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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沙特国家诞生与英国外交的关系

添加时间:2018/09/13
伊本·沙特在20世纪初期的复国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打着瓦哈比旗号的扩张运动, 也不是单纯的伊本·沙特施展“权力政治”的结果。

  摘要:在伊本·沙特复国初期, 沙特国家安全受到阿拉伯邻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 伊本·沙特选择主动向英国寻求“保护”.《卡提夫条约》的签署不仅使沙特摆脱了孤立局面, 也使英国在战时的阿拉伯半岛获得了一位可靠的盟友。一战结束之后, 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面临着挑战, 伊本·沙特在对待泛阿拉伯主义及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这两个问题上与侯赛因截然不同的态度促使英国选择伊本·沙特取代后者。1927年《吉达条约》的签订是英国对战后阿拉伯半岛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 这不仅有助于维护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及未来在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平衡, 而且标志着现代沙特国家从此诞生。
  
  关键词:《卡提夫条约》; 《吉达条约》; 伊本·沙特; 英国外交;
  

  From “The Anglo-Najd Treaty of 1915” to “The Treaty of Jiddah” :Britai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tate of Saudi Arabia

  
  Abstract:In the initial stage of Ibn Saud's reestablishing his country, Saudi Arabia's security was threatened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bn Saud ha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seek “protection”from Britain. After “The Anglo-Najd Treaty of 1915”was signed, Saudi Arabia not only get rid of isolation, but also made the Britain obtain a reliable ally in the Arabia.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British mandatory system in the Middle East faced challeng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Pan-Arabism and Britain's mandate system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Ibn Saud and Hussein prompted the British to choose Ibn Saud to replace the latter.“The Treaty of Jeddah”signed in 1927 was a major adjustment of the British policy towards the postwar Arabia peninsula, which not only contributed to Britain's mandatory system and strategic balance on the Arabian peninsula, but also mark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tate of Saudi Arabia.
  
  Keyword:The Anglo-Najd Treaty of 1915; The Treaty of Jiddah; Ibn Saud; British diplomacy;
  
  在国际学术界, 各国学者对20世纪初期伊本·沙特复国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将现代沙特国家的建立归因于瓦哈比教义在阿拉伯半岛的复兴, 伊本·沙特则被描述为瓦哈比教义的“虔诚传播者”; (1)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场复国运动实质上是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进行政治扩张的结果, 瓦哈比教义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伊赫万组织成为伊本·沙特实现政治意图的工具, 而英国则被视为阻碍沙特国家统一的外部势力。 (2) 国内学者对于该时期的阿拉伯半岛问题关注较少, 涉及现代沙特王国建立问题的着作也基本秉持上述两种观点。 (3) 然而随着学界对沙特国家研究的日益重视及对相关外交文献的进一步解读, 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进行审视, 例如英国和沙特在一战前后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卡提夫条约》 (4) 的签署是不是伊本·沙特复国运动的倒退?伊本·沙特为何能在一战之后取代侯赛因成为阿拉伯半岛的统治者?英国的中东计划和现代沙特国家的建立有哪些关联?这些问题都是现有研究成果需要进一步挖掘的地方。本文试图结合英国外交档案文献的相关材料, (1) 从英国一战前后的中东政策和伊本·沙特独特的宗教、政治理念的角度对现代沙特国家的诞生做出新的解读。
  
  一、一战前夕的英沙关系
  
  18世纪中叶, 阿拉伯半岛的沙特家族和瓦哈卜实现联合, 共同在内志创建瓦哈比国家, 之后第一、第二沙特王国的相继出现一度结束了阿拉伯半岛长期分裂的状态。在鼎盛时期, 沙特家族的统治几乎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地区, 甚至北方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受到瓦哈比军队的攻击。然而瓦哈比军队在内志以外的征服活动并未获得成功, 反而因为瓦哈比教派过于严苛和保守的宗教戒条使其在占领区遇到激烈反抗。 (2) 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中, 绝大多数穆斯林对瓦哈比教派存有偏见。他们攻击瓦哈比派的教义, 污蔑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异端邪说, 还有些穆斯林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宗教。由于信仰瓦哈比教义的贝都因人经常袭扰周围富庶的部落, 奥斯曼素丹和麦加的谢里夫又把他们称为“盗贼”, 视为比犹太人和基督徒更为恶劣的群体, 甚至把他们作为广大穆斯林“圣战”的对象。 (3) 这些也成为后来第一、第二沙特王国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重新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 沙特家族开始了重建沙特国家的活动。在科威特谢赫的帮助下, 1902年伊本·沙特首先夺取了利雅得, 截止到1913年, 伊本·沙特几乎控制了内志南部的所有地区, 重新确立了沙特家族在该地区的统治。然而沙特家族的重新崛起引起了周围强大地方势力的不满, 其中统治内志大部分地区的伊本·拉希德和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对此反应强烈, 他们对打着“复兴瓦哈比”旗号重新崛起的沙特家族势力保持着敌对态度。
  
  由于上述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 再加上沙特家族近代历史上的亡国教训, 伊本·沙特在复国之初一直都把邻国作为最危险的敌人, 因此他一直试图寻求建立某种形式的地区同盟或者与大国结盟, 以此来巩固国家安全。在地区层面上, 他希望召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签署一份地区性质的集体安全协定, 用和平方式解决相互之间的政治分歧, 体系中的每个成员都是“独立的、有明确边界的, 每一个领袖都会和其他埃米尔联合起来反对那些破坏协定的成员”. (4) 如果这样的集体安全体系无法构建, 伊本·沙特就会向该地区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寻求支持:他首先寻求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支持, 然后才转向英国。他试图用这些大国的力量去平衡来自阿拉伯半岛内部的威胁, 这就构成了伊本·沙特早期外交战略中的“双柱政策”. (5)
  
  伊本·沙特构建地区同盟的想法遭到邻国的强烈反对。内志北部的伊本·拉希德认为他才是整个内志的合法统治者, 伊本·沙特占领利雅得是对他“内志埃米尔”正统地位的挑战, 因此他要求伊本·沙特公开向他忏悔并重新归附于他。在遭到回绝之后, 伊本·拉希德发动了对利雅得的军事进攻;汉志的侯赛因素来怀有统治整个阿拉伯地区的野心, 他断然拒绝了伊本·沙特在1909年提出的划定内志与汉志边界的要求, 并以武力相威胁逼迫伊本·沙特承认来自麦加和奥斯曼土耳其的双重宗主权, 还要保证每年定期向奥斯曼王室朝贡, 这同样是伊本·沙特无法接受的。
  
  在构建阿拉伯地区同盟计划失败之后, 伊本·沙特转而向阿拉伯半岛名义上的“宗主国”---奥斯曼帝国寻求帮助。1911年伊本·沙特向奥斯曼素丹提出建立一个承认土耳其宗主权、由明确划分边界的阿拉伯国家组建的联盟, 以此来换取土耳其政府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 但后者怀疑这个计划是受到英国暗中唆使、意图联合阿拉伯人一起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阴谋, 因此土耳其政府不仅拒绝了这个计划, 还向沙特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他在十天内结束在内志煽动的叛乱, 重新接受伊本·拉希德和土耳其政府的统治。
  
  阿拉伯邻国和土耳其政府的敌对态度迫使伊本·沙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伊本·沙特在早年流亡科威特期间就目睹了科威特谢赫从1899年开始接受英国保护, 成功摆脱土耳其政府干涉的经历, 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1902年沙特复国以来, 伊本·沙特屡次写信给英国政府表示希望获得英国的保护, 但是英国人既不想破坏与土耳其政府的关系, 也不愿意被伊本·沙特拖入半岛内部复杂的部落冲突当中, 因此拒绝了伊本·沙特的请求。 (1) 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侯爵表示“英国应将其影响力严格限制在阿拉伯半岛东部沿海, 尽量避免在语言上或者在行动上与半岛内陆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 (2)
  
  虽然英国政府出于总体外交的考虑拒绝了伊本·沙特结盟的请求, 但沙特还是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关注。尽管伊本·沙特在军事力量方面不如沙马尔部落的伊本·拉希德, 在宗教影响力上又不如麦加的侯赛因, 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为英国带来预期的帮助, 但是伊本·沙特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公开要求加入英国保护体系的内志部落酋长, 而且他和土耳其政府的矛盾不可调和, 可以为英国所利用, 因此英国更愿意把沙特视为潜在的盟友, 在一战前夕一直与伊本·沙特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
  
  1913年5月伊本·沙特武力夺取哈萨的军事行动就是在英国的暗示和保证下进行的, 这次行动符合英国和沙特双方利益。早在20世纪初期,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就表示想把哈萨的土耳其驻军驱逐出去, 完成英国对波斯湾的全面控制, 但是现在英国还想拉拢土耳其, 避免后者加入德奥阵营, 因此英国希望沙特可以代替自己完成这个计划。 (3) 英国驻科威特代表莎士比亚上尉在1913年5月初秘密会晤伊本·沙特并告知土耳其现在正忙于处理境内巴尔干和利比亚地区的暴乱, 如果此时沙特发动对哈萨的军事进攻, 那么土耳其必定无暇应对。为了解除伊本·沙特的后顾之忧, 莎士比亚表示英国的波斯湾政策不允许土耳其从海上发起夺回哈萨的军事行动, 这也就意味着伊本·沙特夺取哈萨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来自英国的军事保证。 (4) 因此在1914年3月, 土耳其政府只能无奈接受了沙特对哈萨的占领。 (5)
  
  同样是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 伊本·沙特在占领哈萨之后与土耳其签订了一份承认沙特宗主权的《沙土条约》。英国的意图一方面是为拉拢土耳其做最后的尝试, 另一方面也是为加强对沙特的控制。《沙土条约》不仅不承认伊本·沙特的领土要求, 还规定由土耳其政府全面接管内志的内政和外交事务。这份协定的内容完全背离了伊本·沙特复国的初衷, 尽管沙特本人并不情愿, 但还是听从了英国人的建议, 在1914年5月15日同意和土耳其签署协议。 (6) 1914年《沙土条约》的签订在形式上标志着奥斯曼-拉希德-谢里夫三方势力对沙特的敌对态度达到了顶峰, 目的就在于摧毁刚刚复兴的沙特国家。英国人则试图让伊本·沙特相信条约的内容并不重要, 因为土耳其缺少将条约内容付诸实施的能力。果然, 在两个多月之后英国与土耳其之间就进入战争状态, 之前沙特与土耳其之间的协约也就变成了一张废纸。沙特签订条约的行为一方面争取到了英国的信任,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沙特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英国的依赖, 因为只有彻底打败土耳其, 才会使这一纸协定永远作废, 这客观上把沙特和英国现阶段的目标捆绑在一起。
  
  二、1915年《卡提夫条约》的签订及其影响
  
  1914年一战爆发以后, 土耳其很快对英国正式宣战。英国政府迅速确定了战时中东目标, 即打败并肢解奥斯曼帝国、夺取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建立一条通往印度的陆上安全通道, 这是英国长期酝酿的战略计划, 一战的爆发为其提供了将该计划付诸实施的机遇。 (1) 众所周知, 印度殖民地对于维系英帝国的运转意义重大, 在一战爆发之前, 英印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诸如苏伊士运河、苏丹、埃及、亚丁和波斯湾都处于英国的严密控制之下, 但是为了长期安全考虑, 英国政府一直在谋划构建一条连接东方的陆上交通路线。这条线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埃及和红海北端的亚喀巴湾开始, 跨越阿拉伯半岛沙漠的北部边缘地区到达波斯湾北岸。 (2) 在1914年之前英国政府已经陆续派人将连接这些地区的路线地图绘制完毕, 接下来英国政府就打算长期控制该路线所经过的区域, 即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地区。
  
  英国政府在实施战略计划的过程中, 能否取得阿拉伯半岛实力派领袖的支持至关重要, 因此战争初期伊本·拉希德和侯赛因成为英国重点拉拢的对象。伊本·拉希德控制着内志北部大部分地区, 这里既靠近英国人计划修建的陆上交通路线, 也紧挨着英国战时计划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军巴勒斯坦的交通要道, 因此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英国很看重伊本·拉希德的态度, 因此在拉希德没有明确表态之前, 英国一直对伊本·沙特的合作请求不予重视。然而在土耳其正式对英国宣战之后, 伊本·拉希德成为第一个明确支持土耳其的阿拉伯领袖, 这也使英国拉拢他的愿望破灭。
  
  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无论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都有很大影响力, 英国政府非常希望与其深入合作, 但是在一战初期侯赛因并没有明确表示会支持英国或奥斯曼帝国任何一方, 这让英国非常担忧。尤其是在1914年11月奥斯曼素丹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号召对英国进行“圣战”的时候, 英国政府担心“如果麦加的谢立夫响应素丹的号召将会导致难以预测的结果”. (3) 反之, 如果侯赛因能以“先知的后裔”的身份抵制土耳其的“圣战”号召, 那对破除“圣战”对英国产生的不利影响会有极大帮助。然而此时的侯赛因既没有许诺保持战时中立, 也没有明确反对英国的建议, 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宗教身份, 他又不可能对于奥斯曼素丹的“圣战”号召一直保持缄默, 因此侯赛因的态度还有许多变数。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侯赛因态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英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处于孤立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伊本·沙特独特的穆斯林身份以及战略平衡作用开始凸显, 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只有和伊本·沙特的合作才能将侯赛因和拉希德潜在的“威胁”降到最低。尽管伊本·沙特统治的内志南部和东部地区远离中东的主战场, 但是沙特军队至少可以牵制拉希德的部队, 使其不能给予土耳其军队有效、及时的援助。虽然伊本·沙特缺少侯赛因得天独厚的宗教地位, 但是瓦哈比信徒在内志地区人数众多, 可以削弱侯赛因一旦加入“圣战”之后英国在阿拉伯世界被孤立的危险。因此, 伊本·沙特在英国战略中的地位由较低的顺位上升到英国打败土耳其帝国、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 并最终在政治上控制阿拉伯半岛的关键角色。
  
  英国政府在1914年9月决定正式启动与伊本·沙特合作的谈判, 双方代表在1914年12月31日在条约草案上签字, 正式的条约在1915年12月26日签署, 这就是1915年的《卡提夫条约》。首先, 英国承认了伊本·沙特在内志以及哈萨、卡提夫、朱拜勒等地区的“独立”统治地位, 但同时要求沙特不能再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同意按照英国的“建议”行事; (4) 其次, 当伊本·沙特在遭遇外来威胁时, 英国会向其提供帮助, 但是英国有权决定帮助的方式和力度。 (5) 最后是关于沙特的边界问题, 条约划定了沙特的东部边界, 要求伊本·沙特放弃“像他的父辈之前那样侵犯波斯湾沿岸诸多酋长国的领土”, 但是条约中未明确标示它的北部和西部边界, 双方同意留待战后再行商议。 (1)
  
  对英国而言, 《卡提夫条约》的签署使英国在阿拉伯半岛内部获得了一位可靠的盟友。英沙双方的合作一方面削弱了“圣战”对英国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也帮助英国打开了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缺口, 使那些政治态度尚不明朗的阿拉伯地方实力派领袖加快了向英国靠拢的步伐, 例如麦加的侯赛因很快就正式表达了想要和英国结盟的意愿。此外, 英国在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同时, 也通过条约中的条款巧妙规避了不必要的责任, 例如英国不会像伊本·沙特所希望的那样“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会满足他的要求”, 这意味着沙特出于自身利益的地区扩张活动不会自动获得英国的支持。
  
  对伊本·沙特而言, 虽然他表面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 但获得了英国对其内志统治权的承认, 这是他目前迫切需要的。从1902年伊本·沙特从事复国运动开始, 他没有得到半岛内外任何国家的承认, 英国作为世界强国和波斯湾大国的身份对伊本·沙特统治地位的承认是非常宝贵的;其次, 英帝国面积广大, 不可能像土耳其对半岛的控制那么严密, 因此英国与沙特名义上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实质上合作同盟的关系更加浓厚一些;最后, 单纯的瓦哈比宗教热情并不能与强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 在数次与邻近部落的军事冲突中, 伊本·沙特的军队都是节节败退, 沙特家族的复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 《卡提夫条约》中来自英国的保护减轻了沙特遭受的外部军事威胁, 这是现代沙特国家能够站稳脚跟的关键一步。
  
  然而《卡提夫条约》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本·沙特的复国计划得到了英国坚定的支持。由于该条约只是一份战时秘密条约, 暂时不为外界所知晓, 因此未来阿拉伯半岛的政治格局发展尚不明晰。根据当时阿拉伯半岛的形势, 伊本·沙特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英国与沙特的结盟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毕竟英国在战前更看重侯赛因和伊本·拉希德两人的潜在价值, 但是伊本·沙特在一战期间的表现超出了英国人的预期, 为英国战争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许多帮助, 这无形中又进一步提升了沙特在英国战略计划中的地位。
  
  首先, 伊本·沙特是推动侯赛因与英国结成战时同盟的重要因素。一战初期, 土耳其在汉志的麦加、吉达等重要城市都驻扎有大量军队, 汉志的四周又多是土耳其的盟友, 这使麦加实际上处于奥斯曼军队的包围之下。 (2) 英国虽然向侯赛因承诺会保护他免受土耳其的威胁, 但是缺乏具体的方案。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虽然支持侯赛因, 但是他们缺少军事资源。只有伊本·沙特在写给侯赛因的书信中不仅鼓励他反对土耳其的统治, 还明确表示如果土耳其军队进攻麦加, 他会立即出兵进攻来自于汉志东部和南部的土耳其军队及其盟军, 这将大大缓解侯赛因正面承受的军事压力; (3) 在宗教方面, 伊本·沙特及其内志众多瓦哈比教众的支持缓解了侯赛因之前担心的“被指责在伊斯兰世界中制造分裂”的宗教压力。 (4) 因此, 随着战争的深入, 侯赛因决定从积极中立发展为和英国的全方位结盟, 他不仅公开拒绝奥斯曼素丹“圣战”的号召, 还在1916年6月组织阿拉伯人发动反土起义, 有力地配合了英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
  
  此外, 伊本·沙特在牵制伊本·拉希德军队和封锁对土耳其贸易方面有力地打击了土耳其势力。伊本·拉希德控制区域紧靠巴勒斯坦地区东部和南部边界, 无论是在军事配合还是在物资供应方面都可以为土耳其军队提供很大帮助。由于拉希德军事实力强大, 沙特在英国人的建议下通过不断袭扰的方式将拉希德牢牢限制在自己的领地, 使其不能分兵支援土耳其。沙特掌握的卡西姆地区不仅控制着连接半岛南北两端重要的贸易和交通线路, 而且还拥有阿拉伯半岛最大的骆驼市场。在各种战略物资当中, 骆驼对于土耳其军队尤其重要, 它是“土耳其军队进攻西奈半岛的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 而卡西姆地区正是土耳其军驼的主要来源。 (1) 根据英国的要求, 伊本·沙特对卡西姆与半岛北部之间的骆驼和其他物资贸易实施封锁, 土耳其曾以诱人的价格向其购买骆驼和其他物资, 但都被伊本·沙特断然拒绝。
  
  对土耳其的贸易禁运和对哈伊勒的长期围攻也让伊本·沙特付出了很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他的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 内志居民失去了传统的谋生手法, 生活日渐贫困, 这些是沙特人民对战争做出的巨大牺牲, 甚至威胁到了伊本·沙特在内志的统治。 (2) 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执行贸易封锁和持续对拉希德保持的军事压力给沙特带来的经济影响, 它所提供的补助金远远不能弥补沙特的损失。 (3) 英国在战后对沙特在战争中的贡献给予了肯定, 承认伊本·沙特对打败土耳其的间接作用“不亚于英军在战场上的直接进攻”. (4) 这些反过来也增加了英国人对伊本·沙特的信任, 为双方在战后的继续合作打下基础。
  
  三、侯赛因、伊本·沙特与英国战后的中东委任统治计划
  
  一战结束之后, 为了维持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稳定, 英国企图重新恢复阿拉伯半岛战前那种分裂的状态, 然而战后初期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打乱了英国的计划, 英国不得不围绕着侯赛因来调整其半岛政策。战后英法两国委任统治的实施和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激起了以侯赛因为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 并成为英国实现战后中东计划的主要障碍。为了安抚侯赛因, 英国政府向侯赛因许诺会建立一个以他为“宗主”的阿拉伯国家, 将那些除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之外的阿拉伯区域囊括在这个国家当中, 但前提条件是侯赛因需要接受《凡尔赛条约》内容, 保证不会觊觎沙特在内志的领土, 也不能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施加影响, 还要“在对外事务方面接受英国政府的建议”, 这遭到了侯赛因的断然拒绝。 (5)
  
  侯赛因还试图借助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反对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计划。1919年7月2日,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侯赛因的暗中支持下在大马士革召开了叙利亚国民大会。大会最后通过决议“宣布叙利亚独立”, 强调“巴勒斯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还承认侯赛因的权力囊括汉志、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半岛。 (6) 侯赛因随后向国联发出“正式的抗议”谴责委任统治, 表示拒绝加入国联。在侯赛因的鼓动之下, 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对英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敌对情绪加剧, 1920年4月27日在耶路撒冷和雅法这两座城市里,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第一次爆发大规模冲突。英国担心侯赛因的影响力在战时有助于自己, 现在则对英国构成了威胁。 (7)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 侯赛因还将穆斯林一年一度到麦加朝觐的季节作为政治宣传的机会。1922年7月, 巴勒斯坦人在麦加朝觐活动期间举行示威游行, 号召全体穆斯林在巴勒斯坦与英国进行圣战, 这是他们第一次试图通过发动穆斯林的帮助来完成他们的事业。当地群众以及很多来自于埃及、苏丹、印度、土耳其、爪哇、波斯和阿富汗等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闻听委任统治是对位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第三大清真寺的侮辱, 也纷纷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来。 (8) 侯赛因还允许他们使用当地唯一的报纸《朝向》 (al-Qiblah) 来攻击犹太复国主义和英国的中东政策。 (9) 英国政府事后向侯赛因发来了一份措辞强烈的书面抗议, 谴责他利用宗教节日煽动整个伊斯兰世界对英国的对立情绪。
  
  尽管侯赛因对英国的中东计划充满敌意, 但英国还是希望侯赛因能够正式表态接受《凡尔赛条约》, 因为侯赛因作为伊斯兰圣地看护者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领袖, 如果他能批准这些文件, 那么英国战后的中东计划就更容易被当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接受。 (1) 为了给顽固的侯赛因施加压力, 英国授意伊本·沙特在1921年彻底消灭了依然对英国充满敌意的拉希德家族, 夺取了内志北部的大片区域, 从此整个内志地区都几乎处于沙特的控制之下。 (2) 英国与侯赛因之间的谈判也在进行, 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25年夏天, 但是侯赛因始终在“承认英国享有在巴勒斯坦特殊权力”的关键问题上不肯让步, 至此英国与侯赛因在战时达成的同盟关系也彻底走到了尽头。
  
  伊本·沙特在对待泛阿拉伯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和侯赛因截然不同。伊本·沙特告诉英国驻波斯湾官员狄克森“他没有像侯赛因那种要做整个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领袖的野心”, 他认为“内志的瓦哈比教徒才是真正的穆斯林, 会认真遵守真主的法令, 因此他只愿意统治这里”,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伊本·沙特而言并不是真正的穆斯林, 伊本·沙特“不喜欢统治那些拒绝遵守真主的嘱咐仍然去吸烟、饮酒的穆斯林”. (3) 因此巴勒斯坦人向伊本·沙特发出的“拯救巴勒斯坦神圣土地”的号召遭到了后者的漠视。 (4) 1924年3月5日, “阿拉伯之王”侯赛因在来自汉志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拥戴下就任哈里发, 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世俗和精神的领袖, 伊本·沙特担心这更加便利了侯赛因以泛民族主义和宗教为借口侵犯内志领土。 (5) 伊本·沙特希望英国能够遵守1915年条约内容, 阻止侯赛因破坏汉志与内志之间的边界, 允许内志人民去麦加朝觐并保证来往交通的安全。 (6)
  
  伊本·沙特支持英法两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委任统治, 他认为这反而是抑制其他阿拉伯敌对势力对沙特威胁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和狄克森的交流当中, 伊本·沙特表示他不仅完全反对叙利亚国民大会决议的内容, 支持《贝尔福宣言》及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 他更希望英国直接统治整个大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 (7) 此外, 伊本·沙特认为阿拉伯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 未来应该以印度为模板, 建立包括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内的一个隶属于英国的阿拉伯国家, 在英国政府设置一个类似于“印度事务部”的“阿拉伯事务部”, 由选拔出来的英国人组建阿拉伯政府, 以此来决定阿拉伯国家的未来发展。 (8)
  
  在一战结束之后, 英国政府逐渐对中东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宗教感情当中滋生的反英情绪产生警觉, 狄克森认为平衡这股力量的最好方式就是支持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教派。 (9) 英国驻巴勒斯坦代表约翰·菲尔比早在1917年出访内志的时候就留意到瓦哈比教派与其他伊斯兰教派别之间的宗教对立给英国带来的潜在战略价值, 他认为两者之间的仇恨越是深厚越是有利于英国利益的实现。 (10) 伊本·沙特也担心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国家会使瓦哈比派教众遭到更多的迫害, 因此他坚决抵制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地区的传播。英国和沙特在一战前后有相同的目标, 是天然的盟友, 因此伊本·沙特积极支持英国在战后的委任统治计划, 他也逐渐取代了侯赛因之前在英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
  
  四、《吉达条约》的签订和现代沙特国家的诞生
  
  英国在1924年4月正式取消了每年给予沙特的补助金, 这是鼓励伊本·沙特进攻汉志的信号。在《卡提夫条约》缔结之后, 英国每年定期付给伊本·沙特一定的补助金, 沙特会利用这些补助金补偿国内伊赫万群体因不再从事劫掠活动而带来的损失, 达到控制伊赫万的目的。对英国来说, 维持每年朝觐通道的安全远比这笔金钱更有价值, 尽管战后英国财政紧张, 但是英国政府也没有取消给沙特的这笔经费。在失去这笔补助金之后, 伊本·沙特也就失去了钳制伊赫万对外劫掠行为的重要经济手段, 只能因势利导, 将伊赫万劫掠和进攻的方向指向了汉志。沙特家族与哈希姆家族争夺阿拉伯半岛统治权的战争最终爆发。
  
  英国政府将内志与汉志之间的战争定性为“宗教战争”, 并一如既往地奉行不干涉阿拉伯地区宗教事务的政策。 (1) 1924年9月13日英国政府向伊本·沙特的伊赫万指挥官哈立德和苏尔坦宣布英国会保持中立, 但要求他们保护当地英国国民安全、保证英国穆斯林朝觐路线的畅通和尊重在汉志居住的印度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2) 不仅如此, 英国还警告侯赛因的两个儿子---外约旦的阿卜杜拉和伊拉克的费萨尔不要出兵干涉。 (3)
  
  在1924年10月16日伊赫万军队占领麦加之后, 沙特对圣城的管理能力成为英国关注的重点。之前伊赫万在攻陷塔伊夫城之后进行的屠杀和破坏行动不仅在麦加和吉达居民的心理上造成了恐慌, 也同样给英国政府敲响了警钟, 英国担心伊赫万军队可能会在圣城麦加重演亵渎神灵的行为。另外英国和印度的穆斯林也对沙特是否有能力保证穆斯林去麦加的朝觐安全表示忧虑, 英国驻守中东的士兵当中也有大量的穆斯林, 英国政府有义务保证他们正常朝觐活动的安全, 否则英国就不得不像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一样将瓦哈比教徒再一次赶出汉志。
  
  1925年5月初, 英国派驻吉达的代表穆希秘密出使麦加, 调查在将要到来的朝觐季节沙特对圣城及周边地区的管理状况。调查发生在沙特军队包围吉达的这段时间, 这是汉志地区未被瓦哈比军队占领的最后一座城市, 英国政府以保护当地外国使馆和欧洲公民安全为借口要求沙特先不要对吉达发起最后进攻。 (4) 经过两个多月时间的观察走访, 穆希在发回的报告中表示“麦加秩序井然、政府运行良好、公共安全也有保障、食物也很丰富、朝觐活动可以安全进行, 整个汉志的经济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善”, 而且伊本·沙特承诺禁止属下干涉汉志正常的宗教活动。 (5) 七月朝觐季节安全平稳的度过进一步打消了英国人的顾虑, 穆希的报告也消除了沙特吞并汉志的最后一个障碍。
  
  英国许多驻中东的官员也明确支持伊本·沙特对圣城的统治。例如当时英国驻开罗官员霍加斯认为沙特占领麦加并不意味着圣城落入异教徒的手里, 因为“瓦哈比不是异端, 而是更加拘泥于经训字义的派别, 伊赫万的狂热也只是宗教上的热情, 而且他们的活动也会受到伊本·沙特的控制”. (6) 他还认为沙特可能会将内志朴素的社会习惯带到汉志, 但不会阻挠外来的穆斯林去麦加进行正常的朝觐活动, 他指出即使是在19世纪最为狂热的瓦哈比教徒占领麦加时也没有这么做, 他相信“伊本·沙特的态度会比他的先辈更加开放, 不会破坏这个先例”. (7) 这些建议也进一步增强了英国政府对伊本·沙特管理汉志的信心。
  
  伊本·沙特在1926年1月8日正式就任汉志国王, 当地的显贵也转而效忠于他。1926年2月25日英国正式承认沙特为“汉志国王和内志及其附属地的苏丹”. (1) 在就任汉志国王几个星期之后, 沙特就获得来自苏联、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的承认, 但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或者阿拉伯国家的承认, 这也从侧面进一步证明了其他阿拉伯领袖对这个瓦哈比国家的抵制态度。
  
  在占领汉志之后, 伊本·沙特的角色发生了改变, 英国与沙特的关系也需要重新定位, 双方都有了重新修订《卡提夫条约》的愿望。首先, 伊本·沙特想要获得更多国家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其次, 由于沙特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了汉志, 之前沙特国家与英国的依附关系不仅会影响到沙特未来的国际地位, 也会遭到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反对。 (2) 对英国而言, 它控制的伊拉克、外约旦、科威特等国与沙特的领土接壤, 为避免来自内志游牧部落发起的攻击, 有必要和沙特划定相互之间的边界;最后, 英国担心如果拒绝修约, 沙特可能会转而寻求与意大利或者苏联合作。因此, 在1927年5月20日, 英国驻巴勒斯坦的首席秘书克雷顿和沙特的儿子费萨尔正式签订了新的《吉达条约》, 取代了之前的《卡提夫条约》。
  
  《吉达条约》的签署真正实现了伊本·沙特复国的愿望, 也奠定了现代沙特国家的基本版图, 对沙特国家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首先, 条约中明确承认了伊本·沙特在内志和汉志的统治权, 这也意味着传统沙特家族统治的范围从内志扩展到了汉志, 这是第一、第二沙特王国没有做到的;其次, 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城被并入沙特领土, 这不仅有助于改变瓦哈比派的地位, 而且对于日后提升沙特的国际地位都具有重大影响, 甚至如今的沙特能在伊斯兰世界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也与此密不可分;第三, 继1915年《卡提夫条约》中规定了内志的东部边界, 《吉达条约》又初步划定了沙特北部和西部的边界, 这些奠定了现代沙特国家的基本版图, 但是边界划定中存在争议的地方也酿成了日后沙特与邻国诸多领土纠纷的主要来源; (3) 最后, 沙特国家虽然在外交和内政方面还受到英国诸多影响, 但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之前对英国的依附关系。
  
  在《吉达条约》中, 虽然英国享受的权力相对于《卡提夫条约》有所减少, 但是英国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沙特与伊拉克、外约旦之间边界的划定事实上等同于沙特“明确承认”英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委任统治, (4) 这些都是之前侯赛因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的内容, 也是英国实施委任统治计划最大的障碍; (5) 此外, 英国在扶植沙特的同时, 也使自己获得了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位可靠的盟友, 使自己在遭遇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反对的时候不至于受到孤立, 英沙两国关系的良好发展有利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以及未来在中东的各项利益。
  
  除此之外, 为了巩固伊本·沙特对伊斯兰圣地的统治, 同时也为避免使外界产生“一个非伊斯兰国家在掌控圣城”的印象, 英国也在条约中做出了许多让步。例如英国在条约中避免使用“承认英国在巴勒斯坦地位以及接受贝尔福宣言”的内容;英国政府也不再坚持让沙特在条约中明确承认“将汉志的亚喀巴和马安划给外约旦”, 而是以沙特“愿意保持现状”的含蓄表述方式默认了这个事实, 而且这些内容是以信件的方式附在条约之外, 没有出现在条约正文之中; (6) 另外, 沙特土地上没有设置外国军事基地, 英国也事实上放弃了在沙特的领事裁判权和石油特许权, 这些都是英国为了巩固伊本·沙特的统治地位而做出的让步, 因为在同时期的埃及、巴勒斯坦、外约旦、伊拉克仍然都驻扎有英国军队, 而且英国还享有很多的附加权利。 (7) 英国的种种做法无疑有助于现代沙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未来的发展。
  
  综上所述, 伊本·沙特在20世纪初期的复国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打着瓦哈比旗号的扩张运动, 也不是单纯的伊本·沙特施展“权力政治”的结果。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梳理, 笔者认为, 现代沙特国家的建立更多是源自于信奉瓦哈比教义的伊本·沙特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构想与英国的中东目标相结合的产物。
  
  国家安全问题是伊本·沙特在复国初期面临的重大问题, 也是其选择和英国合作的主要原因。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 20世纪初期信奉瓦哈比教义的伊本·沙特发起的复国运动受到奥斯曼政府和邻近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打压, 因此伊本·沙特既反对奥斯曼强加的宗主权, 又反对战后在半岛风起云涌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本·沙特主动选择与英国结盟, 在一战时期帮助英国取得了在中东战场的胜利, 在战后又极力支持英国的委任统治政策, 挫败了侯赛因试图统一阿拉伯世界的计划。与此同时, 伊本·沙特也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回报, 他在内志的统治地位不仅得到了英国的保证, 还实现了对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一战前后英国在中东的目标是“控制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构建一条连接东方的陆上安全通道”, 这也是英国所有阿拉伯半岛政策的出发点。一战之前的伊本·沙特实力有限, 并未引起英国过多重视, 《卡提夫条约》虽然标志着英国与沙特正式合作的开始, 但这个条约很大程度上是一份具有“不平等意义”的临时同盟条约。只有在伊本·拉希德和侯赛因相继成为英国实现中东目标的障碍之后, 伊本·沙特独特的穆斯林身份及地区战略平衡作用才逐渐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1927年的《吉达条约》是英国对战后阿拉伯半岛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 伊本·沙特成为英国战后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哈西姆家族的重要盟友, 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体系, 而且也奠定了日后阿拉伯半岛的基本政治格局。
  
  注释

  1 沙特国内的学者及部分国际学者秉持这样的观点, 如Haifa Alangari, Struggle for Power in Arabia:Ibn Saud, Hussein and Great Britain, 1914-1924, Reading:Ithaca Press, 1998.
  2 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较为普遍, 代表作为:Gary Troeller, The Birth of Saudi Arabia:Britain and the House of Saud, London:Cass, 1976;Christine Moss Helms, The Cohesion of Saudi Arabia:Evolu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London:Croom Helm, 1981;Jacob Gold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18,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Clive Leatherdale, Britain and Saudi Arabia, 1925-1939:The Imperial Oasis, London:Frank Cass, 1985;Joseph Kostiner, “On Instruments and Their Designers:the Ikhwan of Najd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audi Stat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21, No.3, (July 1985) , pp.298-323;Natana DeL ong-Bas, Wahhabi Islam:From Revival and Reform to Global Jiha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 国内对该时期中东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阿拉伯大起义、一战期间土耳其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犹太人建国和英国在中东的委任统治问题等等, 对于沙特阿拉伯的介绍较少。涉及现代沙特国家形成的较有代表性的着作是: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4 即《1915年英国-内志条约》, 由于其签署的地方位于达林, 靠近波斯湾沿岸的卡提夫, 故以此命名, 它也被称作《达林条约》。
  5 本文主要参阅的原始档案材料包括: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London:Archive Editions, 1992;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London:Archive Editions, 1992;Robin Bidwell, The Arab Bulletin:Bulletin of the Arab Bureau in Cairo, 1916-1919, 4 Vols, Gerrards Cross:Archive Editions, 1986;A.L.P.Burdett, The Expansion of Wahhabi Power in Arabia, 1798-1932:British Documentary Records, Cambridge, UK:Cambridge Archive Editions, 2013.
  6 Muhammad Assad, The Road to Mecca, London:M.Reinhardt, 1954, p.179.
  7 Jacob Gold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18, pp.32-35.
  8 Briton Busch, Britain, India and the Arabs, 1914-1921,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62.
  9 Askar H.Al-Enazy, The Creation of Saudi Arabia:Ibn Saud and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914-1927, London:Routledge, 2010, pp.29-30.
  10 Jacob Goldberg, 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The Formative Years, 1902-1918, pp.82-84.
  11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241.
  12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222.
  13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221.
  14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244.
  15 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p.19.
  16 Askar H.Al-Enazy, The Creation of Saudi Arabia:Ibn Saud and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914-1927, p.41.
  17 Askar H.Al-Enazy, The Creation of Saudi Arabia:Ibn Saud and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914-1927, p.42.
  18 Timothy J.Paris, Britain, the Hashemites and Arab Rule, 1920-1925:The Sherifian Solution, 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3, p.20.
  19 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p.38.
  20 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p.39.
  21 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p.39.
  22 G.P.Gooch and Harold Temperley,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 Vol.10, part.2, London:HMSO, 1927, pp.824-838.
  23 Askar H.Al-Enazy, The Creation of Saudi Arabia:Ibn Saud and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914-1927, p.71.
  24 侯赛因的身份是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的后裔、伊斯兰圣地的看护人, 他联合英国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做法等同于他伙同一个基督教国家公然对抗伊斯兰教的最高领袖哈里发, 这会引起伊斯兰世界内部对他的责难, 影响侯赛因在穆斯林世界的宗教地位。
  25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400.
  26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562.
  27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608.
  28 Robin Bidwell, The Arab Bulletin:Bulletin of the Arab Bureau in Cairo, 1916-1919, Vol.1, No.25.
  29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2, p.633.
  30 Robin Bidwell, The Arab Bulletin:Bulletin of the Arab Bureau in Cairo, 1916-1919, Vol.4, p.79.
  31 Randall, Baker, King Husain and the Kingdom of Hejaz, Cambridge:Oleander Press, 1979, p.166.
  32 Kenneth Bourne and D.C.Watt,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 Series B, Vol.3, p.145.
  33 Kenneth Bourne and D.C.Watt,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 Series B, Vol.3, p.146.
  34 Suleiman Musa, “A Matter of Principle:King Hussein of the Hejaz and the Arabs of Palest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9 (1978) , p.184.
  35 英国政府在1921年曾截获拉希德与侯赛因之间的往来信件, 双方在探讨进一步合作反对英国的可能性。另外拉希德在1920年还占领了北部靠近巴勒斯坦的区域, 给巴勒斯坦带来安全隐患, 种种因素促使英国下定决心彻底终结拉希德家族在内志北部的统治。
  36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254.
  37 Clive Leatherdale, Britain and Saudi Arabia, 1925-1939:The Imperial Oasis, p.268.
  38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254.
  39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281.
  40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278.
  41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282.
  42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282.10) (Askar H.Al-Enazy, The Creation of Saudi Arabia:Ibn Saud and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1914-1927, p.99.
  43 A.L.P.Burdett, The Expansion of Wahhabi Power in Arabia, 1798-1932:British Documentary Records, Vol.6, p.639.
  44 A.L.P.Burdett, The Expansion of Wahhabi Power in Arabia, 1798-1932:British Documentary Records, Vol.6, p.576.
  45 A.L.P.Burdett, The Expansion of Wahhabi Power in Arabia, 1798-1932:British Documentary Records, Vol.6, p.605.
  46 Baker, Randall, King Husain and the Kingdom of Hejaz, p.211.
  47 Kenneth Bourne and D.C.Watt,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 Series B, Vol.6, pp.285-286.
  48 D.G.Hogarth, “Wahhabism and British Interest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 1925, p.71.
  49 D.G.Hogarth, “Wahhabism and British Interest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 1925, p.79.
  50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4, p.15.
  51 Daniel Silverfarb, “The Treaty of Jiddah of May 1927,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18, No.3, (July 1982) , p.276.
  52 英国和沙特在条约中商议的是地理边界, 但是在阿拉伯半岛更流行的是部落边界, 即以部落的归属来决定相互之间的边界。然而部落的忠诚会经常发生变动, 这是导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沙特与邻国产生领土争议的重要原因。
  53 Daniel Silverfarb, “The Treaty of Jiddah of May 1927, ”p.278.
  54 Penelope Tuson and Anita L.P.Burdett, Records of Saudi Arabia:Primary Documents 1902-1960, Vol.3, p.801.
  55 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p.103.
  56 Penelope Tuson and Emma Quick, Arabian Treaties 1600-1960, Vol.4:Saudi Arabia, pp.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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