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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幸科学事件看高科技管理

添加时间:2019/05/16
  摘要:2018年12月21日,Science首次发布了年度全球不幸科学事件,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是其中之一。国家应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中的伦理监督和法制建设;要提倡科学规范并尊重人类伦理,引导中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合作;要加强科学研究内容的管理,警惕无良“科技商人”和“科研商业化”行为;要努力净化学术风气,营造优良的科学研究氛围,使之有利于年轻学者和科学家的成长。
  
  关键词:不幸科学事件;基因编辑婴儿;高科技管理;人类伦理;科技伦理;科学规范。
 
  
  一、2018年全球不幸科学事件。
  
  2018年12月21日,Science在发布本年度十大突破性科学成果的同时,首次发布了全球三大不幸科学事件,饱受争议的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与气候变化加剧自然灾害及巴西国家博物馆灾难性烧毁名列其中①。2018年12月19日,Na-ture发布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以负面形象上榜。
  
  杂志为每一位入选者都准备了一篇特写文章介绍其入选理由,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的特写标题为“CRISPRrogue”(CRISPR即ClusteredRegularlyInterspacedShortPlindromicRaepeats,是一项基因编辑技术),称其为基因编辑“流氓”.2018年11月26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宣布:
  
  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孩近日在中国健康诞生,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③。
  
  消息传出,国内外一片哗然。国际学者纷纷谴责。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业内专家、教授均发声谴责。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伊尔舍表示,基因编辑在技术上实现并不困难,怀疑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是为了实现夺得“世界首例”的名头而为所欲为。
  
  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强烈谴责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的做法,认为此举不仅影响到做基因手术的个体,更影响到“人类社会全体成员”④。其实早在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上就达成了国际共识:禁止出于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改变人类胚胎或生殖细胞。所以,CRISPR技术可以用来治病,但是不能用来制造下一代。国内122位科学家发表联合声明:
  
  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人类基因编辑。认为这充分暴露了这项所谓研究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这次事件本身对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和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所有与此事相关的单位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撇清与此事件的关系。
  
  一是南方科技大学在消息发布日发表声明,说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已于2018年2月1日离职,此项工作系在校外开展,学校和他本人所在的生物系概不知情,同时,生物系学术委员会认为其严重违背了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
  
  二是涉事医院---深圳和美妇儿医院认为他们不知情,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该委员会没有对此项目开会讨论过,他也没有亲笔签过字,他的所谓专家签字是伪造的。该院总经理对记者表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报告造假,已报案。
  
  三是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连夜紧急回应:经核查,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从未立项资助“CCR5基因编辑”“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等自由探索项目,亦未资助过相关人员和涉事机构在该领域的科技计划项目,该研究的临床注册信息上登载“经费或物资来源为深圳市科技创新自由探索项目”不属实。
  
  二、自然科学界和人文科学界的共识。
  
  (一)基因编辑婴儿没有创新,没有技术难点。
  
  有专家指出,基因编辑婴儿者所用的“CRISPRCas9”技术并不是创新,已经应用十多年了,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非常成熟,是一种很普通的实验室技术,目前主要用来制造转基因疾病的动物研究,美国已批准了基因治疗的药物。这次事件公开后,科技界普遍认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是为了名和利而丧失了科学底线,践踏了人类伦理和道德底线。
  
  (二)基因编辑婴儿没有实验价值。
  
  专家指出,艾滋病不是基因性疾病。父亲是HIV感染者而母亲健康,只要做足防护措施就能生出健康的孩子;即便父母都是HIV感染者,目前也已经有成熟的技术保证生出健康的孩子。那么,“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意义何在?作为此次实验出来的孩子,又如何判定她们是否真的能抵抗艾滋病呢?是再次或不断地拿她们做实验吗?从科学伦理上来说,不可能去验证做过基因编辑就真的能抵抗艾滋病。那么这种基因编辑婴儿的实验意义又何在?北京协和医院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专家表示:
  
  问题在于,这项技术不能确保CCR5基因的剔除是可靠的,而且可能出现脱靶现象。这对双胞胎基因编辑女婴的基因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是最可怕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翟晓梅表示,“整个人类社会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编辑是非常谨慎的。任何一个国家的科学家都没有权力轻易改变人类的基因库,一旦改变,风险是什么,我们现在都不可预测。”⑤也就是说,在实验的安全性尚未得到解决的现实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是完全不应该的。
  
  (三)基因编辑婴儿违背人类伦理。
  
  基因编辑技术自打一问世就有伦理问题。这样的实验就如同克隆人一样,即便在技术上达到了要求,在道德伦理上也必须要考虑再三。基因编辑后的婴儿可以通过生育将基因代代相传,最终融入人类基因库。
  
  如果这个基因编辑有缺陷,将会影响整个人类种群。也就是说,利用一个不成熟的技术改变人类的基因,可能会将人类在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基因推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深渊。如果这类基因编辑行为被默认,那么以后别的疾病都可以考虑使用该技术,甚至“死”的基因也可以剔除,今后地球上就可能没有一个正常的自然状态下的人了,那将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四)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已迫切地摆在了人类面前。
  
  大科学家霍金在其遗作《写给未来人类的备忘录》中留下担忧:法律能禁止人类编辑基因,但人性无法抵抗诱惑。科学必须有良知,技术发展必须要有伦理限制,否则,人性无法禁得住各种诱惑,技术发展就会失控⑥。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刻,像今天这样,给人类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
  
  应该如何定义什么是“人”?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人自身的进化吗?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真正的“人”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和开展对技术应用的伦理审查,认真严肃地从“人、社会和历史”的角度,去思考一项技术应用的可能的涵义。
  
  三、我国应该加强高科技研究与应用的管理。
  
  国家要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中的伦理监督和法制建设;要在科学界提倡科技伦理和科学规范,引导中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同向而行;要加强我国科研管理中的科研内容的管理,警惕无良“科技商人”和“科研商业化”行为。
  
  (一)科学要有底线,尊重人类基本伦理和遵纪守法是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对于无底线行为,必须严厉惩罚。
  
  2015年4月,世界上第一例对人类胚胎基因的编辑修改由中国科学家完成,该研究止步于胚胎(后来胚胎被毁掉),但依然掀起了国内外科学界和社会大众的广泛讨论。基因编辑婴儿实际上没有任何科学和技术上的突破,唯一突破的是伦理道德的最底线。全世界有许多科学家都有能力做这个实验,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做呢?
  
  无非是大家都能恪守科学家的道德底线罢了。科学实验的无底线行为,远的来看,使得人类基因编辑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后果难料、后患无穷;近的来看,破坏了科学精神,也毁坏了公平竞争的创新精神,这对中国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科研创新又坚守科学家道德底线的学者是极不公平的。而且,滥用基因编辑技术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对于这种无科学创新、无科学底线、无伦理道德的行为,要立即启动对涉事人和相关单位的调查,必须要有严厉的处罚,包括对涉事人终身行业禁入等,要表明中国科学界的鲜明态度。
  
  (二)对“科技商人”要有行为规范,要警惕不成熟、不符合人类伦理的科技产品商业化。
  
  要在科学界提倡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对科技人才的引进和使用不能仅仅只限于对其科研能力的评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是归国高端人才,2018年3月22日其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回国办大事”⑦。实际上,回国几年间,他已成功转型为“科技商人”,已在南方科技大学办了停薪留职手续,目前他在多家公司担任股东、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公司高管。社会舆论批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完全违背科学精神和学术精神。他在事先没有向科学界报告,也没有向社会有半点透露的情况下,直接通知媒体:基因编辑婴儿已经诞生,有明显的主动炒作行为(选定时间和几家媒体同时公布)。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应用于临床,从而引发产业。其实这一想法不是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独有,一些从事基因研究和应用的公司也有如此打算。对于生物医学技术产业化,国家必须慎重。这一事件表明在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上,必须严格把关。
  
  (三)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应由国家掌控,亟需建立具有最高权威的国家生命科学伦理委员会。
  
  在事关人类本质的技术问题上,伦理审查不仅致力于保护当事人,也致力于扞卫最基本的人类处境和人类价值。所以,无论是国内国外,长期以来对利用人体干细胞开展的医学实验,都是坚持严格伦理审查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后,有关各方均第一时间撇清责任。这充分暴露我国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我国目前一些医院成立的所谓“伦理委员会”乱象严重。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自称该研究已经递交了材料,由伦理委员会来进行监督,却没有说明是哪里的伦理委员会。据目前显示的伦理审查文件,媒体报道是由深圳和美妇儿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开具的。让一家私立医院做如此重要的生物医学伦理审查,该医院有没有资格和能力?事实上,让这家私立医院承担如此重要的伦理监督,有可能出现无判断能力、无法胜任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德不配位”“利欲熏心”的情况。
  
  涉及到人类命运这样重大的审查权力,应该由国家机构行使而不是一家私人企业。我国亟待建立具有最高权威的生命科学伦理委员会,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应由国家掌控。
  
  (四)国家科研管理中,应加强对科研内容的审查和管理。
  
  据新华社华盛顿2018年11月27日电,美国赖斯大学近日发表声明,针对该校一名叫迈克尔·迪姆的教授参与中国基因编辑婴儿一事,正在展开全面调查。声明称这一研究引发“令人不安的科学、法律和伦理问题”,但赖斯大学完全不知情。虽然该项临床研究并没有在美国进行,但无论研究在何处进行,都违反了科学行为方针,不符合科学界和赖斯大学的伦理规范⑧。
  
  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在发言中说,要感谢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个实验。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居然感谢大学不知情,使他没有约束地进行这项实验?多年来,我国科研管理将重点放在科研经费的管理上,忽视了对研究内容的管理。科研经费在审批时应该严格,在结题时也应该严格,严格管住“进出口”
  
  两端就行了,至于经费具体使用,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譬如每一张的士票都要审计,夜晚12点后的士票不能报销等,这样的管理付出了巨大的管理成本,效益在哪里?而在科研内容上,我们的管理很不到位。重经费不重科研内容,这是我国目前科研管理的不正常现象,这次事件是个典型案例。
  
  (五)对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研究要加强专业管控和法制建设,国家要提高这类高科技应用的伦理监督和法制规范力度。
  
  近年来,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大健康、干细胞、精准医学等成为了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各类相关产业、相关企业、相关投资基金、相关“千人计划”团队甚或更新的名词层出不穷,但又良莠不齐。因为专业性强,导致这类高科技产业管理有很多漏洞,也造成了市场混乱。当前,人们的健康需求强烈,有支付能力的人愿意花钱买健康。由于干细胞类研究专业性太强,普通人对此不甚了解,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
  
  但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的研究事关重大,成果产业化要慎之又慎,国家要有严格的管理和指导。2003年,科技部和卫生部联合下发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而基因编辑婴儿责任人的实验违背了其中第六条和第九条。也就是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的行为在我国不合规,但是相关法律并未跟进.就基因编辑和相关的合成生物学两个领域而言,因为技术发展过快,法制建设未能跟上时代变化.
  
  实际上,基因编辑婴儿的本质问题,就是法律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责任人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峰会的发言中仅仅为“整个实验结果由于保密性不强而资料泄露”所引起的风波道歉,反而称对实验结果感到非常自豪.
  
  (六)与国际合作,探讨未竟事宜,在全球科学界达成共识。
  
  基因编辑婴儿已出生,对这对双胞胎女孩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合适?这需要全球达成共识.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限制,这两个基因编辑的女孩,将会从生到死无休止地被媒体报道、被人们关注.她们的人权如何确定,要不要对她们进行监管和特殊对待?谁也不知道她们的基因存在什么后遗症,要不要限制她们结婚生子?如果限制生育权和择偶权,对她们不公平,如果不限制,那她们的基因就混入了人类基因池.这些问题都需要国际合作,在全球科学界达成共识,所以应该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处理.
  
  (七)在建立和遵守国际规则和人类伦理方面要有大国态度,要做出表率。
  
  将基因编辑技术比作核武器并不为过.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而基因编辑也同样.研发基因技术,人类可能是必须的落脚点,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只是允不允许的问题,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做呢?不可能消灭这项技术,那么更好的办法就是像对待核武器一样,首先要防扩散,尽最大可能将它控制起来,避免它落入反人类群体的手中.这需要全球共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对人类发展命运负有特别的责任.中国要争取在国际合作达成共识方面体现大国担当,做好表率.
  
  (八)努力净化学术研究环境,杜绝浮躁浮夸的不良风气,打击沽名钓誉和学术不端行为。
  
  Nature在“CRISPRrogue”一文中指出,基因编辑婴儿责任人作为局外人来到基因编辑领域.十年前,他网站上列出的第一份出版物与量子物理学有关.2010年,他出版了有关经济学、进化论以及细菌基因组中奇怪的重复DNA片段性质的出版物.他因基因组测序工作赢得了一些赞誉.他在深圳创立的DirectGenomics公司以临床测序市场为目标,投资了数亿美元.但他想进入基因编辑领域,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拜访了CRISPR的先驱张峰,张峰曾警告他不要编辑人类胚胎进行繁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遗传学家MarkDeWtti说,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另一位CRISPR先驱,伯克利的詹妮弗·杜德纳拒绝了他的访问请求,因为她认为他没有任何与这项技术有关的经验.他本来是做基因测序的,在基因编辑方面是个局外人,他去拜访名人,虽然遭到了拒绝,仍然到处寻访.他本来应该是个有良好科学训练的年轻学者,却名利熏心,结果是“在世界舞台上登场匆匆,消失的也匆匆”.其实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也是有大环境的,他只是一个缩影而已.多年来,社会上的浮躁浮夸之风,也影响到了学术界和科学界,譬如各类“帽子”满天飞、一切围着“帽子”转、为谋“帽子”不择手段,功夫尽在学术之外,难以沉下心来,缺乏老一辈科学家那样的科学精神.这样的学术氛围和风气使中国科学界不仅声誉受损而且效率受损.希望这次事件能给我们带来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