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论文范文栏目为您提供《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范文一篇,希望对您在论文写作的时候有所帮助
您当前的位置:高质代笔网 > 论文范文 > 经济学论文范文 >

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添加时间:2019/04/26
  摘要:从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和居民生活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运用因子分析模型综合评价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 且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其中, 平陆县、临县、浑源县等17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因子得分大于0, 而其余的18个县域因子得分小于0.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可将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按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划分为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一般、发展水平较低三种类型。
  
  关键词:县域经济; 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 贫困县全部“摘帽”, 将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但贫困县经济发展缓慢始终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主要瓶颈。山西作为一个煤炭资源优势省份, 正处于产业结构的转换期间, 脱贫任务艰巨。2017年山西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 973.51亿元, 较2016年增长7%, 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目前, 全省共有35个国家级贫困县, 存在贫困发生率高、脱贫产业规模小、城乡发展不协调等多种问题, 因此这些国家级贫困县尽快脱贫是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的基本保证。
  
  县域经济不仅是我国城乡发展的基本单元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学者们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统筹城乡发展,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根据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总结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例如“苏南模式”、“珠江模式”和“温州模式”[1,2].二是关于县域经济综合评价研究。揭示县域经济综合发展影响因素, 针对性地提出空间优化路径, 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和协调发展[3].三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研究。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将出现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政府行政干预过强、产业结构优化缓慢等问题[4,5,6,7].四是关于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研究。全面推进农业产业化, 完善财政支农政策, 发展特色产业, 根据经济实力实行县域经济发展目标管理,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 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8,9,10].五是关于贫困县脱贫的研究。贫困县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外部环境和要素流动性的制约, 从金融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等多个视角设计脱贫路径。一方面需要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构筑与外界联系通道;另一方面充分挖掘自身特色产业, 提升特色产业的市场竞争力;除此之外, 贫困县经济要走远需发挥人才支持作用[11,12].
  
  综上所述, 现有文献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但针对贫困县经济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以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 构建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2017年数据综合评价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采用系统聚类将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划分为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一般、发展水平较低三个类型。
  
  二、贫困县经济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遵循科学性、可获得性、全面性与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 从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和居民生活3个方面选取10个指标构建山西省贫困县经济评价体系。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 工业发展
  
  山西省煤炭资源丰富, 煤炭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也是多数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 第二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相对较高。本研究采用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工业销售产值3个三级指标来衡量该地区的工业发展水平。第二产业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直接反映该地区的工业发展状况, 地区生产总值反映该地区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 农业发展
  
  在一些煤炭资源匮乏的贫困县, 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以农业及其延伸产业作为依托, 形成农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本研究采用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总产量4个三级指标来衡量该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直接反映该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 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了工业化对农业化的影响程度, 从侧面反映该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
  
  (三) 居民生活
  
  居民是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 贫困县居民生活水平与县域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本研究采用地方财政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个三级指标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了该地区居民的富裕程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了该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 地方财政收入反映了该地区的税收水平。税收水平越高, 财政收入越高, 对于居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也越高, 也可以从侧面反映该地区的居民生活水平。
  
  三、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一) 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分析
  
  本研究首先基于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测算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并进行得分排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法将山西省贫困县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不同等级。因为数据间量纲和数量级差异可能会对分析造成偏差, 所以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X1~X10, 并建立各指标相关系数矩阵, 如表2所示。
  
  对原始数据的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可行性检验, 经检验KMO值为0.729 (>0.5) , 表明样本充足,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对应的P值0.000 (<0.05) , 可拒绝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零假设, 表明可以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由表3可知前3个公共因子累计贡献度占总方差的82.09%, 表明提取前3个公共因子是比较合适的。将进一步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 输出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相关系数矩阵

  
  表3 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

  
  由表3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和表4旋转成份矩阵可知, 提取的第1个公因子主成分权重大小是41.82%, 工业销售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收入等4个指标的载荷相对较大, 可命名为工业发展因子。
  
  第2个公因子主成分权重大小是31.78%, 第一产业产值、农林牧渔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等3个指标的载荷相对较大, 可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
  
  第3个公因子主成分权重大小是8.4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的载荷较大, 可命名为居民生活因子。
  
  分别用字母F1、F2、F3表示3个公因子主成分, 根据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山西省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基于因子分析模型测算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各因子得分, 并按综合值进行排名。
  
  从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可以看出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在全部35个贫困县中, 只有平陆县等17个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因子得分大于0, 且平陆县、临县、浑源县、繁峙县、兴县、保德县等6个县综合评价因子得分超过0.8, 而剩下的18个县综合评价因子得分均小于0.此外, 从晋北、晋中、晋南三大地区来看, 晋北地区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17个县中有10个县发展水平评价综合因子得分大于0, 其中, 浑源县、繁峙县、保德县、河曲县、阳高县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因子得分在全省中位于前10位。晋中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水平较低, 只有临县、兴县经济发展水平位列全省前10位, 其余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因子得分均处于中下游水平。晋南地区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两极分化的状况, 平陆县、壶关县、武乡县综合评价因子得分大于0, 其余6个地区都小于0, 且平顺县、隰县、永和县、大宁县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综合排名在30名之后。
  
  表4 旋转成份矩阵

 
  表5 山西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二) 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聚类分析
  
  在主成分综合得分的基础上对山西省贫困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 其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山西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分类

  
  由表6可知第Ⅰ类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包括兴县、中阳县、壶关县、繁峙县、保德县、河曲县等6个县。这些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三大因子得分总体较高, 综合评价得分也分别排在前11位。其中, 繁峙县的县域居民生活因子排在第1位,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业机械总动力排名第1位。繁峙县在“政府+公司+贫困农户+银行+保险公司”的产业扶贫模式发展下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五年累计减贫60 557人, 其中“十三五”期间减贫46 808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0.58%, 有望争取在2018年做到“整县摘帽”.保德县的县域工业发展、居民生活因子得分分别位于第4位和第2位, 三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产值排名第1位。保德县在发展好支柱性产业---红枣加工业的前提下, 还扶持培育了“天一百”草驴养殖、华盛肉牛养殖、义门食用菌栽培等一大批特色富民产业。目前, 全县累计退出贫困村154个, 脱贫32 967人, 线下贫困发生率为0.35%, 正在申请贫困县退出。
  
  第Ⅱ类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 包括灵丘县、浑源县、武乡县、左权县、和顺县、右玉县、平陆县、五台县、代县、宁武县、临县、岚县、方山县等13个县。这些县域三大因子的得分存在差异, 部分因子得分较高, 而另外一部分因子得分较低。其中, 浑源县农业发展因子得分排名为第2位, 第一产业产值和农林牧副渔产值较高, 以黄芪规范化种植为主导的种植业和以羊牛猪为主导的规模养殖业的特色农业得到较大发展, 但工业发展因子得分仅排名第16位, 煤炭是全县的重要的矿产资源, 但是长期以来粗放的生产方式导致浑源县的煤炭产业附加值较低;居民生活因子得分排名第21位, 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较低, 居民生活水平质量一般。汾西县居民生活得分排名第4位, 但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因子得分较靠后, 分别排在第30位和第22位。
  
  第Ⅲ类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 包括娄烦县、阳高县、天镇县、广灵县、平顺县、静乐县、神池县、五寨县、岢岚县、偏关县、吉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汾西县、石楼县等16个县。这些县域的三大因子得分都处于中下游区域, 脱贫任务艰巨。其中, 大宁县的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因子得分排在倒数第一, 居民生活因子得分排在第31位。大宁县矿产资源相对匮乏, 开采难度大, 而且地理环境恶劣, 地形复杂, 限制了工农业的发展。由于发展先天条件不足, 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各方面实力较弱, 需要突破发展瓶颈, 奋力赶超, 尽快实现脱贫目标。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采用工业发展、农业发展和居民生活三大类10个指标构建贫困县县域经济指标体系,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综合评价山西省35个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且存在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其中, 平陆县、临县、浑源县等17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大于0, 而剩余的18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小于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可将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按照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划分为发展水平较高、发展水平一般、发展水平较低三种类型。其中, 兴县、中阳县、壶关县等6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灵丘县、浑源县、武乡县等13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 娄烦县、阳高县、天镇县等17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综合上述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测评结果, 为有效提升山西省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做好顶层设计与政策扶持, 为贫困县的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二是贫困县主体要坚持特色发展。以县域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特色化为方向, 立足优势, 突出特色, 促进贫困县域经济特色化、特色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集群化, 提高贫困县域核心竞争力。三是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水平, 完善基础公共服务, 为贫困县经济提供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四要提升信息化水平,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强化人才智力支持, 刺激群众致富发展的欲望, 逐渐形成进取、开放、创新的精神。五要坚持生态发展。秉持“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同时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脱离“先污染, 后治理”的老路。
  
  参考文献
  
  [1] 史晋川, 朱康对。温州模式研究:回顾与展望[J].浙江社会科学, 2002 (3) :3-15.  
  [2] 刘国斌, 许义娇。城乡统筹视角下吉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东北亚论坛, 2012 (1) :113-121.  
  [3] 胡灿伟, 张俊飚。湖北县域经济空间分异与优化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 (5) :267-271.  
  [4] 游士兵, 隆刚。发展县域经济的经济思想思考[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4) :476-480.  
  [5] 樊丽娜, 叶露, 梁保松。河南省县域经济水平发展研究[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0 (4) :476-480.  
  [6] 李行, 吕杰。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农业经济, 2008 (3) :49-50.  
  [7] 熊小林, 李拓。基本公共服务、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发展[J].统计研究, 2018, 35 (2) :66-74.  
  [8] 叶普万。陕西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模式研究[J].长安大学学报, 2003 (3) :44-48.  
  [9] 马春光, 赵喜艳。辽宁县域经济发展制约因素研究[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2) :48-31.  
  [10] 马明, 高宇璇。县域经济自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以山西省为例[J].经济问题, 2016 (3) :112-117.  
  [11] 甘团粒, 欧文忠。甘肃庄浪县金融支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现状与思考[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 38 (S2) :133-136.  
  [12] 倪锦丽。贫困县域经济发展矛盾及路径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17 (4) :253-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