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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暴力医闹社会方面原因及相应对策

添加时间:2017/04/08
  摘要:从社会原因立场分析暴力医闹的原因,如国家投入不够、医疗体制问题、社会矛盾积累、信任危机以及媒体的扭曲报道等。针对存在的社会方面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如加大各级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力度、医疗体制改革创新、拯救和重建社会信任、媒体正面宣传及舆论引导、依法严打非法“医闹”、完善医疗保障制度、积极寻求第三方调解以及推进互联网医疗等。
  
  关键词:暴力医闹;医患纠纷;医患关系;社会原因;对策
  
  “医闹”是指受雇于医疗纠纷的患者方,与患者家属一起,采取各种途径以严重妨碍医疗秩序、扩大事态、给医院造成负面影响的形式,给医院施加压力并从中牟利的行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杀医伤医案依旧不断发生,引起李克强总理高度关注的“温岭杀医案”“哈医大杀医案”“广东陈仲伟被杀案”“湖南邵东杀医案”等等,一幕幕血腥残暴的画面让人痛心。
  
  一、暴力医闹社会方面原因分析
  
  今年11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了2016年以来较为典型的42起案例。统计显示,医闹总人数超过230人,共约致60名医护人员受伤或死亡,个别案件有患者家属组织百人围堵医院,影响恶劣。在42起“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中,共有9起发生在广东省,其次是海南省和山东省,各4起。42起“医闹”和暴力伤医事件中,约有76%发生在地级市,约有17%发生在县级市,7%发生在村镇。同时,殴打和谩骂是主要的伤害方式,约有25名医生和18名护士受到伤害,无论是患者,暴力伤医者以及被伤害的医患人员,均已中年人为主体,其次是青年人(数据来自人民网舆情频道)。
  
  (一)国家投入不够
  
  2014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为5.57%,在榜单上的15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3位,系倒数第28位,而美国却以17.1%的比重占据第一位,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比重不及美国的零头,也不到欧洲大国的一半。可见如果政府想在医疗卫生上加大投入,想在花钱上赶超欧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要投入更多的钱。2015年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GDP比重已经是6%,但依旧排在较靠后的位置。
  
  (二)医疗体制问题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医疗体制问题。第一,中国没有社区医生制度,在英国或者美国,普通初诊病人必须首先经过家庭医生的诊断,如病情无法处理,则由家庭医生代为预约公立医院的医生,病人无法选择出诊专家。在中国,可直接选择挂专家号。第二,资源配置不合理及地区分配不合理。有限的资源都集中在三级甲等医院,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不足和老百姓对医疗需求的矛盾。
  
  (三)社会矛盾积累及信任危机
  
  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中充满着各种忧虑,升学就业、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等等,让人们慢慢变得焦躁、不安和偏激。在医院看病,当你花了3小时排队等到,医生就给你3分钟的诊断,然后一句“这没事儿,开点药给你就好了”就完了。这时很多人心里就很窝火,得不到完整的解释,我的病情怎么样?我应该如何服药?我的病怎么没有起效?再加上在就医阶段遇到职场、生活中的不如意,就会拿医生开刀。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信任越来越缺失,对专业权威的信任度也是越来越低,加剧了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事故频发、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现象导致了当前中国医疗信任危机的产生。究其根源,则在于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在一些方面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公益性质;同时,部分医生在利益诱惑面前,忘记了自己的职业目标,违背了职业道德。如温岭杀医案中,连恩青对医生不信任,怀疑医生的诊断,先后25次到不同医院求医,产生25份病历和就诊卡,以及25张CT胶片,因为怀疑医院之间串通好了欺骗他,其中有几次检查他还故意改了名字,最后酿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四)媒体扭曲报道
  
  英国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曾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媒体对医患问题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对医患关系紧张局面”.比如“八毛门”事件、“丢肾门”事件,以及今年刚发生不久的“纱布门”事件,妖魔化医者的报道,不但给无辜的医护人员增添麻烦与烦恼,而且激发了群众对医护群体的极度不满,加剧了医患矛盾。
  
  二、解决暴力医闹问题在社会方面相应的对策
  
  维护医疗服务行业的秩序,如何让每个公民都能够享有最基本的健康保障权利,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责任,而是全民全社会的责任,因为医患关系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它需要从政府责任、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信任及医疗保障等多个方面入手,从根本上建立医生和患者的良性互动关系。
  
  (一)加大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
  
  各级政府应当首先负起责任,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努力增加医疗资源供给,这是减少医患纠纷的根本之策。201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983528个,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701.5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达1069.4万人。201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7.0亿人次,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3人次和住院2.6床日,其中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7.6人次和住院2.6床日(数据来自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2015年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医院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有限的投入如何优化使用,二是如何引入社会资本。比如医院不仅仅是通过医疗增加收入,还可以与社会的相关保险保障慈善机构基金会,甚至国际上的一些公益组织联系联合,把这些资源疏导进来。
  
  (二)改革创新医疗体制
  
  在医患关系问题上,既不能怪医生,也不能怪患者,这是体制的无奈,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体制的改革。医改是不是仅仅就是简单地投钱呢?在2014年世界各国医疗卫生投入排行榜中名列第144位的新加坡,这个花了很少的钱却取得了巨大医疗卫生成就的国家,有很多做法值得我们深思。由于国内的医改未曾动及体制,所以即便是近年来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却不知道钱都去哪里了,百姓、医护感受到的改革效果也并不明显。可见加大卫生投入和改革医疗卫生体制两手都要抓。
  
  在现有的社区体制服务网上,仿效英国美国等国家建立全科医生守门人制度,病人初诊找家庭医生,疑难杂症再找专科医院,从而缓解大医院的重压,缓解医患矛盾。尽快破除目前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机制,这样医生靠自己的技术得到合理酬劳,患者也不必担心挨宰。国家在宏观政策方面还是需要制定好的政策,做好基本医疗,构建特需医疗、高端医疗、分级诊疗体系。
  
  (三)拯救和重建社会信任
  
  中国社会整体性的信任危机同样是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更是各种社会问题频发的直接诱因,拯救和重建社会信任显得尤为迫切。医患之间本应该是相互信任的关系,特别是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因为医生是这方面的权威,到医院看病,就是寻求权威的建议,如果怀疑就成问题了。在现代性制度的大背景下,重建医疗信任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社会和国家的宏观层面上构建起一个以“正义原则”为基础的医疗卫生系统,由此消除信任屏障。二是在医生职业建设层面上,以互惠原则为基础,通过医生职业的自律和他律机制相结合,以此重建医生的职业理想和规范,在微观层面上建立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
  
  (四)媒体正面宣传、舆论引导
  
  今年11月的“纱布门”事件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人民日报针对“纱布门”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提出:“媒体别成医患冲突‘助燃剂'.”在医患纠纷中,媒体扮演着重要角色。舆论导向正确,能促进医患和谐;舆论导向错误,会加剧医患对立。当医患纠纷发生后,患方往往以弱者自居,希望借助媒体的力量,给医方施加压力,以达索赔之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记者更应坚持客观公正的第三方立场,小心求证,慎下结论,而不能先入为主,主观臆断。
  
  (五)依法严打非法“医闹”
  
  2015年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医闹入刑,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法》第290条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今年7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自7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专项行动,严打“医闹”.《方案》中特别明确,公安机关要选派优秀民警和辅警进驻医疗机构,加强对医疗机构的安全工作指导。公安机关对正在实施伤害医务人员行为的,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制止,必要时依法使用武器、警械。
  
  近年来,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中出于维稳目的,不管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或多或少都要求医院予以赔偿,由此给民众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只要到法院起诉医院,都会得到一些补偿。长此以往会削弱法律的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淡化民众的法律意识。建议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坚持公正、公平、客观的法律原则,应保证法律的权威性,保证行政及司法的公正可信,尤其是司法独立公正。
  
  (六)完善医疗保障制度
  
  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目前,我国推行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合的覆盖率很高,但是各地在报销比例上存在差异,尤其是新农合的报销比例还较低。政府应建立医疗救助基金,完善相关救助制度,帮助贫困疾病人员解决困难,切实减轻贫困群众就医方面的沉重负担。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建立社会医疗责任保险等。
  
  (七)积极寻求第三方调解
  
  第三方调解在化解医患纠纷中具有着专业性、中立性、程序简易性及亲民性等独特优势,打破医疗机构单方面的话语权,避免了医患矛盾激化升级,有利于调和医患关系。
  
  山东济宁市医患维权协会成立于2005年12月9日,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组织,有明确的章程来规定组织的业务范围、组织结构及活动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及中立性质,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进行医疗信息咨询、医疗技术责任评定及医患纠纷非诉讼调解。建立了以有利于调解为核心的内部机构和科学合理的工作规程。维权协会始终把专业化放在最突出的位置,由资深医学、法学、心理学专家及保险理赔人员等组成专业工作团队。
  
  (八)推进“互联网+医疗”
  
  互联网医疗,是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医疗服务。2016年被称为“互联网医院的爆发元年”.互联网医疗,在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成熟,近几年在国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主要包括社区医院、患者签约家庭医生、医院沟通为主的身边医生(APP),以挂号网、“360良医搜索”为代表的工具类网站;以“春雨掌上医生”“寻医问药”“有问必答”为代表的咨询类网站;以好大夫在线为代表的重大疾病分诊转诊类网站;以健康教育和信息为主的39健康网、以电子健康档案采集和应用为主120ehr网、以疾病风险评估为主的宜康网、以专业医师资讯为主的丁香园网站等(财新网:《互联网医疗夹缝求生》)。
  
  互联网医疗,代表了医疗行业新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中国医疗资源不平衡和人们日益增加的健康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卫生部积极引导和支持的医疗发展模式。
  
  三、结语
  
  医患关系的修复需要多方携手“对症下药”.管理部门树立医患信任关系管理“大思维”;主流媒体以桥梁化角色和客观、全面报道为己任;医疗机构维护自身权益和患者权益的平衡;意见活跃群体担当专业“领路人”在民间舆论场积极发声;公安部门及时公布权威信息,透露案件进展;卫生部门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我们相信,医患冲突的缓解、医疗暴力的铲除,有赖于医疗的价值、目的和社会责任的回归,并且最终有赖于一个法治、理性、诚信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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