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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高攀龙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添加时间:2018/06/04
高攀龙指出:“先生之格物, 本无可议, 特欲自别于阳明, 反觉多所扞格耳。”卷五八1006在黄宗羲看来, 高攀龙的格物不是程朱的格物, 而近于王守仁的致知, 高攀龙虽批判阳明学, 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摘 要: 近80年来研究史显示, 学界对高攀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研究范围内, 视野相对狭小, 文献研究、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都明显不足。即使在思想研究方面, 很多观点也难以让学界达成共识。未来高攀龙研究应当以坚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 以富有创新的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为支柱, 并以历史研究作为其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旨归, 由此建立其研究体系和新的格局。
  
  关键词: 高攀龙; 述评; 前瞻;
    
  高攀龙 (1562-1626) 是明代着名政治家、思想家, 与顾宪成兄弟复建东林书院, 创立东林学派, 并为重要领袖之一。《明史》称高攀龙、顾宪成, 为“一时儒者之宗”[1]卷二四三6314.《东林列传》亦称:“东林自顾泾阳先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会推阁臣罢归, 与同邑高景逸、刘本孺、安我素诸君子讲学之所, 一时清流趋之如市, 而东林之名遂满天下。”[2]卷二203高攀龙有很高的学术造诣, 黄宗羲《明儒学案》载:“今日之学者, 大概以高、刘二先生, 并称为大儒, 可以无疑矣。”[3]卷六二1077“大儒”之称, 足见高攀龙在当时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及影响。对于思想史上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 其研究状况如何呢?可以说, 到目前为止, 高攀龙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较之与他并称的另一位“大儒”刘宗周, 却显得十分薄弱。笔者通过检索书库和CNKI资源总库发现:刘宗周研究的专着超过10种, 高攀龙研究的专着仅有2种, 另外一种是与顾宪成的合传;自1986年至2017年10月, CNKI以“刘宗周”或“刘蕺山”为篇目搜索有论文157篇之多, 以“高攀龙”为篇目搜索的论文却仅有35篇。由此可见, 仅从研究的热度来说, 高攀龙研究与其原本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甚不相称。
  
  

        简要梳理一下高攀龙研究的学术史, 其大致情况是:20世纪40年代容肇祖所着《明代思想史》及五十年代末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 都将高攀龙放在东林学派的话题下, 对他的思想略有提及, 但篇幅极短, 未能展开。70年代末, 傅武光写成《高攀龙》一书, 现收进王寿南主编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之中, 是最早对高攀龙进行独立研究的专着。作者从复性、格物、静坐、实践、修与悟五方面阐释了高攀龙的基本思想, 较之前人, 研究加深, 但仍备显简略。80年代, 侯外庐《宋明理学史》将高攀龙独列一章, 着重研究他的理学思想和“致用”学说。到20世纪末, 对顾宪成、高攀龙论述最为全面的大概要算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一书, 该着是匡亚明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作为顾宪成、高攀龙的研究专着, 它在梳理二人的人生历程, 论述其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较大的推进。但因该着评传体例所限, 故稍有不足的是, 它用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 交代二人的生活时代、家世生平、学术思潮及政治背景等, 解析二人思想的篇幅却不到三分之一。同时, 又因是合传, 对高攀龙思想的研究更显简略, 所以仍然不算是集中研究其思想的专着。直到21世纪以来, 方有了专以高攀龙思想为研究对象的着作---周炽成《复性收摄---高攀龙思想研究》。该着应该算是目前为止高攀龙思想研究论着中相对全面而深入的一种。另外,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对高攀龙的格物知本思想作简略研究, 他的《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则着力讨论高攀龙对东林之学的深化, 主要是对黄宗羲“东林之学, 泾阳导其源, 景逸始入细”[3]卷五九1039看法的延承和展开。
  
  这是近80年高攀龙研究史之概况。以下主要从思想研究再细作介绍, 并兼及比较研究、文学研究以显其全貌。
  
  迄今为止对高攀龙的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他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进行的, 所以其思想研究相对而言显得更为突出。
  
  一、定位定性与理学思想研究
  
  (一) 高攀龙思想的定位及属性
  
  自明末以来就有人对高攀龙的思想进行评价和研究, 高攀龙之挚友叶茂才所撰《景逸高先生行状》, 对高子思想进行精到而全面的论述。他将高子思想定位为朱子学的发展。后有黄宗羲对高攀龙思想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先生之格物, 本无可议, 特欲自别于阳明, 反觉多所扞格耳。”[3]卷五八1006在黄宗羲看来, 高攀龙的格物不是程朱的格物, 而近于王守仁的致知, 也就是说, 高攀龙虽批判阳明学, 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此可见, 有关高攀龙思想的定位在明代已有争议, 现也成为了当今学者关注及争论的焦点。
  
  那么, 高攀龙思想与王学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论者各执己见, 尚无定说。
  
  1.“折衷朱、王”说
  
  张学智认为高攀龙的思想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调和。《明代哲学史》明确指出:“他的学问宗旨, 以程颐、朱熹的格物, 融合王阳明的致良知, 又参以李材的‘止修', 倡格物知本之旨, 有明显的调和程朱陆王的倾向。”[4]408又在《中国儒学史·明代卷》中称:“高攀龙之儒学, 可以说是朱子学与阳明学两相调和的产物。”[5]548持此说者, 还不乏其人, 如:何孝荣认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熔程、朱和陆、王于一炉, 兼采两家之长, 因而发展、补充了程、朱理学”[6], 同时指出高攀龙的理学无论如何结合朱、陆, 终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 并未越出宋明理学的范畴。李卓说高攀龙的格物“明显有折衷朱、王的意味”[7], 并称说其主敬思想“大体一依程朱, 下手处强调整齐严肃同于伊川, 得手后主张诚敬近于明道, 丰富深入处多继承朱子, 无着的思想则受惠于阳明学的激荡”[8].张韶宇指出, 高攀龙“继承宋明儒门义理易学的传统, 学宗程朱, 但又不拘门户之见……从而折中融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9].从易简易学角度来阐释高攀龙对理学与心学的折中, 角度新颖, 别具一格。柴可辅博士论文另辟蹊径, 从政治史和思想史两个维度探究高攀龙对心学与理学的整合[10].
  
  2.“宗法程、朱”说
  
  这与“折衷朱、王”之说存在明显分歧。侯外庐认为“高攀龙宗程朱理学……还从儒家学脉的演变和权衡它们各自的利弊出发, 表明自己宗程、朱而反陆、王的立场”[11]583.甚至认为高攀龙全盘否定王学。周炽成称自己比较接近“反对论者”, 即认为高攀龙反对王学。与其他极端的反对论者不同的是, 他“不认为高攀龙与王学一刀两断, 毫无保留地抛弃了王学的所有内容”[12]94.其论点思虑周详, 极具说服力。周炽成另有《从高攀龙如何面对王学看他在晚明儒学史上的地位》一文, 亦作此说[13].
  
  3.“独创一家”说
  
  此说与前二说不同, 认为高攀龙建立的体系是自具个性的思想体系, 这可以概括为“独创一家”说。黄晓荣的博士论文从哲学角度的五个方面来分析其思想。或是由于高攀龙思想的复杂性, 黄晓荣最后得出了“高攀龙哲学既不是新朱子学也不是阳明后学, 他仅仅通过折衷朱子学和阳明学来重建儒家道德精神, 高攀龙的哲学就是高攀龙的哲学”[14]的结论。与将高攀龙思想定位为朱子学、阳明学、折衷朱王的观点区分开来, 形成了作者独特的观点。
  
  4.“修正论者”说
  
  姚才刚的观点可归于此说。明确提出:“高攀龙是明末一位非常重要的王学修正者, 他从格物论、人性论、修养功夫论、儒佛关系等方面展开对王阳明心学的批驳、修正, 对王门后学也做了很多补偏救弊的工作。”[15]同时亦指出高攀龙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批驳的不尽合理之处。
  
  (二) 理学思想研究
  
  1. 关于“格物致知”
  
  格物在高攀龙的思想整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高子遗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必由格物而入。”[16]卷一331步近智称高攀龙“格物穷理”的认识论“突破了程朱’格物穷理‘的客观唯心主义束缚”[17], 后又在《顾宪成高攀龙评传》中说“他的格物草木之说还未能摆脱理学唯心论的影响”[18]273.从一开始认为高攀龙的格物突破了程朱格物穷理的客观唯心主义束缚, 到后来认为还未能摆脱理学唯心论的影响, 显示出步近智观点的前后变化。李卓将高攀龙格物思想与朱熹、王阳明相比较, 指出他格物思想独特之处:“强调客观面格知公是公非的标准, 申明是非于天下, 主观上将格物工夫落实于切己修身, 由物格而知致, 止于至善。”[7]姚文永认为高攀龙对“格物”的阐释与他人不同:“训’物‘为’天地间触目皆物‘, 训’格‘为’日用间动念皆格‘”[19].
  
  2. 关于“身说”
  
  周炽成《从高攀龙的身论看儒家的重身传统》一文, 最早对高攀龙的“身说”进行系统研究。从身本论、天下一身论、身心论三方面研究高攀龙的身论[20].其后, 周炽成在另一专着中, 对高攀龙的身论进行补充及完善, 内容鲜有出入[12].李卓指出:“他的修养工夫尤重主敬……既避免了程朱主敬过于拘迫, ’似中而欠庸‘的流弊, 也扭转了阳明学者在敬畏天命处不足, ’似庸而未中‘的偏颇, 可谓’中庸‘的主敬说。”[8]后又指出“《大学》’高氏改本‘将格、致落实到’修身为本‘之上……通过格物而知修身为本, 身修就是工夫诀窍”[21].高攀龙在为学方法上表现为主张“修悟并重”.刘辉玲对高攀龙的道德修养论展开全面的研究, 重点有二:一是道德修养论的理论基础;二是道德的修养内容与途径、目标。而“悟”“修”并重具体到方法上则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22].这里又涉及到高攀龙的“静坐法”.李卓曾对高攀龙的静坐法进行考释, 对静坐近禅进行质疑与辨证, 对静坐口诀与效验进行细致探究[23].
  
  3. 关于“务实致用”及其实践
  
  对高攀龙务实致用思想研究最为深入、细致及全面的是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该着对高攀龙的治学主张、政治主张、经济主张、民生主张、思想学术主张等各方面进行阐述, 同时对高攀龙相关主张的实践也进行了透彻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此书基于评传的体例, 加之对高攀龙人生背景及经历着墨过多, 所以, 对高攀龙务实致用思想的讨论主要是散见于各章之中[18].步近智另有一篇文章, 侧重研究高攀龙的理学思想, 对其务实致用学说阐释亦较少[17].何孝荣从高攀龙用人思想主张及实践角度来探究高攀龙的务实致用, 同时指出他用人思想主张及实践的局限, “不能起衰振颓, 从而挽救明王朝的灭亡命运, 这是其时代和阶级属性决定的”[24].王卫平从高攀龙创办同善会的角度来论证其救世实践, 包括同善会源头的探究, 高攀龙在同善会中的主导作用以及他提出的主张和救助方式等, 其研究较为透彻, 视角亦新颖[25].侯白雪硕士论文, 对高攀龙实学思想作专题研究, “从高攀龙’实理‘’实心‘的实践哲学切入, 论述其’实修‘’实行‘的道德修养观, 再到其推己及人的’实事‘’实政‘理念”[26], 其研究较为全面且细致。
  
  4. 关于“性善论”和“复性”
  
  高攀龙批驳王学末流的心体为“无善无恶”说, 排斥佛教。李承贵指出高攀龙对佛教的误读且“过多地信赖儒学, 把儒学奉为至上的真理, 而忽略了对佛教同情的了解, 从而导致他对佛教的误读”[27].高攀龙主张人性本善。徐美洁研究高攀龙思想中的道教因素, 认为他们都主张性善说, 援引道教中的善恶果报与忠孝成仙思想为其性善说作补充[28].
  
  基于性善论的思想, 高攀龙认为人只需要回归原有的天生之善性即可, 而这种回归, 就是复性。姜国柱对高攀龙的复性论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结论是:“高攀龙认为, 圣人之学、学问之道、为学之要, 就是’复性而已‘.因此他把’复性‘作为修身、为学的一以贯之之道, ’复性‘贯彻于他的思想的始终、里外。”[29]
  
  二、比较研究
  
  这是指将高攀龙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所进行的对比研究。此类研究并非偶见, 学者多专注于此。
  
  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是目前唯一一部高攀龙比较研究专着。该着对顾、高二人人生经历及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时代背景作全面阐释, 贡献尤大。不过, 对顾、高二人思想本身分析仍留有较大空间有待推进, 且虽是合传, 也并未明确区分二人思想的不同[18].除顾、高外, 还有高攀龙与刘宗周也形成比较研究的一组对象。如衷尔钜对高、刘二人哲学思想的异同进行比较, 得出结论为:高提出“理即是心”, 刘认为“理即是气”;高提出“不任闻见, 不废闻见”, 刘认为聪明睿智, “闻见启焉”;高强调“复性”, 刘强调“慎独”[30].张天杰认为高、刘二人在思想上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出处‘与’名节‘的观念;其二, 学术上的回归朱子学。不过, 就第二点而言, 二人同中有异, 然而他们更大的异处不在于朱王之辨, 而在于儒释之辨。”[31]而儒释之辨又主要表现在对生死观的不同理解上。比较起来, 张天杰着重比较高、刘二人思想观念, 而衷尔钜则着重比较高、刘二人哲学思想具体内容。此外还有徐美洁, 比较高攀龙、孙慎行二人性善说对道教思想因素的吸收[28].
  
  三、文学研究
  
  高攀龙不仅是思想家, 同时也是文学家。但是相对于高攀龙思想研究来说, 有关他的文学研究则明显不足:一是起步晚, 几乎是近几十年才偶有所见;二是成果少, 寥寥无几。
  
  (一) 作品考证
  
  傅武光对高攀龙着作进行简单考据, 称其着述共有七种[32].张永刚《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创作考述》称高攀龙着述颇富, 有二十余种[33].董晓雁硕士论文, 对高攀龙着作做详细梳理, 对其诗集版本简考, 并罗列出诗歌篇目, 作者做了大量归纳与总结的工作, 实属不易[34].尹楚兵、董晓雁《高攀龙〈水居题壁〉二首考辨》提及两首诗:一是“涧水泠泠声不绝, 溪流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 归时长对青山月”;另一是“鱼竿消日酒消愁, 一醉忘情万事休。却怪韩彭兴汉室, 功成不向五湖游”.据作者考证, 这两首诗均为唐诗, 由此纠正了高攀龙诗歌误收的情况[35].
  
  (二) 作品研究
  
  董晓雁硕士论文《高攀龙诗歌研究》, 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篇高攀龙诗歌研究的论文。对高攀龙现存着述进行梳理, 对诗集版本进行考证, 对诗歌体裁加以归纳, 且将《高子遗书未刻稿》和《高子遗书》所收录的诗歌进行对照。不难看出, 作者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考证以及对比工作, 为日后高攀龙诗歌作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 还对高攀龙诗歌题材加以归类, 对诗歌艺术特色详作阐释, 但对诗歌的归类仍尚待完善, 对诗歌的分析亦有待深入[34].李卓对高攀龙的《大学》改本略有研究, 他指出高攀龙对《大学》文本的看法主要有三:“’有错简而为无阙文‘;’无经传之别‘;’淇澳以下皆释知本‘.”同时指出, 高攀龙的《大学》改本从文献学角度来看, 优点是“改动很小, 无须增字解经”.不足之处在于他的判准“没有文献考订的理据, 也主要是出于他在义理解释上的顺适自洽”[21].
  
  综合以上研究情况来看, 高攀龙研究虽然经历了近八十年的历程, 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但仍留有较大的推进空间, 其前瞻性研究大体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文献研究。梳理发现, 在高攀龙研究中除极个别论文涉及文献方面的考证外, 整体研究的文献基础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现今为止, 尚无人全面整理《高攀龙全集》, 包括搜集、考辨其全部着述, 对其校勘、标点等, 更无人逐篇笺释、注解等。也还有像《高攀龙研究资料》这样的文献资料全面搜罗、整理并出版面世, 以及《高攀龙诗文系年》或《高攀龙思想编年》之类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亦未见完成。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此前之研究, 其文献视野是较为有限的, 文献基础是较为薄弱的。所以, 以后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文献研究的推进, 只有全面夯实了这一基础, 才能使高攀龙研究出现新的喜色。
  
  其二, 思想研究。这一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对丰厚的成果, 但诸多问题存在的分歧则说明尚无一种研究因其所达到的高度足以让学界取得共识。研究的一般规律往往说明, 共识的未能形成通常是研究深入尚不足的表现。很多研究之所以能确立不刊之论, 其原因是研究达到了成熟之缘故。可以肯定的是, 对于高攀龙思想来说, 它是有其具体内容和明确性质的, 但现在存在众说纷纭的情况说明我们对这一具体研究对象的把握还存在一定距离, 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距离便能渐渐消除, 最终形成最为透彻也最为圆融的诠释。这种研究深入的达到必须通过推进研究来实现。
  
  其三, 文学研究。作为诗人和文章家的高攀龙, 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最受忽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陈田《明诗纪事》都把高攀龙列为明代诗家之一。《四库全书总目》则对高氏诗文予以较高评价, 认为:“诗意冲淡, 文格清遒, 亦均无明末纤诡之习, 盖攀龙虽亦聚徒讲学, 不免湔染于风尚, 然严气正性, 卓然自立, 实非标榜门户之流。故立朝大节, 不愧古人, 发为文章, 亦不事词藻, 而品格自高, 此真之所以异于伪欤。”[36]卷一七二565这里可以引出围绕高攀龙诗文许多话题的研究, 包括对晚明文风的转变与创新, 诗格、文格与人格, 东林讲学及其文学风尚等, 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是关乎高攀龙文学研究要解决的, 对明末以至清初文学思潮来说也是需要加以重视的。
  
  最后一点是历史研究。高攀龙与明末同时期的大多思想家、文学家一样, 并非只是闭门独自着述或创作, 而是作为一个文人群体、一个学派中成员之一, 参与整个群体和学派的思想活动, 引领社会风尚的形成。特别是他参与发起的东林讲学, 以及他作为重要领袖的东林学派, 在明末社会转型、思潮流变、士风和文风重塑方面发挥了深刻的影响。所以, 对他的研究包括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都不能只孤立地限于他本身的研究, 而是应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格局、大变迁联系起来, 作深入细致的探究。对高攀龙的研究必须要掌握历史的方法, 将个体与群体、思想家思想与学派思想、文学家文风与流派文风历史地结合起来, 由此达到对那个时代的思潮形成与演变、文风的生发与流向的真实把握和深刻认识, 从而对思想史、文学史研究有所积极促进。
  
  以上四项研究具有内在关系---文献研究是基础, 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是支柱, 而历史研究则是思想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旨归。未来的高攀龙研究只有在这种自具体系的研究格局上得以建立其坚固的基石并取得稳步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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