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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辽东方志中的社会教化

添加时间:2016/10/22
摘 要:明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大量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等成书刊行。《辽东志》和《全辽志》是辽东地区方志的代表。明代,辽东大部已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一步向边地传播。化民成俗稳固边疆是辽东社会

  摘 要:明代是我国地方志编纂的繁荣时期,大量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等成书刊行。《辽东志》和《全辽志》是辽东地区方志的代表。明代,辽东大部已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区域,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进一步向边地传播。“化民成俗”“稳固边疆”是辽东社会教化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辽东志》与《全辽志》中职官、选举、人物、风俗、流寓等内容,介绍边地实行社会教化的具体情况,阐明辽东文化与中原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明代; 辽东地区; 地方志; 社会教化

  教化,一般指代“政教风化”,也指教育感化。《诗·周南·官雎》云: “美教化,移风俗”。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释、道并存。统治阶层利用道德教化,维护政治秩序[1]。《荀子·劝学》云: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强调环境对受教化群体的重要性。在民族成分复杂、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以道教民”“以教化民”对于统治者稳固边疆统治尤为重要[2]。本文通过梳理《辽东志》与《全辽志》中职官、选举、人物、风俗、流寓等内容,阐释了明代辽东地区实行社会教化的具体情况,以期为今天德育教育提供历史借鉴与素材。

  一、明代辽东社会及前代社会教化

  明朝承袭元疆,先后于东北设置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奴尔干都司。都司下设军事卫所镇守边地。辽东都司有二十五卫、二州,辖境东起鸭绿江,西达山海关,南抵旅顺口,北接奴尔干都司,相当于今天辽宁省大部( 今朝阳一带归大宁都司管辖) 、吉林东南部( 今四平、双辽一带) 及内蒙古东部( 今通辽、科尔沁左旗一带) 。本文中的“辽东”便指上述地理范围。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辽东地区设置郡县,中原人口不断向此迁徙,中原礼教开始影响辽东社会。特别是管宁、王烈避难于此,“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传播中原文化。但其影响仅止于乡邑,辽东“榛狉之风”改变不大[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割据政权不断更替,汉族文化思想进一步向辽东地区传播。融合儒家教化思想的佛教、道教成为塑造辽东社会封建礼教的重要途径。金代以前,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虽数控辽东,但均以军事占领为主,戎马之外没有余力推广道德教化。然而,渤海、高句丽等少数民族颇慕华风,汉学儒家典籍得以大量引入辽东地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辽金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创制文字,推广中原文化,儒学影响日益加深。元代史籍未见辽东礼乐教化的记载,但我们从《辽东志·建置》中依稀可见辽东教育的发展状况。如至元二十四年( 1287) ,辽阳行省正式设立,辽东地区儒学、医学、阴阳学等渐具规模。黄庆二年( 1313) ,元仁宗设“辽阳行省儒学提举司”,辽东地区官学、私学繁盛一时[3]。地方有德望者积极创办私学,使“长幼皆闻孝悌忠信之言”[4]。元代辽东地区传统教化体系已粗具规模,佛、道文化广泛传播,辽东“雄蓝巨刹,楼阁相望; 家庠户序,学校如林”[5]。

  明代,为防止行省权力集中,设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理一省之民政、司法及军事。辽东因地近胡虏,仅设军事卫所,不设州县。民政、司法事务划归山东布政使司和山东按察使司管辖。

  都指挥使司为辽东地区的最高统治机构,其军事防御功能居于首位。明军于洪武四年( 1371) 进驻辽东,经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代,约60 年时间,辽东战略防御体系形成。辽东人口以卫为单位,明初约有 50 万[6]。辽东地区的军民围绕卫所、堡寨、墩台等军事据点筑城设防,形成规模不一的城镇与村落。《朝天录》中,朝鲜使臣渡过鸭绿江以后所见城镇多为军事卫所及驿站、递铺,村落分布在城堡周围。明代中后期,辽阳以西至山海关一线城墙、墩台、壕沟等防御设置增多。五里置一烟台,台下有小方城; 十五里置一小铺,三十里置一大铺; 居民在城旁垦殖,城子渐广而人居者渐众[7]。明代中期以后,明廷政治环境恶化,辽东地区屯田遭到破坏,边患日益严重。例如,成化时期流民运动对辽东产生巨大的冲击; 以“高淮乱辽”事件为代表的豪强剥削与奴役使辽东军民大量逃亡; 嘉靖以后女真、蒙古族对辽东凤凰城、汤站、叆阳、通远堡、甜水站、广宁卫、锦州卫、宁远卫等边地大肆劫掠。简言之,明朝后期,赋役加重、征索无度、少数民族侵扰等因素,使辽东地区人口不断下降,社会动荡不安。所以,《辽东志》与《全辽志》成书以前,辽东地区边静无警、土地丰腴、居民生活丰足,为社会教化的推广提供了条件。

  二、《辽东志》与《全辽志》中的社会教化

  正统八年( 1443) ,辽东都指挥佥事毕恭等修《辽东志》9 卷,分别为地理、建置、兵食、典礼、官师、人物、艺文、杂志以及外志。嘉靖十六年( 1537) ,左佥都御使任洛巡抚辽东时续修《辽东志》,此版本流传至今。嘉靖四十四年( 1565) ,巡按御使李辅因《辽东志》“舛讹脱落甚多”,开馆重修,改名为《全辽志》。《全辽志》较《辽东志》在内容上有所删减,在纲目上进行了重新更定。具体来说,《全辽志》“增嘉靖十六年( 1537) 以后之事迹”,与《辽东志》命名虽异,“实即辽东志第三次刊本也”[8]。本文选取《辽东志》与《全辽志》

  作为研究的主要资料,一方面因其为记述辽东整域的通志; 另一方面因其成书年代为嘉靖朝末期,书中收集了辽东边患严重以前社会稳定时期的珍贵史料。

  (一) 明代辽东地区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化

  据《辽东志·建置·学校》的记述,明代中期辽东地区的儒学教育体系已基本完备。洪武十七年( 1384) ,明廷于辽东设置都司学,设教授 1 名,训导 4 名。金、复、海、盖四州各设学正 1 员,训导4 员。儒学附近立孔庙祭祀先贤,政府给祭器、乐器。正统二年( 1437) ,辽东都司医学建立。弘治六年( 1493) ,辽东建辽左、辽右两所书院。明代中期以后,辽东都司学已具有其他十三省府学水平,是辽东地区规制最高的教育机构。辽东二十五卫基本均设儒学、社学,但辽东方志中有文所载仅有卫儒学 14 所,社学 6 所。同时,建有辽左( 辽阳城) 、辽左习武( 辽阳城) 、崇文( 广宁城) 、仰高( 广宁城) 、辽右( 锦州城) 、蒲阳( 蒲河城) 6 所书院。明代流寓到辽东的江南儒士及本地学子、士绅,在谋取生计的同时收徒讲学,教化乡里[9]。

  学校是社会教化的主要途径,其由官方支持兴办,以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为教育宗旨。学校组织完备、教育目的明确,以儒家思想培养出的士子是社会教化精英主体,可谓是社会教化的源头。

  社会教化均以“学”为始,所以“学的内容”“学的方式”对于社会教化发挥作用至关重要。朱元璋指出,“治天下当先其重其急,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及者衣事,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在与劝农,明教化在于兴学校[10]”。明代辽东地区社学、私学蒙馆等启蒙学校的教材除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孝经》等启蒙教材外,还有“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经启蒙教育后,“俊秀通文义”可入卫儒学。儒学生员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生员们多数研习《诗经》《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也有只专习其中一经的生员。术数、书法、“御制大诰”“本朝律令”也是生员必修课程。在学生员有月考( 每月一次) 和岁考( 三年两次) ,一等、二等可参加乡试,走科举仕途; 亦可通过贡举入国子监读书,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生员累试不中,年逾 50 岁,朝廷“给予冠带,仍复其身[11]。明代中期,辽东生员中共有进士 85 人,举人 191 人,贡 生 901人[12]。入仕为官、为吏自是统治阶层的脊梁; 落地生员成为当地士绅,或“舌耕”乡里,亦是教化乡民的重要力量。

  ( 二) 乡饮典礼与社会教化

  从教化实行的组织和途径上来看,教化是一个“化民成俗”的过程。乡饮、乡射、乡约、节日公式等典礼,是辽东社会官方推广教化的重要方式。乡饮,乡饮酒礼的略称,始于周代乡里举行的尊老尚贤礼仪。洪武五年( 1372) ,朱元璋诏谕天下:“上以海内宴安,思化民俗以变于古,乃诏有司举行乡饮,于是礼部奏取《仪礼》及唐宋之制,又取《周官》属民读法之旨,参定其仪[10]。”洪武十六年( 1383) ,明廷颁布《乡饮图式》,规定: “各处府、州、县,每岁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乡饮酒; 里社春秋社祭会饮毕,行乡饮酒礼。”乡饮由各州县年老有声望者主持,众宾以年老者上坐。

  “听讲律,受戒谕,供饮酒”是明代乡饮酒礼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即系顽民”[13]。洪武十九年( 1386) 颁行的《御制大诰》再次申明乡饮酒礼“崇老有德”“谨守孝悌”“扬善惩恶”等教化乡里的儒家礼仪。

  乡饮酒礼一般在学校或孔庙举行,因为这些地方是讲明孝悌、礼义的特殊场所。既可以向青年学子灌输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又可以引导民众养成尊卑有序的生活习俗。《辽东志·典礼》载,正德十四年( 1519) ,巡按高钺、参议蔡天佑最初在辽东举行乡饮,“岁正月、望十月朔行礼如仪式”。正德九年( 1514) ,巡按刘成德亲自教诲诸生,“遵大明会典所载参以旧仪行”乡射礼,以“尊王制便士习也”。无论乡饮还是乡射,均是辽东官员关注礼教事宜、教化治民的措施。“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为坠,以忝所生[11]。”除乡饮、乡射典礼外,辽东地方官员在庙宇等公共场地举行乡约宣讲。如“辽阳以西多有关羽庙,庙前闲敞可以会众”,由政府官吏或乡社耆老“会其约中之人相与为礼,而讲其所听之教,所教者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勤作农桑,不为非义等事”。宣讲内容完全符合社会教化内容,即将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志融于儒家礼仪伦理,使“高皇帝所定之教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间多有列书于墙壁而相与诵习”。地方官员集中宣讲后,“又令里正执铎徇路而遍晓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