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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道路观察与研究

添加时间:2019/06/05
  摘要: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 不可拘泥于现有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框架, 必须要有新的范式思维。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 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存在、重要地位和极具穿透性的作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按照党-政-微的范式构架深入观察和透彻研究, 不难发现, 中国经济发展曲折前行的70年历史中, 存在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和内在根据。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由人类发展的两个“奇迹”推动, 一是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来的工业化, 二是中国的工业化。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能刻画的世界, 而是具有显着的域观特征和域际关系的世界。人类发展经由西方工业化、中国工业化和“一带一路”推动的全球腹地工业化, 将使“人类故事”演绎得极为精彩纷繁。
  
  关键词:中国工业化; 经济学范式; 域观经济; 经济全球化;
 
  
  中国70年来的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有国外学者研究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漫长过程后感慨:“这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发展故事。” (1) 从世界范围看, 200-300年前的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 也曾经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中国今天创造的第二个发展奇迹, 得益于和受启示于第一个奇迹, 希望以其为榜样, 承认其为“师傅”, 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并非是对西方工业化第一个奇迹的简单模仿和复制, 而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过程。因而, 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历史, 并非西方工业化的同样理论可以充分解释的。有学者总结,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或学派:历史学范式和经济学范式。“历史学派的研究重心和优势是收集、整理和熟练运用史料, 体现研究问题的‘中国化'.经济学派的研究重点和优势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 强调研究问题的’西方化‘.” (2) 如果以更贴近“中国化”的思维和与“西方化”对比的方式, 认识和解释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70年的进程, 我们将看到一幅怎样的图景呢?如果基于传统经济学范式难以解释, 或其描述的图景与实现差异巨大, 那么, 应以怎样的理论来刻画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历史逻辑呢?
  
  一、解释中国经济须有新的范式思维
  
  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现代化都起始于工业化。从世界范围看, 与工业化前相比, 现代经济增长了1500%以上。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被称为人类发展历史中“史诗般的、非常规的大事件”.所以, “现代经济的大飞跃不可能仅靠捕捉可计算的常规预期利润来推动” (1) .可以说,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是人类发展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奇迹”.由于经济现代化首先表现为显着快于人类发展长期过程的经济增长, 于是, 经济学家们力图以各种理论来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即分析经济增长特别是高速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由此, 提出了“节俭论”“储蓄推动论”“贪欲正当论”“资本积累论”“地理优势论”“产权激励论”“掠夺论”“大推进论”等各种关于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动因的理论。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观念的力量 (例如宗教革命、文艺复兴运动等) 改变了世界, 或者制度变革促进了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当然, 对于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 会进一步提问, “观念为什么会改变 (革命) ?”“制度变革是怎样发生的?”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观点, 生产力进步决定生产关系变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 为什么近现代在生产力发生非常规性进步的一些西方国家会出现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现象?
  
  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几个具有哲学意义的争论是现代经济增长以及制度形成和变革是理性主导的吗?是因为人类追求经济合理性, 才导致了现代经济增长吗?如果突出理性的力量, 是谁的理性产生了根本性作用?对此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
  
  一种认识认为, 个人有一定的理性, 大多数人都会努力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但人类的个体即使都具有理性, 也根本没有处理整个社会经济中大量分散的经济信息的能力, 无数个人只能靠自发的交换行为来 (不自觉地) 决定资源配置, 每个人的“贡献”和取得的“分配”额之所以匹配, 是因为相信“市场竞争”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 发挥调节作用。这一认识的根源实际上是不相信集体理性的存在, 更不相信社会可以有一个“计划中心”体现或代表集体理性, 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 所以, 关于社会经济的资源配置决策归根到底只能在一定的规则秩序下由个人的自由选择来决定, 经济学术语说就是由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着名经济学家哈耶克说:“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 此言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具有深刻意义。要认识社会, 首先必须意识到我们对许多有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东西必然是一无所知的。”“文明是人行动的产物, 或者更恰当一些说, 是数百代人行动的产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就是人们设计的产物, 甚至也不意味着人们清楚文明发挥功能或继续存在的基础。” (2) 也就是说, 哈耶克相信个人是有理性的, 但社会却不可能有代表集体理性的“计划中心”, 也无法“设计”出“文明”.不过, 他不认为个人理性就是追求经济价值最大化的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语) , 而认为人并没有与生活的其他目的毫无关系的“纯粹的经济目的”.哈耶克说:“除开守财奴的病态案例以外, 就不存在纯粹的经济目的。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以经济目的作为他们活动的最终目标。严格说来, 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 而只有作为我们追求其他目标的条件的经济因素。在日常用语中被误导性称为’经济动机‘的东西, 只不过意味着人们对一般性机会的希求, 就是其希冀取得可以达到不能一一列举的各种目的的能力。” (3) 换句话说, “经济动机”并不是人的最终动机, 而只是达成最终目的或本真价值动机的手段 (工具) .
  
  另一种认识不仅相信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的存在, 而且相信人类具有理性能力, 可以 (至少在相当程度上) 自觉地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方向, 并作出体现集体理性的集中决策, 避免社会经济发展的盲目性导致的矛盾和恶果。这就是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主张政府可以发挥经济调控作用 (以至实行经济计划) 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根由。当然, 即使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 也不否认政府的作用, 不过, 他们认为政府总是会犯错的, 因此, 虽然不可避免地需要有政府维护竞争秩序, 但必须把政府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
  
  基于对人类理性的认识, 关于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解和解释, 逐步形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范式 (当然对此在西方学界也有各种不同观点和学术立场) 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一学术范式假定, 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具有经济理性 (工具理性) 的个人或私有企业 (并假定企业的行为目标取决于个人理性) , 个人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 依据市场价格信号 (把市场想象为所有人进行产品交换的“大集市”, 假定每个人都有关于产品交换比率的经验) 自主决策、自由交易、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 (贡献和分配的匹配) .所以, 只要给微观主体 (个人和企业) 充分的竞争自由和产权保护, 以个人主义行为推动的市场经济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 以至发生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当然, 除此之外, 还假定有一个被称为“政府”的宏观决策主体, 维护市场秩序和对经济活动的宏观 (总量) 态势进行“调控”.政府具有“唯一性” (可以是超越行政机构的独立机构, 例如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和决策行为的独断性 (政府的决策过程可以通过“公共选择”机制来实现) , 这实际上暗含着假定:至少在经济总量关系层面, 政府具有或者可以代表集体理性 (例如要求达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或实现充分就业等社会目标) .总之, 微观-宏观范式成为解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思维框架。
  
  以这样的学术范式和理论思维也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进程吗?中国的现实国情显然非常不同于上述微观-宏观范式设想的情况, 特别是, 中国的经济主体和参与角色显着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承诺 (假定) .最大特点是, 中国经济发展中, 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个角色或因素是由宪法确认的居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 (以下简称“党”) , 她发挥的作用非常强大, 但在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却没有她的存在。党既不是一般的微观经济主体, 也不是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的政府, 她的作用也不同于宏观经济范式认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是:以党领政 (共产党领导政府) 和以党导经 (共产党指导经济) .而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中, 完全没有党这样的角色和因素。由于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和进入现代经济社会, 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 所以, 在此背景下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理论范式同西方经济的“域观” (1) 性质基本吻合 (其实各国情形也不完全一致) .但如果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范式中, 也承诺微观-宏观范式, 直接采用以这一范式为基础的分析方法, 而无视党的存在和作用, 那么, 就像是一个“有眼无珠”的观察者, 似乎在“观察”, 其实根本不见实情。只要聚焦事实, 不受先入为主的范式教条禁锢, 不带偏见地观察、讨论和研究中国经济, 大概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承认, 忽视、无视或舍弃党的角色和作用, 在理论范式中假设没有党的存在, 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不过, 主流经济学的现有范式承诺中完全没有这个重要且关键的因素。
  
  在经济研究中, 人们往往将党默认为“政府”的一个组成因素, 用政府功能的假设行为来涵盖党的作用。将中国经济发展中党发挥的作用或党的经济角色和行为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中关于政府角色的假设涵义之中, 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 党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 强烈地影响制度构建 (及改革) 倾向、经济决策倾向和观念行为倾向, 但党又并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决策 (调控) 主体或管制机构, 而是具有超然性。也就是说, 她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功能是超宏观的, 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穿透性, 是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和企业-政府关系构架根本无法涵盖和驾驭的因素。所以, 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 必须有新的范式思维, 不可拘泥于现有的经济学范式承诺框架。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人类的社会进程, 宛如一条恣意汪洋的大河, 生生不息而又浑然一体。所谓的经济事实, 只不过是研究者用分类的手段, 从这条大河中人为地分离出来的东西。当我们说某个事实是经济事实时, 这其实是一种抽象的说法, 因为所谓的事实, 只不过是现实在一定技术条件下, 在心灵中形成的复本而已, 而抽象就是这个过程的第一步。” (1)
  
  西方经济学如何进行经济事实的人为抽象, 导致了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局限性?美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评论:“一方面, 经济学的’门户‘得到了清理, 以前已经被接受为’经济学理论‘的大量松散、草率的论断被排除掉了;另一方面, 人们对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优势更加尊重, 理解也更加透彻。但我相信这种努力也导致了思想的僵化, 还导致了一种貌似正义、实为党同伐异的判断准则。某些东西可以被承认为经济学理论, 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被允许, 最终的结果是经济学成了一个无法接纳其他思想的封闭体系。进一步导致了政治、权力、阶级、社会、根本的不确定性、创造生成和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全都被’关在了经济学殿堂的门外‘.最终结果事与愿违, 这个研究纲领, 至少它的超理性版本, 已经失败了。”主流经济学无法看到, 或者有意无视“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有一个一般规律:给定任何一个系统, 总会有人找到一种利用它、剥削它的方法。或者说得更简洁一些, 所有系统都会被玩弄……任何政治制度、任何法律制度、任何监管制度、任何企业制度、任何选举制度、任何政策组合、任何组织规则、任何国际协议, 人们都能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利用它来谋取私利” (2) .
  
  尽管在主流经济学范式中排除了上述复杂因素, 无视即使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超然”因素, 但在现实中, 人类总是不得不竭尽全力试图解决面临的这些复杂问题, 并非因为这些重要因素在经济学范式承诺中被忽视而在现实经济中人们也完全束手无策。中国宪法确定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确认她作为社会经济制度构建中的一个超然存在体 (超经济的领导力量) , 体现和代表社会理性 (全体人民利益) , 对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拥有主导权和决定权。这至少是人类发展中, 探寻各种可能的制度构建, 以应对上述社会系统缺陷的解决方案之一。因此, 中国经济制度和机制具有“特色”的建构, 不应被轻率地断定为是不可接受和难以理解的“例外”或“怪异”现象, 被排除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推理”解释过程和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框架之外, 更不应拒绝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经济学范式变革的理论探索, 相反, 要提倡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时, 承认和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最重要域观现象。其实, 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域境中, 忽视、无视或拒绝承认党的客观存在, 不仅不是理论逻辑的合理“抽象”, 反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严重歪曲;可以说, 经济学家们面对的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重要事实和文献, 都离不开党的角色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 (往往是决定性的) .换句话说, 如果要求客观现实服从理论范式承诺, 而不是理论范式承诺符合客观现实, 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 如同是把丰富的真实世界硬塞进陈旧狭隘的陶罐之中。
  
  总之, 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中, 共产党的角色存在、重要地位和极具穿透性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回避这一客观事实绝不是经济学的科学态度。在研究中国经济时, 如果人为抽象掉党的因素, 只会使理论范式失去现实意义和解释力。如哈耶克所说, 经济学“是有关人们解释如何最有效地为不同目标发现和利用不同手段的理论的理论” (3) , 而“人类的多样性无与伦比” (4) .具有“不同目标”“多样性无与伦比”的人类经济, 如果只能被形式化地纳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政-微范式结构 (而且往往被简化为政-企关系结构) 中, 就无法解释各国经济发展丰富多彩的历史, 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奇迹般的历史。
  
  因此, 作为研究中国经济的一个域观范式承诺, 以党-政-微 (中国共产党-政府-微观主体) 范式架构, 提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微观 (政府-市场) 范式结构, 用更贴近现实的科学思维和分析方法, 反映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域观特质, 是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70年发展, 以至预见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前景的科学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进展。
  
  二、中国经济70年是“翻覆折腾”还是“变不离宗”?
  
  中国工业化和70年的经济发展既然被承认是一个“奇迹”, 那么, 必有其特色和非常规性因素。如果没有新的理论范式思维, 就难以把握真实的历史脉络, 也无法形成理论逻辑的清晰推理线索。如果一方面承认中国70年经济发展创造了伟大奇迹, 使亿万人获益和致富, 国家从极端贫困中和平崛起,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另一方面又无视中国的重大域观特征 (中国特色) , 拒绝接受反映域观特性的经济学范式变革, 则是自相矛盾和缺乏逻辑自洽性的。
  
  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宏观-微观范式承诺来观察, 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似乎是一部“翻来覆去”反复“折腾”的历史, 每一次历史性转折都会被简单理解为一次又一次的“否定以往”“认识错误”“纠正偏向”“拨乱反正”;每一次变化都可以被比喻为“革新洗面”.具体的表现是许多过去的政策, 即使“主观动机是好的”, 也存在执行不力或“过犹不及”, 为了追求主观选择的目标付出了巨大代价, 得不偿失;或者是“走了弯路”, 由于过去的作为难以为继, 就不得不“调整”“整顿”, 肃清旧观念, 树立新思想。如果这样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 那么, 整个70年的工业化过程似乎支离破碎, 没有逻辑。但如果按照党-政-微的范式构架深入观察和透彻研究, 就不难发现, 中国经济发展曲折前行的70年, 存在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和内在根据。
  
  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来看中国经济发展, 党的角色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70年的历史分期大多由党的行为和决策 (通常是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 划定;各发展时期的秩序规则特征、战略决策倾向以至社会行为心理状态, 都受到党的意志和行为的重大影响;甚至判断行为“正确”与否以及政策目标优先顺序的准则, 也受制于党的意志。中国政府的行为, 包括经济计划、重大决策、制度安排等, 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作出的;党政关系如同里表, “以党领政”“以党导经”是中国现实经济重大决策的一个突出特征, 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总在党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中确定。总之, 只要实事求是地正视中国经济的这一重大域观特征, 就会看到, 影响以至决定中国经济70年走势的关键因素, 是党的角色和行为。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今后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提出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基本政策和总任务。1958年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66年八届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确定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抓革命, 促生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十四大提出,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加快改革开放, 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2002年在经历美国“9·11”事件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党的十六大提出,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2007年十七大提出,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八大和十八届一中全会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从以上对共产党若干重要会议的回顾中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艰难曲折, 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始终没有改变;即使发生巨大时局变迁, 民族和国家复兴的主题始终如一, 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超宏观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稳固地保持了中国70年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中国从一度倾向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到坚决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从封闭的自力更生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全方位开放, 经济发展的战略和路线发生过重大变革, 但实现民富 (小康) 国强 (复兴) 的意志和努力矢志不渝。在不同的体制条件下, 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有所变化, 但以工业化推进经济增长, 以科技进步实现经济现代化, 相信综合实力就是竞争力, 相信奋发图强、变革求新是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以贯之的“动机”机理和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因此, 前赴后继谋复兴, 强国富民为宗旨, 苦斗创新求发展, 成为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主题和历史主线。
  
  中国经济发展70年, 有其“变不离宗”的内在逻辑。这也许是中国的伟大实践对历来的“经济学神话”的挑战。英国经济学家罗杰·E.巴克豪斯说:“无论是在当下社会, 还是在经济学学术领域, 主导的神话观念都是:竞争市场和低效、腐败的政府。经济学家十分清楚地认识到, 这些观念都不是普遍真理。但支持这类神话的新思想比质疑它们的思想更受欢迎……还有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时期主宰公共话语的那一代思想家对集体主义的抨击, 推动了私人经济活动比公共经济活动更有效这一神话的进一步发展。而世界社会主义出现的严重曲折再次强化了这一观念。” (1) 历来的经济学家主要用微观-宏观即市场-政府的范式来刻画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 而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 显然难以用这一学术范式来刻画。而党-政-微范式, 却可以更具现实性和逻辑自洽性地刻画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70年历史及其体现的演化机理, 并可能对前文讨论的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关系在经济发展现实过程中的体现有更深刻的理论认识和学术刻画。
  
  三、工业化的强国与富民逻辑
  
  从党-政-微的范式框架观察和刻画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工业发展历史, 具有极显着的重要域观特征。公元1500年前后, 世界经济发生了“大分流”现象。在“大分流”之前, 中国经济相对“强大”“富裕”, 中国之外的世界则是“落后”“愚昧”“野蛮”.但进入“大分流”以后, 一些西方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而西方以外的国家地区, 包括中国, 处于 (如亚当·斯密所说的) 停滞静止状态, 成为“落后”“愚昧”的国家地区。“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非西方”, 成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如果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算起, 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正好历经100年。其中, 前30年向着“西方化”方向推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按照朴素的思维, 基于这一制度优势, 可以实行体现集体理性的计划经济, 以国家集中计划的方式, 构建推动工业化的特殊商域形态“国营经济”, 采取强烈的“条块”倾斜政策, 通过高积累, 重点发展重工业, 并以“赶美超英”为目标, 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走这样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 意图通过“大一统”的体制机制, 对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进行人为分割, 以行政性命令方式实施调度, 无视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和生产力状况, 以为只要采取政治动员方式,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就能实现“大跃进”, 而且可以做到“多快好省”.但结果事倍功半, 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典型的“理性的非理性”冲动和冒进过程。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尽管受到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范式启发 (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范式可以借鉴) , 例如“放权让利”, 搞活经济, 进行企业改革和公司化构建, 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行价格改革, 逐步实现由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宏观经济体制上 (宏观这个概念也是从西方经济学引入的) 也逐步形成财政金融的货币运行机制;但深入观察可以发现, 在实质上, 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完全遵循微观-宏观范式逻辑 (如果按此逻辑, 理应实行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的“休克疗法”) , 而是从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出发, 实事求是地实行了分域推进的“渐进改革”“梯度推进”“试点推广”、稳住一些领域 (商域) 突破一些领域 (商域) 的改革路径。从微观-宏观范式逻辑看, 这样的改革道路无法取得成功, 因为, 规则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和混乱。
  
  但事实表明, 中国庞大的经济体, 客观上是复杂的域观结构, 是由各种商域或域类 (域观类型) 构成的非匀质空间, 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匀质空间。在这样的客观现实条件下, “市场”绝非如主流经济学假设的“空盒子”般的“大集市”, 所以, 即使断然完全放开市场, 不做任何人为干预, 也难以有效发挥市场竞争的“搅拌机”功能, 使域观差异很快消失, 让经济空间匀质化。中国经济改革无论是地区间、产业间、行业间、部门间, 还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城乡之间, 都采取域际分步推进, 不同商域 (域类) 采取不同的改革进度和开放进度的渐进方式。作为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传统大国, 经济体中的域类关系极为复杂,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域观效应在推进经济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 成效显着, 为世界公认, 尽管这是坚持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很费解的。总之, 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壮观成效彻底改变了50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分流”态势, 彻底改变了人类发展的全球格局。
  
  20世纪90年代, 世界总人口中的43%即近20亿人, 处于世界银行划定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到2015年, 全球人口增长了20亿, 极度贫困人口却减少到9亿,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人类总人口增长, 贫困人口的数量却下降的状况。其中, 中国经济发展让人们的平均收入增长了20倍, 5亿多人口脱贫。
  
  1978年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22倍, 到2017年, 中国人均GDP达到8827美元, 美国人均GDP为5.9万美元, 是中国的6倍多, 两国间差距显着收窄。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7%, 到2017年, 这一数字已上升到82.4% (见下表) .中国人均GDP正在步入跨越世界人均GDP平均水平的关键点, 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现代化进入新时代。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变化表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比例数为作者计算所得。
  
  1960年中国人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 美国已达到70岁。到2018年, 中国人均寿命达到76.4岁, 美国的人均寿命78.5岁, 两国间差距越来越小。这也反映了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已摆脱了落后境地, 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不仅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也是对世界经济现代化和人类发展贡献最大的国家。
  
  四、以创造性思维迈进经济现代化新征程
  
  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认为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说, 我们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 经济现代化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如前所述, 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域观现象, 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特征有较大差距, 即使实行同样的经济政策, 在不同的地区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东部沿海与中西部之间、南北之间、城乡之间、各类区域之间, 各具域观特征, 不可同日而语。因此, 进入新时代, 经济发展更要以域观经济的思维, 探索和创造各地区继续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可行道路。
  
  例如2017年苏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5万元, 按汇率折算超过2.2万美元, 已达到世界人均GDP水平的两倍以上, 已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珠江三角洲部分地区人均收入远超2万美元。因此, 中国经济发展不再是“模仿”“跟跑”, 越来越具有领先性和探寻性。当然, 基于中国国情, 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先性, 并不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高度“成熟”, 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仍然有很大空间。不过, 高收入阶段的较高经济增长,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是很罕见的现象。中国高收入地区如何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现代化新征程的探索, 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性实践。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 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国家, 只要处于停滞静态, 就会陷入僵化和衰落境地。在他的时代, 中国正处于长期“停滞静止状态”, 一个曾经繁荣富强的国度停止了经济发展的脚步。他认为, 当时的中国只有鼓励自由贸易和小型工商业, 精简层级, 减少裙带主义, 才能摆脱衰退和没落。亚当·斯密没有到过中国, 但他当年对中国开出的“药方”, 似乎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
  
  今天, 中国已经彻底摆脱了停滞静止状态, 又一次站在繁荣富强的发展平台之上。苏南、华南等经济发达地区, 有责任率先探索高水平 (高收入) 经济现代化的道路。客观地说, 过去70年来, 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模仿性, 前有“标杆”国家可以对照和作为追赶对象。对于今天的中国, 特别是经济较发达地区来说, 已经没有模仿对象和标杆国家, 进入了“无人区”, 前面的道路, 不再有前车之鉴, 需要我们自己去探寻。
  
  特别需要思考的是,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 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工业化现象, 迄今为止, 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 高增长是工业化时代的“奇迹”.工业化之前, 人类发展数千上万年, 经济增长一直十分缓慢, 国外有专家做过估算, 1600-1820年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0.02%, 1820-1990年一些国家进入工业化, 全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21%.从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史看,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速度。问题是, 率先工业化的国家达到了高收入的经济发达阶段后, 发生了“去工业化”现象, 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显着下降。20世纪中后期, 发达国家进入了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产业创新周期, 人们满怀信心地认为并宣称, 进入了“新经济”时代, 可以使世界摆脱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 再次走上强劲增长的经济发展路径。
  
  但道路并不平坦。从美国宣称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 仅仅20多年就发生了三次严重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幅度下跌为标志的高技术产业和“新经济”股 (主要是网络股和生物股) 泡沫破灭、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2008年世界性经济衰退。这表明, 对于如何以高技术产业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摆脱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停滞静止状态”, 人们尚缺乏深刻认识, 还有许多没有解开的“谜团”, 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可以说, 这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发展战略选择和政策安排面临的极大困惑。例如, 高技术产业为什么也会让社会失去信心, 导致“泡沫”膨胀后的崩盘?为什么在“高技术”“新经济”时代, 传统产业 (例如房地产业) 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高技术产业却要依赖“高杠杆”来支撑?也就是说, 企业盈利不佳却要靠“估值”来融资。虽然人们可以相信, 高技术产业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但为什么经济增长却不断下行?这可以仅仅用“转型”来解释吗?“转型”完成后, 经济增长表现会怎样?
  
  于是, 人们考虑是否不应过快“去工业化”, 应该“再工业化”?历史事实表明, 不仅没有哪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可以不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且, 如果认为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后要“去工业化”, 也会直接削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使之增长乏力。一些欧美学者开始认识到, 制造业和服务业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服务业难以取代制造业来推动强劲的经济增长, 因而主张实施“再工业化”对策, 重新平衡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系。当前的美国特朗普政府, 正表现出这样的强烈政策意向。不管他是否真的能做到, 但重整美国制造业确实是实现“让美国再次强大”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 我们也要在世界工业化的大背景下来思考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问题。要“让历史告诉未来, 让未来启示现在”.
  
  70年来, 中国经历过辉煌的工业化。中国工业沿着世界工业化的产业核心技术路线极速发展, 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 同时也因“追求极度压缩过程的显示性结果”, 产生许多问题, 甚至在一些方面受到盲目性诱惑而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 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成为经济现代化的根本方向。高质量发展就是更具方向自觉性的现代化道路。所谓方向自觉性, 一方面, 中国工业化进程必须继续推进, 不容迟缓;另一方面, 必须高度重视资源、环境约束以及社会公平等问题。与高增长不同, 高质量意味着政策目标的多元性, 在权衡中绝不可顾此失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 “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动摇, “以公平竞争方式实现效益和效率提高”不能动摇。以发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是工业化时代唯一可行的经济现代化政策选择。同时, 也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和社会结构, 特别是利益结构的变化, 充分估计工业化进入更高阶段必然发生的社会在价值目标选择上的变化。环保、公平、廉洁、保障、安全、稳定等都将成为必须重视的政策目标。因此, 注入新价值因素, 不断创新, 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 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须解决的最根本问题。
  
  联合国在确定千年发展目标和亚洲开发银行在提出旨在解决世界人口贫困、增长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认同的理念时, 使用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这对正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因面临艰难抉择而苦苦思索的中国是一个重要启示。所谓包容性, 实际上就是要秉承以人为本理念, 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以公平促进效率, 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 让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创造的财富和福利惠及所有人群, 特别是弱势群体。党的十八大以后, 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多次提倡和强调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人类利益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念的实现, 要靠实践的努力。继续创新发展, 全面协调, 清洁高质, 开放包容, 善治为民, 才能体现高质量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包容性经济现代化。
  
  五、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的思维定势, 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各国“趋同”---企业性质趋同、国家经济职能趋同, 任何国家包括中国, 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 从不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发展成为发达国家后, 就都会变得“和美国一样”.但中国的现实表现使他们失望: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尽管有些方面确实表现出同发达国家间的差异收敛, 但在许多重要方面却并没有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趋同, 而是表现得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换句话说, 中国经济的域观特征稳固, 不会轻易改变。发达国家的一些人认为“被中国欺骗了”, 并断定中国一直在以隐瞒意图的“百年马拉松”战略, 悄悄实行称霸世界的谋略。美国战略家白帮瑞2015年出版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 他认为, 原本是制定规则以推动自由贸易和开发市场的世界贸易组织现在却陷入新兴市场的泥坑里,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许多承诺, 现在都刻意拖延兑现, 而且迟迟不加强市场开放, 这伤害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观察实际上是基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思维, 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 “新兴市场”国家就会 (或者应该) 变得跟西方发达国家, 特别是“跟美国一样”, 否则就是同发达国家对抗的“阴谋”行为。他们对于各国必然具有的“不一样”的“特色”域观特征, 无法理解, 认为那是对合理规则的违犯, 甚至是对美国的“威胁”.其实, 中国从谈判恢复在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地位和参加世界贸易组织, 均坚持要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 坚持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 承担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致的义务。关于贸易政策透明度和公正透明原则以及国有企业待遇等极具中国特色问题, 中国做了一定的承诺, 并且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通过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体制接近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要求中国的经济形态和秩序规则完全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标准, 并且要中国按照发达国家的条件实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则是一个强中国所难的要求。
  
  2018年美国以实行惩罚性关税的方式对中国强硬发难, 中国不得不实行对应的征税政策, 爆发令世界担忧的“中美贸易摩擦”, 进而进入艰难的贸易谈判过程。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也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格局本身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由人类发展的两个“奇迹”推动, 一是西方国家二三百年来的工业化, 直到20世纪下半叶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格局和全球性秩序;二是中国工业化, 使全世界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口翻了一番, 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格局, 世界自由贸易秩序也必然会有所改革。其深刻性在于:第一次“奇迹”形成了 (从大英帝国称霸世界到) 以美国一霸独大的秩序格局, 而第二次“奇迹”形成了多极世界的秩序格局, 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的空间域观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自由贸易的施展空间不是 (如想象中那样) 匀质的, 而是 (在现实中存在) 非匀质的域态空间, 所以, 域际关系将深刻体现于自由贸易格局和秩序规则之中。通俗地说, 世界各国即使发展为经济发达国家, 也不可能都成为“跟美国一样”的国家。世界贸易规则必须从原先的假设转变为适合于各国国情、具有“特色”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原则。具有不同国情的“不一样”国家, 如何进行公平的自由贸易, 是中国“奇迹”对世界贸易制度提出的新课题, 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和贸易谈判的根源和深刻意义所在。即使中美贸易磋商结束, 形成双方认可的贸易协议, 这个深刻问题还将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这并不如白邦瑞所说的中国欺骗了美国, 也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会因中国而陷入“新兴市场的泥坑”即一些国家坚持发展中国家待遇, 中国代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抗, 破环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规则, 而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客观世界新现象产生的实际性问题, 必须通过协商、改革来共同应对。
  
  中国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自己, 也彻底改变了世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微观-宏观经济学范式能刻画的世界 (WTO正是以这样的范式承诺构建) , 而是具有显着的域观特征和域际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 具有不同域类特征的国家, 互通共存, 利益相依, 在竞争 (甚至对抗) 中实现域观均衡状态, 才能实现世界的可持续经济关系和深度全球化格局。这突出地表现在中美两国间的大国经济关系中。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在《巨人》一书中论述, “这是一个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的世界, 所有美国外交政策的动议都不能脱离一个关键的事实:美国是一个负债帝国”.这是一个异常的事态, “在欧洲帝国的鼎盛时期, 占统治地位的大国一般是债权国, 并将大部分储备投入殖民地属地的经济发展之中……100多年前, 当一个伟大的英语帝国驾驭世界的时候, 资本输出是其权力的基础之一”.“今天, 即使美国英勇无畏地颠覆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氓政权之后, 它还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债券的绝大部分实际上由东亚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持有, 并且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 这样做可以不用担心失手, 因为亚洲各中央银行这样的安排, 与最大的借方有相同的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该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从另一个角度看, 美国人的消费倾向和中国人的储蓄倾向之间存在一个极佳的对称。中国基本上扮演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扮演的角色, 把盈余储蓄导入美国经常账户和财政赤字之中。”在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下, 任何一方发动对另一方不利的攻击, 对自己也是不利的。例如美国如果“采取反华措施将会伤害美国公司,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现在对华直接投资, 利用其廉价而相对高质量的劳动力与明显稳定的体制环境的组合优势。海外直接投资现在总计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 是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水平”.反之, 中国如果“考虑通过卖掉几十亿美国债券降低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 也会使中国付出代价, 不仅“会立即对其出口行业造成冲击。也会产生强大的全面货币紧缩效应。而且, 更重要的是会给持有美元储备的中国机构带来严重的损失。亚洲地区银行的运作方式通常是持有美元储备而长期出借本国货币。美元的贬值会倾覆中国的银行体系使其陷入危机”.当然, 这种全球性域际关系也存在失衡风险, “问题的症结在于, 亚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对称”.“谁也无法知道什么事情会促使2003年的平衡状态向非常不同的方向转变。” (1) 按微观-宏观的经济学范式来观察, 期望看到的是一个乌托邦幻想图景, 按域观视角的经济学范式来观察, 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也潜伏风险的现实经济世界。
  
  总之, 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人类发展历史中继西方工业化以来的第二次最巨大成就, 使世界面貌再次彻底改变。中国从与世界接轨, 到融入经济全球化, 进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强有力推动者, 改变了经济全球化格局, 推进了更加广泛、更具深度的自由贸易。特别是, 在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背景下, 中国正在为经济全球化和更高质量自由贸易作出重大贡献, 例如电子商务和电子支付等交易方式和创新技术, 正在为自由贸易创造更加“润滑”的机制。世界不会因各国的域观差异而发生“去全球化”, 而必然会因丰富多彩的世界形成新型域际关系, 实现更大范围和更高质量的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构想, 各国共创全球化“公共产品”, 使“海洋时代”的沿海繁荣格局, 向欧亚非大陆腹地的共享繁荣格局转变, 有望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奇迹”.纵观世界千年文明史, 人类发展经由西方工业化、中国工业化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全球腹地工业化, 将使地球的“人类故事”演绎得极为精彩纷繁。
  
  注释
  
  1 伊恩·戈尔丁、克里斯·柯塔纳:《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 李果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 第83页。
  2 赵学军:《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学:范式、进展与前瞻》, 载武力主编:《产业与科技史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年, 第16、18页。  
  3 廸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企业家的尊严--为什么经济学无法解释现代世界》, 沈路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年, 第446、447页。  
  4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 杨玉生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年, 第44、45页。
  5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王明毅等译, 冯兴元等统校,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第109页。
  6 关于“域观”概念的涵义, 可参阅金碚:《试论经济学的域观范式--兼议经济学中国学派研究》, 《管理世界》2019年第2期。
  7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郭武军、吕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年, 第1页。  
  8 布莱恩·阿瑟:《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贾拥民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23、166页。
  9 F. 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冯克利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11页。
  10 F. 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 冯克利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第145页。  
  11 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是科学吗?--现代经济学的成效、历史域方法》, 苏丽文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第222页。  
  12 尼尔·弗格森:《巨人》, 李承恩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3年, 第266-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