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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金融研究的6大热点问题综述

添加时间:2018/06/08
总体上看, 最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注重总结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践的经验, 概括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的特征;注重对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有效性展开实证性分析;注重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性分析。
  摘 要:选取2017年中国金融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实证性研究论文及具有某些创新性观点的论文, 从金融改革、货币政策、外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农村金融、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市场发展问题等方面, 综述了这些专题研究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主要观点, 介绍了当代中国金融研究的新进展。
  
  关键词:金融改革; 货币政策; 外汇; 农村金融; 通货膨胀; 金融市场;
  


 
  Abstract:This paper selects representative empirical and innovative thesis on China's contemporary financial research in 2017, summarizes hot issues, frontier problems and main opinions on financial reforms, monetary policy, foreign ex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rural finance, infla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s development, and describes the advances on China's contemporary financial studies.
  
  Keyword:financial reforms; monetary policy; foreign exchanges; rural finance; inflation; financial markets;
  
  2017年当代中国金融研究领域论文繁多, 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金融改革、货币政策、外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农村金融、通货膨胀以及金融市场发展问题等方面。本文筛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章, 从六个方面概述了研究动态。
  
  一、金融改革的研究
  
  一些学者论述了中国金融改革历程, 肯定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就。
  
  高尚全指出, 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重大成就, 表现之一是金融供给满足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化国家“双重转型”中金融的需求;表现之二是中国多次化解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造成的危机, 保持了货币与金融市场的稳定, 维护了经济发展的平稳、健康。不过, 因为历史的局限性, 认知的有限性, 中国的金融改革也走过弯路[1].
  
  王国刚提出,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只有财政, 没有金融, 货币基本局限于商品交易媒介范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市场运行通畅、服务效率较高、监管比较到位、有着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金融体系[2].
  
  周治富运用制度金融学范式, 分析中国金融改革, 认为垄断均衡金融制度形成的根源是“强国家、弱社会”二重性质的社会结构, 以及赶超式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具有公共品的性质, 内生性金融制度变迁发生间断性, 金融系统只是有限开放理性, 加上行动主体的理性无知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已形成的垄断均衡金融制度很难被打破。金融体系从垄断均衡走向垄断竞争, 是由地方政府在经济竞争中抢夺金融资源, 国有商业银行推行市场化改革, 民营经济快速崛起, 内生性金融不断成长等推动的[3].
  
  钟正生等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金融改革的两个分界点。1997年之前, 根据经济转轨的需要, 金融体系基本框架逐渐搭建成型, 而亚洲金融危机促使金融改革走上“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轨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经济改革推进缓慢, 而金融改革却因开启利率市场化闸门而大步向前, 埋下了种种金融乱象的祸根[4].
  
  张晓强等探讨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 认为农村金融改革是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要方式, 以渐进式的改革不断推进。从1951年创办农村信用社开始, 农村金融改革一直以调整农村金融机构为主线, 不断变革管理权、经营权, 在供给层面调整金融体系, 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效应, 农村金融整体步入健康发展的良性轨道。但自上而下的改革, 忽略了内生的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难以有效发挥整体功能, 不能从本质上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5].
  
  回顾金融改革, 是为了推进新的改革。针对金融领域乱象丛生问题, 学者们特别关注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 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
  
  高尚全指出,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压力, 存在于经济体制中许多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 都会渐次在金融市场以金融风险的形式聚集起来。另外, 在“互联网+”的时代, 出现了金融产品的跨界融合, 科技产品也与金融产品跨界融合, 从而使金融市场形成了新的不确定性风险。总体而言, 当前的金融风险表现为高杠杆风险、房地产风险、汇率风险、混业经营和跨界融合风险。缓解金融风险必须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以固本培元;要做好财税体制改革, 化解地方债及房地产的风险;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做好金融监管协调工作[1].
  
  王国刚提出,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 “脱实向虚”的倾向开始蔓延。金融业要全力做好、做实“服务于实体经济”这篇大文章。金融改革发展的目标在于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 而不应简单以金融机构的业务增长率和收益增长率为度量标准[2].
  
  孙国峰认为, 中国以“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为双支柱的新金融调控政策框架初步形成。践行新发展理念, 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率, 是未来金融改革发展应遵循的准绳[6].
  
  周治富提出, 市场化改革是金融改革的方向, 但如果把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定为欧美式金融制度结构, 则有欠妥当[3].
  
  吴晓求认为, 1995-2016年中国金融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动, 金融体系正在进入结构性变革时期。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在不断提高:证券化金融资产在金融总资产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其中权益类证券股票市值占比又表现为波动上升的趋势, 居民持有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这些趋势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金融风险的来源。在两大基础性金融风险中, 资本不足风险的权重呈下降之势, 但透明度风险的权重却呈逐步上升趋势, 进入了两大基础性金融风险并重时代, 金融风险也开始表现出层次性、复杂性的特征。在监管改革模式上, 要实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政策功能上的相互协调与统一;在监管架构改革上, 需要从现行的“一行三会”扁平化结构, 过渡到“双峰”组织结构;监管重点需要相应转变, 应该从目前的资本监管为主, 逐步转到资本监管与透明度监管并重;传统监管方式要加以转变, 要走向智能监控, 逐步过渡到以智能监管为主[7].
  
  杨飞对金融监管改革进行历史视角的分析, 提出中国分业监管体制是特定时期的正确选择, 与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发展脉络是一致的, 符合当时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在金融改革中维护了金融稳定。但21世纪以来, 金融业呈现出混业经营增强的趋势, “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监管部门虽然在探索建立跨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并不断强化“大资管”特征, 但“大资管”业务处于分业监管的交叉地带, 存在监管空白, 分业监管体制改革迫在眉睫[8].
  
  张原等认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动因是金融业效率低下。在GDP中金融业所占比重超过8%, 比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 但金融效率低下, 金融“脱实向虚”就是其重要的体现, 也是金融监管不适应金融业发展而滋生的消极现象。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应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抓紧建立监管协调机制, 解决分业监管所滋生的监管缺位的问题;及时制定相关的金融监管体系, 实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深化金融监管方式的创新[9].
  
  钟正生等认为, 当前加强金融监管, 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 但在纠正2009年以来金融杠杆上升、2015年以来资金“脱实向虚”上难免流于表象。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四次应对和处理“外部失衡”的经验, 中国由急到缓地协同推进“经济改革-金融改革-金融开放”, 是更加理性与稳妥的选择[4].
  
  总的看来, 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成就、改革深化的方向, 新的研究动向是加大了对于金融风险与监管体系改革的研究, 提出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建议, 比如提出了“一行三会”改革思路, 2018年政府机构改革已经体现出来。
  
  二、货币政策的研究
  
  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 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分析货币政策运行机制、货币政策作用与有效性、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等三个方面。
  
  (一) 对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的研究
  
  徐忠总结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 指出, 1984年之后,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开始了重大转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确定为广义货币供应量, 最终目标确定为维持物价稳定, 创立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并以数量型工具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 直接调控为主逐步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中国实施货币政策的成功经验是:第一, 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突出价格稳定, 同时兼顾其他目标;第二, 根据间接调控的实际需要, 改革完善了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第三, 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实际情况及现实需要, 在宏观审慎政策指导下, 灵活实施了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相结合的调控模式;第四, 注重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金融改革的需要, 不断“在线修复”金融体系, 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逐步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调控效果[10].
  
  张平认为, 中国货币供给与经济增长阶段性变化有着很强的同步性特征。在经济赶超阶段, 货币供给以“信贷中介”激励资本形成, 促进经济增长, 外汇占款成为央行资产最主要部分, 决定央行货币释放。21世纪后, 房地产推动了资产抵押的货币需求。进入新常态后, 外汇占款不断下降, 货币供给靠国内短期流动性资产创设, 以对冲长期外汇资产下降, 加大了市场波动。货币供给目标要从赶超期的又快又好, 转向新常态下的稳中求进, 要逐步建立以公债为基础的央行资产, 形成新常态下的货币、财政和统一监管的宏观稳定化政策和管理框架[11].
  
  牛嵩认为, 由于中国金融规模快速扩张, 金融结构出现多元化发展, 金融产品、融资工具等日益创新, 以货币供应量和银行贷款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他选用2002-2016年的季度数据, 实证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之间的相关程度, 发现社会融资结构的变化使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调控效果不断减弱。文章提出, 虽然现阶段社会融资规模并不能完全替代货币供应量, 但应该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补充, 共同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12].
  
  石龙等认为, 在经济新常态下, 保增长不应该成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为抑制金融业高增长带来的潜在风险, 不仅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亟需改变, 货币政策更需要与金融监管政策相协调[13].
  
  郑忱阳等通过对2004-2015年中国“三元悖论”三指数的计算, 证实了中国存在“三元悖论”难题, 而中国最终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 提出“三选二”只适用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往往是“三选一”[14].
  
  (二) 对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有效性的研究
  
  周国庆等以2002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三季度数据为样本, 分析了货币政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认为通过实际经济渠道和名义价格渠道的传导, 货币政策主要有利于收入的平等分配[15].
  
  朱丽军等利用2000年以来的统计数据, 分析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之间的影响。认为货币政策能够影响资产价格, 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或者实际利率上升时, 会导致房地产实际价格的上涨;而货币政策变量对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冲击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实际货币供应量调整时, 房地产价格比较敏感;实际利率调整时, 股票价格比较敏感[16].
  
  李迅雷等探讨货币政策变化与股票价格波动间的相关性。他们提出, 在2010年之前,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与A股市盈率波动的相关性比较明显。而2011年之后, 随着M1和M2增速的回落, 特别是M2增速回落更显着, 货币存量在不断扩大, 股票价格受货币增量的影响开始减小, 因此, 股价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在不断弱化[17].
  
  马勇利用1998-2014年的季度数据, 研究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认为, 包含金融稳定因素的货币政策, 正常时期能够维护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双稳定”, 而在压力时期能够显着降低金融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不利冲击[18].
  
  陈浪南等使用1999年1月至2013年5月的经济数据, 分析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 认为, 在经济萧条期,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更倾向于提高物价水平, 而不能有效促进产出水平;在经济繁荣期,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则更倾向于降低产出水平, 而治理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够[19].
  
  徐淑华等认为, 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时, 货币政策传导最为顺畅, 货币中性的性质显着;财政收支不平衡时, 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出现非对称性的时滞;财政盈余不利于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20].
  
  一些学者还研究了近年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构性货币政策是指人民银行为了调整经济体系的结构失衡, 利用定向性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对特定经济部门释放或回收流动性, 从而引导特定经济领域资金流入或流出的货币政策。
  
  万冲等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原因, 一是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 经济结构仍然严重失衡, 二是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仍在下降, 实施效果不好, 政策效力不足。结构性货币政策如果长期实施, 容易加大结构扭曲, 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并易导致货币政策财政化[21].刘澜飚等实证研究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中结构性货币政策信号传递渠道与传递效果, 认为大多数结构性货币政策公告带来了主要指标利率的显着下降。不过, 结构性货币政策信号传递渠道受制于两种因素, 一是随着利率期限的延长, 货币政策公告的影响力在逐步减弱, 二是在改变市场预期方面, 部分货币政策公告的作用不够明显[22].
  
  陈其安等运用2006-2014年中国货币政策数据、投资者情绪数据和股票市场指数收益数据, 实证检验后得出的结论是:股票市场价格波动性与投资者情绪正相关, 与市场利率负相关, 投资者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波动性的调控作用, 进而使得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实际反应偏离了货币政策调控目标[23].
  
  (三) 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因素的分析
  
  刘金全等运用1998年7月至2017年7月的月度经济数据, 阐释中国利率双轨制特征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影响机制, 认为, 利率双轨制造成资金需求层面软预算约束主体和民营企业的“双重双轨制”, “扭曲”了资金配置效率;货币总量与经济指标的关联性下降, 导致数量型工具的调控效果弱化, 而价格型调控框架尚未形成, 降低了传导效率[24].
  
  陈军等分析了2008年1月到2016年3月相关月度数据, 探讨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指标对货币政策变量的影响, 认为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主要科目对货币政策工具或目标影响显着, 但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科目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25].
  
  石龙等利用2002-2014年的季度数据, 实证分析社会融资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指出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冲击作用明显高于货币供应量, 且持续时间较长[13].刘金全等运用2005年7月到2016年8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数据, 分析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 认为现阶段传统的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在房地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调节能力上, 均有弱化[26].
  
  杨霞等利用2008-2015年的月度数据, 实证分析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控体系的影响, 发现短期内影子银行会使新增信贷规模减少, 而长期内影子银行会使信贷规模上升, 导致实际货币供应量减少, 使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与预期发生偏离[27].高宏霞等运用2013年至2016年的相关月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讨论影子银行体系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 认为从长期趋势来看, 如果影子银行过度发展, 会导致社会货币供应量增加, 不利于物价稳定。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削弱作用[28].
  
  顾海峰等选取2005-2015年的相关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分析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传导的关系。发现, 汇率政策对货币供给量存在着显着的影响, 但对利率却不存在显着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 汇率政策对货币供给量具有负向的影响, 但短期来看, 汇率政策对货币供给量则具有正向影响;汇率机制改革前后, 货币供给量与外汇储备均存在长期正向均衡关系。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敏感度大幅提升, 说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取得很大成效[29].
  
  吴晓芳等研究了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 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变得更为有效。一是在经济过热时, 提高利率能降低通货膨胀率, 明显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二是调整利率能够有效调控和管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三是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产出, 但作用空间较小[30].
  
  总体上看, 最值得关注的是学者们注重总结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实践的经验, 概括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的特征;注重对货币政策的作用与有效性展开实证性分析;注重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实证性分析。虽然不少研究成果还有待提升理论分析水平, 但对提炼中国特色货币政策的规律还是有贡献的。
  
  三、外汇问题的研究
  
  (一) 对“811汇改”的研究
  
  2015年8月11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 决定实施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 被学术界称为“811汇改”.李政分析了“811汇改”的原因与效果, 认为2013年初至“811汇改”之前, 由于汇率中间价的方向性溢出持续下跌, 市场性和基准性不断下降, 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就变得十分必要。“811汇改”后,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价格体系的总体溢出、中间价受到其他价格和对其他价格的方向性溢出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发生了汇率中间价与单个汇率价格相互溢出结构的显着变化, 即期和远期等在岸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因此, “811汇改”取得了预期的效果[31].乔宁宁实证检验了“新汇改”前后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与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 文章提出, 随着“汇改”深入推进, 汇率变动通过短期国际资本流动, 对资产价格波动产生的影响体现出新变化。汇市与股市的联动性逐渐增强;汇率对房价的单向传导机制有效, 但有所弱化。为了更好地应对短期资本冲击, 保持汇率和资本市场稳定, 应继续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测[32].
  
  (二) 对中国最优外汇储备的研究
  
  陆磊等估算了中国最优外汇储备, 认为200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对外支付和审慎预防性需求的最优规模, 并从2014年开始向最优数量收敛。尽管最近两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迅速, 但当前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仍高于最优外汇储备规模。这对中国全面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改革,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33].
  
  李静怡也讨论中国外汇储备适度规模问题, 认为1994-1996年, 实际外汇储备规模偏低, 接近了适度外汇储备量的下限;1997-2000年, 实际外汇储备适度, 接近适度外汇储备量的中值;2001年, 实际外汇储备规模偏高, 接近适度外汇储备量的上限;2002年外汇储备规模超过了适度外汇储备量的上限, 偏离幅度呈现出逐年加大的趋势;2008年后外汇储备规模的正向缺口继续扩大。2015年, 由于外汇储备实际规模下降, 接近了波动的上限, 但仍然属于储备过剩[34].
  
  (三) 对汇率波动问题的研究
  
  周远游等的研究发现, 2005年以来, 每次汇率波动率变大, 都和汇率改革进程同步, 汇率波动与汇率制度的改变、波幅限制和弹性空间等均高度相关。2012年后, 在岸汇率波动的自相关性逐渐增大, 导致较小的波动也可能被放大, 从而形成异常波动。在当前条件下, 不宜过度放开人民币汇率波幅限制[35].
  
  李建伟等分析了201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原因, 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速不断下降, 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 热钱和资本净流出规模加大, 导致人民币前期高估的汇率合理回归。前期流入的热钱已基本流出, 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已基本释放[36].郭维运用事件分析法, 讨论2005-2016年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施压效果, 发现当人民币汇率处于升值阶段时, 国外政治施压对人民币汇率没有显着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处于贬值阶段时, 国外政治事件容易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长期看, 美国政治施压事件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并不显着, 但2014年2月人民币汇率进入贬值轨道以来, 尽管施压事件数量减少, 但其成功率却有所上升[37].
  
  余永定等人指出, 中国当前面临着维持汇率稳定、保有外汇储备和维护国家信用的“三难选择”问题。国家信用绝对不能丧失, 外汇储备也不应再发生大的损失。因此, 政策选择应该是保外汇储备、保国家信用, 而让汇率自由浮动。这样做虽有风险, 但却是最不坏的一种选择[38].
  
  (四) 对汇率波动的影响的研究
  
  刘思跃等采用2005年7月至2016年9月相关月度数据, 实证分析汇率变动方向对投资的影响。认为, 收入渠道是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投资影响的主要传导渠道;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汇率水平的变动比较敏感;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对汇率波动幅度的变化比较敏感;从汇率变动对不同行业投资的影响看, 人民币贬值比人民币升值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影响更大, 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投资而言, 则正好相反;汇率水平变动及汇率波动幅度的传递, 都存在明显的时滞[39].符大海等运用2005年7月至2014年6月31个省市的月度相关数据, 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各地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文章认为, 人民币升值在总体上对国内物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 但这种价格传递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产品异质性。另外, 人民币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在短期内并不显着, 更多是长期性影响[40].
  
  郭锐欣等实证分析了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人民币汇率股价和房价的联动关系, 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吸引短期资本持续流入国内, 国内资本流动性增强, 对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产生正面影响, 股票市场对外汇市场影响不大。人民币汇率、股价与房价之间所具有的密切联动关系, 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提出了挑战[41].
  
  此外, 盖静实证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向IMP、CPI、PPI传递的系数, 认为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 人民币汇率向国内价格的传递存在着阻滞, 相对于IMP、PPI, 汇率向CPI的传递系数更低, 随着时间推移, 汇率向CPI的传递系数呈下降趋势[42].
  
  总之, 外汇问题研究的焦点是汇率与外汇储备。“811汇改”对于外汇形成机制改革具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已基本取得共识。但何为最优外汇储备数量, 仍然存在争议。对于实证分析汇率波动问题, 还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空间。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 仍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一些学者用全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也有一些学者用地方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但仍无比较一致的结论。
  
  王澎波等运用2003-2013年省级面板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认为, 总量上间接金融依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但其边际影响力在减弱;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力在减弱;间接金融相对占比的提高, 不利于经济增长[43].田菁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 实证检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路径, 认为银行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推动资本积累促进经济的增长, 股票市场的发展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机制, 与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相关[44].田卫民运用1995-2014年省际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相左的结论, 认为金融发展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降低了资本积累率, 金融发展实际上抑制了地区的经济增长[45].
  
  李强等运用1990-2014年分省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结论是: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倒U型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 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 却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表现出抑制效应[46].
  
  李明实证分析山东省1995-2015年间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的关系, 认为总体上山东省的金融发展水平不高, 没有很好地促进山东省经济增长, 而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47].
  
  刘玉芝等使用1990-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时间序列数据, 实证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广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48].
  
  平新乔等讨论了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 农村金融发展呈现倒U型的Kuznets效应。短期内, 在金融服务可得性方面, 有利于高收入组家庭而不利于低收入组家庭, 金融发展有可能扩大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长期来看, 以“金融深化”指标为代表的“涓滴效应”, 使低收入组家庭收入增速显着快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 因此会降低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49].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虽然较多, 但仍然难以取得比较一致的结论。学者们考察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尽管大体相似, 但经济发展却受多种因素影响, 而不仅仅是金融发展。不同地区二者相互关系表现出差异性是正常的。
  
  五、农村金融的研究
  
  在农村金融研究方面, 学术界探讨了农村金融体制、农村金融政策、农村金融供需缺口、农村金融改革等问题。
  
  侯国栋探讨了农村金融二元体制惯性及其资本抑制机理。文章认为, 金融体制改革后的近40年间,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呈现U型轨迹, 同期农业资本增长率却始终在低水平线上徘徊。农村二元金融体制在金融产业组织、市场格局和制度安排等方面, 制约了农村金融与农业资本的良性互动。垄断性的金融产业组织结构抑制了农业资本形成, 城乡分割的金融市场格局抑制了农业资本配置, 植入了政府战略意图的金融制度抑制了农业资本扩张[50].
  
  王煜宇等人研究了农村金融政策执行中的异化问题, 指出农村金融政策的异化主要发生在执行环节, 因此是执行的异化。农村金融政策的异化表现为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替换式执行及观望式执行。农村金融政策异化主要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是农村金融政策本身就存在局限性, 属于执行客体方面的原因;二是农村金融政策执行过程, 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失效问题, 属于执行主体方面的原因。要解决农村金融政策的异化问题, 必须实行农村金融法制化[51].
  
  李德荃分析了近30年来的相关数据, 测算出农村金融的理论金融量, 估算农村金融的实际金融量, 进而计算出农村金融量缺口。他发现, 20世纪90年代初期, 农村存款额和农村贷款额相差不大, 农村资金供求关系比较稳定。但是, 从1994年起, 城市经济迅猛发展, 大量农村资金涌入第二、三产业, 农村地区的存贷款差额逐步扩大, 涉农资金供求缺口日益突出。农村的金融缺口从1985年以来就一直存在, 2000年以前缺口率较高, 2006年后缺口率明显降低, 说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有所改善[52].
  
  贾立等利用1978-2013年农村金融数据, 测量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发展轨迹, 认为农村金融成熟度总体上保持上升趋势, 且在2007年以后出现加速, 但也存在波动;规模、结构以及效率指标对农村金融成熟度的贡献差异较大, 其中规模维度占主导作用[53].
  
  张晓琳等人总结了学界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观点。如在每一轮农村金融改革中, 机构改革的核心都是农村信用社;国家试图把农村信用合作社建设成“专职性”的地区农村银行, 为“三农”提供金融服务。农村金融改革是强制性制度变迁, 是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其违背了内生性的农村金融变迁需求。农村金融改革还表现为渐进性变迁特征。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制度仍然存在明显的缺陷, 集中体现在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支农绩效三个方面[54].
  
  张细松认为,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已经上升为国家农村发展战略, 商业银行是最主要的农村普惠金融供应主体之一。“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临转型的挑战并呈现出金融服务新业态。商业银行农村普惠金融运作还存在风险暴露和商业可持续性两方面的问题, 为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商业银行应该分别采取加强风险管控和推动商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针对性对策[55].
  
  2017年对于农村金融的研究显然有些沉寂, 创新性研究不多。对于农村金融政策执行中出现的异化问题的研究, 是其中的一个亮点。对于农村金融量的估算有所进展, 但结论显然过于粗略, 有待深化。
  
  六、其他方面的研究
  
  (一) 对通货膨胀的研究
  
  何华武等从财政政策的角度, 解释了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国CPI与PPI的相对动态特征, 认为财政政策扩张会通过偏向性地带动生产资料企业产能扩大, 从供给侧抑制价格水平。同时, 借贷约束的存在, 使得此类企业能够更为容易地获得配套资金, 从而导致其产能进一步扩张, 使PPI相对于CPI持续下降。因此, “财政政策-信贷-产能过剩”这一机制是理解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货膨胀动态的关键[56].肖崎等分析了1994-2016年间中国货币结构的变化, 认为, 执行交易职能的货币数量下降, 流入到了金融市场, 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中国货币结构指标与通货膨胀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是正相关关系。中国货币政策要注意货币总量与结构调控并重, 前瞻性地考虑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57].
  
  陈红等使用1980-2014年相关数据, 实证分析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完全符合菲利普斯曲线特点, 通胀率和失业率虽总体为负相关, 但短期波动较多, 且出现异变, 二者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58].
  
  总体看, 学术界更关注2008年以来的通货膨胀问题, 缺乏较长时段的研究。此前, 一些学者已尝试从财政政策方面分析通货膨胀问题, 何华武的研究则有所深化。从货币结构变化方面分析通货膨胀, 有助于认识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二) 对金融市场的研究
  
  张铁刚等分析了2003-2015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数据, 认为信贷波动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表现为正相关关系, 短期信贷规模增长率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呈负相关关系, 中长期则存在相反的关系[59].
  
  杨宝利用1990-2015年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样本, 分析股利支付率的年度、行业、板块、地区、企业性质分布特征, 考察连续不分红公司的分布特征, 发现股利支付的连续性逐年增强, 但平均股利支付率偏低, 股利政策随意性较大;股利支付行为有阶段性迎合监管政策的特征;地区、行业、板块间股利支付率差异明显[60].
  
  学术界对于金融市场的研究更多的是讨论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 而总结性的研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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