习俗和城市风貌被特意“妖魔化”“他者化”,中国人猥琐、肮脏、贪婪等负面形象被无限地突出和夸大,成为日本人贬低、排斥、侵略中国的有力证据,日本人由此在对现实中国的蔑视情绪中确立了“大日本帝国”国民的文化身份。可以说,近代日本的重庆游记看似日本人对“重庆”这个他者的观察,但更多的却体现的是日本人在相异性的观照和想象中回望自身的尝试,以此解答近代日本应该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差异对立和优劣等级这一问题,这是我们研究日本人的重庆游记不容忽略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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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