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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话本的整体性、考辨性及艺术性探析

添加时间:2018/09/20
近30年来学界对宋元话本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化、细化、多元化, 使我们对宋元话本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摘要:1980年以来, 宋元话本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阶段。从话本概念、性质的辨析到家数、篇目的考证, 从艺术特征的解读到价值意义的探讨, 从不同题材的多样研究到主题思想的分析总结等方面对宋元话本进行细化、具化、深入研究。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 对宋元话本多以美学、社会学、民俗学、叙事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解析。所以这一时期, 宋元话本研究呈现多元化、系统化的发展态势, 总结、梳理对这一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 不仅能够爬梳出对宋元话本的研究规律及现状, 而且能够彰显出对其研究的薄弱和不足之处。
  
  关键词:宋元话本; 小说; 概念; 艺术性;

  An Overview of Song and Yuan Story-telling Script from 1980s

  
  Abstract:Since 1980s, the research of Song and Yuan story-telling script has come to a new developing period.The research include concept, discrimination of character, classification, interpretation of artistic features, value meaning, and analyses of main though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now the academia has developed some brand new research view from aesthetics, sociology, folklore, narratology, linguistics for the Song and Yuan story-telling script. In this period, the research has shown a diversified, systematic development trend. Through the summary of these academic research results, we can not only tell the regular pattern of research, but also find out some weak points.
  
  Keyword:Song and Yuan story-telling script; novels; concept; artistic quality;
  
  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文学地位, 在整个小说发展进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具有特殊的文体开拓意义。宋元活本的出现不仅是文言小说转向白话小说的一个开端, 而且它第一次将市井细民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对象, 揭开了“市井文学”体式的新篇章。“它的题材、体制和语言都是有鲜明的特色的, 奠定了今后中国小说发展的基础, 建立了近代中国小说的传统”[1], 可以说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2].虽然宋元话本有着独特的文学性, 但学术界对这种民间叙事文学的研究进度和力度都不及诗文这种正统的抒情文学。随着人们对小说认识的不断深入, 小说地位得到提高, 宋元话本也逐步进入到世人的研究视野, 成为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20世纪以来, 对宋元话本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元话本研究的初始期 (1900-1949年) , 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新材料的发现、收集、整理, 并对基础问题进行考证与探讨;第二阶段是宋元话本研究的发展期 (1950-1979年) , 这一时期主要是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及对宋元话本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第三阶段是宋元话本研究的全面深入繁荣期 (1980年至今) , 这一时期在丰富的文献材料和学术成果基础之上, 对宋元话本有了全面深入的总结性研究, 同时随着西方文论的引进, 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角度也不断地拓宽和多元化, 因而宋元话本的研究也有了全新的突破性进展。由于宋元话本研究的第三阶段无论从研究数量上, 还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较高于前两个阶段, 同时它也代表着当今宋元话本研究的最新发展态势, 所以本文选取此阶段的研究成果作为分析对象, 对其进行爬梳总结, 概括出其不同的研究模式。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择要述之。
  
  一、宋元话本的整体性研究
  
  此类研究往往涉及宋元话本的兴盛、篇目的考证、家数的分类、话本性质的辨析, 以及宋元话本的思想性、艺术性、价值影响性等多种内容, 是对宋元话本的整体把握和宏观考察。这种研究一种是以专着的形式论述, 一种是以文章的方式概述。
  
  (一) “宋元话本”专着类研究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该书共分18章, 论述了话本小说产生、发展、繁荣、衰落的整个过程。其中对宋元话本的研究约占全书的一半, 作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精核严谨的考据、切中肯綮的辨析, 勾画出宋元话本小说完整而详尽的图景。对于此书在宋元话本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 宁稼雨评价道:“继鲁迅之后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学术制高点, 不仅惠及后人, 而且至今也无能出其右者。”[3]
  
  程毅中《宋元话本》, 木铎出版社1983年出版 (该书实际已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书虽仅有10万字, 但却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宋元话本源远流传、思想内涵、艺术特征、文学价值及影响, 同时还罗列了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宋元话本整理、研究状况, 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书的一大特点是将科普性与学术性融于一体, 是了解和研究宋元话本的必读之作, 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宋元话本研究的专着”[4], 所以它在宋元话本的研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另外, 20世纪末作者对此书的内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扩充后, 将其写入了《宋元小说研究》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一书, 此书将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分而述之, 作者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全面考察, 试图寻找一个贯通前后的统一的小说史概念。
  
  张兵《话本小说史话》,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该书将话本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萌芽期---唐代;二是发展期---宋元;三是全盛期---明至清初;四是衰落期---清中叶至清末。简明扼要地对话本小说进行了整体性论述。在宋元话本部分, 作者主要介绍了话本的崛起兴盛、家数流派、艺术体制及不同题材话本的思想内容。作者在此书的基础上又编写了《话本小说简史》 (2005年) , 两书内容大体一致, 后者只是将北宋时期的话本列入“发展期”讨论, 而将南宋与元代的话本列入“全盛期”论述, 并增加了宋元话本对后世的影响等一些内容。这种时期划分的调整, 也体现了作者对宋元话本地位、价值认识的改变。
  
  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 武汉出版社1994年出版。该书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话本小说的发展过程, 只不过作者更侧重于对“三言二拍”和明清拟话本的研究, 对宋元话本的探讨相对较少, 简述了宋元说话的盛况、兴盛条件, 宋元话本的题材内容、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等。其中作者对宋代说话的参考书目及现存宋元小说的考辨上有其独特的见解, 较有一定的价值, 值得注意。
  
  萧相恺《宋元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该书体例与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相似, 都是将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分而述之, 且也是介绍了宋元话本的渊源、繁荣、体制、影响及对讲史、小说、说经和其他类话本的探讨, 只不过萧氏将话本小说称之为“市人小说”.作者认为用“话本”来称代宋元间的白话小说不够妥当, 所以“拟用‘市人小说’一词, 来取代自鲁迅先生以来, 学术界习用的‘话本’这一概念, 作为对所有直接由‘说话’伎艺而来, 以说散为主体的书面文学的专门名词”[5].这种称谓的不同, 其实涉及“话本”性质所属问题。
  
  石麟《话本小说通论》,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书同样介绍了话本的概念、形成、兴盛、转变和衰亡, 讨论了话本的体制特征;另外, 此书的一大特点是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宋元话本的惯常分类, 将其划分为风情、市井、宗教、信义、公案、历史、神异、士林、豪侠、伦理10大类, 作者对每种类型又选取代表性作品逐一加以分析阐释, 进一步讨论了其思想性、艺术性。
  
  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书共分16章, 作者从唐五代说话的起源一直讨论到清代话本小说的衰落, 其中对宋元话本的论述共有4章 (宋元时代的说话、宋元时代的讲史话本、宋元时代的小说话本、宋元时代的说经话本) , 在体例和内容上与程毅中和萧相恺的着作有相似之处。作者认为话本小说的全盛时期是在明代, 重点讲述了明清话本小说, 同时该书在唐代话本的研究上也较详尽于其他同类书籍。总之, 该书是一部后出转精的研究话本小说的着作。
  
  丁明秀《话本小说》, 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该书虽名为《话本小说》, 实为对宋代话本小说的论述, 因为它对宋代前后的话本均无涉及。全书共分四部分:话本小说概述、宋代话本小说、宋代话本小说的价值、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然将其与欧阳代发《话本小说史》的第三、四章相比较, 发现内容与之几乎完全相同, 应有抄袭嫌疑, 所以此书价值不大。
  
  刘勇强《话本小说叙论---文本诠释与历史构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该书将文本研究与文体研究、历史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 在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 对话本小说文本加以全面考察来创建话本小说的坐标体系;另一方面, 从文本诠释切入话本小说史的分析, 为话本小说的文体特点和发展演变寻求切实印证。此为宋元话本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论方法和探索空间。
  
  另外, 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和鲁德才《古代白话小说形态发展史论》,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讨论白话小说发展过程中都对宋元话本的整体形态有所涉猎。
  
  以上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宋元话本研究的主要专着, 多以“史论”的角度对宋元话本进行宏观解读和整体性阐释, 使宋元话本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 “宋元话本”文章式概述
  
  对宋元话本的整体性研究, 除了上述几部着作外, 还有一些学术性文章。作者用简练概括性语言对宋元话本的产生、性质、结构、内容、价值等进行了总结论述。如程千帆、吴新雷《关于宋代的话本小说》, 就从“话本小说作为市民文学而勃兴”“说话和话本小说的起源”“说话四家的分科”“宋代说话四家的话本”四方面对宋代话本进行了透彻的叙论。另外, 姜明《试论两宋话本小说及其特征》、陈敏直《“市井细民”的文学革命--简论宋代话本小说》、王波云《宋话本源流及其影响》、余戈《宋元话本小说研究》等虽然对宋元话本探讨的主导面不尽相同, 各有所重, 但都是对其的总体性概述。
  
  二、宋元话本的考辨性研究
  
  在对宋元话本的研究中, 考辨式研究历来是其最根本和重要的一面。这种考辨性研究主要围绕着三个要点展开, 即说话的家数、话本的性质、话本的存目。
  
  (一) 说话家数考
  
  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是最早涉及话本家数的资料, 但其未谈到“说话”到底分几家的问题。而后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始言说话分四家, 随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继承耐得翁说, 亦言说话有四家。虽两书列举了众多名目, 但其并未做出细致明确的划分, 且语意模糊、缺乏一定的逻辑关系, 因而也就造成了后世学者对此问题的聚讼纷争。对此, 王国维、鲁迅、孙楷第、谭正璧、赵景深、陈汝衡、严敦易、王古鲁等学者在各自对文献资料的理解上做出了不同的“四分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此类问题仍然是宋元话本研究的热点之一, 如胡士莹、程千帆、吴新雷、程毅中、章培恒、刘兴汉、皮述民、鲁德才、陈大康、黄进德、张锦池、萧相恺、吴光正、潘建国、冯保善、石昌渝、张兵、张毅等学者都对其一再给予关注和探讨。其中, 以坚持“说话”分四家观点居多, 虽然划分依据各有不同, 但四家之内意见较为一致的是“小说、说经、讲史”三家, 而论辩的焦点在于“小说”的细目及“铁骑儿”是否独立成为“四家”之一, “合生、商迷”是不是“说话”的一家, “说浑话”又如何归类等问题。除了这种认为“说话”分四家的主流观点外, 还有“说话”分三家和分多家的观点。如皮述民在《宋人“说话”分类的商榷》中说道:“真正说话之分类, 实仅三家, 即小说、演史、说经。”[6]而主张“说话”多分法的则以冯保善为代表, 其言:“宋人说话家数, 事实上远不止于四家, 而是多家并存。”[7]
  
  对于说话家数的考证, 历来说法不一, 歧义纷争, 虽然都有材料为依据, 分析归纳的有一定道理, 但又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为现存文献内容的含混破碎, 又缺少其他资料的旁证, 再加上各家以不同的切入视角和方法对其解读而造成的。
  
  (二) 话本性质考
  
  对于话本的概念和理论最早是由鲁迅提出的, 他在1920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宋之话本》中说:“说话之事, 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 随时生发, 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 是为‘话本'.”[2]265这种将“话本”视作说话人底本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被学界广泛接受和认可。然而, 于1965年日本学者增田涉在日本《人文研究》中发表的《论“话本”的定义》一文, 首次对这种定义提出了异议, 并认为“’话本‘一词根本没有’说话人的底本‘的意思”[8].此文于20世纪80年代译入中国后, 便引起了对“话本”概念的一次次学术争论, 迄今尚未达成共识。大部分学者仍然肯定“话本”乃是说话人的底本。如萧欣桥《关于“话本”定义的思考---评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刘兴汉《对“话本”理论的再审视---兼评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都在分析增田涉文中所举例子的基础上驳斥其观点而论证“话本”实为说话的底本。同时, 亦有不少学者同意增田涉的观点, 认为“话本”当为“故事”, 而非“故事底本”.如周兆新《“话本”释义》、胡莲玉《再辨“话本”非“说话人之底本”》都在文中表达了此观点。另外, 又有一些学者对上述两种观点皆不赞同, 而是根据现存史料和文本特性的分析得出别样结论。如许并生在《“话本”词义的演变及其与白话小说关系考论》中认为, “’话本‘一词出自宋代, 原指替傀儡和皮影发声的文本, 词义不指’小说‘, 不是’说话人底本‘”[9].宋常立在《“话本”词义的口头属性》中说:“’话本‘一词只用于艺人的口头表演语境之中, ’话本‘之’话‘专指’口传故事‘, ’话本‘之’本‘指师徒传承的’口传之本‘……将’话本‘理解为书面的文本, 是明以后人的引申或误读。”[10]强调了“话本”的伎艺性和口头性。傅承洲《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则进一步论辩了“话本”的双重性质, 提出了“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的两个概念, 即指出有些“话本”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 而有些“话本”仅是供阅读的文学作品。纪德君在《宋元“说话”的书面化与“说话”底本蠡测》中亦言道:“话本是记录、整理、加工市井说话人的说话成果而形成的书面文本, 主要供人案头阅读之需, 似不宜简单地视为说话人的’底本‘.……当然, ’话本‘一旦进入传播领域, 并为某些说话人所得, 那么也可能会被说话人当作’底本‘来使用。”[11]
  
  (三) 话本存目考
  
  对宋元话本的研究是在具体文本的基础之上进行的, 而现存宋元话本具体有哪些篇目, 学界历来看法不一。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提出了8条推勘方法, 并通过此方法, 他鉴定出现存宋代话本除了词文--《梁公九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外, 小说类推断出40篇:见于《京本通俗小说》者7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者11篇、疑为《清平山堂话本》之佚篇者1篇、见于《熊龙峰刊小说四种》者2篇、见于《古今小说》者4篇、见于《警世通言》者11篇、见于《醒世恒言》者2篇、见于《小说传奇》合刊者1篇、见于《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及《题评西厢记》附录者1篇;推断出现存元代话本16篇:见于《清平山堂话本》者6篇、见于《古今小说》者4篇、见于《醒世恒言》者4篇、见于《万锦情林》者1篇、见于《燕居笔记》者1篇。欧阳代发在《话本小说史》中则推断出宋代话本小说35篇, 与胡着相列比, 去掉8篇增加4篇, 约有12篇不同;考定元代话本小说12篇, 相较于胡着, 删去7篇增列3篇, 竟有10篇相异。而章培恒在《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一文中, 对《简帖和尚》《西湖三塔记》《五代史平话》《梁公九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篇目进行了一番考证, 得出的结论是:“今天所见话本, 实没有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宋话本, 至少已经过元人的增润。”[12]
  
  正是由于话本这种民间文学在过去不受正统文学家的重视, 因而在保存流传方面多受影响, 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除极少数是流传下来的单行本外, 大多数则散见于明人汇辑的《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醒世恒言》等书中。而又因这些编者在整理这些文献时难免对内容多加改动, 且对宋元明三代作品混杂一起, 所以造成了如今话本断代的不确定性和争论性。
  
  三、宋元话本小说的艺术性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学界对宋元话本小说的艺术性研究逐步取得了显着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文体形态、人物形象、语言特征、叙事结构等几个方面。
  
  (一) 文体形态研究
  
  宋元话本小说的体制结构是其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 而对于它的构成部分, 学界看法多有不同。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将之分为六部分: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而欧阳代发在《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中又将话本小说的体制分为四部分:入话、头回、正话、篇尾。黎藜在《话本小说体制辨析》中重点分析了头回和入话的作用和关系, 并认为话本体制是随着时代和作家创作主旨的变化而演变的。而胡莲玉在《话本小说结构体制演进之考察》中认为, 入话和头回并非传统所认为的那样, 为话本小说结构的重要特征, 具有入话和头回完整体例的早期宋元话本小说并不多, 直到冯梦龙才奠定了话本小说的结构体制。王庆华的《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则是以史学的角度对话本小说文体的起源、独立、演变、影响等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论述。
  
  (二) 人物形象研究
  
  在宋元话本小说中呈现出一批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尤其是风采各异的女性形象, 多为研究者所关注。谢桃坊《论宋人话本小说的市民女性群像》通过对周胜仙、蒋淑英、小夫人、璩秀秀等女性人物的分析来展现其敢于追求爱情、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纪德君《“春浓花艳佳人胆”---论宋代话本小说的女性形象》也认为话本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无论是人、是仙、是鬼还是妖都具有同封建婚姻伦理抗争的“佳人胆”, 因而“话本小说中所出现的这些风姿独特、新颖的女子形象, 在中国小说史上实在具有一种不容忽视的审美价值”[13].陈叶《宋话本女性形象生存意识研究》则从女性形象个性意识觉醒、生存意识的思考、生存意义世界的探寻及女性生存意识与男性生存意识比较等几个方面对宋话本中女性形象进行全新的梳理和解读, 以更深刻地把握宋话本中女性人物的性格。
  
  宋元话本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历来少有研究者观照, 主要是其缺乏鲜活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内涵, 正如程毅中所说:“宋元小说里所写的男性, 除了像劫富济贫的赵正和仗义助人的尹宗等英雄人物以外, 多数却是带有缺点的。特别在对待妇女和爱情上, 表现得比较自私和消极。”[1]92尹楚兵《宋话本爱情婚恋题材小说中男性形象探析》中将宋话本爱情题材中的男性形象分为三类:孜孜追求、赤诚不渝型;软弱自私型;无情负心型;并认为其中的男性形象在爱情上缺乏主动性, 整体上逊色于女性形象。
  
  (三) 语言特征研究
  
  宋元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市民文学, 其语言自然具有独特的平民化特点, 程毅中在《宋元话本》中即从精确性、通俗化、简洁明快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述分析。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中也从语言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探讨了话本小说的艺术魅力。张兵在《话本小说艺术初探》一文中对话本小说的语言特征总结为三点:口语化、个性化、数字化。然而, 宋元话本小说的语言特征除了平民化之外, 亦有文人化倾向, 即诗词结合。不少研究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朱迪光《艺人说话与宋元话本韵散兼用的叙述特点》总结了话本小说中韵语使用的规律, 即多运用于人物的描写、景物的描写及情节的展开。并说道:“宋元话本中韵散兼用的叙述方式采用的比较普遍, 而这种韵散兼用更多是一种伎艺上的考虑, 习用的诗词、套语与模式化的程式, 构成了宋元话本的叙事特点。”[14]杨峰在《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中则进一步分析了话本小说融诗词于其中的原因, 这是“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 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15].郑永晓《都市文化视阈下雅俗两种审美倾向的交汇与融合---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则侧重于对以“词入话本”的语言结构进行讨论, 并对话本小说中词的类型、特征、功能及此种语言创作模式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做了更精深的解析。
  
  (四) 叙事结构研究
  
  宋元话本小说作为叙事文学, 叙事性是其基本的艺术特征。一些学者从叙述技巧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分析, 如张兵在《话本小说艺术初探》中从“单线式的纵向发展”“多线式的交叉推进”“辐射式的齐头并进”“较多运用偶然和巧合法”“采用各种小道具”“设置悬念, 安排伏线”等6个方面诠释了话本小说叙事的独特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由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广泛接受与运用, 又有不少学者结合西方叙事学的分析方法对话本小说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王昕《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罗小东《话本小说的叙事研究》都是运用了现代叙事理念对话本小说的叙事艺术展开了层层解读。马珏《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认为宋元话本的叙事视角都是以男性为主, 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视角, 所以话本小说中贯彻着男权中心主义与封建文化在文学领域的紧密结合。纪德君《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探绎》则从“确立特定叙事时空, 强化故事真实性”“撷取闾巷异闻, 促使故事传奇性”“选择结构核增强故事戏剧性”“运用科诨俚语, 增加故事趣味性”4个方面总结归纳宋元小说家话本的叙事艺术经验。而李桂奎《话本小说中的“局骗”叙事及其审美效果》、项裕荣《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结构的演变历程与审美优劣》都是以不同的叙事结构模式为立足点, 论述了对话本小说叙事艺术的审美效果。另外, 纪德君《宋元话本小说的时空设置及其文化意蕴》、夏明宇《行走的景观:宋元话本小说的空间意象》都是通过具体时空场所的考察, 来论辩空间意象如何从宋元时代的日常生活中进入小说叙事体系中的, 进而分析它们在故事中的美学体现及如何参与叙事建构的。
  
  四、宋元话本中的文化意蕴研究
  
  话本作为宋元时期典型的文学样式, 自然记录着属于哪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很多学者便以文化学或民俗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横断面的研究, 以期阐发宋元话本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风貌。张跃生《佛教文化和宋话本》指出, 由于宋代从统治者到知识分子, 对佛教文化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吸收, 因而使得话本在形式和内容上亦都体现着佛教文化的痕迹, 即“话本在形式上承袭了佛教变文的形式;内容上以佛教的因缘观和报应观为主要内容和结构模式。”[16]赵章超《宋元话本预测术与社会生活论略》指出对神秘预测术的迷恋, 是宋元话本的一大特点, 并言:“卜占之术终宋元之世作为渗透于普通民众和统治者灵魂中的信仰, 对宋元话本内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并且作为一种伪科学的信仰, 尽管其比较真切地反映了人们的特定心态, 但其负面价值效应也相当大的。”[17]马晓坤《宋元小说话本中的民俗信仰论略》总结了宋元小说话本中所体现的三种主要的民俗信仰:灵魂信仰、善恶有报和因果报应观念、万物有灵观念。这些观念虽然很普通甚至庸俗, 但却能真实地展现当时民众的精神面貌, 对全面了解当时的民众与社会起到一定作用。周薇《宋元话本与运河都成文化现象研究》认为宋元话本的兴盛是与宋代运河都城经济的极度繁荣及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的, 并指出:“当宋元话本对于市民营生进行带有运河都城色彩的独特叙事时, 也是在展现一幅属于宋代社会历史的真实画卷。”[18]王平在《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一文中亦指出宋元话本小说的产生、发展都与城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其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表现技巧无不带有当时的市民文化印记, 体现着时代社会的市民色彩和世俗特质。
  
  五、宋元话本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研究
  
  宋元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文学价值和地位, 正如胡士莹所说:“尽管有种种缺点, 宋元话本在广泛的’说话‘的推进之下, 初步奠定了我国白话小说的基础。它的艺术特色, 对后来我国的小说创作,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它的进步的思想性结合在一起, 话本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一个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3]420-421其实, 宋元话本不仅仅对白话小说有重大影响, 而且对传奇、志怪之类的文言小说亦有深远影响。李军锋《简论宋元话本小说对〈剪灯新话〉的影响》《试论宋元话本小说对〈聊斋志异〉的影响》都是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艺术形式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宋元话本对文言小说《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的文学创作影响。王昭《浅析宋元话本对章回小说的影响》认为宋元话本是章回小说的直接源泉, 其在体裁形式、内容题材、语言特色等方面对明清章回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洪强《〈水浒传〉与宋元话本小说》指出:“《水浒传》与宋元话本小说关系极为密切, 这不但表现在《水浒传》中大量袭用了话本小说的词汇, 还表现在套用话本小说的情节。”[19]程毅中《〈三国志演义〉与宋元话本》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以宋元时代’说三分‘讲史话本为基础的, 但它又曾吸收了其他讲史家和小说家话本的素材和其他文化资源。从书中某些故事和诗赞可以看出《演义》与书会才人和民间说话人的传承关系。”[20]二者都是从具体的小说作品出发, 来探讨宋元话本对后世章回小说的影响。杨冉、孟雪于《宋代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一文中则总结道:“宋代话本是中国古代抒情文学主体向叙事文学主体过渡的桥梁, 是现实主义发育丰满的关键阶段, 它对后代叙事文学在内容、形式、创作方法等领域的奠基作用功不可没。”[21]
  
  20世纪80年代之前, 宋元话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起源、性质、篇目、家数的考证与辨伪等问题上, 而80年代之后, 随着小说研究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深入, 宋元话本的研究逐步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当然, 对宋元话本的研究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几点, 这只是其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
  
  综上所述, 近30年来学界对宋元话本的研究进一步的深化、细化、多元化, 使我们对宋元话本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但目前学界对宋元话本的研究还尚存在一定的不足, 如对宋元话本性质的考定、篇目的断代、家数的考证等问题, 虽然多有研究者不断探讨, 且都有材料分析为依据, 但皆各执一词, 没有形成权威性的定论。而对宋元话本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成就的研究, 又多是陈陈相因、少有新意。从这些理论研究中可以发现, 多数研究都是在静态的文本层面展开的, 而忽略了宋元话本作为讲唱的说话的底本所具有的动态文学性, 所以在宋元话本由书场叙事转化为文案阅读的动态过程中来深入考察宋元话本的文体特征和审美艺术, 以及最终衰落的原因等相关问题, 或许可以成为对宋元话本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空间。另外, 宋元话本作为一种说唱文学, 说话人和听众构成了一种相互交流互动的审美关系, 所以将说话人的讲述身份与听众的审美心理、接受方式及接受场所、传播途径等因素与宋元话本的文体特征结合起来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动态的探析、考察, 亦是宋元话本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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