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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士刘穆之缘何成为刘宋开国第一功臣

添加时间:2018/02/11
在东晋末年政局复杂的大环境下,刘穆之择主而事,跟随刘裕,开启了仕履生涯的传奇之路。作为刘裕的僚佐,在平定桓玄之乱后,他恪尽职守,帮助府主重建朝廷秩序;在权臣争夺朝权之时,他夙夜在公,助府主夺取朝廷的军政大权。在刘裕官职、声望提高的同时,刘穆
  摘 要:在东晋末年政局复杂的大环境下,刘穆之择主而事,跟随刘裕,开启了仕履生涯的传奇之路。作为刘裕的僚佐,在平定桓玄之乱后,他恪尽职守,帮助府主重建朝廷秩序;在权臣争夺朝权之时,他夙夜在公,助府主夺取朝廷的军政大权。在刘裕官职、声望提高的同时,刘穆之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不仅为刘裕出谋划策,还为其选贤任能,并在刘裕出征期间屡掌大权,稳定后方局势。虽然从仕途来看他官至宰相不可谓不成功,但从道德来看他善于投机、愚忠于主为后世所诟病。
  
  关 键 词:刘穆之;刘裕;功臣;仕履。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昔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训。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是古今中外的共同追求,寒士刘穆之在士族社会的处世之道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刘穆之(360-417),字道和,小字道民,东晋时东莞郡莒县人。在门阀士族文化盛行的年代,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他却能官至宰相,为刘宋开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魏晋南北朝官场上的奇迹。当然,他也备受争议。一方面,胡三省说”刘穆之辅刘裕,岂惟才智不及荀,而识又不及焉“,王夫之说他是”机变之魁“.另一方面,范晔称他为”一代宗臣“,陆游称”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将他和萧何相提并论。东晋末年,桓玄篡位后,司马氏势力进一步减弱。在国家剧变、祸乱骤起的年代,世家大族尚且另投明主,要求寒士刘穆之为天子守节未免过于苛刻。在局势多变的年代,刘穆之能安身立命、官运腾达,一定有其独特之处。
  
  一、联姻士族、跟随刘裕。
  
  作为汉高祖刘邦庶长子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人,刘穆之家族世代居住在京口地区(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他出生之时汉朝已经灭亡140年,其家族早已落魄,祖辈、父辈皆未见于史书记载,甚至刘穆之本人还时常食不果腹,属于典型的庶族寒士。当时士庶天隔,在”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背景下,寒士难有出头之日。他如何抓住机遇、步入仕途值得我们深思。
  
  抓住机遇、联姻士族为刘穆之步入仕途开辟了道路。他清楚地认识到攀附士族是进入仕途的重要前提,并抓住了联姻士族的机遇。在行为和素养两方面他皆有积极表现,在行为方面,他放荡不羁、不修边幅以引起士族人士的重视;在素养方面,他少好书传、博览多通,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两方面的表现在当时玄学兴盛背景下很受士族推崇,最终济阳江氏江 慧眼识珠认识到刘穆之的价值,并将侄女许配于他。济阳江氏是当时的一流士族,江 的祖父是西晋重臣,官至黄门侍郎;父亲曾担任东晋朝廷宰相,并长期负责选任官员,为江氏家族积攒了大量的人脉。
  
  江出任建武将军、琅邪内史时,以刘穆之为府主簿,年逾40岁的刘穆之正式步入仕途。东晋时琅邪王担任者多为储君,故琅邪内史地位甚高,可视为未来宰相,主簿是府主的心腹,这就意味着琅邪主簿具有较高的地位,如吕布曾任丁原主簿,殷观曾任刘备主簿,司马懿曾任曹操主簿。虽步入仕途较晚,但刘穆之借姻亲关系,进入仕途伊始便获得了不错的官职。选对方向、跟随刘裕开启了刘穆之仕宦生涯的传奇之路。在正常情况下,刘穆之攀上江 这个高枝,仕途应该顺风顺水,不料桓玄篡晋称帝,东晋琅邪王府势力顿衰。此时,北府兵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试图起兵推翻桓玄的统治,刘穆之面临重大抉择:桓玄势力强大并掌控中央及地方大权,但他毕竟属于乱臣贼子;北府兵刘裕等仅有百余人,但具有雄心壮志。安分地做桓玄楚国子民,还是跟随刘裕冒险起义,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跟随刘裕。
  
  刘裕攻克京口,也就是进入刘穆之老家之时,45岁的他立马回到家中脱掉儒服换上便装,一副平民打扮前往刘裕军营。刘裕问:”我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刘穆之答:”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卒之际,当略无见逾者。“在刘裕府缺乏主簿时,刘穆之毛遂自荐出任此职。由储君府到义军,虽然主簿的职位相同,但两者地位相差甚远,刘穆之甘愿有所牺牲,故刘裕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他与刘裕一见如故,两人建立了亲密的主从关系,参加刘裕义军为刘穆之仕途的腾达奠定了基础。
  
  联姻士族充分展现了刘穆之善于观察的才能,便于他主动迎合并融入士族社会,寻找机会步入仕途。跟随刘裕,显现出他能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正确判断未来的发展方向,具备及时依附未来强者的眼光。
  
  二、恪尽职守、夙夜在公。
  
  东晋末年,朝政混乱、人心浮躁、战乱不断,仅仅站队正确,还不足以步步高升,刘穆之究竟有哪些过硬的表现,展现了什么才能,使得其赢得领导的信任。
  
  第一,恪尽职守、重建秩序。公元404年,刘裕率领义军攻克京师,桓玄西逃。经过战争的摧残,建康城内一片混乱,一切秩序需要重建,这就主要依靠文臣刘穆之,”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遂动见咨询。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第一步,在刘穆之的协助下,刘裕焚烧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在太庙立东晋朝新主,宣告正式推翻了桓氏的统治,恢复东晋朝司马氏的正统性地位。第二步,在刘穆之的建议下任命百官,如以王导之孙王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刘裕自为镇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将朝政大权推于第一士族琅邪王氏,而刘裕本人掌握中央、地方军事大权,赢得了百官的认可,使得官员各就其位。第三步,听从刘穆之建议,大赦天下,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第四步,在初步稳定之后,刘穆之在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从根本上改变了京城混乱的局面,并为最终诛灭桓玄提供了稳定的后方。刘穆之这些举措,犹如萧何稳固关中,在领导刘裕面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领导排忧解难,赢得了领导的信赖。
  
  第二,夙夜在公、助取朝权。夙夜在公,刘穆之的”公“则是指刘裕,而非当今公众、集体之公。诛灭桓玄后,义军内部开始争夺权力。公元407年,扬州刺史王谧去世,按威望当以刘裕接任,而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入朝,于是建议由中领军谢混接替,或让刘裕任扬州刺史于京城之外。刘穆之得到消息后,劝诫刘裕拒绝此安排并争夺朝权。刘穆之经过分析指出,其一,经历司马道子乱政及桓玄篡位后东晋天命已移,刘裕恢复东晋朝的功勋和稳定天下的地位已经定了下来。其二,一同起义的刘毅等人并不会心甘情愿受制于刘裕,也就是说双方争权夺利不可避免,退让只能受制于人。其三,扬州刺史的地位非同寻常,担任此职才能控制京城局势。在刘穆之的劝说下刘裕进入京师建康,顺利接任扬州刺史一职,掌握了中枢权力。
  
  武将出身的刘裕,文化素养不高,为人处世很多方面都需要刘穆之的引导。如刘裕字迹丑陋,刘穆之认为作为士族社会的领导,字迹虽是小事但仍需留意。因为天赋和时间的问题,刘裕的字还是写不好,刘穆之就建议他写大字,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亦美。处处为领导着想,因此他备受领导信任。
  
  三、出谋划策、选贤任能。
  
  随着刘裕势力的壮大,他对刘穆之更加信任。刘穆之也竭尽全力为刘裕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其官职也得以提升,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随着官职的提升,刘穆之在前台负责选任官员,并在刘裕出征期间,负责留守后方。
  
  第一,出谋划策,备受信任。刘穆之有经略才具,刘裕以其为谋主,每一次行动都要先询问他的意见。公元409年,南燕主慕容超袭位,纵兵肆虐淮北,俘虏东晋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并驱掠百姓千余家,刘穆之认为这是刘裕进一步提升威望的绝好机会。东晋自偏安以来,时时面临着北方的威胁。祖逖、庾亮、褚裒、殷浩、桓温都曾先后北伐,但无一成功。如果此次刘裕北伐成功,将极大地提升自身的威望。同年,刘穆之跟随刘裕出征,次年攻灭南燕。在刘裕征讨南燕期间,天师道卢循、徐道发动叛乱,先后击败东晋大将何无忌、刘毅等人,威逼建康。刘裕迅速回防建康,以少胜多击败卢循等人。这两次战争期间,刘穆之出谋划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史称”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穆之的官职也随着刘裕官职的提升而提升。公元404年,刘裕任建武将军、彭城内史时,刘穆之为府主簿。一个月后,刘裕任领军将军、都督八州诸军事、徐州刺史、镇军将军时,刘穆之为府记室参军。公元405年,刘裕任车骑将军、扬州刺史时,刘穆之为府录事参军。刘毅等人以”权力过重“为由离间刘穆之与刘裕的关系,而刘裕听了却”愈信仗之“.公元408年,刘裕升任中军将军、太尉之时,刘穆之升任中军太尉司马。这一职位负责军事,在战争时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此时刘穆之不仅实际上是刘裕的首席心腹,职务上也是刘裕府的首席僚佐。公元412年,刘裕任太傅、扬州牧时,刘穆之出任丹阳尹(正三品),成为京畿地区的行政长官,步入高官之列。
  
  第二,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刘穆之步入高官行列之后,长期负责选任官员。对于有才能、贤德的人才,他积极任用。如他所举荐并任用的谢晦、颜延之、江秉之等人,皆为贤能之人。谢晦被举荐后,在刘裕府历任要职,是刘裕军事上的第一谋臣,刘裕建宋后担任中领军、侍中两职,在刘裕去世后他位列四大顾命大臣之中,这充分说明刘穆之任人唯贤。举荐颜延之、江秉之,集中体现了刘穆之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刘穆之的儿子刘宪之娶了颜延之的妹妹,两家建立了姻亲关系。刘穆之听说颜延之德才兼备,想要任用他,但仍然坚持与他见面进行具体考察。刘穆之家境贫寒,娶妻江氏后,”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而在他出任丹阳尹、前将军时,”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江秉之既是他的亲戚,又是曾经侮辱他的人,他以江秉之出任丹阳郡、前军将军府参军。刘穆之的这一系列做法可谓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当然江秉之也绝非平庸之辈,在历任官职上皆有突出表现,被列入《宋书·良吏传》。刘穆之凡所荐达,不纳不止,常自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在门第为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任用官员以才能为尺度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三,屡掌大权,稳定后方。随着官职的提升,刘穆之不仅在刘裕府任职,自己也逐渐走向前台。在刘裕出征期间,刘穆之通常肩负稳固后方的重任。他”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在后方留守期间,他政绩突出。公元415年,刘裕率兵讨伐司马休之,刘穆之升任尚书右仆射,丹阳尹职务保留,后方事务不分大小皆由刘穆之决定,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公元416年,刘裕北伐后秦,刘穆之再次留镇建康,转尚书左仆射。次年,刘裕灭后秦,占领关中,并打算以关中作为基地继续进行北伐。但刘穆之突然发病去世,后方不稳,刘裕不得不回到建康。可见此时刘穆之与刘裕的关系如同萧何与刘邦一样,主公在外征讨,心腹大臣留守后方。
  
  四、善于投机、愚忠于主。
  
  刘穆之虽然为官期间政绩优秀,但他在道德方面却有值得商榷之处。王夫之称他为”机变之魁“,善于投机。另外,他对刘裕的愚忠也为时人所讥讽,对此他认为自己蒙受刘裕恩惠,举报朋友与张辽当年举报关羽一样,是忠诚的表现。助夺朝权一事为后人所诟病。自出仕以来,刘穆之作为东晋朝的官员,却不为东晋朝廷尽心尽力。公元407年,东晋皇室势力衰微,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刘穆之不从国家角度出发去缓和内部矛盾,而是劝诫刘裕在混乱的局面下掌控中央朝政进而篡晋自立。故后世多将他与荀 相提并论,明朝人孙奇逢称他像荀 跟随曹操一样,一开始就打算背叛朝廷。
  
  另外一件事则是愚忠于主。刘穆之广布耳目、明察暗访,把所有听到的见到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告诉刘裕,有时候甚至违背道德,但他认为这是忠诚的表现。如公元412年,刘裕率军讨伐荆州刺史刘毅,诸葛长民、刘穆之负责留守。在其他一起起义的将领被刘裕一一诛杀后,诸葛长民心存不安,就问刘穆之,听说太尉(刘裕)对他有意见,这是为什么呢?刘穆之劝他说,刘裕西征,将年老母亲和幼小弟弟都交托给将军,怎么会不相信您呢?然后刘穆之却将诸葛长民的话全部汇报给刘裕,刘裕迅速诛杀诸葛长民,而刘穆之却把这种背后告密的行为视为忠心于主,为时人所讥。
  
  刘穆之作为刘邦的后人,既是善于分析局势、重视官员选拔的经国之才,又是为后人所鄙薄的小人。可以说,善于观察时局、投靠明主的才能使他成为刘裕的重要谋臣,但也正是这种”机变“的才能,让他为后世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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