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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与演绎:关于《琵琶记》悲剧品格的探讨

添加时间:2018/02/11
被称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是元末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也是最为典型的文人悲剧。因高明在《赵贞女》的基础上改变了戏剧冲突的性质,故自传世以来,关于其悲剧品格有诸多争议与分歧。本文采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在动态的《琵琶记》剧本流传、接受
  摘要: 被称为“南戏之祖”的《琵琶记》是元末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也是最为典型的文人悲剧。因高明在《赵贞女》的基础上改变了戏剧冲突的性质,故自传世以来,关于其悲剧品格有诸多争议与分歧。本文采用归纳与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在动态的《琵琶记》剧本流传、接受的历史上,借助中西悲剧比较研究,独立探讨《琵琶记》的悲剧特质,分析“这般另做眼儿看”的深层悲剧蕴涵。
  
  关键词:《琵琶记》;悲剧品格;中西悲剧;接受史。
  
  从南宋起,蔡伯喈的故事就在民间通过各种文艺形式广为流传,如南宋南戏《赵贞女蔡二郎》,金院本《蔡伯喈》,盲人鼓词《蔡中郎》等等。早在清道光年间《琵琶记》便有了法译本并流传到海外。自 1900 至 2017 年间,以“琵琶记”为索引词而被收入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的文章高达 500 余篇,各个时期研究琵琶记的学者如黄仕忠、俞为民、王永炳等先生,也对《琵琶记》的悲剧品格说法不一。那么,时代接受视野下的《琵琶记》展现出一幅怎样的悲剧画面?应如何给这些悲剧情节分层次以及是否能从中西悲剧的比较中掘出《琵琶记》的悲剧特质?辨析这些问题,是我们理解与体验《琵琶记》悲剧品格的关键。
  
  一、“复杂性与局限性”背后的悲剧--《琵琶记》。
  
  历代以来,人们对《琵琶记》这部戏剧争论不休。尊之者称之为“复杂性”,贬之者判其为“局限性”.在“中国有悲剧”的大前提下,把《琵琶记》定义为一出悲剧,是越来越多学者所认同的,比如戏曲史论家王季思先生所编《中国十大悲剧集》就将《琵琶记》收录其中。从溯源上看,民间南戏《赵贞女》是《琵琶记》的原型。然而早期的故事原貌是“伯喈弃亲背妇后遭雷轰”,高明在《琵琶记》中重塑了蔡伯喈这一形象,使得结局为“全忠全孝蔡伯喈”以及带有悲剧意味的“一夫二妻”.高明《琵琶记》的大致情节为:赵五娘身姿娇美,蔡伯喈文采出众,二人成婚刚刚两个月。这时,朝廷贴出黄榜招纳贤士。蔡公想要儿子光宗耀祖,便逼蔡伯喈去应试,结果他一举中了状元。进了京城后,有妇之夫的蔡伯喈因为名利牵绊,无奈娶了牛丞相之女牛小姐为妻,使得身为孝子的他更无机会归家。恰逢荒年,赵五娘一边忍受婆婆的猜疑,一边完成丈夫对自己的嘱托。直至双亲去世,赵五娘无奈下只能剪下秀发葬送公婆,用衣裙包土筑成坟墓。她一路弹琵琶诉说怨愁到了京城,在书馆与蔡伯喈相逢的一幕尤为凄惨。结局是蔡伯喈顶着巨大的悲痛与“不孝”的压力,与两位妻子重新回到父母的坟侧守墓,得到皇帝的称赞而受旌表光耀门庭,但他却依然悲伤:“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不同遭遇是两条主线,牛丞相和牛小姐是穿插在其中的副线。一面是蔡伯喈在追求功名利中暗自神伤;一面是赵五娘孤苦无依,独立照顾公婆。以牛丞相和牛小姐为主的副线在主线中穿插,既造成蔡伯喈不能回家的悲剧,最后又让蔡赵团圆,一门旌奖。蔡伯喈和赵五娘这两条主线也在《南浦嘱别》后交替进行,如《琴诉荷池》和《糟糠自餍》两出,分别写了蔡伯喈在养尊处优的相府中虽然悲伤却也轻松闲适和赵五娘在灾荒连发的乡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富一贫、一贵一贱,加强了悲剧性的戏剧冲突。全剧共四十二出,除少数过场戏外,大体上是每十出一个段落。第1-10出,写逼试、辞试、蔡公不从。第 11-20 出,写逼婚、逼官,辞婚、辞官,皇帝、牛丞相不从。第 21-31出,写顺从招致的恶果。第 31-42 出,写悲剧的结局与无济于事的“补偿”.即是围绕“三逼”“三辞”“三不从”展开情节。
  
  二、世态与人情:《琵琶记》的矛盾冲突以及悲剧层次。
  
  冰心认为悲剧是描写心灵的冲突,“悲剧的动力是悲剧主人公心里冲突的一种力量,这种发动力就是自我的意志。”黑格尔认为“充满冲突的情境特别适宜于用作剧艺的对象。”即戏剧最重要的是主人公的内心冲突。
  
  剧中的主人公蔡伯喈有四重身份,对于蔡公蔡婆,他是应守孝道的儿子;对于赵五娘,他是本该值得依靠的贫贱夫君;对于牛小姐,他也是有责任白头偕老的丈夫;对于牛丞相与皇帝,他是不得违抗的顺从臣子。在君臣父子的关系中,蔡伯喈不管在哪一个环节都处于食物链的底端。而这四重身份有时会出现叠加,比如牛丞相既作为其岳父,又是不可抗拒的权力的象征,使得戏剧冲突更加尖锐复杂。这四重身份围绕世态、人情而展开,大体又能把全剧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人层次:“为人子、为人臣”与“尊父、事君”对峙的悲剧。
  
  《琵琶记》是一出尽孝与实现功名之间矛盾的悲剧。在蔡伯喈身上,表现出了出仕与归隐、事君与事亲的矛盾,揭示了他作为一个旧式文人的软弱与动摇的性格特征。
  
  首先,表现为蔡伯喈的个人“尽孝未成”之悲剧,主要发源于长幼冲突。蔡伯喈本是一个贴心的孝子,他一出场就说明了志趣:“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在第 24 出“官邸忧思”中他也说“被亲强来赴选场,被君强官为议郎,被婚强效鸾凰。三被强,我衷肠事说与谁行?” 由此可见,蔡伯喈是有强烈的尽孝赡养心愿。然而在父权社会,蔡公的两句话彻底改变了蔡伯喈的尽孝心愿。第一句话希望儿子能“改换门闾,光显祖宗”;第二句甚至说“你若是锦衣归故里,我便是死呵,一灵儿终是喜。” 孝顺的蔡伯喈不敢违抗父亲的话,然而直至他中了状元,也从未停止过对父母妻子的思念。在第 20 出“糟糠自厌”中,蔡婆怀疑赵五娘偷吃“鲑菜”,五娘却不敢道出心中苦楚,这时对蔡伯喈的讽刺效果达到高潮。让人更难过的是第 26 出,拐儿出场,骗取蔡伯喈的钱财并捎来假信,说其爹娘和媳妇都安然无恙。这种蒙蔽使蔡伯喈还天真地以为父母还健在,“传示家中大小,俺早晚便回来,教他放心,不须忧虑。”然而,这种戏剧性的落差,无疑加重了蔡伯喈悲剧心理的苦涩和沉重,最后只能捶胸顿足“蔡邕不孝,把父母相抛”,为时晚矣。
  
  其次,表现为蔡伯喈为追求功名而“得不偿失”之悲剧。他不负十年寒窗苦读中了状元,官位与婚姻也接踵而来,此时的竭力推辞却已徒劳,敌不过皇帝和牛丞相至高无上的权势。如果没有之前黄榜招贤的功名诱惑,没有改换门闾的幻想,蔡伯喈恐怕也没有患得患失的机会。高明直指传统社会对社会地位的追求,蔡公为“改换门闾”逼迫蔡伯喈赴试;牛丞相为延续权位定要把女儿嫁给状元郎;皇帝为赢得公众所肯定才让蔡伯喈尽心“事君” .这也就是“功名逼人”,也只有从追求现实功名导致的悲剧角度,才能理解高明在“古往今来”“几多般”的故事中选用蔡伯喈故事的原因。
  
  (二)现实的丑恶:抗衡无效的社会之悲剧。
  
  在传统社会里,家庭中父权至高无上,子女只能服从。除家庭外,国家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到皇帝和各级官僚手中。就是这样的现实,把《琵琶记》及其所涉及到的一切紧紧吞噬在其中,剧中人物的个性意志是被家庭、家族和宗法礼仪严重压制的,一切为抗衡所做的努力与挑战,都只会得到负向的结果,因此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悲剧角色。
  
  牛丞相为了满足私欲,不顾蔡伯喈已有妻室,强迫他入赘;皇帝也不准蔡伯喈辞官,说:“毕竟事君事亲一般道,人生怎全忠和孝?”同样,赵五娘为了吃谷膜米皮回避公婆,蔡婆却因冤枉了赵五娘悔恨而死。这说明封建礼教制度下的父子、君臣、婆媳关系,都带有无法摆脱悲剧性命运。不说涉足仕途的蔡伯喈,哪怕是安于清贫、洁身自守的赵五娘,也无力逃脱这种悲剧色彩。
  
  三、归纳与演绎:中西古典悲剧与《琵琶记》。
  
  归纳-演绎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中比较基础和重要的方法。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将二者对立起来,然而,归纳和演绎实际上是互为条件且相互转化的。怎样从中西悲剧的比较中掘出《琵琶记》的悲剧特质?借助归纳-演绎法研究中西古典悲剧与《琵琶记》的关系,对于分析、明确其中的悲剧特质、品格,可以起到助推的作用。
  
  (一)中西古典悲剧品格比较。
  
  中西方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基础,也有着“异宗异源”的巨大差异。西方如古希腊一些国家近海,具有冒险精神和开阔的思想;而中国强调以大一统和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处于封闭的农业社会,长期自给自足,市井小民多追求风调雨顺的安定生活。二者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与自然背景下,造就了各自不同的悲剧品格。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古典戏剧虽然源远流长,但成熟的戏剧则出现在明清之际,“悲剧”的大量涌现和成熟亦在此时。谢柏梁教授说,“南戏剧目中,或者将悲剧意蕴与悲剧形式结合起来,或者将复合情感寄托于正剧形式上形成悲喜剧。所以伴随着南戏的发生,中国戏曲史上便正式有了悲剧的出台。”而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作家。
  
  就起源来说,古希腊悲剧发源于祭祀的酒神仪式 , 因此保有鲜明的崇高感和“贵族”化倾向。而在中国,文学的正宗是诗词,戏剧不过发源于于勾栏瓦肆之间,最初只作为宫廷和民间的一种娱乐形式。因此西方悲剧主人公多是高于民众的神话英雄、帝王将相或达官贵人,悲剧也导向为崇高感、使命感与献身精神。朱光潜在谈论到西方悲剧时说:“你不是和邻居闲聊几句天气的话,也不是为买一点食品和店老板讨价还价,在你眼前掠过的是些英雄人物、帝王贵胄、恶人奸贼,有时甚至是神仙上帝,是非凡的情境、致命的过失、滔天的罪恶、难言的痛苦和可怕的死亡。”
  
  从结局来看,中国悲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圆满性,表现为往往以圆满结局告终,这是因为中国人讲中庸之道、中和之美,但这不代表必然会减弱悲剧的冲击力。
  
  因而中西方悲剧意识拥有基本共性即人的本质需求表达,在悲剧精神、悲剧结构、悲剧美学价值、对生命盼望思考等存在着异同。西方悲剧是对宇宙人生的追索,是对世界的终极关怀和沉思。中国悲剧则是世俗的、伦理的、生活的,它的功能是二重的,娱乐性和教化性并存,例如高明在《琵琶记》副末开场时所吟的“此事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出现上述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悲剧人生或不同的人生悲剧意识。即西方的悲剧人生观或人生悲剧意识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意识,中国的人生悲剧意识则是一种生活化的现实意识。
  
  (二)起点与终点:中国古典悲剧下的《琵琶记》
  
  归纳与演绎,是起点与终点相互颠倒的思维方式。列宁说“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分析与讨论《琵琶记》的悲剧品格,不能一味用西方古典主义的悲剧理论套作,必须要在神州大地深厚的文化土壤里,在中国古典悲剧自身的审美特征中挖掘。
  
  中国古典悲剧以追求凄苦悲怨的审美效果为主,如《窦娥冤》《桃花扇》《长生殿》《赵氏孤儿》《娇红记》等,无一不显露出如下的特征:主人公多是弱小而善良的百姓,关注的是世俗中的悲欢离合,然而安稳的生活被打破,他们任凭命运和势力的摆布,即使是有些许的反抗都淹没在社会洪流中,他们无心更无法触及到终极问题,因此大多处于无奈和悲苦之中无法自拔。《琵琶记》也不例外。在 42 出剧目中,除了开头和结尾,蔡伯喈全部的内心独白即所谓“归去,抑或是不归?”他处于无奈和悲苦的选择之中迟迟做不出内心所期望的尝试,蔡伯喈的每一条路都是父母、丞相和皇帝推着他走的。正是这种悲剧性格,注定了蔡伯喈的悲剧结局。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悲剧人物时说:“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蔡伯喈正是这样一个在性格上有过失和弱点的人物,他才会在理智与情感的内在冲突之中不断自我责难和拷问,将命运的合理与抚慰灵魂的合情的双重重任背负于自己身上,从而平衡其受伤的心灵。这其中涉及到的蔡公蔡婆、赵五娘、张公、牛小姐、牛丞相等人,也都或多或少沾染着悲剧人物的血液。难怪有人说“戏曲史上,尚无第二部作品能够像《琵琶记》一样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生活的内涵。”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琵琶记》深深扎根于中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土壤中。同样,剧中的悲剧主人公蔡伯喈,也是戏曲史上最重要、最复杂的悲剧人物之一,成为从古南戏到明清传奇之间承上启下的典型。
  
  结语。
  
  高明期望“知音君子”透过《琵琶记》“孝子贤妇”的表层含义,挖掘出“这般另做眼儿看”的深层悲剧蕴涵。到底是“书生负心婚变”,还是“孝子无心尽孝”,《琵琶记》不只是人物的人性悲剧,更是在失去了理性和充溢着悲情色彩的社会上演的悲剧。当然,每一种对于悲剧品格的理解,都能在其特定的接受视野与审美范式中自圆其说。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琵琶记》是我国古典戏剧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的辉煌不会因我们后人的情感态度而转移。我们要在忠实原着的基础上,用动态的眼光辩证地审视《琵琶记》的悲剧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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