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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争议问题研究述评---兼论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添加时间:2017/02/08
目前,已发表的相关综述性文章对这些问题有所论及,但很不全面和深入,且尚无探讨引起分歧和争议问题之原因。鉴于此,笔者选取高拱学术研究中具有重大分歧或争议的问题加以梳理,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些分析,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摘要:学术界对明代中后期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之研究,始于1946年,迄今已有70年,成果丰硕。这些研究成果中对其改革纲领、靖边事功、为相素质、为政作风乃至性格特征、道德品质等问题存在着巨大分歧或争议。究其原因,在客观上是由于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及其历史文献的不同记载所导致;在主观上是由于研究者秉持的不同学术立场及其对高拱与隆庆阁臣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所引发。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运用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确立历史进步的评价标准,是解决高拱争议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高拱;争议问题;原因辨析;方法论
  
  学术界对明代嘉、隆、万时期着名政治家和思想家高拱(1513-1578年,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的研究发端于1946年,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嵇文甫先生在《河南民报》上发表的《张居正的学侣与政敌---高拱的学术》[1]420-434一文为标志,至今已有70年,成果丰硕。这些成果就其生平身世、从政历程、改革事功、学术思想及其后世影响等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但毋庸讳言,分歧或争议问题颇多,如改革纲领、靖边事功、为相素质、为政作风乃至性格特征、道德品质等。可以说,从官德到为政,从性格到为官,从人品到为人,皆有巨大分歧和争议。目前,已发表的相关综述性文章对这些问题有所论及,但很不全面和深入,且尚无探讨引起分歧和争议问题之原因。鉴于此,笔者选取高拱学术研究中具有重大分歧或争议的问题加以梳理,对其形成的原因做些分析,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一、争议问题概述
  
  在现代学术视野中,高拱无疑是分歧和争议巨大的历史人物。在改革纲领、靖边事功、为相素质、为政作风乃至性格特征、道德品质等问题上,皆有分歧和争议。
  
  (一)“改革纲领”问题
  
  高拱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礼部尚书期间撰有《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除八弊疏》)。如何认定该疏的性质,能否将其作为主政后的改革纲领等问题,学界提出了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定该疏为改革纲领。牟钟鉴认为,高拱要破除“虚套”“旧套”“常套”“故套”“旧习”“虚文”“拘挛之说”.高拱在《挽颓习以崇圣治疏》中指出,“积习之不善,是固夫天下之患也”.针对这种虚浮、因袭之风,他提出了一切唯实的施政方针,强调要遵“实理”,做“实事”,行“实政”.[2]韦庆远指出,高拱在主持内阁、推行改革之前提出了自己的带有纲领性的政治主张,即《除八弊疏》。这份疏文特别强调不能再墨守成规,必须以变处变。由于高疏起草于嘉靖皇帝去世前夕,因嘉靖皇帝崩逝而未奏上,所以疏文只能集中于除弊。高拱条列必须扫除的八弊,抓住了明中叶官僚政治最主要最恶劣的方面,高在执政后,首先对此八弊痛加割治。不仅如此,韦先生还将《除八弊疏》与张居正的《陈六事疏》作了比较,认为高疏在揭露嘉靖末叶廊庙和各级官吏中的积弊方面,较之张疏更为具体深入,但在营造新局面的建议方面,则不如张疏条分缕析、全局在胸。不过,两份疏文都是立足于除旧布新,将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于改革整顿之上,对隆万大改革均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3]299-331赵世明认为,《除八弊疏》是希望革除当时存在的坏法、黩货、刻薄、争妒、推诿、党比、苟且、浮言等八种恶习,因世宗去世而没能奏上。张居正的《陈六事疏》对全局的把握和认识还远远不到位。高拱日后推行全面改革和整顿,很大程度上为张居正十年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指明了方向。所以,没有高拱大刀阔斧、有胆有识的改革,仅仅在《陈六事疏》的路径上亦步亦趋,隆万政治不会有太大的起色,也很难有所谓隆万大改革的成就。[4]范菲菲认为,高拱提出的这八大积习,揭露了当时司法黑暗、仕风颓败、吏政日废的根本原因。高拱就此提出了改革方针和目标,并成为不久之后主持隆庆改革的纲领性指南。隆庆登基后,高拱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清正吏治、挽刷颓风的改革实践。[5]笔者认为,该疏不仅深刻揭露了嘉隆之际形成的“八弊”积习,而且还提出革除“八弊”的改革对策和“修攘强裕”的改革目标。这是他主政后推行隆庆改革的行动纲领和理论指南,标志着隆庆改革纲领的形成,也引领着隆庆政局由保守到改革的走向[6].
  
  另一种是持否定观点。刘志琴提出,高拱也有一本《除八弊疏》,该疏又名《挽颓习以崇圣治疏》,顾名思义,与张居正《陈六事疏》有异曲同工之处。(八弊)对官场的揭露和鞭挞,具体生动,可谓入木三分。然而,高拱只注重于是是非非的论断,缺乏理论的概括和提炼,更缺乏《陈六事疏》那样高屋建瓴、统筹全局的气势。故此,高疏不具有改革纲领的性质。[7]127吕延明、颜广文认为,高拱改革是以权变方法论思想作为指导的,对明朝体制只是细枝末叶的修补,或零打碎敲的完善。与张居正改革相比,高拱改革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8]显然,这是以高拱改革不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为由,否定《除八弊疏》改革纲领的性质。
  
  上述分歧的实质是对高拱改革的不同认识和评价。一般来说,凡是肯定高拱主持隆庆改革并开启张居正万历改革之先河,即秉持“隆万大改革”观点的,就会认定该疏为改革纲领,否则,必然否定其改革纲领之性质。
  
  (二)“有仇必报”问题
  
  有学者对高拱的为政品德提出颇多訾议,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所谓的“报复”问题。针对高拱生前是否“报复”徐阶等隆庆朝臣,死后是否“报复”张居正等问题,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而“报复”张居正的争论,又是围绕着高拱晚年所着《病榻遗言》一书的刊刻问世时间、内容真实性及其政治影响力等问题展开的。
  
  关于“报复”徐阶问题。刘志琴认为,高拱是个有仇必报之人,想要有所作为又丢不开个人恩怨,没有胆识和度量摆脱一己的私仇,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迈出前进的步伐。[7]83尹选波认为,高拱报复徐阶的确是深文周纳,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远远超过“罪不原其情,而以深入为公;过不察其实,而以多讦为直”的刻薄之习了。[9]46熊召政认为,在明代的首辅中,像高拱这样有仇必报、性格偏狭的人并不多见。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指的是度量和气量,高拱就是气度太小。[10]吴仁安认为,徐阶推荐高拱入阁,是其大恩人,但高拱恩将仇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倒徐”活动。高拱复政后,又力图报复已经下野的徐阶,将政敌赶尽杀绝。[11]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提出高拱“报复”问题最早出自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认为该传使高拱背负以修故怨、挟嫌“报复”的恶名。王氏大肆渲染“报复”问题,其原因在于他与高拱之间存在是非恩怨。该传不仅对明清史家修撰的多篇高拱传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也是现今学界认定高拱“报复”徐阶等隆庆朝臣问题的历史根源。[12]总之,在“报复”徐阶问题上,多数学者认为高拱“报复”徐阶。但实际上,高、徐之间既存在政见政纲的对峙,也存在学术思想的分歧。治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才是他们发生冲突的深层原因。
  
  关于“报复”张居正问题。一种观点认定高拱的《病榻遗言》是导致张居正冤案的诱因,达到了他身后报复之目的。黄仁宇提出该书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二年(1584年)刊刻问世。在张居正死后倒台之时,神宗尚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病榻遗言》就刊刻问世。高拱遗着的出现,在彻底解决张居正问题中起了重大作用,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他还提出该书是否出自高拱的手笔也值得研究,即使确系他的手笔或系他的口述,其情节的真实性也难以判断。该书本身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令人生疑。[13]33-36赵毅认为,该书作为高拱罢官回籍期间所写的政治回忆录,在明万历初年的政坛和明代社会无异于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所释放出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此书有极大的可能是在神宗处理张居正一案期间刊刻问世的,因为这时正是彻底清算张居正的时期。因此,张居正、冯保、戚继光、曾省吾、王篆等人的倒台原因中包含着高拱的政治权谋。此书的内容有的可信,有的是不实之词。此书是政治权谋的产物似亦无可厚非。[14]许敏认为,此书问世后,成为一股在处理张居正一案过程中内在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不仅助长了朝廷对张居正的总清算,而且也加速了万历新政的垮台和旧政的复辟。高拱在逝世后也达到了报复目的。[15]任昉就此书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定此书是高拱在病榻上口头叙述,家人加以记录并整理,并未经过高拱本人最终审定认可的一部着述。书中既有他神志清醒时的口述内容,也有其半昏迷状态时的胡乱编造,更有家人在整理时核对增补的文字和思想。[16]另一种观点则持否定态度。岳金西针对赵毅“政治权谋”说提出商榷,判定此书的内容真实性不容置疑,因为此书的主要内容和情节在穆宗和神宗两朝实录中皆有明确记载,如“王大臣案”,张居正六天内两次上疏,《神宗实录》卷九均有明确记载。至于明神宗锻造张居正一案,赵毅教授不从皇权与阁权的冲突中寻找原因,而把主因归咎于此书的刊刻问世,似乎是本末倒置了。此书是高拱对“壬申政变”(隆庆六年六月)前后全过程的真实记录,决非玩弄“权术”、胡乱编造的产物。至于此书刊刻问世的时间问题,他认定此书大致完稿于万历元年(1573年)“王大臣案”结案之后,刊刻问世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为高拱平反之时,而不在神宗清算张居正之时,郭正域《高文襄公墓志铭》提供了确凿文献证据,因此,此书的刊刻问世与张居正一案无涉。[17]笔者在《高拱着作版本考辨》一文中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18]实事求是地说,有些学者认定神宗看过此书后才处理张居正一案,这种观点缺乏史料依据。没有史料支撑,“报复”说就难以成立。
  
  (三)“俺答封贡”问题
  
  “俺答封贡”或“隆庆和议”,是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在西北边疆发生的重大事件。这既是明代边疆史和民族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明、蒙之间由战转和的标志性事件。学界就该事件发生的背景、条件、进程、结果及其意义等问题研究颇多,但在其主持人或决策者问题上分歧巨大,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
  
  一是高拱决策说。邓之诚提出,高拱以招致俺答封贡一事为最成功,虽成于王崇古,但主持者则拱也。隆、万以后,鞑靼扰边之患遂减。[19]李勤奎提出,促成俺答封贡的首功当属高拱,而非张居正,尽管张居正有辅佐之劳。[20]颜广文认为,高拱主导了俺答封贡事件的全过程,他是解决该事件的真正决策人。但由于张居正主持修撰的《明穆宗实录》刻意隐瞒高拱这一功绩,以至于学术界对高拱决策之功的研究有所忽略。[21]王雄认为,隆庆年间,明朝对蒙古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封贡互市从根本上改变了明朝北边防御的面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时任内阁首辅的高拱改革兵部及边镇吏治,储养边才,把握“把汉那吉事件”契机,达成“隆庆和议”,使数十年刀兵相见之北边成为明蒙互市、两族和平交往的乐土。其功惠及当时,垂训后世。[22]金程丰提出,既然“俺答封贡”发生在高拱拥有绝对实权的时期,面对如此重大的国家决策,当然是高拱说了算,而不是张居正或其他大臣。[23]笔者认为,在该事件的决策人问题上,许多学者认定是张居正,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从该事件的决策者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内阁权力格局、在封贡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及明清历史文献的记载等方面来考察,其决策人当属高拱,并非张居正。[24]田澍提出,洪武、永乐之后,如何应对北部蒙古问题,明朝始终未能找到良策。在对抗屡屡无效后和解便成为唯一的选择。在这一政策大调整中,张居正辅助高拱,并在穆宗的支持下,在隆庆后期与俺答汗实现了和解,有效缓解了蒙古对北京的直接威胁。[25]
  
  二是张居正决策说。朱东润指出,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张居正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由高拱、王崇古和张居正平分,但是张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26]刘志琴认为,次辅张居正主管兵部,也是边防事务的真正主持者。“俺答封贡”是隆庆年间新政的最大成就。其中,张居正起到了重要的策划和推动作用。[7]91,105郦波提出,高拱正是出于对张居正的友情和信任,才在这件事上大力支持张居正的。也就是说,张居正是策划者,高拱是支持者。[27]102唐玉萍认为,在“隆庆和议”中,张居正悉心指授王崇古和方逢时等以“把汉那吉事件”为契机,通过书牍来往和奏疏沟通朝廷与边镇的关系,周密策划与部署,最终实现了“俺答封贡”.张居正是主要策划人,是起主要和决定性作用的。[28]其其格的《张居正与“俺答封贡”》[29]也认定张居正是策划者。
  
  三是穆宗“宸断”说。王天有指出,明穆宗于隆庆三年(1569年)九月举行大阅,检阅京军,振兴明朝军事,是促成俺答封贡的决定性条件,册封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双方通贡互市。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穆宗两次“宸断”.[30]胡凡提出,穆宗时期实现的“俺答封贡”是影响中国北疆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而穆宗即位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是其决定性条件。穆宗较少民族偏见,因而在出现机遇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31]不过,与前两说相比,穆宗决策说在学界影响不大。
  
  从高拱决策与居正决策两说比较来看,前说更有优势,更接近于历史真相。这不仅是因为张居正主管兵部、是边防事务实际主持人的论点缺乏文献证据,没有史料支撑,更是由于在隆庆后期高拱为首辅,居正为次辅,这种权力格局使高拱居于决策地位当无疑义。在受降、纳叛、封贡、开市的每个环节上,高拱始终起着掌控全局的决定性作用,而张居正只有辅佐之功。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其记载次序总是先高拱后居正,这一次序从未有过颠倒。由此完全可以确证高拱是决策者,而张居正是辅助者。
  
  (四)“相材缺失”问题
  
  关于高拱是否具有为相的素质、才能和气度,这也是学界争议颇大的问题。
  
  赵毅全盘否定高拱的为相素质、能力和功绩,认定他快意恩仇,不能和衷共济,缺少像徐阶那样表率百官、相容并包的博大胸襟,认为他心胸偏狭,缺乏为相的气度,其为相的素质或能力是有欠缺的。高拱被驱逐与其做官做人的人格弱点有某种必然的关联。高拱的相材是缺失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缺失某些相材的一代横臣形象。[32]106-111对于此说,岳金西提出商榷,认为高拱入阁之后,由于同首辅徐阶政见政纲之分歧,而被徐阶逐出内阁,决非赵毅先生所谓的“有违做官之道,大失人望”[32]106-107所致。高拱复政后,隆庆内阁诸臣之去政,也是由于政见政纲之不同,决不能归因于高拱一人,这实际上均由张居正一人所为。高拱为相为官“公正廉直”,论相业功绩不亚于徐、张,论政治品德又比徐、张高尚。所谓“相材缺失”说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也有悖于史实。[33]
  
  与高拱“相材缺失”说密切相关的,是郦波提出的“留下烂摊”说。郦波认定张居正接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27]193,156,141对此,笔者提出商榷,认为郦波把高、张对立起来,固守“褒张贬高”的传统历史偏见,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和明清以来诸多政治家、史学家的论定,提出所谓高拱留下来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完全抹杀高拱的靖边功业和改革功绩。显然,这种所谓的“留下烂摊”说,是对历史的误读,对读者的误导。[34]
  
  笔者认为,就历史观来看,“相材缺失”说和“留下烂摊”说乃是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决定事功的唯心史观,即以高拱性格为根由,既否定其为相的素质和才能,又否定其改革功绩;从方法论上说,两说皆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形而上学方法,而不是辩证分析的方法。可见,两说在观点和方法上均存在问题。
  
  (五)“贪污纳贿”问题
  
  高拱主政期间是否纵容门生弟子贪污纳贿,他是清官还是贪官,这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
  
  有学者提出高拱自身在贪贿上亦脱不了干系,迹涉索贿的问题,晚节不保,“苞苴之效彰,而廉隅之道丧”[9]47.有学者则持存疑态度,认为高拱本人是否贪贿,亦有待考证。[35]与此不同,有学者提出,高拱是一位清正廉洁的清官。清正廉洁既是高拱的家风,也是其可贵的品质。他在主政期间,家人、仆人和族人既无嘱事放债、违法犯纪的,更无田土“飞洒”“诡寄”之事。这同前任首辅徐阶子弟横行乡里、大肆敛财、兼并土地,形成明显对比;也与后任首辅张居正在惩治别人腐败时自己也贪污纳贿,拥有良田8万余亩,形成鲜明反差。显然,有些论者将高拱记述为贪官,有悖于历史事实。[36]
  
  (六)“王大臣案”问题
  
  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发生的“王大臣案”,是高拱罢官后,张居正与宦官冯保惧怕他东山再起,威胁他们的权位,便假借此案,密谋株连高拱,最后因朝臣极力反对而作罢。学界对张居正是否参与了此案、是不是主谋、是否保全高拱有功等问题,也存在着较大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张居正不仅没有密谋此案,反而保全高拱有功。熊召政提出,一场非常大的危机被张居正化解了,既保全了高拱能平安度过晚年,又顾及了冯保的面子,不至于让他与内阁结仇。[37]刘志琴提出,张居正有没有参与其事,参与程度有多深,已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谜。因为诬陷高拱的“王大臣案”真真假假,云笼雾罩。张居正是否参与密谋没有确证,要说全不知情,那也未必。[7]156,152-153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居正密谋此案之目的是诬陷甚至诛杀政敌高拱,为张居正辩解是多余的。韦庆远提出,“王大臣案”是由宦官冯保主谋,在张居正知情并在一定程度参与下炮制出来的假案。有些论者为了维护张居正伟人而兼“完人”之形象,以为倘若承认他在一些方面有过失误、失律乃至失德之处,便会动摇他辉煌的历史地位,其实这样的担心与辩解都是多余的。[3]22-25商传提出,此案发生之背景是冯保挟旧怨而居正为专权,欲陷害政敌高拱于死地。然而,该案最终以杀王大臣而了结,未能陷害高新郑,不如张、冯之初愿。[38]笔者认为,万历元年(1573年)正月案发,张居正不仅上疏追查幕后“主使勾引之人”,图谋诬陷政敌高拱,诛灭其九族,而且还违背祖制,宫府串通,擅改东厂揭帖,留下“历历有据”字迹铁证。因被重臣杨博和葛守礼抓住字迹把柄,朝野舆论的强大压力,迫使张居正再次上疏要求“稍缓其狱”,并匆匆处死王大臣以灭口。结案后,他又竭力辩白收功,试图掩盖当初谋杀高拱之阴谋。这是他参与密谋此案的确证,明清历史文献也有诸多明确记载。[39]樊树志提出,“王大臣案”大不相同,那时高拱已经下野,难以构成对冯、张的威胁,冯、张却无中生有地诬陷株连,欲置高氏一门于死地。虽然没有成功,但已经充分暴露了冯、张的冷酷无情,实在让人不寒而栗。[40]欧阳家悦认为,冯保和张居正两人相互勾结,无中生有地借“王大臣案”,企图置高氏一门于灭族的境地,手段极为狠毒,无所不用其极,显示了明朝一代最高权力层面残酷血腥的明争暗斗。[41]
  
  如果从明清史料来分析,应该说前一种观点立论基础薄弱,缺乏坚实有力的史料支撑,且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想象成分;后一种观点立论则有坚实的史料基础,更接近于历史真相,因而也是目前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
  
  另外,有关高拱争议的问题还有:隆庆内阁是否存在着保守派与改革派两大营垒对峙问题,高拱是否“报复”李春芳、赵贞吉、陈以勤、殷士儋等隆庆阁臣问题,张居正是否“附保逐拱”问题,高拱思想是属于儒家还是阳儒阴法问题,高拱权变之说是否为权诈之术问题,等等。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二、分歧原因辨析
  
  由上述可见,高拱研究争议之多、分歧之大,在明代人物研究中是鲜见的。不过,这也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高拱学术研究深入之表现。关于上述分歧或争议问题形成的原因,除了有些研究者囿于门户之见、存有历史偏见或固守狭隘地域观念等主观因素之外,还可从历史人物特点、人际关系和文献记载等方面来分析。
  
  其一,由于历史人物的多面性而引发争议。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总是复杂的、多面的,历史人物或古代政治家更是如此,如性格特征、道德品性、执政作风、处事风格等。当然,高拱作为历史人物、作为古代政治家也不例外。高拱其人的复杂多面性,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主政的隆庆后期,力破旧制,推行改革,功绩显着。这使隆庆后期呈现出中兴之势,也为其后张居正改革确立了政策走向,开启了先河。“嘉、隆之际,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谊刚方,事业光显者,无如新郑高公。”[42]1394因此,明清史家将高拱誉为“救时贤相”“治安良相”或“社稷名臣”者颇多。但另一方面,他又有某种性格缺陷,如“性急寡容”[43]“性直而傲”[44]“强直自遂”“负才自恣”[45]“性刚而机浅”[46]等。正是由于这些性格缺弱,学界才提出了许多否定性结论。由此可见,立论视角不同,其结论必然相异。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是将其改革作为主要方面,还是将其性格作为主要方面,这是引起分歧或争论的实质,也是评判高拱的关键。
  
  其二,由于纠正高拱与隆庆阁臣关系问题上的传统偏见而引起争议。高拱与徐阶、李春芳、赵贞吉、陈以勤、殷士儋等隆庆阁臣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既有学术思想的分歧,也有治国理念的对立。即使学术观点和治国之道基本相同的高拱与张居正之间,在封建专制体制下也存在着激烈的权力之争。如何认识和把握高拱与隆庆阁臣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引起学术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高张对立,褒张贬高。从1944年朱东润先生所着《张居正大传》出版之后,渐趋形成了美化张居正、丑化高拱的倾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更是将张居正抬上了神坛,并戴上“与商鞅、王安石并列的改革家”的耀眼光环。实际上,有些学者为了塑造张居正“高大全”的形象,就把高拱这个所谓的“对立面”作为反衬,其理由无非就是高拱粗暴、果敢、狭隘、报复、贪贿等,以高拱的性格缺失来衬托张居正之伟大。于是,高张对立、褒张贬高就成了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实质上就是明清史家所驳斥的“袒文襄则绌文忠,袒文忠则绌文襄”[47]1702“进江陵者退新郑,进新郑者退江陵”[48]1698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至今在史学界还有着广泛的影响。二是高张并立,事功相埒。这是把高、张视为一等一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认定二者均为名相,改革事功同等显着。“隆、万间所称最名相二:曰高新郑公文襄,张江陵公文忠。两公钟异姿,膺殊宠,履鼎贵之位,竖震世之勋,皆大略相埒。”[47]1702高、张“同以名相,显重当时。其揆辅表见,勒在史册,皆所称贤豪大人也。仰典型者,莫不知曰江陵、新郑云。但江陵威重,新郑笃实,其心同正”[48]1699.高、张事功不仅“大略相埒”,而且高拱还具有开创之功。如说:“江陵负豪杰之才,其整齐操纵,大略用高公之学。”[42]1394“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1]420“高拱既是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也是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徐阶和张居正都不及的。”[49]可见,由于二者的不同定位而形成的对立说和并立说,是引发分歧和争议的重要原因。对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方法上也不科学;并立说确为符合史实之论,故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三,由于历史文献的记载不同而产生分歧。万历六年(1578年),高拱去世后,明清史家为其撰有12篇传记。其中,最早出现的两篇传记,即王世贞的《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高拱传》(约万历十年左右,1587年左右)和郭正域的《合并黄离草·明太师高文襄公墓志铭》(万历三十年左右,1602年左右)作了截然不同的记述,对后世影响很大。王世贞除略有肯定高拱的才能及其“俺答封贡”之功外,重点记述的却是其如何重用门生、贪赃索贿、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倾轧同僚、报复朝臣等,并给予否定性评价:“拱刚愎强忮,幸其早败;虽有小才,乌足道哉!”[50]这就决定了该传是记事不记功,即只记传主性格和处事之缺失,不记传主的才能和事功,且记事不惜扭曲历史事实,以达到丑诋传主之目的。在王世贞笔下,高拱不啻是十恶不赦的政治罪人、报复成性的失德小人。王世贞不能秉持客观公正的治史原则,是因为王世贞在其父王忬平反和复官问题上与高拱之间存有是非恩怨。[51]与王世贞不同,郭正域的高拱传不仅客观地记述了高拱两起两落的从政经历、与穆宗的深情厚谊、与徐阶矛盾的由来、与张居正从盟友到政敌关系的逆变,而且还重点记述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诸如吏治、军事、边政、法制、币制、清丈、条鞭等方面的整顿改革。不仅如此,郭正域还对高拱“公正廉直”的为官做人之道表彰有加,颂扬备至。如铭文所言:“可立惟公,可权惟公。立则执中,亦莫与同。权则难名,亦莫与容。宁惟莫容,亦莫与明。虽莫与明,亦莫与京。我则平平,人则蒙蒙。如虎如龙,社稷之功。如沸如羹,人各有心。保我黎民,莫我疆场。”[42]1405
  
  由上可见,王世贞和郭正域两篇高拱传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前者以丑诋厚诬为主,将其视为“反面人物”;而后者则以表彰颂扬为主,将其视为历史功臣。比较而言,前者对后世影响更大、更为深远,因为王世贞独主明代文坛20年,享有盛名。为其盛名所掩,明清史家凡为高拱立传都或多或少地采信王世贞高拱传的内容。可以说,王世贞和郭正域分别开启了贬谪与褒扬高拱的先河,也是现今引起分歧和争议的最早历史源头。
  
  三、几点认识和思考
  
  通过以上对有争议问题的概述及其分歧形成原因的辨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粗浅认识和思考:
  
  其一,在研究态度上必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文献要有求实的态度,而不能一概否定。例如,有些学者为极力否认张居正参与密谋以诛杀政敌高拱为目的的“王大臣案”,为其开脱罪责,以塑造张居正“完人”的形象,便对诸多历史文献如张廷玉的《明史》、谈迁的《国榷》所记载的内容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大胆质疑,甚至怀疑和否定一切,但又拿不出任何可以采信的历史文献。显然,对于这种主观臆断、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必须予以摒弃。在笔者看来,研究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不溢美、不掩恶,不为尊者、亲者讳,有一份史料说一分话。换言之,就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而不能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王世贞、杨慎那样,“资料和自己脾胃合的,便采用;不合的,便删除;甚至因为资料不足,从事伪造;晚明人犯此毛病最多,如王弇州、杨升庵等皆是”[52],否则,必然背离历史事实。
  
  其二,在史料运用上应该坚持论从史出的根本原则,摒弃以论带史的方法。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也是立论的基础。没有或缺乏史料,就不能立论。例如,有些学者为了给张居正揽功、争名,提出他是“俺答封贡”决策人的观点,其根据是张居正当时主管兵部工作,却没有举出任何一条相关的历史文献来支撑这一观点。显然,此论不实。又如,有些学者为了将张居正冤案归罪于高拱晚年所着《病榻遗言》一书,并认定高拱身后“报复”张居正的观点,不仅提出该书刊刻问世于万历十一二年之间,其内容为不实之词,而且还提出明神宗看过此书后才决定处理张居正一案。遗憾的是,这些观点没有任何史料依据,显属臆测之论。可见,这种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其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同史实相悖。
  
  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善于分清主次,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人物的复杂多面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辨明主次,区分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就高拱的改革与其性格相比,改革事功无疑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性格特征则是其矛盾的次要方面。只有抓住改革事功这一主要方面或主要问题,才能反映其本质和主流,对其准确地定性和定位;如果颠倒主次,喧宾夺主,就会遮蔽、淹没乃至否定高拱改革事功这一本质和主流。例如,目前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高拱“有仇必报”说、“相材缺失”说、“留下烂摊”说等,就是以他的性格特征来否定其为相素质和改革功绩的,或者说以次要方面来否定其主要方面。显而易见,这种颠倒主次、喧宾夺主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其结论必然偏谬。
  
  其四,在评价标准上必须以历史进步为评价标准,坚持历史主义的评价原则。毋庸讳言,高拱有其“负才自恣”“强直自遂”“性急寡容”“性直而傲”的性格缺弱,但不能将其作为评价标准,否则就必然陷入性格决定命运、性格遮掩事功的唯心史观。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是看他对历史进步起了何种作用,即推动作用,或阻碍作用。若是前者,就要加以肯定;若是后者,就要进行否定。如前所述,高拱在主政期间,针对嘉靖中期以后形成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洗刷颓风、修举实政的改革,使隆庆后期呈现出中兴之势,也开启了张居正改革之先河,形成了长达13年之久的“隆万大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明王朝下滑的颓势。倘若以这一标准来衡定,高拱无疑促进了历史发展,推动了历史进步。因此,将高拱定性为明代中后期着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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