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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决策需要赋权于民,问策于社会

添加时间:2018/05/14
  回头看看中国经济改革走过的路程,我们发现很多改革都陷入困境。比如国企,现在大部分国企集中的行业改革都处于停滞状态,这些企业在过去10年里一直以公司化、股份化为手段,以实现境内外上市并成为世界500强为目标。遗憾的是,这些被政府扶植起来的国企越做越大之后,却背离了政府的初衷,政府本来的意愿是计读些国企做大做强之后走出去,扞卫国家的经济利益,可是,现在却发现这些国企没有一个能真正走出去。走不出去也就算了,相反,这些国企却调头在国内患意胡为,挤压民营企业甚至个体户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对国企以利润为中心的考核管理更加剧了国企对社会的盘剥。因此,我们该好好想想,改革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为何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
 
  一、很多改革缺少整体思考,如今调控左右为难。
 
  很多改革都是如此,设计的时候也许考虑了全局,但是改得动的只是局部,到头来改革的初衷没有达到,还让整体恶化了。我们的垄断国企,因为大部分都处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其涨价必定会对整体物价产生巨大的叠加效应,这种涨价必须慎之又慎。其实,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故意让部分垄断企业适当亏损,以此对老百姓平R占。而且,我们今后应该引入更多的管理指标,而不是财务指标,从内部完善国企的股东治理,让地方公益国企实现零基预算改革。国企的一举一动必须考虑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应该再简单以利润来考核。
 
  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国企的对外战略,还有必要完全调整国企在国内的角色。鉴于十大产业振兴这种全盘皆输的惨剧,我们应该创设独立的政策预算评估部门。现在我们对预算的管理实行的是“严进宽出”,也即是说,批准预算和预算拨款的环节极为v琐,可是一旦拨款之后,预算部门就对项目实施完全失去了掌控。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强化董事的作用,特别是强化引入外部董事和社会监督,还应该强化纳入预算监督。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也应该逐步放弃简单的指标考核,而应该以预算考核为主。每年中央返还地方那么多税收,实际上都是按照不同的项目下拨的。对此,我们应该介入政策评估,并根据评估的过往完成情况,调整今后的拨款。
 
  否则,财政永远像现在这样,老项目都是不管效率高低不再过问,而新项目却往往苦于没有资金而得不到有效落实。
 
  部分领域更因为没有设计方案,或很难考虑全局,结果出现了越改越糟糕的现象。比如医药改革,基本药物制度初衷很好,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大幅压低价格,但是真正实施之后,老百姓更买不起药了。一种情况是,很多基本药物本来毛利也不高,这些药厂游说能力不行,这样就进不了基本药物名单里,老百姓就没法买到了。比如螺旋霉素和大青叶片,这些是治疗牙疼、外伤的常用药,价格很便宜,医生爱开,老百姓也爱用,可是不在名单里就买不到了。另一种情况是,虽然药在名单里,但是新医改大幅砍价导致厂家亏钱,所以干脆不生产了。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用的“鱼精蛋白”,算得上心脏病手术中最普通的常用药,可是现在这个廉价“救命药”却爆发全国范围内的短缺,就是这个原因。与此同时,很多不老实的药厂透过改个名字,把老药价钱翻几倍变成新药卖出去,个别药厂甚至公关医生开处方,让病人草处方去药店而不是在医院里买药。改来改去,老实人吃亏,不老实的奸商却风生水起。
 
  同时,通货膨胀又导致物价和成本大幅上涨,由此“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迅速消失,我们也到了经济发展中最可怕的岔路口。想当年,无数发展中国家折戟于此,也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没有科技研发竞争力,也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没有了成本优势,想做传统代工也不行。
 
  二、经济需要自然成长,决策要加强问责评估。
 
  我们现在面对的相当一部分经济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奉行经济增长压倒一切,我们从上到下很多人脑子里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配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等甚至法律法规都要为经济高增长保驾护航,连住房、教育、医疗、旅游、文化读些在很多发达国家都不进行市场化改革的领域,我们也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一切地搞活。而在宏观经济上,就像有些短视的农民,为了高产就不顾土壤板结,而一直滥用“化肥”,我们长期以来,为了经济高增长,一直在滥用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本来的意思是说在经济略微不好的时候适度刺激经济,可是我们却长期服用过量的“激素”,长期严重超发货币,严重举债扩张财政。这样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税负过重,进而导致本来我们最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迅速衰落。多印的票子不仅仅推高了物价,还大量涌入不动产,推高了房价、地价和租金。在盲目政绩导向下,扩张的财政不仅在基建领域里低水平重复投资,更使得产业升级无以为继,政府只给自己认可的项目十足的好处,而企业家自己愿意投资的产业不得不面对v重的税收。原因很简单,前面的钱是后面来的。可以说,政府每投资成功一个企业,其代价就是一堆本来能活得好好的企业陷入困境。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以目标管理制来提升政府的专业水平,更要头去定的目标来约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同时要在当前行政架构下加强问责,以独立的政策评估部门,提高问责和行政专业水平。比如我们的财政透明,完全搞错了方向。其实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分几大类、搞多少名目,这些名堂根本不重要,你就按照拨钱的具体细节披露就行了,每笔钱是谁批准的,批准给谁的,决策的基础是什么,谁负责执行的,执行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效果,有没有问责。然后,我们就专门看那些决策离谱、金额巨大、没有执行的,然后看看负责决策和执行的官员是不是被追究责任了。如果说所有东西都按照公式和流程来走,行政效率一定会大为提升。
 
  三、经济决策需要赋权于民,问策于社会。
 
  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老百姓的参与非常重要。没有老百姓的参与,保障房的标准和过程就缺少合法性、认同感和公平感,没有老百姓程序性地、建设性地表达民意,水价、电价、油价、车价都形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关系到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经济决策中,创造性地让民众参政议政。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决策委员会向社会开放?比如交通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由出租车司机协会来推举,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长直接提名社会知名人士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出任,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主事的政府部门。实际上,在纽约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规划委员会、学区教育政策委员会都是这样对社会开放的,由此形成社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要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民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以上海磁悬浮项目为例,政府聘用的专家里有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而沿线居民中也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基于同样的道理,从民怨甚深又有切肤之痛的教育学区改革等着手,交给民众决定自己学区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策的支持,即便是有央策失误,也很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
 
  但要把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地方。地方现在是无限责任,现在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没有问责,而是什么都对地方问责。我们也许应该大胆地想一想,是不是要像对央行设定法定目标一样,也给地方政府明确的有限责任。我们现在给地方无限的责任,表面上每次都对地方问责了,实际上,为了应对食品安全、房价物价稳定等涉及社会稳定的经济问题,地方大量制定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中动辄乱罚款、乱整顿。
 
  这么问责下去,长此以往真正受害的反而是企业。现在地方对企业的骚扰已经没有边际,从消防安全到节能减排,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甚至临时组建的办公室或领导小组都能关停企业,企业要在生产经营之外应对如此v重的社会任务。我们看织里事件、增城事件本来都是基层税收问题,但是乱摊派、乱授权导致基层政府职能外包化,外包摊派又沦为黑社会化,最终7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和政府危机。
 
  总而言之,基本的经济公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滥用优势地位、反行政垄断)和市场经济伦理已经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得到保障,而闭门造车的司法改革因为缺少问责制、缺少自我改革的动力,已无法维护经济公平和市场伦理。而这些都源自于现有体制无法扼制腐败,腐败的蔓延是因为权力寻租的边界一直在蔓延。这种公然的腐败就好比是把钱堆在那里,诱惑权力寻租者琢磨怎么从中分一杯羹。而我们推动的每一次改革,其结果都是握有话语权的既得利益者获得更大利益,老百姓的利益都在受损。单靠经济改革已经7j去完成改革的使命,我们需要以社会公平和扼制A败为目标,重新构思整个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